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纳西族
——从媒介文化表征视角看民族文化的冲突和消解

郭春娟

（苏州大学 传媒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纳西族是中国56个民族之一，民国以前被史学家称为“磨些族”“末些族”“么些族”[1]，绝大部分纳西族人聚居在滇西北的丽江地区，其余则分布在云南其他市县和四川盐源、盐边、木里等地。他们旧时习俗多与宗教、祭祀、敬神、农牧生产紧密相关。[2]作为少数民族，纳西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其代代相传的语言、文字等包含着纳西族人相处、交流以及相互理解的最基本的文化习俗，也显现了纳西族的民族文化社会功能特征。随着大众媒介的介入，以汉文化为主的其他民族文化也融入到纳西族的生产、生活以及文化之中，原本鲜为人知的纳西族也逐渐走进了公众的视野，相对区隔的时空被打破，大众媒介对这个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宗教、习俗等进行了一次次的刻画，建构出了一个个风格迥异的纳西族形象。

一、纳西族聚居地——丽江——的媒介发展综述

随着丽江旅游业的兴起和大众媒介的发展，丽江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承载着丽江文化精髓的纳西族在大众媒介上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媒介对丽江纳西族的描述，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发现期（明代至20世纪中期）

丽江地处云南西北地区，由于地理、经济、政治等因素，丽江这个小镇很少被外界人知晓。徐霞客在游至丽江时在《滇游日记》中写道：“其地土著皆为麽些”①转引自罗明春、姚晓英、胡丹等：《徐霞客考察旅游中的生态旅游特性探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1—5页和174页。。这里所说的“麽些”即为如今的纳西族人，《滇游日记》形式与当今的游记略同，主要记叙徐霞客在游历云南过程中的所观所感，书中记录的纳西族为丽江的土著居民。1955年出版的俄国作家顾彼得所著的《被遗忘的王国：丽江1941—1949》（以下简称《被遗忘的王国》），对20世纪40年代的丽江风土人情作了较为详实的记录，介绍了丽江的少数民族、文化、宗教、传统节日等，[3]丽江的旅游广告也由此发迹。所以，笔者将徐霞客的《滇游日记》与顾彼得所著的《被遗忘的王国》视为关于丽江纳西族的第一份媒介文本。此时，大众媒介主要以文字符号的编码向外界描述着纳西族，随着受众对这些文字符号的解码，纳西族逐渐被外界发现和了解。

（二）灾难与机遇并生的发展期（20世纪中期至21世纪初期）

1996年2月3日，丽江发生7.0级大地震，对丽江地区造成了较大破坏与损失，国内外新闻媒体运用新闻文字稿、图片以及影像资料，对丽江地震的灾情进行了广泛报道。在灾难报道的过程中，丽江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也得以宣传。其时，丽江古城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虽然地震损坏了丽江古城的部分房屋，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经实地考察，认定丽江古城大部分建筑完好，且古城文化所承载的纳西族传统文化内涵并未因为地震而消失，仍具文化价值，应被更好地保护起来。1997年，丽江古城被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地震和申遗的消息借助大众媒介得到广泛传播，纳西族这个世居丽江的少数民族也随着新闻报道出现在各民族受众面前。

（三）全面发展时期（21世纪初期至今）

1996年之后，随着丽江灾后重建工作的顺利进行，地方政府大力支持丽江的旅游业，旅游投资开发商也投入了大量资金，拍摄了一系列丽江旅游文化宣传片，以纳西族的文化、习俗为核心进行了影视文本的生产，纳西族的形象更加频繁地出现在大众面前。丽江旅游业开始强势发展，大大小小的旅游公司在丽江遍地开花，丽江旅游广告随之大量出现，不仅覆盖了广播、电视、杂志等传统媒体，也频频出现在网络空间中。

