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羽新论

张元卿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江苏 南京 210016）

1937年11月，白羽从霸县返回天津，何海鸣邀请白羽为《庸报》撰写武侠小说，白羽遂约郑证因参与写作，初拟名《豹爪青锋》，后被《庸报》改名为《十二金钱镖》，从1938年2月起在《庸报》连载。《十二金钱镖》在《庸报》连载后，受到读者欢迎①《十二金钱镖》能受到当时读者的欢迎，主要是由于小说本身吸引人，除此之外和《庸报》强大的发行力也有很大关系，否则很难出现“家家读钱镖，户户谈剑平”的景象。据侯福志《天津民国的那些书报刊》（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称，日本人接管《庸报》后，添置设备，强行派报，“使《庸报》规模扩大一倍，由日发行量5万份，增至10万份，最高日发行额达到30万份”。此外，《庸报》在华北地区和东北等地先后设有6个分支机构和4个办事处。，名震京津，白羽成为当时最为人所推崇的武侠小说作家[1]。同年11月，《十二金钱镖》卷一单行本由天津书局出版发行。1939年，白羽的《偷拳》开始在北京《华文大阪每日》连载，《联镖记》开始在北京《实报》连载，《武林争雄记》开始在北京《晨报》连载。同年，白羽创办正华学校出版部，出版了武侠小说《十二金钱镖》（卷二至卷六）、《联镖记》（卷一）和自传《话柄》等。此后，又陆续创作了《血涤寒光剑》《摩云手》《牧野雄风》《粉骷髅》等武侠小说。1943年，正华学校出版部停办，白羽武侠小说由书局出版。1944年为北京《立言画刊》撰写《大泽龙蛇传》。1945年为《华北新报》撰写《河朔传奇录》。白羽在沦陷时期的创作历程大致如此，其巅峰期是在1939年，创作势头一直持续至1942年。此后白羽的主要精力转向古史研究②白羽曾同金受申通信讨论学术。金氏《我恨白羽？》（载1942年11月21日《立言画刊》）写道：“白羽是一位学者，最近有万言长函见赐，阐述学理，足徵宿学，其为击技武侠小说，特其游戏三味涉笔之作而已。”，发表了《白鱼琐记》《甲金证史诠言》等考证古史的学术札记，武侠小说写作大为减少。

在白羽的武侠小说连载期间，当时的报刊常有文章讨论其小说特色，其中以金受申的《我恨白羽？》最有见地，其主要观点有二：一是善将“副局部扩大”为另一部小说；二是写人尽得其情，刻画人性极为深刻。金受申在谈及“副局部扩大”时写道：

白羽善用拗笔，这本是小说中上乘笔法，足以引起读者的关心。白羽小说善以“副局部扩大”为另一部小说，副局部扩大在小说写法中最难，简单来说，就是“那有那么些说的”，西洋名小说家，轻易不敢如此作法，白羽竟接二连三如此作去，其才如海，其笔如椽，可信然矣。何谓副局部扩大？小说中要铺叙一个人或一件事，常用倒插笔，评书艺人所谓：正笔、反笔、明笔、暗笔，倒插一笔的便是。倒插笔不能太长，倒插为副局部不扩大，平江不肖生其所以真不肖的，其所著《江湖奇侠传》之所以失败的，即倒插之太长，又不能副局部扩大另成一本书，所以才引不起人之兴趣，渐渐为世所忘。等而下之，如评书小说，《雍正剑侠图》亦即失败于此，《三剑侠》前三十回还没有太长的倒插笔，后来续作（据说不是本人之作），渐惹人厌，亦即因此。白羽胸中蕴蓄着无限击技故事，有无限幻景奇局，先写了一部《十二金钱镖》，中间杨、柳之爱，与一尘道人之死，旖旎壮烈，引起人士的重大注意，于是将此副局部扩大，写了一部《血涤寒光剑》。此是岔笔，非倒插笔，如被引入全书，势必反美为恶，白羽既能由全局上打算，写出来又那么生动，把《十二金钱镖》中的丁门四弟子，已然出丁门改投别派的石振昆，作为引子，又把杨华曾一访晤的山阳医隐华风楼，引出加以描写，特设出抟沙女侠的一段拗执姻缘，文字越发开展，使人眼界一明再明。白羽再把袁豹子的倒插笔，扩充为《武林争雄记》，藉便结束《十二金钱镖》本书。又把《十二金钱镖》结束以后余波，写为《联镖记》，再将方林孽缘，作为《大泽龙蛇传》，一转再转，使人愿一看再看。[2]

