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域文化空间转换看清初易堂九子古文创作

吴昌林， 唐季冲

(华东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以魏禧为领袖，易堂九子由魏禧、李腾蛟、彭士望、邱维屏、林时益、魏祥、彭任、曾灿、魏礼九人组成。作为明末清初遗民，九子隐居在翠微峰，砥砺气节，其自强不息、坚贞志节令人称赞。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谈到：“明末遗民，他们虽含荼如蘖，恨没世，而他们坚贞之志节、笃实之学风，已足以深入有清一代数百年来士大夫之内心，而隐然支配其风气。直到清末，还赖籍他们人格之潜力，来提倡革命最有效之工具。”[1]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对易堂九子评价也很高：“江西在北宋，为欧阳永叔、曾子固、王介甫产地，在南宋为陆子静产地，其士之秀香，咸以‘蓄道德能文章’相厉，故学风亦循此方向发展。清初则宁都魏善伯、冰叔、和公号宁都三魏，与同县邱邦士、南昌彭躬庵等九人，同隐于翠微山之易堂，号易堂九子，而冰叔为之魁。”[2]

易堂九子游历于不同的地域之间，结交许多文人志士，与之谈文论道，他们的思想影响了九子古文创作。当创作受到不同地域文化影响的时候，九子古文题材也发生相应的改变。

一、九子生平的交游与游幕

易堂九子中，魏氏三兄弟和彭士望、邱维屏、曾灿以游历为重要事业，纷纷走出宁都，游遍天下，而李腾蛟、彭任、林时益则隐居不出。魏际瑞以游幕为依托，足迹几乎遍布天下。康熙元年(1662)，魏禧时年三十九岁，他意识到不能闭门造车，应该外出开阔自己的见识，在《上郭天门老师书》中写道：“壬、癸之际，私念闭户自封，不可以广己造大，于是毁形急装，南涉江淮，东逾吴浙，庶几交天下奇士。行旅无资，北不及燕、秦，南不得至楚，遂反山中。”[3]最终于康熙十九年(1680)卒于客途中。魏礼曾自称“性好游”，顺治十六年(1659)出游，甚至举债游涉万里，南极琼海，北抵燕西，出游一二年或者三四年返回宁都易堂。彭士望出游时间不固定，主要游历于东南一带。曾灿在顺治十六年(1659)开始出游，游历活动主要在吴越之间，晚年潦倒而游于清幕，最终卒于游途之中。[4]

九子游历承载着他们的理想与寄托。首先，他们把游历作为广交天下之友的途径，发现人才，改变明末以来的颓风，来实现经世致用的主张。其次，九子出游的目的是为了扩展自己视野，增长见识。宁都位于江西赣南，相对于吴越文人之地，显得偏僻。而且，赣地百姓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养成了不喜欢游历的习惯。所以九子想借助游历感受外面的大千世界，以此砥砺自我。魏礼在《孔英尚文集序》中说：“是故吾江西地瘠而民朴，鲜淫巧之技、荡心之货，质胜乎文，礼义廉耻，有短垣不敢自逾。然而广己造大，必资于大国名区、人文辐辏之处。情伪万有，览风土时物之正变，拓一己固隘之拘虚。然而浮足以荡吾朴者有之，文足以漓吾质者有之。跅弛之士，或先末而后本；气矜之夫，或尚成而遗义；风波之民，见事风生，凿空而架构，皆不可不察也。是故善游者，集众思，广众益，收效于无穷；不善游者，破其故美，荡析无遗，集众弊于一身。噫！行则为世之敝人，文则为世之敝文而已，恶足尚哉？”[5]游历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生存常态，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魏禧在《曾庭闻文集序》中指出交游对一个人的文学创作有很大影响：“古之能文者，多游历山川名都大邑，以补风土之不足，而变化其气质。”[6]九子出游结交天下志士，通过游历来补充自己对自然环境的不足，相互切靡砥砺，亦师亦友，从而陶冶自己的气质。九子所交游之人，对其影响有大有小，本文从中选出若干代表，逐一论述。

二、江右文人与九子谈学论文

明末清初，江右之学，以髻山节义、程山理学和易堂经济文章为著。“程山七子”有谢文洊、甘京、封浚、黄熙、威龙光、曾日都、汤其仁，以谢文洊为代表。谢文洊起先和清初部分学者一样，专心讲阳明心学，直到四十岁时在新城传播心学遇到鼓吹程朱理学的王圣端，谢文洊和王圣端辩论后，谢文洊折服，转而崇尚程朱理学。谢文洊主张学畏天命，躬行实践为主，宗程颐、张载“主敬”说，以复兴理学为己任，著有《初学先言》《程门主敬录》《左传济变录》《易学绪言》《大臣法则》《兵法类案》，以及《学庸切己录》2卷、《谢程山集》18卷。甘京、封浚、黄熙、威龙光、曾日都、汤其仁六人治学严谨，每天三省己身，相互学习。魏禧在《赠程山五君子五十序》中评价他们：“美公毅而介，长人和而有守，楗斋、二为坦中而好义，维缉虚己而挚。”[7]

