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游斜川并序》作年及创作心态

杨 柳

（北京联合大学 师范学院，北京 100011）

陶渊明《游斜川并序》记录了陶渊明归隐田园之后，于某年的新春佳景之中，与二三邻曲，闲游斜川，骋目以散怀，赋诗以兴情。关于这一诗一序，尚有不少疑义，如：斜川究竟何所在？该诗并序作于何时？创作主旨为何？这些问题至今意见纷纭，未有定论。

《游斜川并序》中涉及作年的关键字词存在异文，序文中“辛酉正月五日”，究竟是“辛酉”还是“辛丑”？诗中“开岁倏五十”，是“五十”，还是“五日”？各版本意见不一。对该诗作年的判断直接影响到对陶渊明享年的判定，故此，对该问题做些辨析，仍然有着重要意义。

一

在较早的四种宋本陶集①汲古阁藏《陶渊明集》十卷，绍兴本《陶渊明集》十卷，曾集所编《陶渊明文集》二册不分卷，汤汉《陶靖节先生诗注》四卷。中，《游斜川并序》，除汤汉注本于序文作“辛丑”而于诗作“五日”以外，其余三种版本的正文（包括序文和诗）均作“辛丑岁正月五日”和“开岁倏五十”，而汲古阁藏本和曾集本都有“一作酉”和“一作日”的校记，绍兴本则径作“辛丑”“五十”，没有异文。不少研究者据此认为，这说明几种较早的宋刻本陶集都倾向于作“辛丑”“五日”。笔者认为，四种宋刻本中的三种都保留有异文，恰说明这三个版本对此都持疑义。

对此处异文的产生，袁行霈先生解释道：现存最初的几种刻本原来是“辛丑”年“五十”岁，后来有人发现与《宋书·陶潜传》所载陶渊明享年六十三岁的说法不符，于是渐渐依据《宋书》加以修改，于是出现了异文。开始还保留着原貌，只是用注出异文的方法使它不违背《宋书》。再往后就改动原文以迁就《宋书》，反过来将原文以异文的形式注出。最后索性连异文也不要了。[1]223-224古籍异文的产生，有多种复杂的原因。此种说法仅是推测，并无确凿依据。

袁行霈先生指出，《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云：“虽过靖节年，未失斜川游。”东坡时六十二岁诗称过靖节年，则其所见陶集必为“五十”，非“五日”。而苏过的《小斜川引》说：“今岁适在辛丑，而余年亦五十，盖渊明与余同生于壬子岁也。”①苏过：《斜川集》卷六，见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本，第二十六集，清刻本。明显是采取“辛丑”年“五十”岁的的本子。这一点在陆游《老学庵笔记》中得到了证实：“陶渊明《游斜川》诗，自叙辛丑岁年五十。苏叔党宣和辛丑亦年五十，盖与渊明同甲子也。是岁得园于许昌之西湖上，故名之曰‘小斜川’云。”②陆游：《老学庵笔记》，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6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2页。可见苏过所见陶集也作“五十”。[1]224

既是数种宋刻本均存在异文，则苏轼、苏过很可能只是在异文中作了一个选择，并不能凭此否认其他异文存在的合理性。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中有对以上观点的很好辩驳：“东坡和此篇云：‘虽过靖节年，未失斜川游。’东坡于时年六十二，自辛酉岁论之，先生五十七岁，而东坡又过其五，亦无伤也。”[2]

陶集版本并不能确定“辛丑”与“五日”。马永卿《嬾真子》卷一云：“世所传五柳集数本不同，谨按渊明乙丑生，至乙巳岁赋《归去来》，是时四十一矣。今《游斜川》诗或云辛丑岁，则方三十七岁，或云辛酉岁，则已五十七。而诗云‘开岁倏五十’，皆非也。若云‘开岁倏五日’则正序所谓正月五日，言开岁倏忽五日耳。近得庐山东林旧本，作‘五日’，宜以为正。”[3]陶澍《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云：“按‘五十’当从旧本，作‘五日’，不必改丑为酉为亥。”③陶澍：《靖节先生年谱考异》，见陶澍《靖节先生集》（附录），《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既然从版本出发，不能否弃任何一种异文存在的合理性，则对于异文的判断与选择，就应当综合考量其他因素。