于此可知，白羽是将与主干情节有关的内容另成一部小说，而不是在一部小说中多次用倒插笔倒叙相关内容，这就避免了《江湖奇侠传》等小说倒插太长，枝蔓繁多，而导致主干情节脉络紊乱的毛病。这样处理的结果便出现了“钱镖四部作”系列作品，每部作品相对独立，又有内在联系，读者可以集中精力欣赏一部小说，一部欣赏完毕，又有另一部可读，作者“一转再转”，读者随之跟进，久之遂有“入之愈深，其所见愈奇”之审美享受。白羽的这种写作手法被郑证因所借鉴，建立了“鹰爪王”系列武侠小说。

金氏谈及白羽写人尽得其情时写道：

《十二金钱镖》写到第十三集，已是俞、袁见面后正面的冲突，不特太极丁的唯一爱女丁云秀也出场见面，就是丁门弟子胡振业、萧振杰，也相率赶到，写丁云秀是半老徐娘，与柳研青、华吟虹均有不同，可见其笔下万端，不可端倪。写萧守备之见石璞，大架子足见官派及老前辈气概；见胡振业，则同门师兄弟之旧交谊，蔼然可见；写马振伦之避不见面，远在同门时，已种下袁、马交厚之根，此时写来，便不觉唐突，而萧守备不肯跳墙，面面顾虑周到；写胡跛胡振业，最为有声有色，白羽不跛，不知何以洞知跛者之心。笔者病后，左腿及手指，均留有些微病痕，人以跛公呼之，盖即因此。我自知病后残躯，虽无碍于执业，但胸中终有一段不平之气，何况胡跛已废一腿，半世驰驱，技击名家，情何以堪？其不受人惠贶，不需人扶掖，处处表现血性，无往非有激而然。写到袁豹不识其面，勃然变色，均废疾之人常情，赵子昂画马，伏地窥马动作，白羽之写跛人，何以能尽得其情，真不可解。……白羽《十二金钱镖》第十三集之成功，均由写胡跛之郁勃之气，满腹牢骚所得来，别的书中，实未见有此等写人性格之法。[2]

所谓“写人尽得其情”，对白羽而言，就是要写出这些武林中人的普通人性。别人写胡跛一类人物，或许多在技击名家上做文章，但白羽留意的不是技击，而是技击生涯何以会有郁勃之气，何以满腹牢骚？这郁勃、牢骚本是人性之常，但体现在跛侠客身上便耐人寻味，关键在于作家之笔能将其艺术地呈现出来。金氏于此慨叹“白羽不跛，不知何以洞知跛者之心”[2]，是因其不甚了解白羽生平及为人。

白羽幼年也曾度过纨绔岁月，父亲去世后家道中落，生活艰难，涉世谋生又备受白眼。本欲在新文学上有所建树，也曾有翻译作品见诸报端，却未能走上新文学之路，而是在报馆、机关、学校等处辗转苟活，在写作《十二金钱镖》之前可谓世情阅尽，饱经沧桑，郁勃、牢骚自是久积素心，特借胡跛一类人物以宣泄之。可是白羽何以能将自己之郁勃、牢骚灌注到胡跛身上呢？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具体笔法外，便要归因于白羽对于文艺作品如何表现人性有其独到的认识。

