空间重组中的社区“共治型”微治理转向研究
——基于小组工作的实务视角

秦 和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 安徽合肥 230601)

一、问题的提出

近10年来，我国大规模的城市化给城市空间带来巨大变迁，伴随着政府主导的城市规划对社会空间单元的安排，社区作为居民生活区域共同体则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空间嬗变。比如在“回迁社区”，许多村庄被“连根拔起”，从“散居”到“集居”，从“农民”到“市民”，这不仅意味着居住空间与身份地位的双重变化，还意味着传统公共空间消亡、社会空间的重组。截至2018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 7.88 亿，社区居民网络行为与网络生活异常活跃。[1]网络技术发展引起的时空压缩为居民带来诸多便利，但也使居民生活被网络空间裹挟。空间镌刻着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多向作用、多种品格，映照了人生活的全部。[2]面对空间嬗变，绝大多数社区居民因社会过程适应迟缓和适应时间不足，在生活方式、心理预期、社会交往等方面，仍然保留着原有空间的行为特征，与现代化的都市生活存在冲突和矛盾。因此，社区治理迫切需要更加精细化，以此来回应居民对于空间嬗变适应不良产生的诸多需求。社区微治理作为社区治理精细化的内在要求，如今在基层实践中广泛推行。所谓的社区微治理是指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创造性开发社区精英领袖潜力，促进居民社团化，社团公益化、自治化，进而促进居民自我采取具体可行、细致有效的方式，带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3]

在空间重组突出的城郊回迁社区，尽管社区微治理为社区居民提供了参与社区公共生活的平台和机制，也激发了一批社区精英成立社区自组织进行自我服务和社区服务，但已有的居民自治内容单一、自组织能力不足、绝大多数居民仍然无法自发进行社区参与，社区微治理面临诸多挑战。因此，本文从创新社区微治理模式出发，借助空间理论，分析空间急剧嬗变的K社区微治理困境，并基于小组工作实务视角，以助推社区“共治型”微治理为研究旨归，探究有效的小组工作介入路径。

二、空间重组中的社区微治理困境

空间概念是社区研究的重要视角。[4]在空间视角下，列斐伏尔基于对城市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提出了城市权力概念。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列斐伏尔认为政府和市场的力量渗透到了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城市的使用价值日益被其交换价值所遮蔽，城市居民的生活和消费则被政府创设的科层社会所控制。由此，他提出必须保护居民的城市权利。[5]社区微治理同样强调居民自治权的回归，主张利用居民自身力量来解决那些行政性因素无法精准介入的居民私人领域中个性化、复杂化的问题。由于居民在社区规划建设与管理中长期处于被动，社区微治理的实际推进仍存在对政府单一型治理的路径依赖，与社区微治理所倡导的“居民自治、充权”理念存在抵牾，造成了诸多微治理困境。本研究以H市K社区为田野调查点，K社区为典型的城郊回迁安置社区，其居民主要为当地农民。面对城市化引起的空间嬗变，居民自下而上的空间使用需求与政府自上而下的空间建设逻辑无法实现较好的融合与妥协。通过对实地调查资料的分析，探究空间重组中的K社区在政府单一型治理惯性影响下的微治理困境。

(一) 物质空间重组中的“公共空间危机”

物质空间即列斐伏尔所说的“空间实践”的基础，是被感知的空间。[6]物质空间是自然空间的社会化，它既有原本的自然属性，又具有人化的社会属性。[7]就城市居民生活的社区空间而言，居民的居住空间、公共空间都可作为物质空间。经过调查了解，K社区因居民对物质空间重组的不适应引发了突出的“公共空间危机”，问题涉及到公共空间的供给、风险防控、使用维护等多个方面。随着家庭生产方式的变化，K社区回迁居民对于公共空间的需求也从单一的生活性需求延伸到参与性、娱乐性、交往性等需求，但尚未建立起满足居民多元化需求的公共空间配套服务体系。在公共空间风险防控方面，部分居民仍然存在着高空抛物、机动车堵塞门栋等不良的都市社区生活方式，给公共空间造成了较大风险。K社区居民对于公共空间建设规划与维护的参与度不足，致使公共空间乱堆放、空间侵占等“小问题”屡禁不止。如何以有效的方式治理这些“小问题”，便是社区微治理要面临的现实拷问。