许多以丽江为背景的文学、影视作品产生，如《一米阳光》《大东巴的女儿》《千里走单骑》《北京青年》《木府风云》等，这些影视剧通过剧情发展，侧面展示了丽江纳西族民俗风貌，带着受众进行了一场场文学和影视的盛宴。之后，也有被视为中国影视人类学开山作之一的《永宁纳西族的阿柱婚姻》以及《最后的大东巴》《纳西，纳西》《民族故事》等人文纪录片陆续拍摄制作完成，以纪实的手法对纳西族进行描述。除此之外，也有一些综艺类节目如《极限挑战》《两天一夜》在丽江拍摄，在节目呈现的内容中，也有不少纳西族元素出现。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新媒体的发展，“丽江读本”“古城视界”“纳西族”等生产带有纳西族元素内容的丽江本土新媒体平台也应运而生。旅游业的发展催生了旅游广告的市场，大批丽江旅游宣传片得以生产，并在各个平台传播。如2013年的丽江旅游广告《丽江欢迎你》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新华社电子屏播出，展现了丽江的自然风光、民族文化和民族风情。除此之外，随着丽江交通网络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有关丽江的旅游广告也出现在了飞机、火车等交通运输工具上，如“丽江号”专列高铁，列车的整体装饰中运用了丽江富有特色的民族元素。承载着纳西族元素符号的媒介已经打破时空的边界，从有形到无形，从大众媒介到新媒介，媒介对纳西族的表征无处不在。

二、媒介对纳西族的表征特点

在某种层面上，纳西族形象可视为一种话语建构和意义的表征，媒介运用文字、语言、视觉等符号对纳西族进行话语建构和文化表征，这种建构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也因为文化背景、生活环境以及传播语境方面存在的差异具有更强的主观性，这些主观性也会无意识地导致受众对纳西族的误读。

（一）“他者”化的民族形象建构

民族形象包含了该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性格特点、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元素，在民族形象中，占据较为重要位置的也是该民族的风土人情和文化背景。媒介对少数民族形象进行建构和文化表征时，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这种传播者无意识的带有主观性的建构行为，由于通过文字、视觉符号的包装很难被受众所察觉。由此，基于对这些符号的解码，该少数民族就被界定为“他者”，这种形象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人们通过媒介所构建的“他者”化民族形象对少数民族进行认知，并基于这种认知选择与该民族打交道的方式和姿态。

霍尔认为：“在表征中，一种差异似乎吸引着其他差异——合起来就构成一个他者的‘景观’。”[4]342媒介对纳西族的建构和表征往往是基于某些差异的存在进行“他者”化的，是来自于纳西族文化体系之外的人运用媒介技术进行的建构，尤其是在媒介最初介入纳西族的时候，作为少数民族群体，纳西族群体呈现出人口少、民族文化也只被这少部分人所熟悉和认同的情况，纳西族群体缺乏自我表征的意识和能力，其形象、文化意义等都是被建构、被表征出来的。如在媒介对纳西族的发现阶段，顾彼得在《被遗忘的王国》中从“他者”的视角对纳西族的生活环境、纳西古乐和东巴文化等进行了文学的建构，顾彼得“他者”建构中掺杂的是他对于丽江和生活在丽江的纳西族的“探秘”和一些较为主观的看法。在顾彼得的眼中，那时的纳西族是神秘的，充满了他从未接触过的文化、习俗。通过对他所观察到、体验到的材料进行符号编码和传递，他将自己通过“他者”化视角建构起来的神秘的纳西族形象传递到了《被遗忘的王国》所到达的受众群体，并通过受众对这本书的解码进行了再次传播。媒介所构建的“他者”形象使人们凭借文本构建来认识纳西族，纳西族的文化可能无法全面、客观地呈现出来。

（二）对纳西族的固定化表征

基于“他者”化的形象构建，笔者此处所指的“固定化”与霍尔所说的“定型化”部分相同，霍尔认为：“定型化把人简化为少量的、简单的、基本的特征，这些特征被表征为似乎是由大自然所决定的”。[4]380一直以来，媒介似乎将纳西族定型为一个神秘的、与其他民族有着不同生活方式和文化的民族，并且这些生活状态和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固定化”了的，如纪录片《永宁纳西族的阿柱婚姻》对丽江市宁蒗县永宁摩梭人的“走婚”遗俗及摩梭人的母系家庭情况进行了描述——因为与以父系为主导的传统汉文化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学界、影视公司以及旅游投资商对纳西族的“走婚”这个特别的婚俗文化产生了浓烈的兴趣，随着媒介技术及丽江旅游业的发展，很多影视剧、人文纪录片等媒介文本中均对纳西族的“走婚”文化进行了“解密”。实际上，这些大量的、同质化的媒介文本对纳西族的这一文化特点起到了多次强调和放大的作用，因为文化差异巨大，使接触此类媒介文本的人也容易对纳西族的“走婚”遗俗形成深刻的印象。

