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书店的出版方针、经营理念与创新

卓 然

（人民出版社 北京 100706）

开明书店1926年8月1日成立时，是员工不足10 人的小出版社，但仅仅经过不到10年的发展，便跻身于国内六大出版社之列。[1]开明书店能够这样迅速发展壮大，显然是多种有利因素共同推进的结果。其中，目标明确、重点突出的出版方针，“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经营理念和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发挥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一、目标明确的出版方针

目标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做任何事情，只有目标明确，才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凝心聚力，围绕目标去狠抓落实，逐步推进目标的实现。开明书店创办后，在充分研究当时国内出版行业状况、市场需求和自身条件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确立了切实可行、目标明确的出版方针，即“以青少年学生读物为出版重点”。[2]由开明书店第二任总编辑夏丏尊于1928年明确提出的这一出版方针，既切合当时开明书店的实际状况又具有远见卓识。

首先，开明书店有这方面的人才优势。从开明书店的创办人章锡琛到多数编辑，都有在中小学工作过的经历，对中小学生需要什么样的读物比较熟悉。“这些人出入活跃于教育、出版两界，既能写，又能编，对于贯彻开明书店‘以青少年学生读物为出版重点’的方针俨然如虎添翼。”[3]

第二，青少年学生读物的市场需求量大。“统计数据表明，到1930年，全国中等学校学生数为515000 人左右”[4]，若加上全国小学生数，中小学生总数在百万以上。在20世纪30年代的旧中国，面向其他任何行业的出版物，都难以拥有这么多读者。

第三，便于尽快回笼资金，增强书店经济实力。开明书店创办之初，资本“不过四五千元”[5]，如若策划的出版物门类过多，显然缺少资金支撑。出版青少年学生读物，成本相对低廉，而且发行周期短，资金可以及时回笼和周转。

第四，有利于加强对青少年一代的教育，帮助他们提高思想文化素养。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章锡琛、夏丏尊、叶圣陶等人，都是具有反帝反封建思想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们期盼中华民族尽快改变积贫积弱状况，振兴强大。他们深受当时“教育救国”思潮的影响，认为书店可以通过出版大量的青少年学生读物，配合学校加强对青少年学生的教育，从而促进“教育救国”愿望的早日实现。叶圣陶曾明确说：“我们的工作是教育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教师们的工作。”[6]“我们这些人在意趣上互相理解，在感情上彼此融洽，大家愿意认认真真做点事，不求名，不图利，却不敢忽略对于社会的贡献。”[7]夏丏尊在与一位友人谈到《中学生》杂志是否盈利问题时说：“《中学生》印刷纸张成本要一角三分，外加发行邮费，刚刚相等于定价一角五分，编辑费和稿费完全要亏本，每年需一万元。所以，中学生多订一份，书店方面便多亏损一份杂志的本钱。”[8]叶圣陶所表达的心声和亏本办《中学生》杂志的举措，充分体现了开明书店几位领军人物不图名利，甘愿为社会做贡献的强烈责任感和寄国家希望于青少年一代的爱国情怀。这可以说是开明书店确立“以青少年学生读物为出版重点”这一出版方针最深层次的原因。

正是因为开明书店的几位决策人怀有为青少年学生服务，为社会做贡献的远大志向，才能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地围绕既定的出版方针，带领书店全体员工齐心协力，克服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令当时国内出版界人士赞叹的业绩，并获得了“开明书店教育了整整一代青年”[9]的美誉。

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经营理念

叶圣陶在回顾开明书店的经营与读者的关系时曾说过：“我们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就是出书出刊物，一定要考虑有益于读者；有所不为，明知对读者没有好处，甚至有害的东西，我们一定不出。这样做，现在叫作考虑社会效益。我们绝不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不顾社会效益，我们绝不辜负读者。”[10]一切为读者着想、对读者负责、有益于读者的事就为，不利于读者的事坚决不为，这就是开明书店秉持的经营理念和准则。