“髻山七隐”有宋之盛、吴一圣、查世球、查小苏、余晫、夏伟、周长孺，以宋之盛为代表。宋之盛等七子隐居丫髻山授徒讲学，江西巡抚蔡士英曾经聘请宋之盛为白鹿洞书院山长，被他拒绝。宋之盛有故国情怀，誓不出仕做清朝官员，精研《春秋》，宗程灏，以识仁为要，尝作《仁论》。张尚瑗曾在《宋惕传》评价《仁论》：“此书首论仁，次性气，辨异、穷经、订古、经世各数百千言。明季江右学者多宗阳明，惕举其最表表乾，以为李见罗、罗念庵未能穷理，欧阳、东廓议论极疵，独以明道、濂溪为宗主，阐发朱子极高明道中庸之旨。”[8]宋之盛在《仁论》中论道：“仁之道，先生不己者，天地以是生，而生人类物不己者，天地之所以为心也。人得之以生，而不容己于群焉。俱生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之心也，只是个仁。默识，识此学不厌；学此，诲不倦；诲此心安为仁。此心不安为不仁，因不安而求安，谓之求仁。告子之心，病在不安，处不知，求识仁，则体段光风霁月；不识仁，而只事澄治，则为寒潭霜月矣。儒学生生，其法从不忍入；禅学无生，其法从忍入。形色，天性也。道家必欲形与神抱，禅家必欲形与神离。物态万有不齐，无碍太虚，犹是太虚映现之说；物态所以不变者，乃太虚之气蒸变使然也。只心一便是太极，心一便于万物为一。识得与万物一体，则同患之忧与反身之乐，非两时两事。”[9]472

谢文洊主张“以诚为本”，宗程颐“主敬”说，学习程朱理学；宋之盛“以识仁为归”，也宗程颐；而易堂九子则主张以实践为主的经世致用之说。谢文洊以江右理学为正宗，对何心隐、罗汝芳之说持否定态度。他的“主敬论”是为了阐扬程朱理学，唤醒世人对传统儒学的认同与复归，所以潜心注疏《学庸切己录》，以复兴程朱理学为己任。而宋之盛重在“识仁”，其观点与谢文洊有许多相契合之处。宋之盛擅长古文，郭思敬在《髻山文钞》中评价宋之盛：“虽讲宋学，而文笔清挺，无宋末语录之弊，如篇中《郭义士传》《先府君墓志》诸作，虽冰叔、躬庵无以过也。”[9]475魏禧则强调“积理练识”“经世致用”之说，好观古今之治，长于史论、策论。梁启超在《清初学海波澜余录》中评价三家：“时江西有谢秋水文洊，辟程山学舍，集同志讲程朱学，病易堂诸人‘言用而遗体’，贻书冰叔争之。冰叔复书道：今之君子，不患无明体者，而最少适用。学道人当练于世务，否则试之以事，则手足错乱；询之以古，则耳目茫眛。忠信谨守之意多，而狭隘杓牵之病作，非所以广圣贤学也。”[10]易堂学风，观此可见一斑了。

顺治十年，三家在南丰程山相互交流，对“仁”与“术”哪个为本展开了论辩。魏禧以术为本，认为从“术”上做起，认认真真，而不能只谈理性，否则诈伪丛生。在《日录·里言》中魏禧说：“予向喜仁术两字，初谓是理中当有此番委曲，久之理上多了几许安排，又久之理外生出各种诈伪，便把‘仁’字放空，却将‘术’字做了把柄。故日用之事，须十分兢业，常常提著‘履霜坚冰’之意。”[3]而谢文洊和宋之盛认为“术”从“仁”中出，以“仁”为主，据《日录·谢约斋评语》记载：“须是‘仁’字十分深重，‘术’字从中生出方妙。倘于‘术’字著喜，则‘仁’字只是附和，久之附和者去而术为主矣。”[11]