二

不少学者从《游斜川》本文的情感、表达出发，提出此作应是陶渊明五十岁所作，诗中当作“开岁倏五十”。笔者认为，当从四个方面对“开岁倏五十”作以辨析。

1.学者认为此诗与《与子俨等疏》作于同时期，而《与子俨等疏》作于五十之后，故此诗也当作于此前后。

根据“吾生行归休”以及“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否”可以判断，此诗当作于晚年，且当与《与子俨等疏》等写作时间接近，因为其中所传达的心态非常相似。而《与子俨等疏》自云“年过五十”[4]187，“病患以来，渐就衰损……自恐大分将有限也”[4]188，则《游斜川》当作“开岁倏五十”。[5]60但不可据此判断，游斜川正好就是在作者五十岁时。

2.若作“开岁倏五日”，则与“吾生行归休”的感叹不相称。

有的学者认为“开岁倏五十”只能是“五十”而不可能是“五日”，因为若作“五日”则与下句“吾生行归休”显得极不相称。开岁五天，怎会引起性命归休的感慨呢？梁启超《陶渊明年谱》谓：“殊不知‘开岁倏五日，吾生行归休’，此二语如何能相连成意？慨叹于岁月掷人者，岂以日计耶？”[6]59而邓安生《陶渊明年谱》亦认为“感慨得毫无道理。”[5]59对此，傅东华《陶渊明年谱》驳道：“且‘开岁倏五日，吾生行归休’两句，吾人若注意一‘倏’字，则正非‘五日’，不能连接成意。五十年之岁月，岂能倏然而至耶?《归去来辞》云：‘羡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盖岁时休腊，易惹起岁月掷人之感，甫言换岁，倏又五日，光阴诚迅速哉！其在暮年，能不起归休之感乎？”[7]18-19游国恩《陶潜年纪辨疑》亦认为，二语能相连成语，乃“普通的感慨”[8]。

的确，正月时节最易惹人新旧交替、时光飞逝之叹，那种认为不可能仅仅因为开年倏忽过了五日就慨叹“吾生行归休”的说法似乎是于情不符。而若作“五日”，则整个句子非常朗畅，作“五十”，意为一开岁就倏忽过了（到了）五十岁，反有滞涩之处，按其意，则诗人更当感叹的是，百年倏过半。

3.《游斜川》序说及游玩赋诗之后，“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则渊明年纪应验证在“开岁倏五十”中。

梁《谱》云：“况序中明言‘各疏年纪’，若作‘开岁五日’，所疏年纪何在耶？”[6]59邓《谱》亦提出，《游斜川》序云“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则序和诗中的“正月五日”就是指的时日，“五十”就是其时年纪：“记其时日”者，“辛丑正月五日”是也，“疏年纪”者，则必为“开岁倏五十”。[5]59

笔者认为这种一一对应坐实的方式，实不可取。原因有二：其一，并未见同游人之作，不能确知他们是如何“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的；其二，就渊明而言，该诗及序并不曾道及“乡里”，因此抛开乡里不顾，只将年纪、时日来对应，这种方式不太可靠。傅《谱》云：“至序中末句，明言‘各疏年纪乡里，以纪其时日’，此年岁乡里，似皆附注诗后，集中不载。梁《谱》为自圆其说计，特将乡里二字删去，然各本俱有此字。梁先生讵能一手遮尽？即如梁先生所言，‘五十’为疏年纪，然则所疏之‘乡里’何在耶？”[7]19所谓“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即作品完成之后的署名、落款，而不必硬生生将其与作品内容相对应。

4.认为作“开岁倏五日”，与序文重复。

邓《谱》还指出：如果作“开岁倏五日”，就与序文重复，而以“文体省净”著称的陶渊明，断不会写出这样的诗作。笔者以为，这样的论断也不太可靠。就诗与序各自承载的功能而言，诗序通常交代时间地点创作背景，此处作者正是明白交待，游斜川时间在正月五日，而诗歌中说及“五日”则是作者感慨岁首几日倏然而过。尽管两者都提及“五日”，但内涵意蕴不同，并非无谓的重复。相反，此处还有个序与诗语意连贯的问题。李公焕笺注本序文作“辛丑正月五日”，诗作“开岁倏五日”，李按道：“辛丑岁靖节三十七，诗曰‘开岁倏五十’，乃义熙十年甲寅。以诗语证之，序为误。今作‘开岁倏五日’，则与序中‘正月五日’语意相贯。”①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四部丛刊》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可见，认为《游斜川》作于陶渊明五十之年，原文应为“辛丑”“五十”之说，并没有充分的论据。