1933年，白羽在《张恨水与张资平》中肯定张恨水写一般社会“有一双很厉害的眼睛，观察到社会上一切人物到巨细不遗，很忠实很生动的运用到笔头上，同时他是很懂得体会一切人心理入微的一个，所以在他描写的人物都是活的人物”[3]。但同时也指出张恨水“没有抓住一种有意义的意识”[3]，“不能抓住整个的真正的‘大众’”[3]。白羽所谓“有意义的意识”是就思想而言的，刻画入微，自是难能，但若只是客观呈现，而缺少“有意义的意识”来统驭，终会流于琐碎，不能深刻地表现人物，抓住大众。此处白羽没有具体说明何谓“有意义的意识”？从其武侠小说创作情况看，他所说的“有意义的意识”其实就是要艺术地展示复杂之人性。只有写出复杂之人性，人物才不会浅陋、扁平，才能各得其情，而通于普通之人情，引起读者之共鸣。那么如何才能写出复杂之人性呢？对此白羽亦有自己的看法。早在1932年，他就在《旧戏的立场》中写道：“‘写实’固是艺术追求真美之一途，但艺术总自有艺术的畴型与窠臼，必须把人生真相提炼一度，放在一定的畴型内，再于一定条件下表现出来。”[4]在白羽看来，要写出复杂之人性，就要在“写实”的基础上“把人生真相提炼一度”，这就是说写复杂之人性，要通过提炼，把人性中最能反映人生真相的复杂之处提取出来，即要把真实人生中的复杂人性尖锐地展示出来。写此文时，白羽心目中的“畴型”还是比较抽象的，当时他也不会想到日后他会以武侠小说为“畴型”来安顿他对人生、对人性的体悟。但当他要认真对待这个“畴型”，并将之推向读者时，此前他对通俗小说和人性的看法便被激活了，否则他不会突然间就能写出乔茂、胡跛一类鲜活的人物。《大泽龙蛇传》写小白龙之孤冷，“而特拈出其有热情”[2]，就是白羽“把人生真相提炼一度”之结果，非热情不足以衬托其孤冷，如此才能尖锐地映照出人物之魂。金受申对此甚为叹服，认为这“在人性上则极深刻，世不乏小白龙之人，独无写此之笔”[2]。白羽崛起之前，武侠小说亦写人性，但多为奇幻或技击所掩，未能于奇幻或技击之中“把人生真相提炼一度”，反以展示奇幻或技击自鸣得意，独无以冷峻之笔写平凡武林之复杂人性者。自白羽崛起，读者才发现武侠小说亦可如此动人。

对于白羽在沦陷时期所写的武侠小说，当时的评论家巴人认为：“以《大泽龙蛇传》为最佳，《武林争雄记》《联镖记》次之，《十二金钱镖》是作者成名之作，但我认为它应居殿军。”[1]对于《大泽龙蛇传》，金受申也认为它是最近出版的最成功的作品，“在武侠小说中别开生面”[2]。巴人又说：“从‘七子湖潜龙现鳞爪’到露迹弃家这一段，在武侠小说中是空前之作。弃家一段，由徐而急，逐步紧张，虽篇幅无多，但有声有势，尤以‘杀家’一段为最好。”[1]金受申所说的别开生面，就是巴人所说的这部分内容，对于“杀家”一段，金氏尤为称赏，他在《我恨白羽？》中曾写道：“我为什么恨白羽，因其在本刊写《大泽龙蛇传》，差一点把春芳写死，我恨其残忍，更恨凌安、凌祥的残酷，后见其写二凌为邓潮党羽刺杀，春芳得救，方始舒过这一口气来，释去恨白羽之点。”[1]能让读者为其小说人物之生死担忧，进而对作者生恨，这本身就说明小说之成功。我读“杀家”一段时，也如金受申一样，担心白羽“把春芳写死”，后春芳得救，悬着的心才平复下来。《大泽龙蛇传》这前六章至“杀家”到一高潮，确如巴人所言是“空前之作”。那么这几章何以是“空前之作”呢？我以为以往的武侠小说关注的多是技击、帮会、仙幻、民俗等外在内容，着眼点在情节，在事，而不在人性，有些作家即便有心去写人性，亦少有刻画传神如白羽者。《大泽龙蛇传》前六章的情节并不复杂，但白羽却能在平凡的故事中把人写活，让读者生恨，这是很多武侠小说家做不到的。《大泽龙蛇传》中的秀才凌伯萍本是大盗小白龙，隐身于七子湖边，前几章白羽用舒缓之笔刻画秀才凌伯萍的世外生活，重点是写其文雅与温情，及至踪迹暴露，衔念杀妻时，才写其凶悍与孤冷，笔调也随之急迫起来，最终温情战胜了孤冷，其妻春芳才得不死，这期间小白龙心路之起伏跌宕，人性之善恶交锋，随情节转换而酣畅入微，秀才凌伯萍就在这徐疾转换间变成了大盗小白龙。这种笔力不要说从前的武侠小说家难以匹敌，就是并世之新文学小说家亦少有对手。

