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隍往事

城隍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守护城池的神，始于周代，兴盛于宋代。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明令各府州县均设城隍神并每年祭祀，由此形成了民间祭祀城隍爷的习俗。清朝沿袭了明朝礼俗，城隍庙遍及县级以上的城市。那么，清代的齐齐哈尔有过城隍庙吗？如果有，是现在的什么地方？城隍又是谁？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城隍庙踪

清代的齐齐哈尔城作为黑龙江将军、齐齐哈尔副都统镇守之地，曾经建有城隍庙。有关这些历史痕迹，如碎片一般散见于史志文献当中。据西清《黑龙江外记》记载：“齐齐哈尔城中有城隍庙……，在城中西南隅，神最灵。”这里，西清并没有说明城隍庙的具体位置。道光年间流戍齐齐哈尔的大学士英和在其著述《卜魁纪略》中也提到“城隍庙在土城内西南隅”。这一方位被民国年间来齐齐哈尔办报的魏毓兰在《龙城旧闻》中再次著录。从“土城内西南隅”这一指向看，城隍庙应在清代齐齐哈尔外城（土城）的西南角。

查阅《齐齐哈尔地名志》，其中有城隍庙胡同的记载，并明确指出此胡同约形成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南起敏德胡同，西止信智胡同，长87米左右。据《龙城旧闻》记载，城隍庙始建于嘉庆十年（1805）。从这一记载我们不难发现，城隍庙始建时间与城隍庙胡同形成时间相矛盾。如果齐齐哈尔城隍庙胡同形成时间确实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那么，城隍庙建筑时间还会更早一些，嘉庆十年（1805）显然有误。在齐齐哈尔档案馆1987年编印的《齐齐哈尔档案史料》中，刊载了刘守君撰写的《齐齐哈尔名胜古迹史料集》，更是直指城隍庙建筑年代，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庙仅有正殿五间，东西配房各五间。据史料记载，民国年间，城隍庙因历年风雨浸蚀，坍塌不堪。中心慈善会会长陈福龄募集巨款，重新建筑，于1922（民国十一年）4月开工，是年11月28日落成，殿貌焕然一新，并扩大了规模。当时，城隍庙有正殿五间，东西配房各七间，山门三间，山神及土地庙各一间，东西角门各一座，装草棚三间，井房一间，粥厂、厨房二间，焚化库一间，庙后院设立难民栖所，计正草房五间，砖土平房五间、南土平房七间、西砖土平房七间，由中心慈善会管理，产权属于黑龙江省公署。据《果氏宗谱》记载，1935年至1943年，省城中心慈善会会长果考亭曾经主持齐齐哈尔城隍庙，道号寿祺居士，以救济社会为己任，开设粥棚，夏发单衣冬发棉，救济了无数的本地、河南、山东、河北的难民。

民国时代，城隍庙成为黑龙江主要慈善场所。据《齐齐哈尔市志资料》第五辑记载，1922年5月25日，成立于1919年（民国八年）的贫民收养所改为贫民工厂，并制定工厂章程，厂址迁入城隍庙院内。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该庙曾作为佛教活动场所。据1943年（伪满康德十年）编印的《齐齐哈尔市政概要》记载，当时的城隍庙主祀释迦牟尼，并祀城隍，只有密空和尚一人传教。齐齐哈尔解放后的1947年，城隍庙停止了宗教活动。

城隍庙考

2011年10月，笔者采访了从小一直住在城隍庙附近的老卜奎金同利先生。据他回忆，城隍庙大殿长约20余米，宽约10米，青砖灰瓦，十分壮观。旧院套为砖墙，北大墙曾经向外扩充，承接了一段土墙，里面是空场，一度蒿草丛生。城隍庙南门外是广场，不远处一个有焚化库，曾经是香客烧纸的地方。上个世纪50年代，城隍庙旧址有盲人编织厂，一些盲人以手工制作柳条筐生计。60年代，又增添了劳保用品厂。据谭彦翘先生回忆，“文革”期间，一些被打倒的老干部曾在城隍庙从事糊火柴盒等工作，进行所谓的劳动改造。据平庆林先生在《卜奎文史资料》第二辑中记载，70年代，城隍庙旧址中，又加入了阀门厂。据采访附近原住居民介绍，这一时期，里面还曾进入过贝雕厂（制作骨灰盒）。直到80年代，原城隍庙大院统归冶金局办学使用，为冶金学院。也就在这一时期，早年的大殿、厢房全然改变了模样，青砖灰瓦被更多的红砖房所替代。90年代，此处为民居所包围。本世纪初，城隍庙地段被南通～开发商连片开发、拆迁，约2008年，建成王仔花苑第二期住宅小区。10月8日上午，笔者在金同利先生的引导下寻找城隍庙旧迹。经金同利参照附近尚存的老房子以及原回民小学旧址反复目测，最终确定：王仔花苑小區25号楼所在位置及楼前绿化带为城隍庙旧址所在。

