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秦汉史暨石家庄区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9-02-21 06:50王致远
石家庄学院学报 2019年2期
关键词:石家庄区域文化

王致远,赵 瑜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2018年11月30日-12月3日,中国秦汉史暨石家庄区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石家庄市召开。来自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以及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区域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历史时期石家庄区域史相关研究,历史时期石家庄区域考古相关研究,秦汉史、简牍学、图像史学相关研究,与石家庄相关其他问题研究五个论题展开研讨。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76篇,现综述如下:

一、区域文化研究

在区域理论及区域史研究方面,卜宪群以“六后国”为例,介绍了区域政治文化与秦汉之际的国家治理,强调其抑制措施将独立的社会势力转化为对大一统政治文化的认同者,标志是官僚化,认为这种区域文化认同向大一统文化认同的转变是历史的内在逻辑。彭卫从汉代风俗集中体现的五个方面入手,论述了区域文化与国家治理的内在联系,认为区域文化包含人们在精神支配下的创造,与社会发展进步密切相关,对多民族统一国家具有积极作用。李振宏针对区域文化现状,提出了区域文化研究需要理性思考,以此构造内在的逻辑,强调区域文化包含文化的整体和文化的个性,并对区域文化研究提出相关建议。张功、吕红梅从地方志、地方史和区域史的基本特征论证其联系与区别。王玉亮针对方志、族谱进行区域史研究,认为这些文献适合研究小范围区域。尹在硕从东亚区域的视角,论述了汉字与以简牍为媒介的东亚记录文化的传播及影响,突出其地缘政治影响力,提出这种东亚记录文化是东亚文化圈形成的前提条件。

在石家庄区域文化研究方面,梁勇从园林发祥的角度描述了先秦河北园林,认为河北商代池囿是中国最古老园囿。张海通过分析青铜器铭文及相关史料,论述了太行井陉东麓石家庄区域的政治地理格局。吕苏生详细讨论了秦代石家庄市域诸市县的郡县归属,辨析校正了《河北省政区沿革志》等书的误解。吴小强重新分析了赵佗对岭南的影响,认为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多领域都得益于赵佗的管理。王子龙重新解读了赵佗的自备待变战略,并给予正面评价,认为赵佗的自备待变战略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促进了民族融合。王素军全面评价了李躬,称其为石家庄区域开创私塾教育第一人,认为他的活动促使封龙山成为国家文化名山。袁丙澍以鹿泉“土门崔”为例,介绍了唐代中后期河北豪族的个案,并承认他们对中国政治格局的影响。王慧杰考察了金代真定府儒学的发展状况,提出真定府儒学与当地经济恢复、民族融合、文化教育发展密切相关。宋燕鹏研究了苍岩山文化的具体特征,指出苍岩山独特的文化地位。赵无双、赵辰以个人收藏品为切入点,对清代及民国石家庄区域出版史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并揭开石家庄文化教育史初步面貌。

在石家庄区域考古方面,韩立森重点介绍了北新城汉墓的发掘与墓葬特征,认为墓葬反映了西汉经过休养生息后,帝国财力增强,地方势力膨胀和中央集权相对削弱的局面。贾丽英分析了小安舍石村出土的石人,确定其为汉文帝或稍后时期的赵佗先人墓石雕像,认为其艺术风格受亚欧草原文化影响,并论证中山之胡推动草原文化传播。冯金忠从平山县文庙所藏介绍了唐城德镇文物的新发现,认为大规模开凿石窟始于李宝臣,但不排除源于王缙之建言。赵生泉从文献与书法两个方面对正定新出金代塔铭进行考评。付金财以石家庄寺院碑记为线索,论述了明朝士大夫既认可佛教的教化作用,也批评了佛教无益于提高民众生活水平,而且认为佛教的六道轮回和因果报应之说有荒诞的成分。刘秋根从正定山西会馆分析明清山西商人与河北正定商业,通过经营活动内容论证河北正定是明清时期华北地区重要的商业中心。

在战国中山国研究方面,行唐故郡考古队队长张春长通过大量的实地拍摄图片介绍了故郡考古的发掘情况,认为这些战国早期墓葬是研究中山国历史的珍贵资料。曹迎春提出了有关炉边骨料、铁杖、陶窑、仿铸等问题,认为中山国的货币存在官方仿铸现象。何艳杰从墓群、葬俗特征、因素及来源介绍了战国行唐故郡墓葬,认为这些墓葬见证了战国时期华夏和戎狄的融合,并指出故郡的族属应为白狄。雷鹄宇从子姓说、姬姓说等方面对中山国族姓进行辨疑,认为白狄姬姓说最符合事实。苏银梅从中山国墓葬中出土的“山”字形铜翣作出考证,认为铜翣不仅是王权地位的象征,还包含神秘文化。柴婷婷从考古发现、文化影响力、民族融合特色、遗址的保护与开发等角度全面介绍了中山国,认为史学界应加强对中山国的重视。王律从《中山国古诗文》讲述了中山文脉及源头,并介绍了中山国的诗人、派别、诗歌成就以及文化内涵。杨博梳理了中山国的研究材料、方法与现状,重点讨论了鲜虞中山国史的研究面向。