另外，古文创作在“体”与“用”，何者为本，何者为末，彭士望与谢文洊的观点不一样。彭士望主张实用，批评明末阳明之学流为空疏之弊，在《与宋末有书》中彭士望指出了这一现象流弊并提出策略：“天下五六十年，患虚病极矣。其下者不足言，文章、经义、名誉、气节，皆虚病也。相延而至于理学之议论郛廓，经济之影响云雾。衮衮坐谈行义高举，顾为世之龙肉醴泉，而不能为世之布帛菽栗，于民生之酷烈饥寒，气运之倾危陷溺，则相与从容拱手，恃虚美以救之，谓可以易天下。亦徒见其迂疏愦乱，至困弊而莫之继，而相随以死也。惟核名实，黜浮伪，专事功，省议论，毕力于有用之实学。胆识以充，器量以宏，精神以敛，强力以优。以生为寄，以死为归，以沟壑为家，以忠信才敏之友为命。操练精熟，宠辱不惊，庶足以任宇宙之大常大变而无所于挠。”[12]

谢文洊则以为不然，在《乙巳与易堂魏冰叔书》中，对彭士望经世致用一说提出了否定：“躬庵文字之卓练，人所共赏，但其后段立说觉有愤激之气，以经义节气，尽归虚美，似亦大过。谓未免有虚美者藏其中，则可；谓经义气节总归虚美，则不可；谓刑名富强、智谋才武之有济于世用，则可；谓经义气节者，反不如其实用，则不可。盖刑名富强、智谋才武，如不本于经义气节，则小有才而未闻大道也。虽区区有利于目前，其遗害于后世，正自不小。经义气节之士，虽未必利于当时，而启迪万世之心，维持万古之纲常，究有厚望焉。……今乃悉以经义气节为虚美误世，以实用归于刑名富强、智谋才武，抑扬不平，使后进不善读书，不悉力以趋功利不止甚矣，立言不可不慎也。且篇中论学术未能尽情洗发，归诸正大，虽身体力践，验诸实事一段，似有归著。然于精微之奥、广大之规，未见一语透出，其所谓入之者深，敛之者密，未必是大本大原所在，而出之无穷，发之不聚者，岂遂可不谬不悖乎？”[13]

魏禧对两人的辩论，从中调停，但偏重于彭士望经世之说。在魏禧看来经世之用是“体”与“用”争论的延续。魏禧在《复谢约斋书》中说：“所教躬庵《送熊生序》‘经义气节，总属虚美’云云，弟今虽未甚记忆，恐躬庵初不如是，或词气抑扬过当而自晦其意也。谓‘刑名富强、智谋才武，有济于世，经义气节反不如其实用’，此则专就经义气节迂疏已甚者言之，故遂抑之于其下。先生所云‘刑名才智，区区有利于一时，遗害后世不小；经义气节之士，虽未必见用于当世，而启迪万世人心，维持万古纲常者，功甚大’。此又专就经义气节之最高与刑名才智之最陋者言之，故遂伸之于其上。愚以为两者之说，皆所谓钩金舆羽，比量重轻，骤而视之，似为大反，细而求之，实无异同。何者？经义气节，迂疏已甚者，在先生必不以为是。而刑名才智违教害义者，实躬庵所不与。程山、易堂大抵于体用中各有专致，彼此勤勤，皆欲出其所见以辅所不足，非苟求相尚也。”[6]

对于谢文洊的批评，彭士望在《与谢约斋》中予以回应，对谢文洊静坐修美给以委婉的批评。彭士望说：“望所与时贤语者，惟保恤穷民，护持善类，汲引人才，培养才俊。无论治乱，俱在世道民生，有裨实用。与冰叔《报翟韩城书》《送黄孝廉会试序》互相引发，绝不敢为过高之论。必欲南辕北辙，徒令其腹笑我辈迂阔，远于情事，仅以文辞往复，而竣毫无益于彼此也。窃以为学工夫自非专久静一，屏谢杂务，培植基本以年岁为期。而遽欲以宰制经纶，主持斯道，将不免于牵补架漏，走透渗漉，其稍能自力者或可免显然之悔，尤其不能者，则义袭貌恭，情伪色裹，纷然潜伏而不自觉。”[14]魏禧也批评谢文洊静修之说，在《与谢约斋》中表明：“先生之学，以调养心气为主，然心处静处，何由徵之？但能于横逆之来不愤慨，于逆耳之言不嫌忤，于烦杂之境不燥乱，则此中学问得力与否，但自可考。故养心气者，不止在静中得力，而须以平心察理，小心耐事，夹辅成之也。”魏禧认为要达到修养，应该学习实践，不能闭户读书，这样不能求得真知。[3]

