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廉政文化建设的目标要求与实践路径

黄 斌

（1.西安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2.西安市廉政文化宣传教育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710061）

廉政文化建设作为拒腐防变的第一道防线，是从源头上有效预防腐败的治本之策，是全面从严治党和廉洁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发展积极健康党内政治文化和全面净化政治生态中具有极为独特的地位。新时代以来，廉政文化建设极大地提升了党风廉政建设质量和反腐倡廉的成效，为着力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生态奠定了良好的文化根基。但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来看，廉政文化建设仍是需要高度重视和研究的重大课题。本文立足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对廉政文化建设的时代要求和实践路径的研究，期待能对我国党风廉政建设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廉政文化建设的内涵特征

廉政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国家的反腐败斗争和政治生态运行情况的反映。它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精髓，具有教化、熏陶、导向、激励、凝聚、规范和监督等功能。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腐败现象、优化政治生态，推进建设廉洁政治、廉洁政府和廉洁社会的一项根本举措。

（一）廉洁文化的科学内涵

廉政文化是廉政行为在文化观念上的反映，顾名思义是关于廉政的文化，是指人们对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关于廉政的价值、观念、知识、规范、行为方式和社会评价等各种因素认识的总和，也“特指社会对国家工作人员，对依法用权、科学用权、民主用权的观念、态度和评价，以及由此产生的制度规范和行为准则的统称”[1]。廉政文化作为一种先进的政治文化形态，是廉政建设与文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以廉洁从政为理念和目标，以廉政理论、廉洁思想、廉政制度、廉政纪律和廉政文艺等为表现形式[2]，以崇尚廉洁、鄙弃贪腐为价值取向，融价值理念、行为规范和社会风尚为一体的社会主义文化形态。

理解廉政文化概念，核心在廉政，而不在于文化。廉政文化建设本质上是通过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廉政文化建设的内涵、特点、功能、任务、途径和效果等，建构一个以廉政为核心的文化道德体系和政治生态。因而，廉政文化建设研究不仅要“通过廉政意识、廉政理念、廉政风尚、廉政理论和廉政法规的研究，引导廉政文化建设走向体系化、合理化和科学化”[3]，更要着重突出“廉政”的位置分量，注重传承廉政文化，传授廉政知识，增强廉政意识，确立廉洁为民和廉洁奉公的价值理念。廉政首先是一种进步的义利观，是人们在公共权力行使过程中对待财物的一种正确态度，基本要求是不谋私利特权，不取不义之财。《吕氏春秋·忠廉》载有“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为廉矣”等论述。其次，廉政是一种政治伦理和行政伦理要求，是国家公职人员的基本道德规范。《论语》说：“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正矣。”《周官》云：“廉也者，吏之本也，故曰廉善、廉正、廉能、廉敬、廉辨、廉法。甚矣，成周重廉也！”廉政作为一种执政理念的道德标准，是现代社会对国家和社会治理者行使公权力准则的集中概括，表现的是一种从政品德、从政风范和从政精神。从政者强化、巩固个人道德修养是廉政的根本。最后，廉政作为一种官吏的选拔与要求标准，具有浓重的政治鉴别色彩。我们党将清正廉洁与否作为判断干部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强调党员干部要清正廉洁、勤政为民。总体而言，廉政文化是一个社会支持廉洁政治、廉洁政府、廉洁社会有效运行的文化形态，是各阶层群众对党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进行监督、评价和约束的自觉意识及其社会文化符号系统，反映了人们对廉洁政治与廉洁社会的总体认识、基本理念和精神追求。

（二）廉政文化建设的核心价值

廉政文化是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是政府及其相关机构工作人员所必需熟知和遵从的文化形态。从范围上而言，廉政文化的核心范围是政府及其相关领域，扩展范围是全社会。因而，没有政府领域的廉政文化，就不可能有全社会的廉政文化。廉政文化建设不仅影响和规制政府工作人员及其与之工作相关的人、事和行为，还会进一步影响和改变社会行为。也就是说，廉政文化建设影响的不仅是政府，还包括全体社会成员；不仅是让现在的政府官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还包括让未来的官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实际上，只有在全社会形成更大范围的廉政意识，廉政文化建设的目标追求才能真正实现。