(二) 社会空间嬗变中的社会治理矛盾

社会空间乃是列斐伏尔所说的社会关系的载体，不仅承载着个体日常交往活动，更决定着个体的社会资本存量。[8]K社区作为典型的回迁社区是一种半熟人社区，但居民在空间重组中仍面临着社会资本流失等风险。由于空间重组增强了社区生活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社区居民时常通过钢筋混凝土墙壁与外界隔离，并通过防盗窗与外面世界相望，邻里交往的契机少、主动性低，致使大量居民主动或被动流失“邻里”。由于利益关系相对紧密的邻里关系趋于陌生化，K社区居民日渐从社区公共生活退场，更有意识地逃避交往行动，转而日益关注私人生活领域。没有交往行动的社区生活，就没有社区社会资本孕育的土壤。伴随着现代电子媒体的广泛普及，K社区居民日益处在吉登斯所言的“脱域”状态，不断从社区这一“地域化情境中”跳脱，并跨越广阔的时空距离去重组社会关系，[9]而在实际场景中的交往行动少有发生，居民原有村庄生活习得的自发性合作行为逐渐减少，社区化社会资本逐步流失。

(三) 文化心理空间巨变中的认同困境

文化心理空间作为一种抽象空间，包含着人们的身份认同、情感体验，丰富着人们的精神世界。[8]K社区部分回迁居民尽管在身份上成为了城市居民，但在个人认同方面仍然以农村生活的模式和状态定位自身。很多回迁居民尤其那些工作不稳定的人群往往选择贩菜等涉农工作，时不时强化自己的农民身份。在社区认同方面，相较于居民原先因经济生产、亲缘关系等因素对村庄有着较强的依附性，城市社区行政化色彩浓厚，偏重对居民的管理控制，致使回迁居民在心理上存在对社区管理部门及基层政府的关系排斥，对社区集体的认同不足。加之，房屋质量问题频发且波及居民人数广，相较于高档小区，K社区居民在心理上相对剥夺感明显。居民这种心理和物质上的困扰容易演化出不满的情绪，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容易出现“大闹社居委”等治安事件，为社区微治理带来困扰。

(四) 网络空间崛起中的治理不足

以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科学技术革命催生了一种不同于物理空间与精神空间的网络空间，而在当前大量社会矛盾与网络行为紧密交织的时期，网络空间的治理对于降低社会不和谐因素与激发社会活力具有重要作用。[10]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K社区居民能够便捷的脱离社区实体空间进入网络空间。他们不仅在其中展开缺场交往、传递经验，而且结成了各种能够表达认同及开展社区行动的网络社群，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区自治力量。调查得知，K社区管理者在网络空间的综合治理层面，仍然存在防御型治理惯性思维，侧重于社会综治隐患的发现与调处，难以对网络中细小而弥散度高的事务以及居民多样化、个性化公共服务需求进行供给。例如，K社区管理者强调对网络社群的舆情监测，但没有充分重视网络社群的民主协商诉求。

三、群体对空间的塑造：小组工作介入社区微治理的可行性

小组工作作为社会工作的三大专业方法之一，是一种以“助人自助”为价值追求的赋权增能技术，它由社会工作者策划与指导，通过小组活动过程及组员之间的互动和经验分享，帮助组员改善其社会功能，促进其转变和成长，以达到预防或者解决社会问题的目标。[11]在社区微治理中运用小组工作方法挖掘和整合社区群体性共识与资源，能够促进需求群体的自我分析与主动表达，从而促进居民的社区参与和居民群体的生成，塑造居民多重空间面向的社区生活特质，回应K社区微治理困境。小组工作介入社区微治理的可行性如下：