那么，古文如何能达到经世致用？易堂九子认为主要有两个途径，其一是通过交游传播自己的主张，也可以兴办教育，招士讲学培养人才；其二就是从历史中寻找经验，解决现在面临的问题。魏禧创作《左传经世》，彭士望论述《资治通鉴》《春秋五传》，可以看出易堂九子对史学经验非常重视，努力寻找种种具体知识经验。魏禧在《左传经世序》中讨论了史与道的关系，认为史学可以解决现世问题：“读书所以明理也，明理所以适用也。故读书不是经世，则虽外极博综，内析秋毫，与未尝读书同。经世之务，莫备于史。禧尝以为：《尚书》，史之大祖；《左传》，史之大宗。古今治天下之理，尽于《书》，而古今御天下之变，备于《左传》，明其理，达其变。……尝观后世贤者，当国家之任，执大事，决大疑，定大变，学术勋业烂然天壤。然寻其端绪，求其要领，则《左传》已先具之。盖世之变也，杀夺、蒸报、倾危、侵伐之事，至春秋已极。身当其变者，莫不有精苦之志、深沉之略、应猝之才，发而不可御之勇，久而不回之力，以谨操其事之始终，而成确然之效。”[15]

另外，在对待儒禅态度上，谢文洊和宋之盛力辟狂禅之非，欲复兴儒学。而魏禧认为，世无真禅，哪能害儒？禅学不会对社会产生什么不利影响，产生不利影响的是士人不务实学，所以世人要从一件件实事做起。宋之盛将禅学视为亡国的毒害，反思明代世人空谈心性，结果亡国。谢文洊也对禅学予以批判，在《谢程山集·禅根论》中云：“不知生死为天地之公理、造化之真机，何用趋之、脱之、空之为哉！至于身死，则公理、真机之尽耳。阴阳之气有凝聚，必有解散。”[11]除此，在士子涉世问题上，三家也有不同观点。谢文洊认为士子涉世带有功利性，士子应该以学业为主，专门用心一意，如果以涉世为主，就会沦为俗人，慢慢偏向功利，失去了士子原本面貌。而魏禧在《日录·谢约斋评语》中认为：“涉世处即是自己做学问处。若能体认，涉世便是学问。”[3]宋之盛偏向于谢文洊，在《日录·宋之盛评语》中云：“叔子欲以经世而正人心，先生欲以正人心而经世，二者不可偏废，究之人心，是有本有体，然后用有所根。”[6]三家探讨思想学术，虽然主张上有所不同，但面对异族统治，仍能取长补短，促进江西学术发展。

在与九子交往的江右文人中，杨文彩值得一提。杨文彩，字治文，晚号一水，宁都人，是魏禧的老师。魏禧是杨文彩最得意的门人，杨文彩曾经编著《尚书绎》，与魏禧商量定稿，在《杨子书绎·指略》中自叙道：“《书绎》既成……然惧一人见有所蔽也，必有人为补正讹，庶几告无罪先贤，爰以其事属门人魏禧叔子，盖非有同量之人则不能如于其中，非有异量之人，不能出乎其外，由是共处一室，相与扬榷，首正谬，次薙繁，义有未尽，复著为论，以补所不逮。是书之成，其功为多。”[16]除了魏禧，李腾蛟、邱维屏、曾灿、彭士望、魏际瑞等都和杨文彩有诗文唱和。

除了杨文彩，还有南丰汤来贺与九子有过交往。汤来贺，字佐平，号惕庵，南丰人，著有《鹿洞迩言》《居恒语录》。魏禧与汤来贺为忘年之交，常书信往来，相互规谏。汤来贺曾经指导魏禧为文之道，在《复魏冰叔》中云：“虚心在酌，宁守先儒之规矩准绳，勿放言高论，以启敝窦。凡一己所见而众人以为未确者，勿可言也，即一时众皆称许，而以圣贤之道揆之，或恐流弊于后世者，亦勿可言也。”[17]241彭士望、曾灿、彭任也与汤来贺有诗书往来，彭士望曾为汤来贺的《内省斋文集》作序，在《内省斋文集序》表达了自己对汤来贺的钦佩之意：“先生长才干济，而其心自少至老，必不肯一日饱食优游，无所益于世事。其文章亦绝少蹈袭，率胸怀尽所欲言而止，情事爽豁，俱有实际。”[18]257

九子在文学上还与其他江右文人有过交往，比如新建杨益介、宜春张自烈、新建徐世溥、临川傅占衡、新城涂酉、新城涂斯皇等，他们都影响了九子古文创作，对提升古文创作具有重要意义。

