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涵、特征与时代价值

魏 华,卢黎歌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西安710049)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谋求中华民族长远发展、实现人民福祉的全局出发,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创新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高屋建瓴、深刻独到的理念和论述。这些理念与论述以倡导尊重自然、关爱生命、绿色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旨,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邃,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丰富和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智慧的继承与弘扬,是对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是对人类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发展与创新,同时也是我国新时代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深远的指导意义与重要的时代价值。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涵

(一)以“生命共同体”理论为基础的生态自然观

自然观的内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自然观指的是对自然界的总的看法,广义自然观指的是对自然界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总的看法[1]。自然观是世界观形成的基础,任何一种哲学思想体系都必然包含自然观的部分,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自然观的核心部分。

习近平从辩证唯物主义的整体性与联系性的视角出发,提出了“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2]47,“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3]的理论,从人类文明演化与人自身发展的维度揭示了人与自然万物生命相连、共生共存、命运与共、互相影响、互为依赖的生命共同体关系。这一理论表达了习近平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根本认识与总体看法,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自然观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原,世界的多样性统一于其物质性,而人与自然的根本关系就是“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4]112。从习近平的系列重要讲话中可以看出,他的生态自然观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与自然观,并从“生命”与“共同体”两个方面对本体论及人与自然对立、依存与统一的关系做了进一步阐述与发展。一方面,在生态自然的视域中,习近平使用“生命”的概念,形象地阐释了辩证唯物主义“物质”本体的存在特征。自然界的本质是物质,物质的存在不是静止的、机械的,而是永不停息地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正是由于这一本质的存在特征,自然界孕育和繁衍了人、山水林田湖及具有不同生命形态的万物;另一方面,习近平使用“共同体”的概念形象地阐释了自然生态中整体与部分的辩证统一性,并反映了物质的普遍联系性。地球自然生态体系是一个宏大壮丽的生命共同体,由以人和山水林田湖为代表的各种形态的无数生命个体共同构成。每个生命个体虽然是独立的,但因为其物质的根本属性而具有普遍联系性,从而与其他生命形态的个体及生态共同体时刻关联、唇齿相依、共生共命。在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孕育与滋养下,每一生命个体得以绽放出独特的生命之花,而所有生命个体的良好发展,也为生命共同体带来最佳的生态平衡、稳定与繁荣,使其焕发出勃勃生机。

(二)以“两座山”理论为核心的生态价值观

价值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5]50,而价值观是人对价值的取向与判断,是对事物存在价值的理念、看法和态度。生态价值观是生态自然观的集中反映与表现,对人的生态行为起着指导、支配与调节作用,并深刻影响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生命是物质在自然界的基本存在特征。地球生态圈内一切形态的生命都源于自然,也都是生命共同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生命”的终极参照下,所有自然生命个体都具有同样的“绝对价值”,没有高低优劣之分。然而,人类以对自身需要的满足程度为参照标准,为其他生命共同体成员设定了不同的相对价值,由此形成了人类“相对价值化”的自然观。在这种相对化的自然观的引导下,人类的生态价值观发生了扭曲,即只看到自然被物化的经济价值与被工具化的利用价值,却忽视了生命的绝对价值及所包含的环境价值、精神价值、文化价值等其他相对价值,这种错误的价值观导致了环境的污染与生态危机的加剧。习近平站在“生命共同体”的哲学高度,创造性地提出了“两座山”理论,对自然生态的内在价值做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判断。绿水青山是平衡稳定、具有生命多样性、充满生机活力的自然生态系统;金山银山是人类创造美好生活的巨大物质财富与经济价值。两者是并行不悖、辩证统一的关系。自然的绿水青山也是人类的金山银山,都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关键因素。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人类决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近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遇到了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生态困局。如果不从思想观念上进行变革,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采取有力措施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那么,随着生态系统的不断恶化,绿水青山将不在、金山银山也无处寻觅,最终导致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正如习近平在2014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的:“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在思路。为什么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这一意义上说,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2]23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的前提与基础,金山银山是绿水青山的转化与创造。人类应该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合理地与自然界交换物质能量,将其转化为巨大的金山银山,创造可持续发展的美好生活。

(三)以“像对待眼睛与生命一样”为理念的生态义利观

义利观是伦理思想与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认识与处理利益与道义两者关系的基本观念与思想准则。人类追逐经济与物质利益、对自然进行掠夺性开发,这种开发“以无限价值扩张为目的,丝毫不考虑这种扩张所带来的政治的、经济的、地理的或生态的后果”[6]131。这是造成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