(一) 促进居民的社区适应

“镜中我”理论作为小组工作代表性理论，强调小组作为一个社会缩影，每一个小组成员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小组及小组其他成员。小组犹如一面镜子，组员可以通过这面镜子发现真实的自我，从而加深自我了解。针对K社区居民在公共空间使用方面存在的毁坏电梯设施、破坏单元门等不良生活行为，社会工作者能够通过动员居民参与社区以合理化使用公共空间为目的的教育性小组活动，促进相关居民在小组活动的互动中互相包容和理解，从而促进居民不良行为方式的正向改变，降低居民在公共空间使用上的冲突和风险。

(二)力促社区自治群体的生成

邻里互助网络在居民社区生活中扮演着重要作用，是现代社区互助体系的重要基础。K社区居住空间重组带来的邻里重构，为社区居民社区关系网络的培养带来了挑战，融洽的邻里关系有助于居民培养互信与支持的社会资本。霍曼斯的小群体理论主张群体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发生群体的活动、互动、情感，而上述三个要素在小群体中的相互关联、相互转化构成了群体的内部结构。[12]小组工作能够通过开展邻里小组活动，促进居民基于交往的便捷性、利益的相关性、参与成本低等优势，参与楼栋、院落居民自治。随着小组活动、互动、情感的相互转化且与小组所处的楼栋、院落环境相适应，自治群体便可逐步生成，楼栋邻里间互助氛围更日益浓厚。

(三)推动多元主体协同解决社区问题

社区微治理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影响力量和变量，小组工作在场域理论的影响下，强调小组成员“此时此地”的相互关系，通过小组活动建立团结、合作的组员关系，共同发现问题的原因，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促进组员成长。小组工作的社会目标实务模式便聚焦于社区的需求和问题，吸引和选择合适的社区成员参加小组活动，并共同探索问题解决方案。对于K社区微治理中存在公共空间供给不足、空间侵占等问题，不能仅靠居民自治一方力量来解决，还需要政府、社居委、市场组织、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协商处理。社会工作者能够组建由多个利益相关方构成的任务性小组，以解决社区公共空间供给不足为小组目标，引导小组成员准确认识社区公共空间供给中存在的问题，并达成一致的解决上述问题的共识及行动方案。

四、小组工作介入社区“共治型”微治理的实践路径

从空间视角来看，社区微治理困境的存在，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居民自身的认知和意识不足，还要考虑在权力和资本主导的城市社区空间规划中，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存在的力量博弈关系，以及居民在空间重组中的被动性与相对剥夺性。有学者研究表明，空间视角下类似K社区的回迁社区治理困境的缓解既要重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及资源的作用，也要关注社区居民的自治能力与社区优势资源，同时要挖掘社工机构等基层社会组织的力量，发挥市场组织的有益补充作用。[13]因此，对于强调居民自治的社区微治理应逐渐向社区“共治型”微治理转型升级。所谓社区“共治型”微治理，是指立足于社区微型治理单元(如楼栋、院落)，借助信息技术等媒介，以公众需求为导向，整合多元主体资源，推进居民自治组织与市场组织、社会组织、政府等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社区微型治理单元。研究者认为，K社区“共治型”微治理的具体实施可以充分发挥小组工作作为一种赋权增能技术在“居民自治”“多元群体协作”等方面的作用，探索有效的实务路径。