一般说来，宋代以后各地供奉的城隍神，大都是曾在本地为官且有功于百姓的清廉名臣，或者是英雄，既有文官，也有武官。去世后被百姓供奉，目的是为保佑一方平安，属于世俗化的神祗，因此，全国各地城隍庙供奉的城隍大都不同。有的城市如上海，甚至供奉着霍光、秦裕伯、陈化成三位城隍。齐齐哈尔城隍庙从筑建到完全消失，绵延了将近300年，但城隍本人是谁却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那么，齐齐哈尔城隍庙供奉的城隍是那位名臣或英雄呢？

在西清的笔下，齐齐哈尔城的城隍是“塑像如四十许，人云生时曾镇斯土，殁而祀之者”（《黑龙江外记》卷二）。从字面分析，西清并不知道齐齐哈尔城城隍是谁，也没有提出推测性的结论。从面貌看，城隍的原型大概在40多岁的样子;从履历看，城隍的原型曾经镇守过黑龙江齐齐哈尔;从去世后的葬仪看，城隍的原型曾享用过朝臣规格。

按照西清描述的城隍特征，笔者查阅嘉庆十年（1805）以前驻守并逝世于齐齐哈尔城的黑龙江将军，符合“条件”的共有三位，即杨福、托留、绰勒多。托留，满洲镶红旗人，康熙五十五年（1716）至康熙五十九年（1720）在任，史志中没有留下他多少为政记载，官声也平平，按说不会是城隍。杨福，满洲正蓝旗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至康熙五十四年（1715）在任，声名卓著。据史料记载，杨福去世的消息传到京城时，康熙皇帝潸然泪下，亲自安排赐祭葬事宜，拟谥号为“襄毅”，并任命杨福之子三官保署理黑龙江将军。杨福在齐齐哈尔有祠，地点在大悲庵的大殿内，与黑龙江将军观明的生祠同在一殿，塑像为“本朝冠服，系黄带”，可知他的爱新觉罗宗室身份。由此看来，城隍肯定不是杨福。既然前两者都不可能，只有绰勒多的可能性最大了。

城隍其人

绰勒多（也写作绰尔多），京都正黄旗人，生年不可考。查《清实录》，其履历始于雍正年间。他原是理藩院郎中，雍正九年（1731），被擢升为正黄旗蒙古副都统，雍正十年（1732）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带兵。雍正皇帝非常了解其家境状况，曾经两次赏赐白银共计5000两安顿家眷，以便绰勒多安心为朝廷效力。乾隆四年（1739），绰勒多升任镶红旗蒙古都统。乾隆五年（1740），任西安将军，八年（1743）任凉州将军;十七年（1752）任安西提督，很快调整为左都督、黑龙江将军;二十年（1755）任荆州将军，署理黑龙江将军;二十一年（1756）八月至二十七年（1762）实授黑龙江将军。从乾隆十七年（1752）至二十七年（1762）的10年间，绰勒多前前后后三次任职黑龙江将军，两次实授，一次署理，在黑龙江将军中绝无仅有。任内，绰勒多可谓官声斐然。

据《黑龙江志稿》记载，乾隆二十四年（1759），墨尔根、呼兰两地歉收，民食不足。绰勒多将百姓困苦情况奏报朝廷，建议将呼兰粮仓中的60，000石储米陆续运往辖区各地支用，得到朝廷批准，黑龙江百姓由此度过了难关。据《黑龙江外记》记载，早年，黑龙江布特哈八旗（今内蒙古莫力达瓦旗及齐齐哈尔东北部各县）的官员俸禄存在一个特殊现象：满洲官员全部俸饷，而世袭的达斡尔、鄂温克官员，初次承袭父辈官职的发给一半俸银，第三代子孙再次承袭则没有了俸银，不是世袭的官员根本就没有，由此，官员贫穷屡见不鲜，由此造成许多人都不愿意担任、承袭佐领等职。乾隆二十五年（1760），绰勒多向朝廷奏报了达斡尔、鄂温克官员们的境遇，呈请朝廷发放俸饷。最终，朝廷议准减半，达斡尔、鄂温克官员连带兵丁破天荒地得到了“半饷”的待遇。另外，在绰勒多的奏请下，本年奉命出征的达斡尔、鄂温克族披甲士兵回到黑龙江后，还被免除了不合理的赔补兵器的摊派，减轻了布特哈八旗百姓负担。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年间，尽管呼伦贝尔于雍正年间已经设治，但农业发展非常缓慢。乾隆中叶，呼伦贝尔地区连年干旱，兵丁生计萧条。乾隆二十五年（1760）九月，清廷拟将俘获的新疆塔里雅沁100名回族连同家属共计200余人流放肃州。绰勒多奏请朝廷，改派这些回民前往呼伦贝尔，教导索伦达斡尔人引水灌溉、挖沟种田。朝廷批准了绰勒多的奏请。绰勒多按照设想，亲自策划、部署了回民官员管理、农具耕牛、籽种口粮、住房安置等一系列事宜。百名回族在荒原种田两年，促进了呼伦贝尔农业发展。