二、简牍学、图像史学研究

在简牍研究方面,蔡万进不同意“简牍报告的考古学特征缺失”的说法,认为简牍报告的公布有考古发掘报告和简帛文献专题报告两种形式。文本释读上,张俊民认为居延新简ESC:72中的“智坐”应该释作“赞士”,为新莽时期的爵位名称,提出二十等爵之七级“公大夫”可能在王莽时期被改为“赞士”。韩华根据西北汉简“牛”的资料,具体分析了官牛、畜牛、车父与车长、车一辆牛二、牛病和治牛官五个问题。朱德贵根据岳麓秦简中《金布律》所见“质”的问题进行讨论,分析了秦汉时期法律对相关活动的具体规定。法制研究上,小林文治根据里耶秦简“徒簿”中的内容,确认目前“徒簿”包括司空、仓、库、少内、乡、畜官、田、发弩、亭、当徭等,其中不仅记录刑徒劳动,也记录黔首的劳动。宁江英以《二年律令》为线索,探究了汉初官私奴婢家庭的成员构成问题。苑苑以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法令、制书为线索研究了新地吏问题,提出新地吏来源于任命、选拔、借调、因病免者及犯罪官吏,本质上是“迁”刑的一种形式,其责任与约束比秦地吏更严重,更容易构成二次犯罪。

在军事研究方面,杨蒙生以清华简《系年》为中心对三晋伐齐所见魏氏将领及相关问题作出补正和考辨。刘钊总结了出土《六韬》文献的相关研究。

在社会史研究上,阎盛国从出土简牍评述了中国古代城市问题,认为古代都城和普通城市有很大差别,同时,边疆城市也拥有自身的特点,应该用多重视角和不同的材料,辅之以“二重证据法”进行全面研究。文霞以走马楼吴简为中心,分析了东吴时期老年人年龄的界定并非以年龄作为唯一依据,并且提出对个体的管理以及个人赋役都主要通过家庭实现。

在历史地理研究方面,黎明钊从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水经注》、马王堆地图对商贸活动作出分析,侧重点为水道与陆路交通线,提出湘水水系及陆路网络共同构成了荆州交通系统。孙晓丹从居延所出名籍简论述了西汉魏郡政区的变迁,强调其内部政治不稳定和郡县政区的无常性。

在画像石方面,宋艳萍认为海昏侯墓的“羽人”是对升仙与自由的追求,并提出刘贺的价值取向与昌邑情节有关的看法。后晓荣以汉画像石料为线索分析了董永的早期形象。

三、秦汉史研究

在政治史研究方面,耿超从墓葬“第宅化”,随葬器物与饮食生活、车马与出行生活等方面分析汉代贵族日常生活与性别差异。张欣通过对《续汉书》和《旧汉注》对太尉掾史属条本注进行分析,研究了辟除制度的早期形态。曾磊根据《汉书》对刘贺的描写,对“乘七乘传诣长安邸”中的争议加以说明,并提出征召刘贺所下太后玺书意在限制刘贺势力。师彬彬分析了西汉丞相封侯的制度和影响,认为西汉丞相封侯制度社会功能的积极作用占主导地位。孙志敏分析了秦汉时期刑役减免的形式,如皇帝不定期颁布的赦令以及刑法典中减免刑罚的律文,并提出减免刑役对国家大局没有影响,甚至扩大了刑役的规模。董平均认为秦朝速亡是由军功爵制的破坏、权力中枢失序等多重内部因素造成,自身凝聚力骤失是其根本原因。李炳泉从《汉书》讨论了工官的隶属问题,认为“三工官”指汉廷分别设于蜀郡成都西县、河内郡怀县、广汉郡的“工官”,三者隶属于少府,其余大多隶属于大司农,两类工官的“官费”来源有别。阿部幸信根据《汉书》中的文字描述,考究了“将同时出、一举而决绝之矣”的相关内容。王文涛根据西汉帝诏引《诗》分析汉代经学与政治的联系,认为引经据典与统治者推崇儒学、“以经治国”有关,所引用的内容源于《诗经》。袁延胜全面分析了真定势力与光武帝的关系,认为郭皇后被废标志真定势力的衰落。张继海对光武郭皇后传进行点评,揭示其中的疑点,并提出制度比个人能力更可靠的观点。赵凯、吕顿将碑刻资料用于研究东汉宦官干政问题,认为碑刻可以弥补传世文献的不足。

在经济史研究方面,高荣根据富邑和都会,介绍了汉唐武威的城市发展。安忠义根据新出简牍,重新考究了十一农督尉在河西地区的分布问题,认为河西地区的敦煌酒泉张掖武威金城都有农督尉,敦煌地区的农督尉由边郡督尉兼任。王彦辉介绍了秦汉“更徭”的服役方式和役期问题。臧知非全面分析了户赋田税说,认为户赋是以授田制下“顷田”为基础,以“户”为征收单位的田税的组成部分。赵启杰根据战国秦汉时期的玻璃制品,讨论其多样化,认为汉代已超出玻璃的仿玉时代,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文化史研究方面,秦进才深入分析了韩婴与韩诗学派的兴起、发展与流传状况,强调了韩婴对后世的贡献以及韩诗学派在文化上的影响力。王健例举了汉文化生成模式,认为汉文化对于前期文化具有选择继承性,而不存在特定的文化发源地。地理历史方面,孙继民、张泽润研究了“冀州常山南行唐北界”摩崖石刻,根据其历代地理沿革、石刻文字确定其年代,并分析其价值。吴峻锡重点描述了汉代元封五年设十三州刺史部以后的文书行政系统变化,突出了文书行政系统制度中设置“州”的意义,认为文书行政体系与所有行政业务密切相关。

在社会史研究方面,李秀亮根据简帛文献,用全新视角看待秦国邻里关系,认为其中不仅只有冲突和矛盾,还包括协作、姻亲、商业关系,而且良好关系占主流。椎名一雄分析了秦汉时期庶人的国家动员,认为庶人被国家的动员方式与一般民不同,庶人的动员并不基于律令的规定,而是基于管理者的意志,应排除在徭役、兵役、官场之外。符奎从聚落遗址论述了汉代基层社会生产力、灵活性、建筑结构等内容,提出生产力技术能够稳定基层社会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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