三、吴越文人与九子往来唱和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同的地域风貌与风土人情塑造了作家不同的审美观。魏禧在《曾延闻文集序》中说：“文章视人好尚，与风土所渐披。古之能文者，多游历山川名都大邑，以补风土之不足，而变化其天资。司马迁，龙门人，纵横江南、沅湘、彭蠡之汇，故其文奇恣荡轶，得南方江海云草木之气为多。”[19]只有游历才能开拓和变化自己的风格，以此超越自我。九子游历吴越之间，与吴越文人交游，以求开拓更健全的作文风格。更重要的是，他们都秉持相似的文学理论，对古文创作具有相近的态度。

吴越文人中，与九子交游甚好的有归庄。归庄，字玄恭，号恒轩，昆山人。邓之诚在《清诗纪事初编》中评价归庄：“其文胎息深厚，不务纡徐有致，可谓善于学有光者。诗述家难，意酸辞苦；至于登临游览，神气飞腾，奇乃在骨。”[20]魏禧与归庄相友善，早在认识之前，魏禧就知道归庄声名。魏禧在《归元公六十序》中记载道：“吾年未三十时，闻归震川先生有曾孙庄，抱高节，负才使气，善骂人。既有传长歌至山中者，凡三千余言，上溯鸿濛，下及季世，驱使神仙鬼怪之物，呵帝王，笞卿相，践籍古之文人，恣睢佯狂，若屈平、李白沈冤醉愤无聊之语。客曰：‘此归元恭庄所作。’予惊怖其人，疑不可近。”[3]康熙十二年(1672)仲夏，魏禧游历吴门，归庄慕名而访，其间总共四五次。魏禧在《归元公六十叙》中谈道：“壬子夏，侨吴门，元公闻之，趣过予。予方畏暑未之报，元公则四五至不为嫌。每至，挟其文，余亦出新旧文。二人者相攻谪其不足。予叹若元公者乃可以狂，然元公方摧刚为柔，虽龙性不可得驯，可阅世既久，学日就敛实。”[21]可见归庄对魏禧的敬意。二人相见时为文切磋，相互指出对方不足之处而不溢美。后来魏禧将要回往宁都，归庄拿着羊羹、脯鱼和酒为魏禧践行，魏禧在《哭莱阳公昆山归君文》中回忆道：“棹小舟，独送禧于浒墅关上，握手再拜，痛哭久之。”[3]可见二人友谊之深。

除了归庄，九子与仁和毛先舒在文学上有过切磋交流。毛先舒，字驰黄，仁和人，与毛奇龄、毛际可齐名，时人谓之“浙中三毛”。魏禧与毛先舒常有书信往来，谈学论文，在《答毛驰黄》中，称赞毛先舒为文以本领为贵：“今天下家殊人异，争名文章，然辨之不过二说，曰本领，曰家数而已。二者又以本领为最贵，驰黄留意经学，治儒先之言，可谓有本；而措之文辞，虽杂出《文选》、六代，然朴气未离，深朗隽整，殊为近古，非小家所及。”[6]当然，两人也有争论的时候，但彼此以理相争，不涉及个人攻讦。两人曾经就于谦在景帝易储一事上谁是谁非有过论辩。毛先舒在《于太傅论》上下篇，反对时人批评于谦未尽大臣之责，为于谦辩解：“或谓于太傅谦为景皇帝所倚信，易储时不能力争，为失大臣之道。未尝设身处境，而权事理之重轻者也。”[22]魏禧认为于谦作为君子有不谏之失，在《与毛驰黄论于太傅书》中云：“夜挑灯读大集，叹西陵才薮，文章一道，不得不首属足下。而足下诸论，识议卓荦，尤不暇指数，独于《于太傅》上下篇，援经据史，辩论澜翻，陆冰修、沈甸华皆深然其说，禧则最以为未可。盖此论关系兄弟君臣大义，言不合道，则贻祸天下万世不小，不独文章工拙之故，清极言之。太傅手定社稷，不可以此一事没其大功，不谏之先，正不必为太傅讳。”[3]当然无论对错，两人各有道理。

与九子交往的吴越文人，主要有朱彝尊、曹溶、陈玉琪与邵长蘅。朱彝尊，子锡鬯，号金风亭长，浙江秀水人。朱彝尊与魏禧、魏际瑞、曾灿常书信往来，谈学论道。朱彝尊在《看竹图记》中称魏际瑞：“叔子居易堂，读书且二十年，天下无知叔子者，一旦乘扁舟，下吴越，海内论文者交推其能。”[23]魏禧也为朱彝尊文集作序，在《朱锡鬯文集序》中说：“年十七自弃举子业，学古文，博极群书。既食贫，历幕府，则之豫章、之粤、之东瓯、之燕、之齐、之晋，凡山川、碑志、祀庙、墓阙之文，无弗观览。故所作文，考据古今人物得失为最工，而经传注疏亦多所发明。”[24]称赞朱彝尊为人为学，难能可贵。