绰勒多任内有所作为的事例还有很多，西清曾经感叹道：黑龙江历任将军之中，惟有果多欢、绰尔多、傅玉“并堪千秋”！乾隆二十七年（1762）八月，绰勒多因染患痰疾（肺结核），逝于齐齐哈尔任上，按履历推算，当在50岁左右。十月，朝廷赐祭葬如例，谥号质悫。十一月十四日，乾隆亲自撰写了《黑龙江将军绰勒多御赐碑》碑文，约300余字，称绰勒多“以忠成性由任，知方有勇”，褒奖有嘉。按照清代的规制，朝廷大员谢世之城要建祠堂祭祀。根据西清关于城隍特征的描述，结合绰勒多功绩，笔者以为，齐齐哈尔人感念绰勒多的恩德，在建祠后不久又修建了城隍庙，塑像祭祀，以保佑卜奎城百姓安居乐业。我想，也只有绰勒多才当得起齐齐哈尔城隍吧！

城隍典故

或許有人会问，齐齐哈尔副都统之中难道没有功勋卓著的英雄名将吗？回答是否定的，因当时齐齐哈尔副都统与黑龙江将军同驻一城，施展作为的伸缩度很小。查阅副都统资料，也没有符合西清所表述有城隍“特征”的人物。

齐齐哈尔城隍庙中供奉的塑像，除城隍外，还有其他神祗。据西清记载，城隍庙共有三尊塑像，城隍在正中，座东为瘟神塑像，主救民众疫疠。座西为秦叔宝塑像，为番子（捕快）所祭祀，有“祖师秦二爷”之称。按照当年齐齐哈尔寺庙成规，各寺庙的住僧等皆隶属于黑龙江将军衙门户司。设僧官一人，被称为“长僧”。持此业者，多是因犯罪而被流放到齐齐哈尔的盗贼或太监。

过去，由于大家都信奉城隍最灵验，因而齐齐哈尔城隍庙一度香火旺盛，由此也就发生了许多故事。

嘉庆十三年（1808）年七月，齐齐哈尔发生了一起盗马案，黑龙江将军衙门的刑司经7个多月的侦破、审理，罪犯嫌疑人大多服罪，只有一个叫吴保儿的首犯“死猪不怕开水烫”，不言不语，拒不交代。黑龙江将军观明见久拖不决，于是命时任理刑主事的西清与水师营四品官果德兴等审讯。西清暗想，盗贼即然不畏律法，难道还不畏惧神明吗？于是与果德兴商定，审案城隍庙。审案之前，西清在城隍前默默祷告，待到半夜，提审吴保儿。未及天明，案情尽知。西清后来听说，吴保儿刚入庙的时候，沮丧至极，多次垂头自语：“这里哪是儿戏的地方”？唯恐得罪了神明，一五一十交代了作案经过。由此，西清曾经书写“惠从影响”匾额一块，悬挂于城隍庙殿上，以示昭彰，今早己不存。

齐齐哈尔早年有习俗，客死卜奎城的人，在灵柩还乡时，要到城隍庙请“鬼票”，遇到关隘、渡口焚烧，否则，魂魄不能通过。嘉庆年间，流人龚光瓒被赦归回乡时，就曾经为亡儿龚宝宝请过“鬼票”，这也许只有城隍庙的城隍爷才能发挥这种作用。

据史志记载，康熙年间，黑龙江将军辖区的另外两个军事重镇黑龙江城（今爱辉镇）、墨尔根城（今嫩江县）也曾建有城隍庙。民国年间编印的《墨尔根志》称墨尔根城隍庙地址在古城东南隅，规模为“正殿三间，山门三间，东西禅房各三间”。黑河市建有古璦珲城旅游区，城内有重建的城隍庙景点。除上述三城外，哈尔滨也建有城隍庙。据《道外区志》记载，道外城隍庙建于1918年（民国七年），遗址在今道外区南十五道街，“金泉浴池”门脸后身即是。2008年4月26日，在哈尔滨市道外区滨江地段棚户区改造拆迁过程中，市民于太古南十五道街的一院落内发现一块掩埋的石碑，经专家鉴定，为城隍庙原功德碑。

从以上记述可知，当年，黑龙江的几个大城市都建有城隍庙，只是一座都没能保存下来，殊堪可惜。如果有条件的城市能够重建或新建城隍庙，都不算过分之举，这也是传承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只不过，一定要供奉一位受百姓敬仰、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城隍爷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