廉政文化既是政府公职人员的职业文化，也是普通人员应遵循的社会文化。在结构上，廉政文化主要由意识文化、器物文化和制度文化三种文化形态构成。廉政意识文化是对从政用权、清正廉洁与否的心理认知和价值判断，它集中反映了社会公众对与廉政相关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生活方式的认知和社会评价。廉政器物文化是指承担廉政教育的场所、廉政建设的权力机构、各种形式的廉政宣传基地和各种形态的廉政文化资源。廉政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它对掌握公共权力的公职人员以及普罗大众的影响，都需要有充分的物质保障。廉政制度文化是规范国家工作人员运用公共权力而建立起的一整套反腐倡廉体系、思想观念体系及其行为方式的总和。廉政制度建设是抵抗腐败和优化政治生态的重要保障，通过廉政制度建设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和文化氛围，需要从微观的体制机制层面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设以优化政商环境为基础的廉政制度文化，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推动政治生态良好运行。当然，廉政文化建设效果如何，还需要从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进入到廉政意识文化的价值内核。

廉政文化建设是反腐倡廉建设的基石。廉政文化建设是一种有目的、有倾向性的价值观取舍和目标选择活动，是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腐败的重要手段。在当代中国，廉政文化建设是“以培育廉洁价值理念为根本，以廉政制度和规范为支撑，以群众广泛参与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和丰富多彩的廉政文化产品为载体”[4]的文化建设活动。廉政文化的核心价值是公平正义，它来源于推行廉政和反腐败的目的。腐败现象是公共权力与利益交换的产物，是特权行为所造成的权利不平等的表现。它破坏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伦理，破坏了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损害了社会整体的发展环境。“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共产党人的这种先进性和纯洁性，对任何形式的腐败和特权都是天然排斥的。当然，对于社会整体来讲，廉洁价值理念不是从政者的特有追求，而是全体社会公民都应确立的价值理念，是全体社会公众应有的共同行为准则和共同理念。

二、新时代的历史使命与廉政文化建设的新要求

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廉政文化建设成为政治文化建设和优化政治生态的重要推动力量，并渗透进经济社会建设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必须将其置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洪流之中，并根据我国政治建设和党的建设的需要进行整体推进。新时代党的“四个伟大”的历史使命也是我国政治发展和廉政文化建设的新的时代使命，实现“四个伟大”新时代廉政文化建设赋予了新内涵新使命，也提出了更高更严的新要求。

第一，“实现伟大梦想”为廉政文化建设赋予了使命。新时代是中国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目标，要求与之相配套的廉政文化建设必须立足“强起来”的新的历史方位展开工作，并将廉政教育、反腐倡廉工作、廉政制度建设和法治法规建设等作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重要内容，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可持续性的、高质量的开展。实现伟大中国梦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态为支撑。清正廉洁的廉政文化建设也是一个随着历史发展的、长期的、波浪式推进的历史过程。新时代的廉政文化建设必将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指引下，要将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作为廉政文化建设追求的目标，让廉政文化建设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推动力，为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二，“进行伟大斗争”为廉政文化建设赋予了新内涵。伟大斗争是在“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中形成的[5]，是实现伟大梦想的必然产物。新时代我国反腐倡廉和从严治党工作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新的规章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腐败现象大为减少，清正廉洁成为广大党员干部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极大地改变了我国的政治生态。但是，影响广大党员干部腐化堕落的国内外因素并没有彻底根除，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仍然面临各种风险，继续大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仍然面临巨大阻力，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和回避矛盾的思想仍然是部分党员干部明哲保身的官场哲学，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仍然是当前我国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我国廉政文化建设还面临着与一切损害人民群众利益、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进行伟大斗争的任务。这一切都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廉政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并结合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要求进行各种伟大斗争，将“权力反腐”与“制度反腐”“文化反腐”有机结合起来，为新时代的廉政文化建设增添新的时代内容。