此外，几乎所有涉及纳西族的视觉媒介文本中，都会出现穿戴传统服饰纳西族的人，其中纳西族女性出现的频率要比男性高很多，一方面是对纳西族母系婚俗文化的暗示性强调，另一方面则是对奇观化的追求。同时，为迎合大众媒介时代受众的口味和喜好，媒介构建了奇观化的纳西族生活习惯和环境，在影视文本中出现纳西族元素的地方皆有原始山林、古朴的民风民俗，媒介构建的是有着神秘而古老的民族文化，生活形态较为原始的纳西族，并将这些固态化的形象进行传播，以至于笔者在外地求学、旅行的过程中，每当自我介绍是纳西族时常有人问：“你在家是每天都穿纳西服装生活吗？”“纳西族都是母系家族吗？”“纳西族的生活是不是每天在山上放放羊、唱唱歌？”从这些问题中也能看出，在大众媒介的传播下，纳西族的形象已被“固定化”。实际上，母系家庭和“走婚”这种婚俗习惯是生活在丽江宁蒗的一个纳西族分支——摩梭人所特有的，而其他地区的纳西族家庭则大多是一夫一妻的，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走婚”这种摩梭人所特有婚俗文化也已受到了其他民族文化的冲击和影响。[5]

（三）基于消费主义的象征性的表征

在消费主义大肆流行于全球范围的传播语境下，媒介对纳西族的表征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象征性。象征性是指媒介在对纳西族文化进行意义建构时，并未对纳西族的文化进行深入的了解，而是仅仅将一些表象的、具有差异性的内容进行呈现，如在丽江取景拍摄的电视剧《一米阳光》中，纳西女孩阿厦丽便被打造成了一个每天穿着纳西族服装，对坚贞纯洁爱情有着强烈向往的纳西族女孩，而在纳西族聚居的丽江也流传着“殉情”的凄美爱情传说，《一米阳光》成功地将丽江打造成了一个邂逅浪漫爱情的旅游胜地，吸引了大批具有小资情怀的旅游消费者。在2012年的热门电视剧《北京青年》中，丽江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地方，剧中多次出现关于“艳遇”的讨论，也出现登山、徒步等象征“征服”的运动。旅游业是娱乐消费性行业，与时下的娱乐化审美取向、消费主义传播语境不谋而合。在丽江旅游业发展最为火热的21世纪，一些旅游广告打着“艳遇丽江”的口号对丽江形象进行传播，着重突出纳西族的热情。通过“艳遇”形象的打造，受众很容易将“艳遇”与纳西族进行直接的联系。这些着力通过构建丽江“挑战”“艳遇”形象进而吸引消费者的媒介，利用文字、影视符号将这些象征性的表征融入媒介文本，构成了对纳西族娱乐消费性的误读。

在介绍纳西族文化时，大众媒介进行了消费性的筛选，将具有独特性的民族元素进行奇观化的解读，如丽江古城里随处可见的印有东巴字画的披肩、风铃，大众媒介将这些具有商品属性的文化载体进行传播，加之媒介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商品属性，这一过程将纳西族的传统文化转换为了可以售卖的消费文化，具有书写、记录功能的东巴文化在消费主义环境下被批量生产，在媒介表征中变成了具有文化消费性质的装饰性商品。部分商品中的东巴文字因迎合旅游消费者的喜好发生了形变，也存在着误译等问题，这些问题也通过媒介的文化表征将流失了文化内涵和底蕴的纳西族文化进行了传播。由此观之，媒介对于纳西族的表征，实际上可视为一种受消费主义影响的具有表面象征性的表征。