巴人在《论白羽的武侠小说》中又写道：“《大泽龙蛇传》也有一件短处，就是人情的描写太多，战斗的场面太少（简直可以说没有），既名为武侠小说，倘无战斗穿插，似乎名不副实。”[1]巴人的批评确实指出了白羽的缺点，很有代表性，从武侠小说类型特点的角度立论，便会觉得“人情的描写太多，战斗的场面太少”是缺点，可是白羽的武侠小说是不可以局限于武侠小说类型来论短长的。白羽的武侠小说一直被研究者称为“社会武侠小说”，可是如果按照“人情的描写太多，战斗的场面太少”的标准来衡量，实应称其为“武侠社会小说”，而其人性刻画之深刻、人物之鲜活，则又容易让人忽略其“武侠”因素，因此我认为对白羽的武侠小说应从大社会小说的角度去作品评，即考察其有没有鲜活的人物，人性刻画是否深刻，而不应老纠缠于“打斗”是否多，是否好看，因白羽之所以秀出群贤，便在于写武侠而不为“打斗”所囿，能写出人性之复杂、社会之险恶、理想之可笑与人生之无常，而后者从武侠小说的角度看，无疑提升了武侠小说的品质，但它本来就是现代小说题中应有之义，因此白羽的武侠小说更应从现代小说的角度去作研讨。

墨婴在1940年著文称：“白羽小说托体章回，从体裁上看是通俗小说；这在作者，也有创作的自觉。他在自序上很谦虚的说：‘武侠之作终落下乘，章回旧体实羞创作。’但是，文学的评价究不能拘于形式，他的每一部武侠故事，在人物描写上是这么生动，情节穿插上是这么合理，而故事进展上又这么自然；虽披着传奇故事的外表，可是书中人物的内心个个都有着现代的人性。这确已冲破了通俗小说的水平线，而侵入文学创作的领域了。白羽作品因袭着章回小说的体裁，而内在文心蕴着创作的‘新’与‘热’。”[5]422可见，在20世纪40年代，就有批评家从现代小说的角度去评价白羽的小说了。

墨婴说白羽“书中人物的内心个个都有着现代的人性”，小白龙自是个鲜明的代表，但《十二金钱镖》中的九股烟乔茂给读者的印象要更深一些，描写乔茂的笔法也更能体现白羽小说的现代性。乔茂的形象是这样的：

俞剑平抬头看时，竟认不得此人。但见此人高仅四尺余，尖头瘦腮，相貌猥琐，形容憔悴，死灰色的面皮，两只醉眼暗淡无光，唇上唇下生着短短的胡碴。那神情颓丧，就像大病了半个多月，又挨了几天饿似的。脸上额上还有几块创伤；浑身上下，更是污秽不堪。两只青缎靴已变成黄色，上面满渍着尘垢；背后拖着一条小辫，也好像多日不曾梳洗；却穿着崭新一件新大衫，反衬得全身更为不洁。[6]206

白羽这段肖像描写与刘云若描写人物的笔法甚为相似，这种寓揶揄于细碎描写之中的笔法在当时通俗小说家笔下是很少见的，而在现代小说中更为常见，但也只有鲁迅等少数作家能写得像白羽这样传神。当时就有评论者认为：“白羽的武侠小说已脍炙人口了，其实他写武侠小说并非本意，他的短篇写得更好。他的精心杰作便有几分像鲁迅，不是油腔滑调的所谓幽默，而是有力的讽刺。”[7]白羽对乔茂等小人物都有“有力的讽刺”，但讽刺之中却有怜爱，因此才使得乔茂这样的小丑角色跃然纸上，成为小说中的一抹亮色。因此，叶洪生先生认为乔茂的出现是“起死回生之笔”，因郑证因走后，白羽感觉无用武之地，寻镖之事陷于胶着，困在原地，小说很是沉闷，此时宕开一笔写乔茂探盗窟，使得寻镖的紧张气氛得到缓和，而通过写乔茂探盗窟之种种可笑经历，也写出了俞剑平等人对乔茂的轻蔑，侠客的人性通过此番描写就更为丰满了。于此可知白羽“作武侠传奇而奚落侠客行径”[8]120，实是为了深入地刻画侠客的人性。

