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价值源发生学研究
——“文学批评价值源研究”系列论文之一

张利群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价值源”指价值源头与来源，涵盖价值观、价值取向、价值评价导向的源头与来源，是核心价值得以凝聚的基础与条件。“价值源”含义理解可包括三方面构成内容，抑或三个观测视角：一是历史生成与文化谱系源头，具体指向历史积淀、文化基因与文化传统的价值源；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与理论基础源头，具体指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源；三是基于人类文明发展而殊途同归地形成一定的共识或认同的命运共同体价值源，具体指向人类共同价值取向及价值追求的动力源泉。价值源既基于历史生成与文化建构，又基于多维立体的要素构成与结构系统，由此形成历时性与共时性、历史与逻辑、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的价值源研究角度。

文学批评价值源探讨，首先必须明确文学批评究竟为何、何为，其价值观、价值取向、评价导向所需要和追求的价值所在，然后才能追根溯源探索其价值源。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一首短短的《游子吟》之所以流传千年，就在于它生动讴歌了伟大的母爱。苏东坡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讲的是从司马迁之后到韩愈，算起来文章衰弱了八代。韩愈的文章起来了，凭什么呢?就是‘道’，就是文以载道。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1]24-25

显而易见，真善美是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不仅是文艺永恒价值，也是文学批评永恒价值及其文学评价准则。真善美是文艺观、批评观的价值观、价值取向、评价导向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文学批评的根、本、魂所在。追寻真善美价值源，就是寻根、固本、树魂，就是文艺创作与文艺发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因此，探溯文学批评价值源必须从中华文明及中华文化传统中发掘。

一、文学批评价值源探溯缘由及路径

为什么讨论文学批评价值取向一定要追究其价值源，探溯价值源对于批评核心价值观建设究竟有何意义?其实道理很明白，一是因为批评价值取向选择与确立并非空穴来风，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人类不断探索、不断追求、不断发现的结果，也是价值建构与价值生成的结果，更是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的结果，因此追溯价值源，就是追溯批评的历史传统与文化基因。二是基于历史与现实产生的形形色色文学观、批评观、审美观必然形成多元化、多样化价值选择与价值追求，只有“原始以表末”[2]727才能更好说明异流同源、殊途同归的道理，也才能更好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以确立批评核心价值观及其主导价值取向。三是因为批评价值取向的选择与确立必须具备理由与根据，其价值取向具有深厚内涵底蕴与内在逻辑，由此才具备合理性与合法性条件。四是人类对于任何事物来龙去脉的追根溯源探寻，既是人类好奇心与理性思维使然，也是表达对真理追求的坚定信念与执着精神，更是文化自觉及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的依据所在。五是针对当下文坛出现价值迷失、价值混乱、价值失范等不良现象，需要重构文学价值观及其批评价值观，构建核心价值观及其核心价值体系，以确立正确健康的价值取向与评价导向。因此，探讨文学批评价值源问题势在必行，理所当然。

文学批评价值源研究主要有三个视角：一是文学批评核心价值观研究，即将核心价值观作为批评价值观的价值源，以核心价值观作为批评观及其文学评价取向的价值源头，决定批评所执批评观、文学观、艺术观、审美观、价值观及其价值立场与评价导向，主要侧重于批评主体价值观及其文学评价的核心价值取向研究，如文学批评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类共同价值取向及终极价值等，以之作为文学批评价值观的核心价值源。二是从批评功能作用与价值意义研究角度，探讨批评价值所产生的源头与来源，即批评价值元抑或元价值研究。批评为何，批评何为，其实关涉批评存在价值与生存意义的哲学本体论问题。批评不仅作为文学价值评价的一种方式，也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价值评价的一种方式，为人类所必需且必要，具有人类学本体论意义。这主要侧重于批评本体研究及其元批评研究，由此必须探讨批评本体的功能价值，也就必须探溯元价值，追溯批评价值源所在。三是从文学批评传承发展的历时性研究角度，对当代批评的中国特色、民族风格、文化传统的追根溯源与正本清源，旨在确立中国文学批评的性质特征及文化身份基础上明确发展方向目标，增强批评评价机制的原动力与动力源。文学批评核心价值观培育及其文学评价的核心价值体系建构并非一朝一夕的一蹴而就，而是厚积薄发的水到渠成结果。因此，批评核心价值观培育必须饮水思源，必须传承批评传统，弘扬批评精神，追溯批评价值源。