曹溶，字鉴躬，号秋岳，浙江秀水人。魏禧、曾灿与曹溶往来频繁，魏禧在康熙十年(1671)八月游吴越，为曹溶《金石表》作序，又为他所居倦圃作《倦圃说》：“多古树，又多水焉，高高下下，水出其间，倦翁手植梅今在墙际。……庄生曰：‘去以六月息。’息，生也，犹鸟之倦而还焉，而将复飞。故曰：‘水之积也不厚，则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其负大翼也无力。’是故倦，所以培风也。今夫水流而不息，然而必有盈涸焉。孟子曰：‘盈科而后进。’科者，水之所以息其倦也，而不可以止。是故四时以冬为心，至日闭关，商旅不行。……是故鸟倦而后知者也，倦而知，则其明不息。”[18]247文中准确地言明了曹氏心态。

陈玉琪，字赓明，号椒峰，江苏武进人。魏氏三兄弟与陈玉琪为好友，他们相识还是在陈氏经营《文统》时，想将魏氏三兄弟文章编入《文统》之中。魏禧在《答友人论文统书》中详明原委：“仆兄弟文，向为邹程村得之，遂与椒峰选《文统》中。然两君皆无一面之识，尺寸之书未通。旧秋仆自浙过毗陵，与椒峰谈相得，会须为家兄弟刻集，椒峰遂授馆舍，至淹旬时，日夜有校雠。仆好朋友，又多酬答，初未尝稍与选事，且是选经始于邹、董、龚、陈，收功于椒峰，十九已为成书。”[17]165陈玉琪与魏氏三兄弟相处十分友好，魏禧曾为陈氏的文集作序，在《学文堂文集序》中称赞陈氏之文：“由唐、宋溯秦、汉以上，故其文有源本，格调所成，恢恢乎入古人之室。”[7]陈玉琪也为魏际瑞、魏禧文集作序，并作《送魏伯归宁都》《送魏冰叔归宁都序》言明送别之情。曾灿也与陈玉琪相交甚好，陈玉琪为曾灿《过日集》作序，并且在一起谈文论诗。

邵长蘅，字子湘，号青门山人，江苏武进人。魏禧在康熙十年(1671)冬游历毗陵，与武进邵长蘅结识，二人谈文论道，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此后，二人常常书信往来，相互砥砺。邵长蘅在《与魏叔子论文书》中记载道：“某顿首叔子先生足下，向辱示论文数书，学者作文之法綦备，独疑于文章之源，尚蓄而未发，意善《易》者不谭《易》耶？抑有所袐也。”[18]267

在文学上与九子有过往来唱和的吴越文人还有无锡顾祖禹、长洲徐枋、丹徒冷士嵋、沛县阎尔梅、常熟钱谦益、昆山徐乾学、钱塘汪飒、平湖李天植、嘉兴周筼，他们对九子古文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皖粤文人与九子相互切靡

九子取得如此成就也得益于他们彼此切磋，经常提出疑难问题，展开讨论，在争论中规谏得失，在欢笑中严明学规。九子希望多交一些志趣相投之士，可为国家担大任，为生民匡大厄，足以济天下事。在皖粤文人中，对九子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方以智，他不仅亲自访问翠微峰易堂，还为林时益看病，为李腾蛟的家谱作序，为曾灿已故的父亲写墓志铭，还单独与邱维屏推演易理。据魏禧《邱维屏传》中记载：“桐城方公以智以僧服来易堂，尝与邦士论算，退而语人曰：此神人也。”[19]251方以智与彭士望也有过切磋交往，在方以智的《游梅川、赤面、易堂记》文中有记载。另外，魏禧的《桃花源图跋》也记载了清初方以智与易堂九子交往情况。

方以智，字曼公，号鹿超，桐城人，与冒襄、陈贞慧、侯方域被称为“明末四公子”。方以智最先认识曾灿，顺治三年(1646)，曾灿为避祸在天界寺落发为僧，方以智向曾灿引荐觉浪禅师，之后二人时常诗文往来，相互唱和。顺治十六年(1659)，方以智应曾灿之邀，造访易堂。此行，翠微峰胜景及九子热情的款待，给方以智留下了深刻印象，方以智在《游梅川、赤面、易堂记》中感慨道：“诸公或土著，自城依岩；或流寓，种植自给。二十年来，各携其家，踞峰顶，读书怀古，敷衽啸歌，扶义古处，有茹肝澡雪之风，山川以人发光，良不虚哉！”[25]易堂诸子对方以智尊敬有加，邱维屏在《木立师六十寿卷跋》中回忆起方以智初到翠微峰的情景：“先是十二年，予舅魏冰叔馆水庄。一日招予曰：‘有僧至，殆非常人，盍来见之。’予走见，语数日而去。后李咸斋又自三巘呼予曰：‘师置黑白子，分合图书、易数不能解，尔能解不？’予则又见之。见论阳明子《三间喻》，师遂出《三间说》及各安生理说。见者皆读，读或三四，读或六七，读或八九，读乃能通解。久之，廪山使迎师，师归。”[19]289方以智造访易堂之后，九子与其往来频繁，多有诗文唱和。

