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法迥异，殊途同归

杨雪瑾

六王毕，四海一。公元前221年始皇嬴政建立秦国大一统，历史的乐章仿佛奏响了一个最强音，而后翻开的一曲新的乐章。东周春秋时期的《礼记·中庸》第二十八章记载：“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虽然“书同文”政令推行期间发生了焚书坑儒等惨烈的事件，并在其后千年中常常遭到痛斥，但是书同文的历史进程仍不可小觑。历史上对于“书同文”更多的评价是促进了秦令的推行，促进了统一多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书同文还有一个更广泛的影响，在秦国建立封建制度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秦一跃成为当时世界上的强国。不仅仅是当时我国社会体制的进步，更是迈开了世界封建体制的脚步，而这一体制得以快速发展和认可，并且被世界其他国家纷纷效仿的主要原因，便是“书同文”的功劳——书同文使文字统一，进而使语言统一，各民族的文化、习俗渐渐归于相似，在当时较为先进的封建体制才得以运行。因此可以说书同文是人类发展历史上重要的进程。

然而穿越重重历史迷雾，书同文的种种细节如同一枚枚石子在岁月的长河中打磨，逐渐失去了凌厉的外表，笼罩在圆润的朦胧里。或许我们对这三个字都有自己的理解，但这份理解中也包含着历史迷雾带给我们的误会。

书

简单来说，书同文首先统一的是文字的书写。殷商以降，文字逐渐普及。作为官方文字的金文，形制比较一致。但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器、陶文、帛书、简书等民间文字，则存在着区域中的差异。这种状况妨碍了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也影响了中央政府政策法令的有效推行。于是，秦统一中原后，秦始皇下令李斯等人进行文字的整理、统一工作。

经过统一规范的秦代篆书称小篆，又称“秦篆”，是当时官方推行的标准字体。关于小篆的产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说：“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也。”可见它是李斯等人在先秦的大篆的基础上，吸收并省改六国古文、统颁天下、统一文字的产物。

经过统一规范后的秦代小篆，结构更严谨，笔画更简洁，字形更匀称，是秦代和汉代前期通行的官方正体文字。但是它的使用范围还是有限的，主要是在比较郑重的场合使用。汉代萧何等人据秦时文字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秦书八体”，包括小篆、大篆、隶书、刻符、摹印、署书、殳书和虫书。启功先生认为“八体”中，大篆指先秦文字，小篆是秦文，隶书是当时的俗体，而刻符、摹印、署书、殳书都是小篆在实际中的特殊用字，虫书则是篆书的一种变体，用于装饰。

同

秦始皇在推行“书同文”政策时，其实并不是向建国后推行简化字一般，说到底，书同文的核心在于“同”而非“简”。秦系文字构件内部的演变、简化，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几百年里自然演变的结果。秦统一前后，秦文字在各个方面并没有明显区别。虽然秦文字继承了宗周文字的衣钵，变化最缓慢、最为尊古，但是想要秦文字在这几百年里一点变化都没有，也是不可能的。

可以说，“小篆”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秦文字逐渐衍变而来的，秦统一前后的文字，并没有明显的区别（所谓“大篆”、“小篆”的名称也是汉代才开始使用的）。“规范字库”不可能是一夜之间，由少数人“创造”出来的。且相对东方六国文字而言，秦文字并不是“简化字”，而是最保守、最接近西周春秋文字的一种，在一定程度上，秦统一文字甚至起到了文字“复古”的作用。东周时期，秦一直是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其疆域又处在西周故地（也是西北边陲），因而秦文字没能跟上东方六国文字剧烈变化的步伐，而是恪守陈规，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西周春秋文字的字形及用字习惯。正是由于秦统一后给汉字来了个“复古运动”，才使得后世继承秦文字而来的隶楷文字，有相当一部分能跟商或西周的古文字符串连起来，也使得今天的古文字研究者，能够相对容易地读懂商周出土文献。

至于隶书，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普遍通行，与篆书在功能上互为补充且并未形成明显的二极对立。因此在“书同文”政策下，篆、隶两种形体的文字均在全国推广，只是把小篆作为秦国标准文字，隶书作为日用文字，皇帝诏书和政府正式文件一般用小篆书写，非官方文件用隶书抄写。先秦时期“古隶”与“篆书”的关系大致相当于今天“楷体字”与“宋体字”的关系。

文

除了对文字书写的统一，秦始皇“书同文”政策的另一重重要价值则在于规范用字习惯，即规定文字的用法、统一汉语书面形态，废黜掉通行于六国的用字习惯、方言词汇。台湾中研院历史所的陈昭容先生曾提出：“造成战国秦汉文字通读困难的原因，除了形体上的歧异外，用字习惯的不同，再加上通假字的广泛使用，确实是解读困难的主因。所以，提出‘正用字‘统一书面形态观点解释秦代‘书同文字，的具体意义，是值得注意的。”

所谓“用字习惯”，是指用哪个“字”记录哪个“词”，如秦文字用“爵”记录爵位的“爵”，楚文字则用“雀”，后统一作“爵”;秦文字用“谤”记录诽谤的“谤”，楚文字则用“方”，后统一作“谤”;秦文字用“重”记录重量的“重”，三晋文字等则用“冢”，后统一作“重”等等。說到底，就是废黜掉通行于六国的用字习惯、方言词汇，将其统一为标准秦国书面语。

传世文献《秦更名方》记载，秦始皇帝的确有改名号称谓的举动，比如他将“王”改为“皇帝”、改“命”为“制”、改“令”为“诏”、天子自称“朕”、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更名“河”曰“德水”、更名“民”曰“黔首”（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改“辠”字为“罪”字（见《说文解字》）。可见秦始皇帝想要统一的不仅是文字，还有语言。通过这些更名，每个汉字的字义因为有分工而范围缩小，使得汉字的表意专一化、精确化了。这是“书同文”政策在“正用字”上的进步之处。

纵观古代中国两千多年历史，始皇嬴政不仅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而且统一了文字、度量衡，彻底结束了自东周以来各国纷争、分裂的局面。如果只看到秦二世而斩、王朝生命期仅有十五年便轻视其制度意义的话，那恐怕是犯了历史短视症——因为随之出现的两汉王朝长久兴盛四百年之久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晋书》所言“汉承秦制”。秦制是历史研究基础中的基础，不止影响了对于汉民族形成具有重大影响的汉制，且持续影响至隋唐、宋元、明清时期。嬴政统一六国文字，不仅推动了秦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这一文字统一局面横亘了整部中国史。其意义之巨大，怎么说都不为过。

编辑/徐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