以上所论三者并非各股道上跑的车，而是相辅相成、互为作用、相互交融、合为整体，共同构成批评价值源研究的基本内容。当然，三者各有侧重，批评价值观及其价值取向研究侧重于价值选择，如真伪、善恶、美丑、是非、正负、对错等二元对立选择，同时也不排斥基于文学价值认识及其主体思想观念的价值取向而产生见仁见智的选择及其多样化价值追求；也不否认批评的价值作用侧重于大小多少的价值程度的评价取向，亦即批评对于作家创作、文学发展、社会影响究竟所起什么作用、多少作用及其具有多大价值；更未忽视批评性质与方向研究应该侧重于批评性质属性及其定位，这与批评方向密切相关，也与价值取向、评价导向及发展方向相关。一般而言，一方面批评价值取向与批评价值应该成正比例，或者说，批评价值取向决定批评价值，批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批评价值取向，批评价值取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批评功能作用与价值意义；另一方面，批评作为文学评价机制，实质上是对文学价值的评价，批评价值取向体现在文学评价的价值导向上，评价导向既需要与文学价值取向高度一致，又有必要对文学价值取向进行选择、引导与指导，具有鲜明的评价机制导向作用，推动文学更为健康有序的创新发展。因此，批评价值取向研究包括批评价值观、文学评价价值导向、批评功能价值研究，以及批评评价与文学价值关系研究。批评需要培育与构建核心价值观，就必要探讨批评价值源问题。

二、人类存在生存需要的创造与评价之价值源原发性

从起源与缘起角度探讨文学批评价值源的发生，必须首先遵循历史建构与文明进化规律及原则确立艺术发生学、审美发生学研究视角与观念，由此确立批评发生学意义，进而确立批评的真善美价值源发生学意义。批评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一种价值评价方式，基于人类需要的价值创造与价值评价取向就内嵌于其中。真善美价值源既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也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自觉的、有意识的、有目的的行为及其驱动机制，导向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满足及其实用与精神统一的功利目的，亦即真善美动机与目的。从这一角度而言，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发生意味着真善美价值源发生，批评发生也就意味着对价值评价的真善美价值取向的发生，也就意味着批评真善美价值源发生。

从发生学研究视角探溯文学批评缘起与起源问题，显然不能简单用现代所使用的批评概念来套用处于发生期的所谓“批评”。因此，探讨批评发生问题必须首先明确三个前提：一是批评最初发生状态可谓“前批评”，即“批评前的批评”，正如探讨艺术起源的发生过程中面对的是“艺术前的艺术”[3]，即“前艺术”，现代所用艺术概念及观念不能简单套用在“前艺术”身上。二是批评起源与缘起是一个发生过程，即循序渐进的生成建构过程，逐步从“非批评”到“前批评”，再到“批评”过程中形成批评概念与观念。三是从人类文明发生的“前”阶段而言，史前文明阶段的人类活动所呈现物质与精神、身体与心灵、人与自然、人与神灵交融的浑然一体状态，由此可知从发生学角度来说，艺术发生与批评发生具有一定的同步性与交融性。

人类文明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而创造的结果，也是基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而改造自然、创造世界和改造人自身、创生人类的同步进程的结果，更是基于人类存在、生存、发展的内在需要及结构系统，以价值创造与价值评价构成“价值-评价”行为机制与活动机制驱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运行以及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因此，创造与评价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基本行为，也是人类存在生存的本能与机能。无论是意识还是潜意识，也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都源自人类本性、天性及本质特征。人类基于需要而创造，创造必须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价值；价值能否满足人类需要以及满足程度如何，就必须进行评价；评价能否吻合人类需要及价值创造规律，就必须确立实用性、功利性及利益关系的评价准则；人类基于物质实用性与精神功利性统一的利益关系，确立起真善美价值取向，由此生成真善美价值源。无论从发生学角度而言，还是从历史发展规律与时代变迁特征而言，从基于实用性的真善美到基于实用性与精神性统一的真善美，再到基于精神性的真善美，从真善美浑然一体到真善美分立，再到真善美统一，真善美所表达的内容与形式也会与时俱进地变化发展，拓展延伸其丰富深厚内涵，赋予其丰富多彩的多样化形式。但万变不离其宗，真善美之价值源及其根本魂所在，正是真善美永恒价值所在。批评作为文学评价活动及其评价行为，其价值源正在于此，即人类基于存在、生存、发展需要而发生生成的价值创造与价值评价基因与机能，表现为真善美价值取向，形成真善美价值源。