第三，“建设伟大工程”赋予廉政文化建设更高更严要求。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廉政文化建设也永远没有穷期，廉政文化建设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走向深入的重要举措。大力开展廉政文化建设首先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格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律，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通过大力弘扬公道正派、清正廉洁的政治价值观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伦理，坚决抵制和反对党内出现的各种腐败现象。从严治党的关键是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对领导干部设置“红线”和“高压线”，刷新吏治，惩治腐败，对他们廉洁自律意识和行为提出更高的要求。习近平强调：“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6]要通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主题教育的开展，净化各级党员干部的心灵，着力解决好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问题，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廉政文化建设要发挥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的作用，加强作风文化和纪律文化建设，丰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文化内涵，强化纪律教育和监督执纪问责教育，采取标本兼治的办法，着力解决党内长期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推动反腐败斗争在文化建设领域取得压倒性胜利。要大力加强反腐倡廉制度文化建设，通过大力推进民主监督制度、政务公开制度、重大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等制度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向纵深发展，用制度建设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

第四，“推进伟大事业”为廉政文化建设提出了更高更远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人民的事业，经过新中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创立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为14亿中国人民创造了美好的生活，使得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腐败是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胜利推进的最大威胁，也是人民群众最痛恨的社会现象。要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作风，努力探寻反腐倡廉标本兼治的方法和举措。新时代的廉政文化建设不仅要揭露和鞭挞当代中国出现的腐败现象，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和全面从严治党之路，更要讴歌为建立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和社会清朗而奋斗的党员干部，为他们的奉献精神和英雄事业书写不朽的篇章。“四个自信”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守的理想信念。新时代廉政文化建设必须能够坦然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在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中坚定“四个自信”，在改革、创新与发展中坚定不移地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前列。

三、新时代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

廉政文化建设是一项随时代发展而与时俱进的系统性工程。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为新时代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它要求新时代廉政文化建设将整合古今中外廉政文化资源、打造良好政治生态，创新廉政教育模式和强化廉政制度建设作为重点内容，从文化奠基、教育引导、政治生态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全面推进廉政文化建设，为新时代最终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探寻可行的实践路径。

（一）深入挖掘和整合古今中外廉政文化资源

廉政文化是以各种文化产品为载体以表现反腐败斗争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文化。以开放的姿态大胆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优秀廉政文化资源，夯实和发展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石。当前，我国廉政文化建设的资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古代优秀的廉政文化资源。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形成的博大精深的廉政文化资源，如法家“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思想，儒家“重民生而知根本、畏法度而能自律、明廉耻而守气节、崇节俭而重情操、知恩惠而思报国”的思想，海瑞、于成龙、包拯等人流芳百世的反腐倡廉的历史典故等，都是新时代廉政文化建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历史资源。习近平强调，坚持从严治党，必须“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7]。

二是西方发达国家廉政文化建设积极成果。这主要表现在重视公民基本权利、强调权力制衡和注重制度建设三个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重视公民基本权利，强调任何人都不能享有特权，并将监督政府的权力看作是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力，认为对于人权的无知、忽略或轻视乃是公民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缘由。为了防止权力滥用，西方社会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通过权力相互制约、防止权力滥用的制度理念和实践，并建立起了一套处罚措施严格，对腐败具有极大威慑力的制度体系和法律体系。如严格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职务审计制度、行政伦理行为准则和防止贪污法律法规等，都值得我们辩证地吸收和借鉴。

三是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优秀资源。廉政文化是中国的红色文化和优秀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廉政工作和廉政文化建设，坚决反对腐败，积极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廉洁政治，积累了丰富的廉政文化资源。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数以万计的各种类型廉政文化建设资源，亟待各界深度挖掘开发，并打造推出一系列优秀的廉政文化建设精品。

（二）大力加强公仆政治文化建设，优化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文化，构建政治清明、干部清正、政府清廉的政治生态，形成廉洁从政的政治共识和社会风尚，是廉政文化建设的目标追求和社会基础。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8]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必须用“民本位”代替“官本位”优化政治文化建设，强化领导干部的廉政意识和全社会的反腐倡廉意识。亨廷顿指出：“在绝大多数文化中，腐化现象在现代化进程最激烈的阶段，就会最广泛地蔓延于整个官场。”[9]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和主动检举腐败的监督意识，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主动自觉地参与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拓宽民主渠道，使腐败分子无所遁形，形成共同预防、惩治腐败的良好政治风气。