三、纳西族自我表征的特点

霍尔认为：“意义并不是直接的和透明的，在经由表征化过程后丝毫未被触动。它是随语境、用法和历史境遇的变化而变化的油滑的家伙。”[4]14媒介对纳西族的表征存在着“他者”化、固定化以及象征性的特点，民族文化内涵和原真性被消解和变形。正如霍尔所言，意义随语境、用法和历史境遇的变化而变化的，媒介对纳西族文化、生活的介入，其实可以视为是媒介与纳西族互相发现的过程，这一过程也为纳西族的自我表征提供了机会，纳西族人开始寻求一些自我表征的策略，利用大众媒介对纳西族文化、形象进行重新构建，与媒介进行文化表征权力和空间的争夺。

（一）依托于政治力量的文化保护

在积极进行自我表征时，作为少数民族群体的纳西族，无论从经济、政治、文化还是人口总数来看，都属于弱势群体，仍需依靠强势意识形态价值群体的力量。经过大量的实地考察和调研，2015年1月23日，由云南民族音像出版社出品的六集人文纪录片《纳西，纳西》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探索发现》栏目播出。与此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成为了丽江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近年来，丽江政府携手一些学者积极进行纳西族洞经音乐、白沙细乐等具有民族文化内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遗工作，并通过生产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与保护的宣传片进行积极的自我表征。此外，在部分丽江纳西族人聚集的小学里，进行纳西语和汉语的双语教学，并开设了一些纳西族文化相关课程。一些纳西族民间艺术家主动寻求能够展示纳西族文化的平台，积极参加诸如《我要上春晚》《星光大道》等电视节目的录制，这些自我表征的力量虽然微弱，但正是因为有这些热爱本民族文化的学者、艺术家的坚守，纳西族的传统文化才没有被淹没在复杂的消费主义媒介空间之中。

（二）影视作品双语互译中的文化表达

随着媒介的介入和汉文化、消费文化的冲击，纳西族也面临着民族语言、文化的失传，文化焦虑成为了时下纳西族最大的社会焦虑。丽江古城电视台推出了纳西语访谈类节目“纳西讲聚营”，节目内容是围绕时下社会热点，纳西族的传统风俗、习惯等内容展开；丽江玉龙电视台招募了一批纳西语播音员，将每天的新闻以汉语字幕纳西语播报的形式进行双语传播。早年《黄河绝恋》《暖春》等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较强的电影也被纳西族文化工作者译制为纳西语版本。近年来，纳西语译的电影多为《河东狮吼》《少林足球》《唐伯虎点秋香》等娱乐性较强的商业喜剧电影，也有以纳西族本民族历史文化为背景的电视剧《木府风云》。双语传播的产生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纳西族主动进行的自我表征，不论是纳西语节目还是纳西语译制的影视剧，都成为了纳西语传播的平台，也是纳西族文化面对大众媒介文化侵入时的一种反抗。

四、结语

很多时候，少数民族形象来自少数民族群体之外媒介的“他者”化建构，进而才是少数民族文化进行表征，这种建构往往容易着重刻画奇观化的元素，而忽略“他者”真身，不能够客观、全面地反映少数民族群体的真实形象。作为传播主体，在受大众媒介影响的同时，少数民族也在积极寻求一些自我表征的策略，努力向区域外的人们传播一些更为立体、真实的信息，传递一个更为饱满的族群形象。但从总体上看，少数民族的自我表征始终需要借助媒介、政治和商业的力量来完成。在通过文化作品进行自我表征时，也需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特性与原真性，避免为迎合主流文化而破坏自身文化的本来特质。

近年来，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媒介形态日趋复杂多变，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发展使传播的互动性变强了，传播环境更加公开，也日趋复杂，在这样的传播语境中也更容易产生文化误读情况，文化误读既不利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及纳西族群体的身份认同，也不利于民族团结和发展。文化与媒介的碰撞在所难免，随着少数民族积极的自我表征和文化传承工作的推进，误读有所消解。文化弱势群体也有能力和勇气主动、积极地自我表征，力量虽然微弱，但只要仍在发声便能够在碎片化的空间中占据一席之地，或许也就能够减少一分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