在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义利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义利观的基础上,习近平将维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提到了新的高度,形象地提出了“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7]230的论点,建构了生态义利观的新向度。人类在利益与享受的驱动下,割裂地看待自身与自然的本质联系,形成了以满足自我需要为核心的价值观与义利观。在这种义利观的引导下,人类将自己摆在自然的对立面,为最大限度地满足一己之利,不惜掠夺与侵害自然,抛弃了珍重与维护生命共同体的生态大义。为从思想深处改变观念,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均强调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2018年,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讲话中对这一理念又作了“必须敬畏自然”的补充。那么具体应当如何落实这一理念呢?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要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自然,像对待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自然。以敬畏、尊重、顺应与保护的心态去对待自然,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绝不为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而越雷池半步。真正认识到自然生态的美好是实现幸福生活的前提条件,像对待自己的眼睛与生命一样珍爱自然、长养万物,全力促进生命共同体的稳定与繁荣,有效维护人类代内与代际间的生态正义与公平,最终实现生命共同体与人类可持续的和谐共生,这才是人类应该认识与遵循的“生态大义”。

(四)以“绿色发展、和谐共生”为目标的生态发展观

发展观是“一定时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求在思想观念层面的聚焦和反映,是一个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对发展及怎样发展的系统性的观念。”[8]发展观对经济社会的演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参考国内外发展趋势,针对国家发展中的突出矛盾与问题,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并将绿色发展作为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要理念及“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走绿色发展之路是习近平推行的治国基调。他指出“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9]826,强调以推进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建设美丽中国,不让经济社会发展站在生态自然的对立面,而是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共同繁荣。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9]50,并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自然界存在于人类社会之先,破坏自然界与其他生命共同体成员的生存和发展,就是破坏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敬畏、尊重、顺应与保护自然,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找到生态和发展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并且在降低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的同时,加大绿色投资、倡导绿色消费、促进绿色发展,盘活山水林田湖这个生命共同体,实现人类社会的跨越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协同共进。

(五)以“文明兴衰”理论为要义的生态社会观

社会观即社会历史观,是人们对社会与历史发展的根本理念与看法。文明的兴衰、社会的变迁往往与自然生态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著名的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与古印度文明最初都起源于良好的生态环境。由于自然生态遭到了严重破坏,青山变秃岭、沃野成荒漠,这些文明也随之陨落,消逝于历史的长河中。

习近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同自然生态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深刻剖析,提出了以“文明兴衰”理论为要义的生态社会观——“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2]6,揭示了古往今来人类文明历史演变的科学规律及生态环境对文明兴衰的作用与影响。同生命共同体中其它生命体相比,人类无疑最具有影响自然的能力、是站在生态系统最顶端的成员,尽享“山林田湖”等其他生命共同体成员贡献的生态红利。然而,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人类削山毁林、破坏田地、污染大气与江河、随意侵害摧毁其他物种,严重破坏了与自然共生共存的关系,打破了自然物质与能量交换的动态平衡,殃及了整个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稳定性与可持续性。“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2]11在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中,物质与能量的转化互换滋养了所有的生命。因此,如果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为人类社会的繁荣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反之,如果不能正确认识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将自然作为征服与侵略的对象,人类社会的文明也将随着最后一棵树的倒下而终结。正如恩格斯所批判的,“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10]519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主要特征

习近平从谋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长远发展、实现人民福祉的全局出发,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指引下,紧密结合中国的新时代与新实际,吸收借鉴了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与西方生态伦理学思想,提出了尊重自然、关爱生命、绿色发展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思想。本研究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以下几点主要特征:

(一)超越性:超越西方生态伦理学的思想局限

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是西方哲学的思想基础,认为人是认识与实践活动的主体,其他外物则是人进行认识与实践活动的客体。这一认识论在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学中被沿用下来。在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人类中心主义学派认为人是主体,自然是被改造的客体,只有人才具有内在价值、应当得到道德关怀,自然只具有相对价值,人类对自然不负有直接的道德责任。

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针锋相对的是西方生态伦理学中的另一大学派——自然中心主义思想。后者认为人类只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的一切生命个体都具有内在价值与利益。因此,人类中心主义“人先于自然”的理念是错误的,是造成现代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自然中心主义希望通过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达到调和人与自然矛盾的目的。然而这一学派在激烈批判前者的同时,因为绝对地强调“自然先于人”而陷入了贬低与消解人类地位与权益的错误中,再次将人类摆在了自然的对立面,仍旧未能跳出主客二分的思想窠臼。因此,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自然中心主义,都没能摆脱西方生态伦理思想非此即彼、机械孤立、片面割裂的主客二分思维定式,只看到自然与人类的对立,没有看到内在的辩证统一。对于自然与人类关系错误的认识导致了两个学派的根本思想分歧,也给西方生态伦理学的发展带来难以克服的局限性。