逯钦立注《陶渊明集》及所附《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将这首诗认作陶渊明五十岁所作，但在解释时另辟蹊径。于原序取“辛酉”而不取“辛丑”，认为“辛酉”不是纪年而是纪日，“原文干支时日有窜误，应作正月五日辛酉”[4]45，又云：“卷三各诗凡甲子纪年者，干支下均以岁字承之……此诗各刻本率无岁字，个别有岁字者乃后人臆添，旧本并不如此。”[4]281本文认为，干支辛丑（辛酉）后没有出现“岁”字，并不能说明“辛酉”不是表示纪年干支。逯说并无版本依据，且有臆改原文之嫌。另，其考论中颇有自相矛盾之处，不足为据。②邓安生指出：逯《谱》有发明开山之功，然愚有功亏一篑之叹。逯《谱》谓“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本年（按，指义熙十年甲寅）正月朔日正为辛酉，与诗开岁之言合。诗序以五日为辛酉，五字当误。”其注本诗则云:“原序干支时日有窜误，应作正旦五日辛酉。”自相矛盾，乖谬已极。且正月五日即朔日耶?按《说文解字》：“朔，月一日，始前也。”是则农历初一为朔日。逯《谱》据《二十史朔闰表》，义熙十年甲寅正月朔日为辛酉，朔日正谓初一，然于《游斜川》序“五日”无可奈何，故权以“五字当误”塞责。然五字何以“当误”，自知难通，故其注《游斜川》诗序，于题下注云：“原序干支时日有宽误，应作正月五日辛酉。”此种矛盾与乖谬，实由迁就《宋传》六十三岁之记载所致。（参见邓安生：《陶渊明年谱》，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页）

邓《谱》沿袭了逯氏的思路：“序端辛丑二字，历来皆以为干支纪年，穿穴弥缝，逞臆宽改，以求合于年岁，而终无一能自圆其说者。至逯《谱》谓为干支纪日，始得其实。”[5]180但却另取“辛丑”，认为辛丑为干支纪日，“正月五日”当是作者自注，后人传抄、翻刻时误入正文。遂致混淆。[5]182此种推断同样缺乏版本依据，难以成立。陶集中从未见有自注窜入正文的现象。而且，难以想象，对于这样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①序曰：“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陶渊明会不记其年，却又弃简用繁，以干支来纪日，再加上自注。而作“辛丑，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于文气亦不通，不太符合古人的表达习惯。

总之，若定此诗并序作于陶渊明五十岁，则无论怎样推断都会遭遇矛盾。龚斌先生认为，若以序“辛丑”、诗“五十”为正，依旧谱，则是年渊明三十七，与“开岁倏五十”句相矛盾。若以序“辛酉”、诗“五十”为正，依旧谱，则是年渊明五十七，又与诗“五十”不合。[9]505-506袁行霈先生也指出：后人在刊刻的过程中，有将“辛丑”改为“辛酉”，“五十”改为“五日”以迁就《宋书》之理；而无将“辛酉”改为“辛丑”，“五日”改为“五十”以致与《宋书》相悖之理。[1]224问题已经明确，此处作“辛丑”“五十”显然与《宋书》相违背。

于是，研究者调转思路，将“辛酉”或“辛丑”定为陶渊明的五十之年，转而去推翻《宋书》关于陶渊明享年的论断，提出种种陶渊明享年之说。

下文我们就来探讨《宋书》陶传所载陶渊明享年能否被推翻的问题。

三

陶渊明享年一直是聚讼纷纭的问题。在陶渊明的五种传记中，《宋书·陶渊明传》云：“元嘉四年卒，年六十三。”[10]2290《晋书·陶渊明传》和萧统《陶渊明传》同《宋书》。《南史》陶传、《莲社高贤传》仅书卒年，不记年岁。颜延之《陶征士诔》也仅书卒年。自宋王质《栗里谱》至清陶澍《陶靖节年谱考异》，再到现代逯钦立《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均赞同《宋书》之说，当今许多学者也大都采用此说。此间虽有学者提出异议②如，梁《谱》始生疑问，举凡八证，谓其享年五十六。并依据三条主要论据，笔者认为都不能成立。