桐城派与易堂九子有渊缘，易堂可谓桐城派的前驱。清中期江西文人以新城为盛，即现在的江西黎川，新城的文人重视理学涵养，以乡贤曾巩为师法对象。在魏禧同时代有以古文知名的涂宜振，至乾隆时期古文尤以鲁九皋和陈用光更为知名。陈用光师从姚鼐，学习古文，姚鼐南归后在江西新城发现了古文群体。他们与魏禧一样皆以“积理练识”为闻，所以姚鼐对江右文章气节十分推崇。另外，曾灿、彭士望与桐城派钱澄之交好二三十年，魏禧弟子王源曾向方苞学习经义文章。可以看出，易堂与桐城派交往密切、关系友好。清代尚镕在《持雅堂文钞》中评价朱仕琇、姚鼐、魏禧在新城古文演变中起到的作用，指出三人不免有地域意气之争，文末将姚鼐与魏禧进行了比较：“昔宁都魏叔子，以经济有用之文学，显天下百余年，而建昌之新城，为叔子教授之地，遵其道尤挚，乃自闽中朱梅崖出，新城人变而从之，又自上江姚姬传出，新城人又变而从之，于是西江诸文人，闻风附和，皆视叔子为牟髻，而耻言及之。呜呼，此于叔子何所损，吾特恐经济有用之文学不明于世，而人别驱于虚伪之城，举无益于时艰也。盖尝观梅崖之文好宏伟而失之艰深，且全为应酬而作，已大失古人立言之旨。姬传则务为严谨，而不能扩充其体，变化其法，以追马太史、韩吏部之高踪。……姚之所宗者方望溪，望溪能敛而不能放，放则迂。叔子本领切实，有是失乎？夫以叔子见闻之宏，持节之固，育材之多，能使当时之贤人君子，生死无异词，能使身后之妻子弟侄，死义死孝，遵其教而不易所守，此即文章不工，亦当取其立言之有本，舍其末而不论，而况其文宗仰之正，无体不工，而乃以小儿叫跳诋之乎？……自宋迄今，儒者之言易醇，古文之法易守。故必切万物之情，乃为真儒者，成一家之则，乃为真古文。梅崖好矫揉，姬传好修饰，律以唐荆川所谓精光注、本色高者，且概乎有愧，况求以易堂经济之学乎？而顾当舍叔子而从之乎？顷读吾邑《彭躬庵文集》，如涌万斗之源泉以灌四方之涸泽，才情气魄似更在叔子以上，而人亦多相谤，以为异于儒者之文，然则文必拘迂无用乃为儒者乎？呜呼，此宋后之人文，所以多不如古也。”[26]从文中可以知道，易堂与桐城派关系密切，在桐城派发展的历程中，易堂起到一定作用。

九子交往的皖中文人还有孙默与施闰章。孙默，字无言，号黄岳山人，休宁人。魏禧、魏际瑞、魏礼、曾灿等与孙默关系友善。魏禧曾作《与休宁孙无言书》，文中与孙默论文章与交游之道，申张他的经世主张。康熙二年(1663)，孙默将要到黄山隐居，魏际瑞为之作序，在《赠孙无言归黄山序》中云：“予以壬寅夏入燕，其明年，予弟凝叔寄其所为诗文，就质于予，则有《送孙无言归黄山》者，谓无言住广陵十载，无一日不言归，朋友之为诗文以送者，盈一簏。无言方新其居，而言归如故也。又明年，予弟和公取道广陵省予燕邸，出其赠答诸作，又有所谓《选孙无言归黄山》者。……和公云：‘江南乙亥之乱，无言弃其居室，独身逃去，惟保所赠归之诗文于怀，叫呼而示人曰：吾此幸无恙也。’於戏！无言至于朋友与文章者如此，予虽未交无言，即无言之人可知矣。”[27]由此可见，两人相交甚好。