批评作为价值评价方式，其实也是价值创造与价值评价统一体，都是源自人类存在、生存、发展的基本需要，都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创造与评价的基本机能与功能。基于需要形成价值创造与价值评价的原动力，即价值源，构成“需要—创造—评价”结构系统，形成其过程性的序列与循环。由此可见，价值是人类为了满足需要而创造的结果，评价也是人类为了满足需要以权衡价值的结果。人类不仅创造价值，而且创造价值评价，价值创造与价值评价相辅相成、相互渗透与交织交融，具有双向同构性与双向共生性。创造中内含评价因素，评价不仅在于评判有无价值及价值多少程度，而且在于推动价值实现以及延伸、拓展与提升价值，由此评价也具有创造意义。更为重要的是，评价作为创造的动力机制，通过评价推动创造更好、更快、更高发展；创造作为评价的动力机制，通过创造机制也推动评价更为优化发展，使之更吻合人类需要而确立真善美价值取向，成为文学艺术价值源、审美价值源、批评价值源。

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及行为，不仅创造出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而且也创生基于人与自然、人与神、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协调与调节的文字、制度、历史、文化、宗教、教育等形式，形成创造与评价双核驱动机制，驱动人类文明文化发展。基于价值创造相应生成的综合评价以及社会评价、历史评价、实用评价、生活评价、道德评价、伦理评价、宗教评价、审美评价、文艺评价等评价类型，无不遵循真善美价值需求而形成真善美规律特征，成为文学批评发生渊源与缘由，构成文学批评价值源，从而也是文学批评之社会批评、历史批评、伦理批评、道德批评、政治批评、审美批评、艺术批评、文化批评、意识形态批评等文学批评形态

生成的价值源所在。因此，基于人类存在、生存、发展需要而生成价值创造与价值评价双向共生、双向同构的价值源，不仅具有文学批评本体性意义，而且具有人类学本体论意义。真善美价值创造与价值评价内嵌于人类活动行为及文化心理结构中，成为价值评价及其文学评价的内在基因与原动力，不仅形成文学批评发生、生成、建构的内在逻辑与基础条件，而且成为文学批评价值源及价值元。