叶洪生先生认为白羽写乔茂之种种可笑经历，“无殊《魔侠传》中梦幻骑士唐•吉诃德之小人物狂想曲”[6]207。吴云心也认为白羽写武侠小说“有借鉴塞万提斯之处”[9]。我以为白羽写乔茂确实是借鉴了《魔侠传》“小人物狂想曲”的意蕴，但这只是“意蕴”原型，而人物原型则是《水浒传》中的“时迁”。乔茂矮矮的个子、短短的胡碴，“本有神偷之名，胠箧开宝，确有手法”[6]263，这不就是个活脱脱的时迁吗？

乔茂复出，众人只是讥笑其落魄。后戴永清对乔茂说：“说到访镖，这一个月，我们奔波道路，着急受累，镖银下落固然没探出；就连劫镖的插翅豹子的实底，也没摸着。乔师傅远道赶来，想必访着一些音耗。倘得明路，何不说出来，也省得老镖头心焦？”[6]263这时只见：

乔茂把嘴一撇道：“找我要明路？就凭我姓乔的，在镖局不过是个废物。咱们振通镖局人才济济，都没有寻著镖银，我姓乔的更扑不著影了！”说著，面容上不觉露出得意的神气来。[6]263

叶洪生先生在此处批道：反讽得妙绝！第卅章，俞剑平称赞乔茂探得贼人下落，紧接一句：“众人一齐拿眼看乔茂，乔茂撅着那几根狗须，越发得意。”[6]277这正面的揄扬与前面的反讽合在一起便把乔茂写活了，而乔茂鲜活的神态又总能让人想起时迁来。

白羽能写活乔茂其实还得益于他运用了人物视点的现代小说手法，对于这一点叶洪生先生在《十二金钱镖》第三十六章开篇批道：“以乔茂的‘单一观点’贯穿两章，所有故事情节全由其心中想、眼中看、耳中听交代，洵为最上乘的现代小说技法。”[6]1029白羽虽曾说“武侠故事，托体既卑，眼高手低，愧无妥作”[10]4。而实际上，白羽在托体既卑的武侠小说中使用了“最上乘的现代小说技法”，因而小说托体虽卑，而意蕴实高，这皆源于墨婴所说白羽“有创作的自觉”[5]422，不甘于托体既卑，而无所作为。之所以能有这种“创作的自觉”，主要在于白羽对武侠小说早有自己的认知，内心早有重构武侠小说的冲动。1934年5月30日，白羽在《谈武侠小说》中写道：“北方的武侠小说，其口腔完全是说书，其文笔、很浅弱，其铺设事端、描写人物，尤失之浅陋。”[11]这说明白羽对于当时武侠小说的声腔、文笔、叙事、写人等均不满意。既不满意，内心便有他自己的标准，内心便一定会有些创作的冲动。但当时大家都不知白羽能写出什么样的武侠小说，不知他在声腔、文笔、叙事、写人等方面如何超越前人。直到《十二金钱镖》问世，大家才发现白羽给托体卑微的武侠小说带进了现代小说的气息。白羽在这篇文章中认为赵焕亭“其人缺乏创造力，书中故事多抄成案，作者虽是一位玉田老举人，却好于不必要处，写女人拉屎撒尿，弄脏底衣，形容秽恶，令人作呕。较好的作品，是《大侠殷一官》。”[11]可见在白羽看来，武侠小说不应有许多“不必要处”，这即是说武侠小说的主干情节要清通，要不枝不蔓。这也说明他对赵焕亭的《奇侠精忠传》《英雄走国记》是不甚欣赏的，但同时白羽却肯定了《大侠殷一官》。《大侠殷一官》在赵焕亭小说中是较为平实的一部，写人情世故却较深入，“不必要处”亦较少，这都是白羽认可的，此外，书中彰显除暴安良的武德也是白羽欣赏之处。1949年后白羽曾对人说：“我认为写什么都离不开‘文以载道’。只要立意正派，用心良好，都会做出些贡献的。”[12]而《大侠殷一官》正是一部“文以载道”的武侠小说，但它不说教，而是用写实的笔法来表达。张赣生先生认为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民众更加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白羽在此际崛起，上承《水浒》至《大侠殷一官轶事》一脉，而着力地通过武侠的社会活动将批判锋芒直指世道不公，以此和一般技击武侠小说区别开来，完善了社会武侠小说鲜明的特色。”[13]张赣生先生认为白羽“完善了社会武侠小说鲜明的特色”，我以为具体来说白羽主要是从声腔、文笔、叙事、写人这四个方面对社会武侠小说特色进行了重构。在声腔上，他去除了说书口吻，叙述更加简洁流畅；在文笔上，他用洗练的短句来状物写人，清新雅健，不陈腐，不欧化，独树一格；在叙事上，能运用现代小说技法，情节更加诱人；在写人上，善用反讽手法，写人性弱点。从对后世的影响来看，白羽武侠小说在写人和文笔上的影响最为深远。