1.异议者认为沈约和萧统于陶渊明生平有不详之处，则其所谓陶渊明享年亦不可据。

笔者认为，不能因为《宋书·陶渊明传》和萧统《陶渊明传》有不详之处就认为二者言之凿凿的陶渊明卒年也不可靠。且沈约、萧统于渊明事迹模糊之处均有明示，如对陶渊明的字不确定，则将两种说法都写了出来，但关于陶渊明的享年却是清晰、笃定的，未见有犹疑。

2.认为颜《诔》较沈书年代早，颜《诔》仅言卒年，未及卒岁，故《宋书》陶渊明享年不可靠。

袁行霈《陶渊明研究》指出：就陶渊明享年而言，《文选》颜延之《陶征士诔》只说：“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卒于寻阳县之某里。”只言其卒年而未言其卒岁。颜延之是陶渊明生前好友，撰写诔文是在陶渊明卒后不久，于其享年尚且阙疑，而晚于颜延之的沈约又从何得知？据《宋书·自序》，其书永明六年（488）二月毕功，此时距陶渊明去世已六十一年，其可信性当然在颜《诔》之下，两相比较，我们宁可相信颜《诔》而怀疑沈《传》。[1]212

笔者认为，颜《诔》出于凭吊友人的目的而作，不知其具体年寿而写作“春秋若干”，又不知其里而谓之“寻阳县之某里”，亦是可以理解的。而沈约写作《宋书》当是收集了大量的资料。不能因为其年代稍晚，就认为沈约毫无可能得知陶渊明的年岁。今所见颜《诔》是收录在《文选》中的，是经过了编纂者之手的。而沈约之《宋书》成书在萧统《文选》之前①萧统《文选》成书约为522—527年（？），沈约《宋书》成于488年，后者早了三四十年。，故不能断定《文选·陶征士诔》比沈约《宋书》之说更可靠。按袁行霈先生的说法，宁可信宋传，而不可信《文选》，更何况二者并无抵牾之处。笔者认为，即便《宋书》的确在一些人物生平、生年等细节上有问题，也不见得其所载陶渊明的享年就同样不可靠。

3.以陶渊明诗文作为内证，证明“宋传”六十三岁说难以成立。

以内证来判断陶渊明的享年应当是最为可靠的。袁行霈先生认为，“在各种资料中，最重要的是陶渊明自己的诗文”[1]218。从研究者所举内证来看，并不能真正推翻宋传六十三岁说。例如，龚斌先生《陶渊明集校笺》列举五条证明宋传六十三岁说难以成立。但这五条内证实无一条能确然成立，以下对此逐一辨析。

其一，引《文选》卷五十七颜《诔》之“年在中身，疢维痁疾，视死如归，临凶若吉……”[11]792等语，认同梁《谱》所谓陶渊明亡于中身之年，寿不及六十之说。

《文选》所载颜《诔》提到陶渊明之死凡二处：一为序文“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寻阳县之某里”[11]791，一即诔文“年在中身，疢维痁疾。视死如归，临凶若吉。药剂弗尝，祷祀非恤。傃幽告终，怀和长毕”[11]792。研究者认为“中身”一词当指五十岁左右，又认为颜《诔》“年在中身”句，即指陶渊明卒年。此处实存在较大的误会，“年在中身”句并非指陶渊明临终状况，而是指其生命中的一个重大变故—颜《诔》中这两两相对的几句话，透露出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即陶渊明在中身之年（五十岁左右）患了重大疾病—痁疾。②李锦旺认为：五十岁左右罹患痁疾，这极大地改变了渊明的生活状况和创作状态，甚至可以说，彻底改变了他的心态，尤其是关于生死的观念。（参见李锦旺：《陶渊明晚年痁疾及其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江淮论坛》2013年第6期，第172—177页）“疢维痁疾”，即指其患了疟疾。李锦旺先生注意到了痁疾给陶渊明带来的重要影响，遗憾的是，长期以来，这个问题并未引起研究者足够的关注。以往研究者于此处，多只解读为“中年遇疾”，甚至以为这与说其少年即羸弱多病、归耕之后愈发疾病缠绵重复了。笔者认为，虽说渊明少年羸弱，归园田躬耕之后亦常常贫病交加，但其视死如归，临凶若吉，则是在其五十岁患此“大疟”之后。还有研究者指出，这几句描述的是渊明临终前的状况，梁《谱》即以此证渊明寿不及六十，而朱自清亦谓“此证甚坚”[12]，而从上下文看来，颜延之确定知晓的只是陶渊明于中身之年获此疟疾，至于其最终年岁，似非确知。