遵循着这一理念，开明书店在书刊内容、编校、印刷、发行等各个环节都严格把关，以有益于读者为本，“所有的人都为了读者而努力”[11]。

在书刊内容上，从选题、征稿到审定，开明书店都以是否对读者有益为首要标准，根据不同的读者对象提出针对性的要求。例如，《中学生》杂志在向作者约稿时，“再三说明这个刊物的主要对象是中学生”，要求作者写文章时“注意到一般中学生的水平和实际需要”。[12]办《中学生》杂志的使命是“替中学生诸君弥补学校的不足；供给多方面的趣味与知识；指导前途；解答疑问；且作便利的发表机会”[13]，为此，《中学生》杂志所开办的栏目均围绕这几个方面设置，对稿件也严格审改，凡思想内容不健康或超出上述规定范围，不适宜中学生阅读、学习的文章一律不予刊登。正是由于《中学生》杂志想中学生之所想，刊登的文章文质兼备、浅显易懂、生动有趣，切合中学生的阅读需求，因此创刊“不到一年，总份数就达到两三万以上”，“被社会公认为青年的良师益友”。[14]开明书店编辑的其他书刊也是这样，以是否有益于读者为首要发排标准。著名作家丁玲曾评价说：“开明书店一直是一个严肃的书店，负责编辑的先生们是有思想的，对读者是负责任的。他们不趋时、不务利，只是要为祖国的文化事业贡献力量。”[15]

在编校上，开明书店本着对作者和读者高度负责的精神，一方面非常尊重作者的创作，轻易不改动原稿的内容，另一方面对原稿中的字句、标点、错漏之处认真推敲修改，确保表述准确，语句通畅，没有错别字，标点符号使用正确，以有利于书刊出版发行后读者的阅读、学习或运用。例如，开明书店出版《辞通》之前，由宋云彬负责审校，历时三年多时间，认真程度可见一斑。《辞通》出版后，“士林交誉”，认为是“中国出版界的一件大事”。[16]

在印刷方面，开明书店的创始人章锡琛“对于书商粗制滥造、唯利是图的作风深恶痛绝，因此从《新女性》创刊，先生在书刊编印上就力求提高质量，举凡编审、校对、印刷、装订，以至纸张选用，封面装帧等，都十分考究。特别是要求书刊中尽量做到消灭错字，有的书已经印好，因发现了一个错字，也要返工重印”[17]。这样的严格要求，后来成为开明书店员工自觉遵守的操作规范。在开明书店运营的27年间，“共出版包括教科书在内的1500 余种图书，均以高质量著称，‘几乎找不到一本不够格的书来’”[18]。

在书刊价格和售后服务上，开明书店也尽量为读者着想。例如，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的定价，只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同类史籍《百衲本二十四史》价格的四分之一，“属于贫苦的青年读者也能买得起的图书”[19]。《开明活页文选》“每页售价为一厘，每百页只是银元二角，比普通书价便宜”[20]。在售后服务上，开明书店连一些很细微的事情也非常注意为读者提供方便。“一位同学的活页文选本缺少了一页，将原书寄到上海开明书店，要求补上一页。为时不久，开明不仅补上了一页，并重新装订了一本更美观的寄来。同时，还给这位同学一封信，表示歉意，并希望他以后多提意见，以便改进工作。”[21]在开明书店的发展史上，“有所为，有所不为”“为读者着想”“有益于读者”的理念不但内化为书店员工努力为读者服务的行动准则和自觉行动，同时也深刻地感染着读者，成为许多读者念念不忘的美好回忆和由衷赞叹。语言学家、编辑出版家陈原说：“我从心里感谢这家书店和他的从业员工们。”[22]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满怀深情地说：“提起开明书店，我就感到亲切，好比提起了外婆家！ ”。[23]

三、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24]在开明书店的发展过程中，章锡琛、夏丏尊、叶圣陶等人带领员工，紧紧围绕着如何提高出版物的质量、声誉，扩大市场，吸引读者等关键问题，认真谋划，勇于探索，取得了多项创新成果。

（一）书刊内容上的创新

以林语堂编写的《开明英文读本》为例，在内容编排上，一改当时国内其他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英文教材语法知识与选文阅读分别编排、分开教学的方式，“很好地将语法学习融入课文之中，使得《开明英文读本》实现了语法学习和英文读物的有机结合”[25]。“内容和体裁都十分丰富，书信、对话、剧本、儿歌、民间故事等应有尽有”，而且“全无‘中式英语’痕迹，读来让人感觉妙趣横生，兴致盎然”。[26]为了增强教材内容的直观性、生动性和趣味性，开明书店聘请著名画家丰子恺为该读本绘制插图。“以漫画融入英语教材，在当时也属首创”，“平添师生学习兴趣，的确为这本教材增色不少”。[27]《开明英文读本》出版发行后，深受学校师生欢迎，全国许多中学纷纷使用，发行量很快便超过了当时商务印书馆编写的《模范英文读本》，而且一直畅销了20 多年，对于当时国内的中学英语教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再以被当时出版界称为“章老板的杰作”[28]的开明书店出版发行的《二十五史》为例，该书在内容、版本体例、影印方式等方面均有创新，特别是改变了其他出版社出版史籍后缺少相应辅助读物的状况，相继推出了《二十五史人物索引》和《二十五史补编》，与《二十五史》形成系列产品，给读者阅读《二十五史》带来极大便利。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评价说：此书之编著为“无量之功德，所当为史林永颂者矣”[29]。