港台武侠小说在人物和语言上便常借鉴白羽的武侠小说。如《十二金钱镖》中的弹指神通华雨苍，叶洪生先生便认为《射雕英雄传》中的黄药师即从此蜕化而出。而《大泽龙蛇传》第三章“卖恩计舍身投湖”末尾：“凌伯萍急不得，恼不得。人家是好意，人家要报恩！”[14]55这种笔法意蕴对古龙就有启发，他更用短句将其推向了极致。于此，不妨来看两段白羽的文字：

多臂石振英久涉江湖，饱尝世味，天涯寄迹，到处为家。这几年息影故园，久与江湖隔绝。可是此日重上征途，顿忆前尘，尽管景物全非，却重尝旅味，如走旧路。不觉得喟叹了一声，说道：“韶光催人老，回想当年，又是一般情景了!”陈元照却是山川触眼，全觉新异。一老一少，心情各殊。[15]

高明轩救了小白龙。未能示惠，实际反增加了小白龙的多心，衔恨。小白龙自以为行踪隐密，佯高蹈以掩盗迹，虽床头人还不知，何况路人?何况“食肉者鄙”的官人?今竟突逢意外，落得倾巢弃家。那么高某忽然而来，无因而至，岂能无疑?结交，卖恩，步步推勘，小白龙已经猜思过半。但绿林做事，自有绿林的做法。明知不是伴，急时且委蛇。骨子里是骨子里较劲，面子上仍拿面子还。小白龙方靖是这样打算。[14]138

叶洪生先生认为白羽“文字干净利落，句法清刚有力”[6]715，“既不同于还珠楼主那样瑰丽万状、踵事增华，也不同于郑证因那样满口黑话、唯武是尚，更没有王度庐的‘裹脚布’、‘咏叹调’与‘新文艺腔’！他是文乎其不得不文，白乎其不得不白；雄深雅健，兼而有之”[16]。上面两段文字是随意拈出，正可为洪生先生所言作证。墨婴说：“白羽的笔‘健’、‘洁’，他的小说精严廉悍，力透纸背，要一句一句的读。”[5]423斯言至善！从文字上讲，能让读者“一句一句的读”的武侠小说，在近现代武侠小说家中也只有白羽了。