其二，《游斜川》中，若以序“辛丑”、诗“五十”为正，依旧谱，则是年渊明三十七，与“开岁倏五十”句相矛盾。若以序“辛酉”、诗“五十”为正，依旧谱，则是年渊明五十七，又与诗“五十”不合。若将“五十”改为“五日”，则又与诗中感叹日月掷人的情绪不合。

龚斌先生认为，序中“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强烈流露出年寿将终的预感，此种情绪常见于渊明五十以后的诗文中。[9]88此评甚为恰当。但因为没能了解陶渊明于五十之中身之年罹患不治之疟疾的事实，论者就未能揭示为何在陶渊明后期（五十以后）诗文中年寿将终的预感来得如此强烈，甚至于拂之不去。袁行霈先生质疑道：“不过五日而已，何致有我的生命行将终结的感叹呢！”[1]226殊不知，对于一个病患衰损之人，倏忽之叹时刻在心里，遇事遇物即可喷发。此句不可等闲看过。田晓菲认为，“未知”云云是劝饮之语，也是饮宴诗的常见主题。[13]而实际上，将此句与前文“吾生行归休”相参看，便知，渊明此时的及时游赏，并非“古诗十九首”式的泛泛的生命慨叹，而是融入了深切的生命体验。其于死亡的旷达态度，实是因为对死亡有过切实、深刻的思考，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

其三，认为旧谱（六十三岁说）所载渊明的仕宦年限（二十九岁至四十一岁，一共十三年），与其《饮酒》《杂诗》等自述不符合，故“宋传”六十三岁说难以成立。

此处对陶诗的解读有些偏颇。首先，《饮酒》其十六云：“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4]96并不能证明陶渊明不到四十岁就弃官了。据其诗文可知，陶渊明在约四十岁之前，应当有过较长的淹留期，这段淹留时期颇为苦闷、纠结，留下了大量诗文，《杂诗》《饮酒》中不少篇章或作于此时。《饮酒》其十九云：“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4]98此诗所说，乃是其“向立年”的入仕又退归的经历。《宋书·陶渊明传》载其初仕“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10]2287。而这一“尽介然分”，已“亭亭复一纪”，也即十二年，则可知，此诗亦作于陶渊明四十岁前后。《连雨独饮》云：“自我抱兹独，黾勉四十年。”[4]55《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云：“总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4]82《荣木》云：“先师遗训，余岂之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4]16而“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正表现出其内心对于功业不建的惭惶，以及究竟是出还是处的纠结。晋元兴三年（404）二月，刘裕起兵勤王，推倒桓玄，陶渊明于本年夏季东下为镇军参军。

而《杂诗》其十“荏苒经十载，暂为人所羁”[4]121，未见得是陶渊明在彻底归隐之后对仕宦经历的回顾，而更可能是身在仕宦之中无奈的自我勉励与宽慰。故不可据此即论断其出仕年限恰为十载，更不可据此判定《宋书》六十三岁说有误。

《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诗云：“总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4]82有的学者认为诗题已标明作诗的年月，这就是当时的实际年岁，并以此来判断陶渊明的年寿。戊申岁是义熙四年（408），上推四十年，得陶渊明生年为晋废帝太和四年己巳（369），下推至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得陶渊明终年为五十九岁。