（二）书刊标点符号、装订形式等方面的创新

为了使出版的书刊更加美观、实用和耐用，开明书店在书刊的开本、封面设计、标点符号、纸张运用、装订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创新。“浇铸并采用了对开、四开标点，使版面更加美观；首先要求纸商试制米色道林纸，后来成为常用的纸张；要求制造大尺寸报纸，创印大32 开本，来代替印订困难的25 开本书籍；试用铅板镀锌和锌板镀铜新工艺，设计硬纸面布脊平装，软布面精装等等装帧形式，并首先用缝纫机装订薄本书刊来替代容易生锈的铁钉装订等等”。[30]章锡琛创制的对开、四开标点，被后人称为“开明标点”。与此同时，开明书店还改进了排版中引号、括号等标点符号的排版格式。“这些格式，现在的出版业仍在遵循。”[31]

特别令人称道的是章锡琛等人根据不同学校、不同年级教学的实际需要，设计出版了“单篇文章独立成页，事先不进行统一装订，待每个学校的教师任意选购组装成册后再行装订”的《开明活页文选》，出版发行后深受学校欢迎，“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时期，已有两千篇选文，成为大中学校普遍采用的国文教材了”[32]。《开明活页文选》的成功推出，被誉为“章锡琛先生的一个创举”[33]，是开明书店的一大创新成果和为中小学教学服务的一大贡献。时至今日，活页文选的形式仍被不少中小学、大学和出版社所采用。

（三）宣传推广方面的创新

新书出版后，及时进行宣传推广，以便于让社会各界人士知晓，争取扩大发行量，是出版社必做的工作之一。20世纪二三十代的中国出版界，宣传推广新书的主要形式是印发单页的书目广告，在报刊上刊登广告或设立路牌广告等，但由于这些形式比较单调且长时间没有改变，致使人们熟视无睹，不感兴趣。开明书店在这方面也进行了改进、创新。一是印发“读者调查表”。既宣传新书，也征求读者对新书的评价与建议，以便于再版时修订，同时也作为编辑、印刷其他新书的参考。二是出版宣传月刊《开明》。《开明》在内容上，只用约 1／3 的版面刊登开明版图书广告，而2／3 的版面，则是刊登相关学术论文、书评、出版常识、国内外出版动态、读者意见等，信息量大，针对性强，深受读者欢迎，广告效果也明显增强。资深书刊发行工作者毕青曾评价说：“看过去的开明书店怎样编这种业务性刊物的。现在的出版社不出这类业务性宣传刊物，有，也是千篇一律，一张单页的书目广告，看了使人生厌。”[34]这段话委婉地表达了对因循守旧的宣传方式的批评和对开明书店创新宣传方式的赞许。

在书刊发行推广模式上，开明书店也积极尝试创新。一方面在成都、广州等16 个城市开设了分店，直接销售书刊；另一方面创造性地推出“特约经销”这一模式，即在一些暂不具备开设分店的城市，“与当地某一家书店商定，由该书店经销开明书店的书刊，在书店内悬挂‘开明书店特约经销店’的牌子。开明书店在书刊的进价上给予该书店一定的优惠折扣”[35]。通过这种模式，开明书店在更大的范围内销售书刊，扩大了发行量。

四、结语

90年前，开明书店由于确立了正确的出版方针和经营理念，不断探索创新，引领书店各项工作顺利开展，事业规模和社会影响不断扩大，既赢得了市场，也赢得了读者。90年后的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了新时代，人们对各种报刊、图书已有了新的、更高的阅读要求。在这种新形势下，出版界只有与时俱进，确立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出版方针和经营理念，深化改革，勇于创新，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发展壮大，向社会提供更多的、高质量的优秀读物，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