习近平借鉴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及中国传统哲学的整体性思维,从生命的本体与自然的本源出发,提出“生命共同体”理论的生态自然观。这一观点站在主体与客体辩证统一的高度,将人类与自然万物统一于“生命共同体”这个深远宏大的概念中,揭示了人与自然的本质关系及人类认识世界的正确方式,实现了对西方生态伦理学两大对立学派——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思想的超越,并弥合了这两种思想长久以来的根本对立,是世界生态伦理学发展的重大理论突破,对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都具有重大意义。习近平在“生命共同体”理论基础上提出了生态社会观、生态价值观、生态义利观与生态发展观。这些生态观在承认人类具有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同时,强调了人类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将道德关爱与责任拓展到整个生态圈。“生命共同体”理论所倡导的生态自然观是人类生态文明思想的应有之义,也是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在更高层次上的融合。马克思说:“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11]81

(二)针对性:聚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砥砺前行,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政治判断,确立了“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奋斗目标。这里的“和谐”不仅指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也指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而“美丽”指的是优美宜居的自然生态环境。因此,抓住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同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人与自然发展之间不平衡与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就是抓住了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脉搏。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我党的行动纲领之一,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习近平的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为中国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根本遵循,为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发展的路径。他从中华民族复兴的角度,在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矛盾的正确判断与把握的基础上,统筹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的需要,倡导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经济发展理念,谋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发展。他同时指出,在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过程中,需要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坚决贯彻“两座山”的重要论断,深刻理解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并非对立,而是相互统一的关系。只要发展模式正确,发展思路正确,就能实现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转化,使人民既有绿水青山、又有金山银山。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下,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为指引,全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推行绿色发展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推进经济、科技、文化与社会发展方式的系统性革命,让良好的生态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为全世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借鉴。

(三)引领性:引领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的新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文明思想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经历了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处于积贫积弱、百废待兴的局面,在大力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并未对环境保护给予足够的重视,党的生态文明思想尚处于萌芽阶段。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曾指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12]39。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度也在不断提高,采取了一系列更为有力的环保措施,党的生态文明思想走向成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同志代表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指出,“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13]26,把生态环境保护上升到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保障小康社会全面实现的高度,为我国生态文明思想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党的十六大上,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取得了重要进展;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生态文明的概念,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重要部署,使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体情况仍不容乐观,生态问题成为民生之患、民心之痛。在新时代,建设生态文明就是对当前人民期盼良好生态环境的积极回应,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体现出共产党人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责任担当。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提出是为了更好地指导与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与平衡,是对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对“美丽中国”的建成以及在全社会范围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理念与养成绿色生活方式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蓝天白云、绿水青山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诉求,生态问题是最大的民生问题,环境问题的解决事关生态安全、发展的空间及社会的稳定。这既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要取得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性胜利,人们心灵深处的思想转变是关键。正确的价值观、义利观、发展观与社会观的树立,可以引导全社会认识人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引领人们自觉、主动地承担起对自然应尽的道德义务和道德责任,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决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要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新发展道路,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

(四)综合性:汇聚马克思自然观及中国传统生态观的智慧

马克思在其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表达了他的自然观:“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1]56人与自然本质的同一性决定了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的身心与自然紧密相连。自然就是人类所有的外部世界,人类的实践活动必然受到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制约。马克思认为人类大规模地无序生产打破了自然的平衡与自我修复,造成了人类与自然的冲突。他支持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对自然进行改造和利用,但强调不应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必须通过保持自然的生态平衡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习近平以“生命共同体”理论为基础的自然观和发展观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高度契合的。习近平指出,在寻求发展的过程中,人类一定要遵循“绿色发展、和谐共生”的原则,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找到自然生态和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最大公约数,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