公仆政治文化是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的核心和突破口。“公仆意识是同国家的公共权力紧密联系的一种意识，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是工人阶级国家的自觉要求。”[10]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公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在当代中国，屡见不鲜的“官本位”、利益本位、特权意识、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等，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破坏了社会良好的政治生态。将公仆政治文化建设作为廉政文化建设突破口，要通过加强党性教育和廉洁从政教育，提高领导干部的道德素质和行政伦理，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从源头上防治腐败。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做到有贪必反、有贪必肃，使领导干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让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成为党风廉政建设不可逾越的底线、红线和“高压线”。要通过落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等活动，切实增强领导干部的党性意识、宗旨意识、服务意识和纪律意识，使领导干部能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三）形成廉政文化教育全覆盖的教育格局

廉政教育作为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特定的主体施加系统的廉洁从政规范影响的活动。新时代的理想信念教育、政治道德教育以及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优良作风教育、反腐倡廉教育和法规制度教育等，不仅为廉政文化建设增添了新内容、赋予了新内涵，也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把廉政文化建设纳入“大宣教”格局之中，注重建立健全廉政文化教育全覆盖的教育格局。

一是要注重比较中加强廉政文化教育。要通过加强完善对廉洁先进人物、事件的宣传表彰制度，突出腐败反面典型及其严重危害的警示教育，通过大量生动鲜活的反腐倡廉案例，从正反两面全方位地对公职人员进行廉政教育。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曾说，对腐败“最强有力的制止方法，就是对贪污者进行批判与谴责的大众舆论；换句话说，大众对贪赃枉法，持有不能接受的态度，使贪污罪行的耻辱不能因坐牢而被磨灭”[11]。

二是要将廉政文化教育与职业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廉政教育是一项长期性工作，要在职业教育中增加廉洁知识教育，加强党性教育、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洁从政教育，把廉政教育贯穿于职业教育培训全过程，贯穿于领导干部的培养、选拔、管理、使用的全过程，落实到每个人的工作和日常生活当中。要通过创新警示教育、示范教育、定期专题培训等方式，加大对腐败特权思想的荡涤力度，强化职业道德和法治观念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自觉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使重官轻法、重官轻民等现象得以根除。

三是要在全社会普及廉政教育，鼓励多元参与。既要加强学校的廉政文化教育，在各级各类学校有针对性地开展廉政文化教育、道德教育、理想信念教育乃至道德法制教育等，也要围绕居民的文化需求、生活需要，对社区群众开展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社会道德教育、示范教育和警示教育，培育民众的廉政意识，在全社会形成廉洁高尚和腐败可耻的基本认知。

（四）筑牢廉政文化建设的制度防线

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是权力行使的牢固藩篱和稳定边界。建立与廉政文化相配套的一系列强制性制度规范，是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治本之策，也是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当前，虽然我国廉政文化建设取得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成就，但在制度建设上尚有许多不足，许多重要的制度尚未建立健全，相关职责、义务和惩戒机制还有待完善，特别是在树立制度权威和推进制度创新方面，都需要通过建章立制，为廉政文化建设筑牢制度防线。制度缺乏权威性，就难以被人们有效执行，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要树立制度的权威，不但要制度本身符合现实情况，而且还需要通过加强完善目标责任考核机制、完善廉政行为准则、形成层层抓落实责任机制等体制机制，使制度建设建立在人们共同的理念上，确保廉政文化建设有领导、有组织、有协调的制定、维护和执行。

加快制度创新是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路径。我国腐败问题产生的根源很多，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因为制度设计缺乏公开透明所造成的官民之间、社会成员之间的不信任。因此，加快廉政制度建设创新，重点要围绕推进权力公开透明行使进行制度创新，把党务公开、政务公开作为制度创新的重中之重，完善权力运行和风险防控机制，通过科学配置和分解权力，实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相互分离和相互制衡，细化办事程序，从源头上化解权力结构不合理带来的廉政风险。同时明确政府、市场、社会、公民之间的权责运行规则，激发人民群众参与廉政文化建设的热情。坚持公平公正原则，严格执行责任追究机制，完善惩罚纠错制度，做到奖罚分明，对于贪污腐败的官员严惩不贷，同时要对清正廉洁的官员给予鼓励。“要根据显性腐败转向隐形腐败的新情况，将反腐败对象由财物扩大为财物和其他财产性利益，加大制度威慑力，努力实现对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腐败现象进行全覆盖”[12]，这样才能有效遏制权力扩张和滥用冲动，真正从源头上杜绝腐败，形成廉洁政治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