三、艺术发生学视域下的批评价值源发生性

艺术起源是一个发生、生成、建构过程，

“艺术前的艺术”旨在说明“艺术前”阶段艺术发生状况与形态，可谓“前艺术”形态，由此厘清艺术与“前艺术”的区别与联系，形成艺术发生过程的衔接与链条。王朝闻指出：“人类第一件工具的创造，当然在造型特征方面要服从它的实用目的。这种目的支配了劳动工具的创造，却同时又创造了另外的价值。这种以功利性目的即善为主的原始工具，和后来以体现审美功能即美为目的的艺术品的创造，当然有不可混淆的质的区别。但是，即使最简陋的石器的制造，也顾及用起来方便、省力，以引得起主体的快感。这种属于善的快感，伴随着或相应地引起了美的快感。石斧或石铲在造型方面那均衡、对称和尽可能光洁的特点，同时具备被当作视觉艺术来观赏的审美性质。它已经在产生实用价值的同时，具备一定程度的审美价值，已经具备一定意义的视觉艺术的艺术美。这种艺术性特征，当然不同于文明人的艺术。但也应该承认，这是一种与实用需要密切联系的，在审美属性方面有特殊形态的艺术，也就是所谓‘艺术前的艺术’。”[4]1-2艺术发生过程中的“前艺术”性质特征判断：一是从人类制作与使用工具作为人与自然关系协调、调节、交流的中介和手段的角度，以确认工具是人的本质与本质力量对象化产物的“属人”与“人化”性质和属性，形成工具性与目的性、对象性与主体性、实用性与舒适性交融统一的特征。由此推论工具发生与人类发生同步的结论，即人工制品的工具创造与使用在一定程度上说决定了人与动物的区分以及人与自然的分离，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性。二是工具制作与创造不仅实现人的本质及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目的性，也是对其自我能量与潜力的确证和肯定。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主体需求及其生理心理快感、身心舒适、情感愉悦、精神调适的需要，体现实用需要与情感需要、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生理需要与心理需要统一的特征，由此达到主体合目的性与客体合规律性统一的目的。从这一角度而论，史前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工具中就蕴含原始艺术以及审美意识发生的基因和萌芽，具有“前艺术”形态的原始朴拙、简单粗糙、便捷实用的工具性与目的性、技艺性与智能性、实用性与舒适性交融特征。因此，原始工具可谓“前艺术”形态的“艺术”，由此确立艺术发生与人类发生及其工具制作同步的观点。三是从工具的人类学本体论意义角度，揭示工具性质不仅在于作为生产工具对于生产力及文明创造的推动作用，而且在于作为人与自然的中介和手段意味着人的手足延长以及身心功能作用的延伸，印证人的本质及本质力量的提升，由此改造与优化人类及其素质和能力，在驱动人类不断进化优化的同时，“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5]97。因此，艺术发生不仅表征在人类制作的工具对象及反观自身上，而且表征在人自身的形塑与改造上。一方面，由工具及工具性产物而衍化为人体装饰的文身、黥面、服饰、头饰、装饰物、佩戴物、面具等，无疑这些着眼于人身上装饰物具有何等重要的表征与象征功能作用，同时也对人身体的改造与优化具有何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这对于人自身的美化、美饰、美观的审美价值意义不言而喻；另一方面，由工具制作与使用而推动人类在改造世界的同时改造人自身，也在推进人的身心进化优化同时反观自身与自观自身，将人自身视为神灵创造而本质上是人类创造的艺术品与审美对象；第三方面，基于史前文明人与自然关系而衍生出自然崇拜、神灵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生殖崇拜、英雄崇拜等原始信仰系统及精神心理需要，人类自觉或不自觉地既按照人自身需要创生神灵又按照神灵形象塑造人自身，又基于对乱婚、杂婚、血婚的性禁忌及繁衍后代的需要，在走向婚姻制的同时优化了人类种族繁衍质量及基因，无形中也形成适合于人自身发展需要的身心塑造及形塑审美追求，实现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人类的目标。因此，艺术发生无论基于人类制作创造的工具，还是人对自身的形塑和美化，都来自人的需要及其价值创造与价值评价双向同构的动力源，从而构成艺术发生的价值源。

遵循艺术发生规律及艺术发生学原理，人类审美意识发生及美感生成亦理当如此。人类审美活动及所发生的审美现象无疑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构成部分。如果认定上述艺术发生与人类发生同步，作为“前艺术”形态的史前艺术、原始艺术尽管具有鲜明的功用性与综合性，但毫无疑问包含审美性特征。也就是说，“前艺术”作为艺术发生的基因、萌芽、雏形，必然具备“前艺术”的审美特质特征。因此，以“审美前的审美”看待原始审美形态、现象及活动行为，就未必执一种“纯审美”观或现代美学观。史前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实用性与综合性的性质特征，无疑不仅使审美活动包含进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成为重要的构成部分而不可分割，而且使其“前审美”的审美活动也带有鲜明的实用性与综合性的性质特征。“以用为美”与“以美为用”印证“前审美”形态的实用美、综合美存在方式及实用性、综合性的审美活动特征，这在大量的原始艺术、原生态艺术以及带有原始形态特征的民族艺术、民间艺术中可见一斑。广西花山岩画是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原始岩画及壮族先民骆越创造产物。在左江花山悬崖峭壁上以涂抹式绘画方式画有宽221.05米、高45米、距离水面15～18米的大型岩画群，画有人、物图像1819个，主要为蛙状人形的“踞蹲式”人物形象，成为名副其实的“花山”，亦即线条交织、色彩斑驳、气势壮观的画山，距今2500年仍然散发出令人震撼的艺术与审美永恒魅力[6]。尽管我们今天难以实证当时创作动机意图与功能作用，也尽管直至今天对其阐释仍然见仁见智，未解这一“千古之谜”，但仍可依据画像存在的历史、文化、语境、环境、背景推断当时并非是“为艺术而艺术”的纯审美动机目的，而是基于族群生存发展需要的原始巫术、原始宗教及其祭祀仪式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神灵崇拜、祖先崇拜产物。画像正是以骆越族群“原型”形象塑造方式构成具有表征性与象征性文化符号，赋予画像以涵盖而又超越艺术审美的更为深广的文化内涵与社会意义。这既印证原始艺术的实用性与综合性特征，又印证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及艺术发生过程中美感、审美、审美意识发生的导向性与指向性作用。人类既遵循客观规律及实用原则发展，又遵循“美的规律”及审美规则发展。正是基于审美创造及其审美价值生成，也正是基于审美意识、审美观、审美价值的建构，审美评价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须与必然。正是基于原始文明渊源及其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创造与评价的原动力机制，原始文化、原始艺术、原始审美意识得以发生。文学批评正是基于这一历史渊源与文化积淀的价值源形成价值取向与评价导向，构成文艺审美创造与评价相辅相成地的双核驱动机制。