(一)主体自觉：“线上+线下”暖心服务，增强居民社区认同

社区认同是发挥居民社区治理主体性作用的前提，更是社区“共治型”微治理发展的内生动力。在地域性共同体中，居民的社区认同不仅有经济利益的考虑，更包含了情感和文化认同。[14]因此，社区“共治型”微治理应根据微型治理单元中居民在物质空间及网络空间中存在的经济、情感等需要，为其提供精细化、智能化的暖心服务，优先增强居民的社区认同。在线下，社会工作者可以发掘K社区的“半熟人社会”性质以及居民同质性较强等优势，利用“睦邻生活馆”等社区熟人地带，整合社区内外相关福利资源，为微型治理单元中具有共同需求的居民开展美食、育儿等兴趣小组，从而建立起居民间的关联和信任，促进居民社区情感的培养；在线上，社会工作者可以根据职业群体缺少社区参与平台及利益相关性强的社区活动等需求，充分应用微信群、手机 APP等开放式、交互型虚拟对话平台，通过精准推送线下的小组活动招募信息和开展线上的小组辅导服务，引导和激励职业群体主动、守法、文明参与线上或线下的社区互动。

(二)示范引领：挖掘和培养多元社区精英

通过参与兴趣小组或线上社区协商等活动，部分居民的社区认同得到明显增强。但是，居民社区认同的保持及居民自治潜能的挖掘，还需要社区精英的示范引领。社区精英是指在权力、财富、声望、文化、社会资源等方面具有优势，并且对社区治理富有意愿与热情的社区管理者及居民，可分为党政精英、经济精英、社团精英、专业精英等四种。[15]由于微治理平台和激励机制的不完善，K社区目前仅活跃着少量的社团精英和党政精英，其他社区精英的作用则被局限或忽视。为促进K社区“共治型”微治理的发展，社会工作者应在暖心服务中，寻找具有专业才能且社区认同度高的社区精英，并通过集中开展小组活动，促进他们共同探讨解决社区微型治理单元存在的问题，挖掘自身的自治潜能及资源，设计具有可行性的自治项目方案，开展微自治行动，动员更多居民参与社区自治。

(三)组织赋权：培育社区微自治组织

尽管K社区管理者通过“网格化”和“智慧社区建设”使社区治理重心下沉至楼栋等社区微型治理单元。但是，大量的个性强、差异大、内容杂的社区事务的长期存在及私人矛盾问题的频发，单纯依靠政府及公共机构难以有效应对。这就需要政府向社会组织进行赋权，以培育居民微自治组织为基础，动员居民依靠自身力量，在小集团自治框架中协调利益诉求、化解冲突。研究者认为，K社区可以依托已有的社区精英自治力量，坚持“纵向培育与横向支撑相结合”的工作路径，开展微自治组织培育工作。在纵向培育层面，社会工作者应立足楼栋、院落等微型治理单元，以居民利益关切点为突破口，凭借已有的精英自治氛围，借助小组工作系统性的互动合作机制，提升原子化居民的组织化程度，培育互助性的邻里微自治组织；在横向支撑层面，社会工作者应充分发挥小组工作的增能作用，增强业委会、居委会、社会组织联合会等居民组织的自治能力，促进上述多元主体下沉到微型治理单元各司其职，为居民微自治组织提供良好的组织支撑。

(四)社会倡导：鼓励多元主体协同共治

基于“线上+线下”暖心服务、社区精英示范引领、微自治组织行动等环节的践行，在某种意义上已形成社区微治理的“集体行动”。即便如此，要实现K社区“共治型”微治理，单纯依靠社区居民力量或政府力量是不够的，特别是面对社区基础设施的规划与布局、环境综合整治、网络空间民主协商机制建构等复杂问题，还需要借助其他多元主体的力量才能应对。因此，为实现K 社区“共治型”微治理，还需要以小组工作为动力支持，促进政府、社居委、物业、引进的社会组织、居民自治组织等多元主体协商解决微事务。比如，社会工作者可以运用小组工作拓展多元主体微治理议事形式，依托社区微型治理单元熟人地带，以小组活动的形式，运用小组工作社会目标模式这一实务介入策略，定期开展院落、网格、楼栋等微型治理单元共治议事会，共同探讨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