笔者认为，“奄出四十年”应为四十出头，而不可确实断定为四十岁。故亦不可凭此推翻“六十三岁”说。

其四，按旧谱，《与子俨等疏》当作于陶渊明五十六岁之后，而《疏》云“吾年过五十”[4]187，从语气推断，作年当不会离五十太远。

笔者认为，此处明显是回顾口吻，不可以据此便推断其作年“绝不会离五十太远”①龚斌先生认为，疏文既言“吾年过五十”，则渊明实际年龄绝不会离五十太远。而按旧谱（六十三岁说），渊明作此疏，年已五十七。（参见龚斌：《陶渊明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06页）。而突出“五十”这一时间节点，乃是因为五十之年是陶渊明生命中的大变故之年。在《宋书·陶渊明传》和《册府元龟》中均存在异文：《宋书·陶渊明传》作：“吾年过五十，而穷苦荼毒，以家贫弊，东西游走。”[10]2289《册府元龟·总录部·训子第一》作：“吾年过五十，而穷苦荼毒，以家弊，东西游走。”[14]3013此处异文很值得重视。都显现出在“年过五十”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之后，陶渊明陷入“穷苦荼毒”之中，而对“荼毒”一词，若与“痁疾”联系在一起，当会有更具体深入的理解。

《与子俨等疏》有遗嘱之意，梁启超和古直都认为此即其遗嘱。但这篇遗嘱性质的文字却未见得一定是其临终之作，就好比亦不可将《挽歌诗》视为临终前绝笔一样。

其五，认为《挽歌诗》为临终前绝笔，其中云“早终非命促”，据此判断，所谓早终，是指下寿，而不足六十为下寿。故，渊明寿年不超过六十。

笔者认为，陶渊明的《拟挽歌诗》虽然是自知其年命不久，但没有证据显示此即为临终绝笔。而且，没有一个人能准确预知自己的死期，从而盖棺论定式地总结自己的人生为“早终”。更何况，龚斌先生主张陶渊明的寿年为五十九，五十九岁与六十岁实在相差无几，即便其时渊明在重病之中，他也难以预知自己将“早终”于五十九，而不是六十之后。

总之，在未有新材料出现、无确切证据可推翻《宋书》六十三岁说的情况下，笔者以为，慎重起见，陶渊明享年仍宜遵“宋传”。

厘清了上述问题，再审视《游斜川》诗及序的异文则会发现，“辛酉岁正月五日”和“开岁倏五日”并无矛盾与滞碍。辛酉岁，按“宋传”，渊明年五十七。

祝注先先生认为，诗序若作“辛酉”，则其时陶渊明五十七岁，“词中所表现的，倒与他的实况明显不合”[15]。首先，体力情况不合。辛酉五十七岁的晚年，陶渊明已身体羸弱，精力衰颓。且斜川距陶故居浔阳柴桑百数十里，恐也难有远游的雅致了。其次，经济情况不许。陶渊明归园田后的第三年（408），他的草屋失火，毁弃一空，此后生活极端艰难，如此境遇，哪有闲情逸致、余钱剩米，偕“二三邻曲”作斜川之游？所以，《游斜川》应是“辛丑”之作。[15]

此论亦不足据。1.斜川究竟何所在，学界尚有争议，且诗及序中丝毫未曾显露出长途跋涉而至斜川的迹象，因此不可论断斜川游是需要充沛体力的远游；2.其窘迫的经济状况是否会直接影响这样一次相对简单的闲游？恐怕也未必。

而至于《游斜川》时的心情与陶渊明五十七岁时的心态是否吻合，亦值得特别关注。在罹患不治之症痁疾之后，陶渊明的生命观有了很大变化。在五十岁以前，不管是彻底归隐之前还是之后，于进退出处，陶渊明总有难以释怀之处，诗文流露出不少纠结与思考，而患此绝症之后，则颇有万般无奈之后的豁朗达观和及时尽欢之意，多次表示，未知明朝事，且尽今日欢。如《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未知明日事，余襟良以殚。”[4]49《酬刘柴桑》诗中也说：“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4]59《游斜川》中，渊明不再说“猛志固常在”，也不再以“君子固穷”来自我勉励，甚至也不再说“纵浪大化中”，而是“中觞纵摇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4]45，此正与前文“开岁倏五日，吾生行归休。念之动中怀，及辰为兹游”相呼应。—可见，斜川一番游历，并未能纾解心中忧愁，世事茫茫，唯有杜康。这正是一个患恶疾多年的衰残之人，万念俱灰，只是百无聊赖打发时日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