习近平说过:“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14]分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念,不难发现其中借鉴了我国传统生态思想中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的思想在我国起源很早,是中国古代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认识,也是我国五千年来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道家与儒家也都推崇“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思想。庄子在《逍遥游》中提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孔子在《论语》中提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张载在其名篇《正蒙·乾称篇》里说:“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故天地之塞,吾共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儒道两家均认为天与人本源合一,同属自然这个大生命共同体的一部分,这一哲学命题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万物同源,和谐共处”的思想观念,点明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指出人类不应也无法凌驾于自然之上,而应该与自然亲和融洽、和谐共处。人类应该尊重生命与自然,视自然万物如自己的同类。《吕氏春秋》中载,“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就是在强调可持续的绿色发展理念及珍爱与保护自然的生态发展观与义利观。正如习近平于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思考,从生态自然观、价值观、义利观、发展观与社会观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念与新的论述,倡导尊重自然、关爱生命、绿色发展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思想。这些具有超越性、时代性、引领性并具有中国特色的理念与论述构成了系统科学、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扣中国新时代发展的脉搏,是中国共产党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的新理论和新成果,具有深刻而重大的时代价值,必将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推进人与自然关系全社会重构

在宏伟博大、神奇壮丽的自然面前,人类总是显得渺小微弱,但人类并不甘于对自然的服从。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工业的发展,人类上天揽月、入地下海,挑战与征服自然的尝试似乎都一步一步地取得了成功。然而与此同时,人类却赫然发现已经处在自然环境崩溃的边缘,生态危机一触即发。这一切都源自人类缺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认识,将自然作为征服与攫取的对象,做出过度消耗自然资源、随意破坏生态环境的自毁行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会馈赠人类,伤害自然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中华民族的未来、关乎全社会每个人的未来,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途径。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人的因素是关键,只有每一个人都切实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在心中牢固树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认识,形成尊重、顺应、保护自然的全社会合力,才能从根本上停止人类对自然的透支与破坏,转变与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重建绿水青山和碧海蓝天。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为指导,深刻指出人与自然绝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并创造性地提出互为命脉、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才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本质关系。习近平“生命共同体”理论的建立与传播,推动全社会对生态文明建设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发生划时代的变化,将每个人都变成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行动者,在全社会重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为建设“美丽中国”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永续发展带来里程碑式的深远影响。

(二)指导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价值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高速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以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与环境的污染破坏为代价换来的。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生态方面,这一主要社会矛盾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与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与结构之间的矛盾。

面对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首先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以“生命共同体”理论为基础的生态自然观出发,揭示出人与自然互为命脉、同生共存的本体关系及互相转化、互为依赖的对立统一关系。这一生态自然观的提出为全社会深刻认识生态文明的内涵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促进人类生态文明认识与实践的统一,从而把生态文明建设更好地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全过程奠定了深厚的哲学思想基础,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习近平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两座山”理论为核心的生态价值观,解析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既具有生态价值,也具有经济价值与社会文化价值。建设生态文明,打造美丽中国,一方面坚持“像对待眼睛和生命一样”的生态义利观,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老路,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筑牢生态红线,引领绿色生活方式,为人民群众创造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生态环境,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另一方面坚持“绿色发展、和谐共生”为目标的生态发展观,在承认和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以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为基础,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创新绿色科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倡导绿色消费和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以更多优质的生态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态环境需要,走出一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时代发展道路,重塑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

(三)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构建的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为在全球构建国际和平、公平正义与生态和谐的新秩序及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而贡献的高超智慧和独特方案,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光辉,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当代弘扬。习近平把握时代脉搏,面向人类未来,在2015年联合国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首次呼吁在全球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重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地球是人类的共同家园,人类处于同一个世界,面对同一个地球,不论是何国籍与信仰,在生态环境的建设与保护方面都是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可以说,人类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关系决定了全世界人类在生态环境方面的“命运共同体”关系,生命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基础,全球生态文明的构建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维度。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局限,站在生命共同体的至高点,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及中国传统哲学的整体性思维阐明了人类与自然辩证统一的根本关系,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解及绿色发展在思想理论与实践探索方面做出了重大创新,也为马克思指出的实现人与自身的最终和解指明了方向。由于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他的思想不但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精神动力与行动指南,同时也有助于在全球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理念,在推动生态环境保护、气候治理、绿色发展及建设美丽宜居的地球家园的同时,为在全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公平正义、和平美好的新秩序及完善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重要贡献。

本文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涵、特征与时代价值进行了深入分析,论述了习近平从生态自然观、价值观、义利观、发展观与社会观的角度出发,以倡导尊重自然、关爱生命、绿色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旨的生态文明思想。本文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思考,具有超越性、针对性、引领性与综合性等特征,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的新理论和新成果,对于在全社会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新时代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及在全世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均具有重大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