原始艺术及其原生态艺术不仅提供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也是文学艺术创造发展的价值源；同理，它不仅提供文学批评发生生成的基础条件，也提供文学批评生成的真善美价值源。在上古“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原始祭祀乐舞中产生“诗言志”说，作为中国古代文论批评“开山的纲领”[7]4，形成文学批评的真善美价值源。《尚书·尧典》：“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诗言志”说不仅阐发诗乐舞一体的文艺性质特征及其“教胄子”的功能作用，而且揭示文艺旨在达到“神人以和”目标的价值取向与评价导向，成为文学批评发生价值源。

从先秦元典所载文学批评资料看，中国文学批评发生与生成基本成型，既形成其历史渊源与文化传统，又形成其多元一体构成的真善美价值源，成为文学批评价值观及其价值取向与评价导向源头。一是以“和谐”为核心的文学批评价值源。《尚书·尧典》：“律和声”“八音克谐”“神人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基于《诗·商颂·烈祖》“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无言，时靡有争”提出“和如羹”说；《国语·周语下》：“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以平声。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诗以道之，歌以咏之，匏以宣之，瓦以赞之，革木以节之。物得其常曰乐极，极之所集曰声，声应相保曰和，细大不逾曰平”；《礼记·乐记·乐论》：“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倡导“中和之美”，形成和谐美批评价值源。二是以审美为核心的文学批评价值源。《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季札观乐之鉴赏评论首先是“美哉”，一口气连续用了十个“美哉”，不仅表达对周乐的审美判断与评价，而且是涵盖礼乐之思想内容与艺术教化功能价值的总体评价。与“美哉”同义的评价还包括所言“广哉”“弘也”“大矣”，均包含“美哉”之义。难怪季札叹为观止地感慨：“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也。”既揭示出周乐的审美特征与文化内涵，又提供文艺评价的审美批评价值源。三是以善为美为核心的文学批评价值源。《论语》：“《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强调“思无邪”价值取向与评价导向；“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八佾》)，强调尽善尽美价值取向与评价导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阳货》)，强调文艺功能作用的价值取向与评价导向，体现先秦儒家文艺思想与审美精神。四是以“道法自然”为核心的文学批评价值源。《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十二章》)之“原道”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之“自然”观，体现先秦道家文艺思想与审美精神。五是以“礼乐皆得”与“乐者乐也”为核心的文学批评价值源。《礼记·乐记》是先秦文艺美学思想的集大成，基于礼乐关系的认识，一方面提出“礼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乐论》)，阐发礼乐别异之功能作用及两者关系；另一方面提出“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化》)，进一步阐发乐的性质特征及其功能作用，揭示出“乐者乐也”情感愉悦与审美娱乐的文艺价值取向及评价导向。先秦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与评价导向既是中华民族价值观与中华文明价值源生成建构的体现，又是文学批评价值源所在，由此形成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的中国文学批评传统。

综上所述，人类基于存在生存需要而进行艺术审美创造，价值创造伴随着价值评价，批评由此发生并构成真善美价值源。文学批评价值源问题探讨，不仅证明文学批评发生渊源、生成机制与存在逻辑，而且也证明文学批评价值观、价值取向、价值评价导向的价值源所在，形成价值源的渊源、缘由与缘起的基础条件，提供文学批评生成发展的历史积淀、文化基因与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