时人与后人对白羽的武侠小说评价甚高，但他自己早先还不很自信。1939年，他在《话柄•自序》中说：“环境和饭碗联合起来，逼迫我写了些无聊文字。而这些无聊文字竟能出版，竟有了销场，这是今日华北文坛的耻辱。”[17]也许白羽当时确实认为他那些武侠小说是“无聊文字”，但随着他的武侠小说被社会接受，得到一些评论家的肯定，他逐渐开始认真对待自家的“无聊文字”了。据墨婴称，白羽“写小说多所修改，报刊稿，与初版书、再版书，字句内容各有不同。白羽以作家而兼出版家，细雕细琢，连一个标点、一个问号也要注意；每一书出，必撰‘提要’，卷前有‘前记’，括叙前情，卷末有‘后记’，预告下文”[5]423。白羽在《血涤寒光剑•自序》中曾“揭穿底细”：“《寒光剑》首卷实非创作，乃是抄货。第一章初踏江湖，窃材于《侠隐记》。陈元照之问世，脱胎于达特安，不过多添保父随行，一路唠叨，稍资点异。第六章剑夺争锋，则又为吾友证因所创意；其所作《黄衫客》，写姑侄比武；羽不过补出结局，令抟沙女侠小觑元照。终为势迫，以师姑下嫁师侄。嫁后快快，遂有惹起波折。‘千古文章一大抄’，愿读者检取原书对读。当见‘偷招’之巧、‘窃赃’之妙。然偷而不抢，尚不致刀伤事主，此则差堪自豪者也。一笑为序。”[10]4可见白羽对其“偷招”之巧、“窃赃”之妙，很是得意。这说明他后来写武侠小说是很用心的，已不再认为是写“无聊文字”了，而且从中得到了乐趣。就在这篇序言中，白羽对自己的小说作过一个评说：“或问作者：何书为佳？羽曰：武侠故事，托体既卑，眼高手低，愧无妥作。若比较以求，《话柄》回忆童年，文心尚真。《联镖记》人物情节，颇费剪裁，确为经意之笔。次则《金钱镖》二、三、四卷，《争雄记》一、二卷，《偷拳》卷下，不无一节可取。”[10]4由此可见，后来白羽对自己的武侠小说已很自信了。1949年后王者兴问白羽为什么不抛开武侠小说而写文学性强的作品，白羽回答说：“似乎写武侠这类小说也成了我的专长，尽管这不是我最初的理想。”[12]这就再次证明白羽写武侠确实是“有创作的自觉”。

白羽的武侠小说写作历程是由不自信走向自信，由应付走向自觉，最终写出了具有自家特色的武侠小说。他的这种探索历程对当时的武侠小说作家就很有启发。1940年7月12日，二衲（吴云心）在《谈武侠小说》中写道：“一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小说叫《大侠别传》，立志要写一个真正‘一生不为己，专为他人忙’的侠客，没有写完便懒得写了。……‘一生不为己，专为他人忙’是骗人的话，侠也得吃饭的。”[18]“侠也得吃饭的”，吴云心是白羽的朋友，他这种观点无疑是受了白羽的影响。同年12月，巴人在《读〈大侠别传〉》中写道：“侠客在作者笔底下摇身一变成了现实的人物”，“从前有人说：中国的旧武侠小说，热闹而没有艺术上的价值，读完了叫人一无所得。新小说有价值而不热闹，叫人感觉生硬，读不下去。现在《大侠别传》出版了，推翻了这种论调，它是既热闹又有艺术的价值”。[19]正是由于白羽的崛起，侠客才“摇身一变成了现实的人物”，社会武侠小说才得以在武侠小说中卓然自立。《大侠别传》的出现，证明白羽社会武侠小说之路是成功的，是值得仿效的。而说到“既热闹又有艺术的价值”，白羽的武侠小说自是沦陷时期的代表。

叶冷对白羽的武侠小说曾作过这样的总结：“他的故事外形尽旧，而作者的态度、思想、文学技术，都是清新的，健全的。至少可说他的武侠三部作是无毒的传奇、无害的人间英雄画；而不是诲淫、诲盗、诲人练剑练拳挡枪炮。我以为他的书恰可与英国的传奇作家斯蒂芬孙相此，他的书能够沸起读者的少年血，无形中给你一些生活力，和一些勇，一些热。”[8]120事实证明，白羽的武侠小说不仅能在沦陷时期“沸起读者的少年血”，给人以“生活力”、勇和热，同样也能使后来的读者沸起少年血，获得“生活力”，获得勇和热。白羽早就说过：“写文章，必须拿出良心热血。”①竹心：《海派与商品文学》，《益世报》，1934年2月8日。在此文中，白羽又写道：“我个人的意见，海派也罢，洋派也罢，作家也可不得已而投机迎合，但必保持著一直严肃，一种忠实。倘不摆出玩票的游戏态度，不拿出卖艺的炫弄架式来，虽所作为商品，还不失为有益的耍货，如冰鞋哑铃。”可见白羽的写作既通达，又有原则。他是说到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