施闰章，字尚白，号愚山，安徽宣城人，与宋琬有“南施北宋”之称。魏禧为清初古文三大家之一，施闰章虽未与之谋面，却早有耳闻。施闰章在《寄魏凝叔》中写道：“仆闻之君子尚友，古人读其书不见其人，可近也，然读其书尝恨不见其人。古人往矣，且恨不得见，况当吾世，近在二千里之外者乎！仆读先生之文有年矣……顷年先生屡客吴越维扬间，卖文为活，仆又卧病山中，无因缘相见。向从程穆倩递中得所惠文集，知有意。向仆窃闻当世之论文者，多举汪户部钝庵、魏叔子凝叔为二家，于户部既习游而上下其议论矣，念不可独失魏叔子。”[28]459魏禧为施闰章作《愚山堂诗文合叙》，称其文：“意朴气静，初读之若未尝有所惊动于人，细寻绎之，则义味深长，详复而不厌，文章魁伟之士，退然不敢践其藩篱。”[3]之后，魏禧卒于仪真，施闰章专门作《寄祭魏叔子文》以怀念：“力疾作诔，偕诸同人南望呜咽。”[28]479施闰章也为曾灿的《过日集》作序，在《过日集序》中云：“青藜曾氏，西江之能言者也。其学与宁都易堂诸君子相砥砺，与人不苟同。挟其艺游京师，四方所交弥众，而论诗特择以真气为正始，不袭浮格；卒之厚本古学，波澜闳阔，包纳细流……庶几免焉。”[28]483在文学上与九子有过交往的皖中文人，还有桐城方中德、方中通、方中履、方文、钱澄之。

易堂九子结交友人的宗旨是，在治学上能相互砥砺、集思广益。他们游览山川都邑、了解民间疾苦，对增强写作现实性起了很大作用。九子还结交了陈恭尹、广东北田五子等粤中文人。陈恭尹，字元孝，号半峰，晚号独漉山人，与同邑陶窳、梁梿、何衡、何绛隐迹于北田，世人称之为“北田五子”。顺治末年，魏礼游于岭南，与陈恭尹等北田五子结交为好友。陈恭尹在《朱厓歌送魏和公》中记载道：“魏和公自宁都过余，再信宿，为深知，余不自知然也。”[29]康熙十四年(1675)，彭士望赴岭南游历，与陈恭尹、何衡、何绛等北田五子相会，在《独渡堂诗序》中回忆道：“吾易堂魏和公从南海归，亟称陈元孝之人与其友，推重其诗，予同堂咸信之。虽未一识元孝，间寓书辄齿兄弟。乙卯，挟衰冒艰险数千里入粤，始得见元孝，与之语，落落穆穆，不能口给，久而意味出焉。”[14]曾灿也曾数次游于岭南，与北田五子交游甚好。

九子与北田五子交游往来，常谈学论文，相互切靡。陈恭尹将自己的诗文赠与九子，彭士望在《独漉堂诗序》中表示对其诗文的推崇：“元孝有大气鼓橐，其中郁不得逞，远览放游，束缚归里，非其所好，磨礲圭角，低头就之，随物肖形，以其类应，浑浑莫窥其际间，有刑天舞戚、衔木填海之思，跃冶迸出，随意遮扫，灭去爪迹。始以我法用古人，久之，并不见法，惟有真意盘旋楮上。予故谓元孝，今之杜甫也。”[19]259魏际瑞也寄文集给陈恭尹，述其遗民之志。魏禧于何母七十之寿时作文祝寿表示，自己虽未到过岭南，但与北田五子神交已久，在《岭南适笔叙》中云：“吾乡与岭南接壤，予常以谓不足游，故吾伯、季皆客之，予独未往……近与顺德陈元孝诸子为神交，则欲往而未暇。”[30]九子在文学上与其他粤中文人有过相互切磋，比如东莞张穆、番禺屈大均和王邦畿。还有朱彝尊、姜宸英、汪琬、归庄、计东、汪楫、恽恶、恽日初、顾祖禹、娄埰、李世熊、邹袛谟等好友，虽多却不泛交。

九子与朋友切磋学问，以期改变当时的学风，去除虚伪之气。梁启超曾经在《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中说：“中国的学者，向来十有九都和政治有关系……清初因为满洲人初进来，统治者非我族类，第一流学者对他们或采积极的反抗态度，或采消极的“不合作”态度，这些学者，都对当时的政治不肯插手，全部精力都注在改良学风做将来预备，所以有许多新颖思想自由发挥，而且因积久研究的结果，有许多新发明。”[31]九子不止于独善其身，还有兼济天下之志，其志溢于言表。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说：“唯深羡魏丘子值明清嬗变之际，犹能兄弟戚友保聚一地，相于从容讲文论学于乾撼坤岌之际，不谓为天下之至乐大幸，不可也。”[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