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格涅夫《烟》“自由追求”后的寻根之旅

张入凡

[摘要]向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社会具象挖掘，此时关乎俄国人的存在问题便是封建农奴制的变革与此种状态下的生存问题，解放了的农奴、地主、贵族，以及夹缝中的人们，都在同一境遇下寻求各自存在的方式，也即身份定位。屠格涅夫在《烟》中设列了数组不等的阶层角色，并以利特维洛夫的爱情为主线，以巴登空间铺展俄国现存的生活实况。在思想冲击和制度变革异化下的俄国社会，如同名不副实的农奴制改革一般，社会呈现出一片名与质的错位。分析《烟》中自由追求，探求其背后的身份寻求。

[关  键  词] 屠格涅夫;烟 ;由追求;存在

人对自由的追逐没有终结，自由和束缚是一对辩证概念，自由相对于束缚而存在。人们追求自由的本质，即是对存在的束缚的突破。一切对自身压迫的反抗，都面向着自由的概念，由此“自由”成为每一个人的实践目标。19世纪俄国对自由的追求体现在农奴制的废除、体现在各例成功或失败的革命上;19世纪俄国人对自由的追逐有着差异性的特征，社会各个组成部分各有各的束缚需要冲破：伊琳娜夫妇是边缘贵族的典型代表，波图金是孤独寂寞的平民知识分子，古巴廖夫是旧贵族奴役他者的再版，围绕古巴廖夫的附庸者是奴性十足再现。正牌的贵族和党政将军们精神贫瘠，满眼利益纷争，信念倒退，用嘴里的文明自由装点空洞的大脑。彼时的俄国人是矛盾的集合体，他们惯性陈旧，身向“自由”，共有无力的特征，一起在历史浪潮的规则下翻涌，为反抗束缚编织俄国社会乱象。

一、边缘贵族的生存境遇

伊琳娜，出身于根系深远的留里克王族，在当下实为无力翻身的落魄贵族。身为贵族没有赖以支撑身份的物质基础，名存实亡，伊琳娜作为学校代表的发言机会被富家女轻易夺去。不是农民，不是地主，过着贫民生活，门口却挂着显示身份的族徽，招致这一阶层被奚落排挤。身份的缺失，使得伊琳娜的家族处在尴尬的社会夹缝之中，她渴望挣脱的便是束缚她的尴尬的物质匮乏的境遇，成为名副其实的贵族是伊琳娜心中最终的“自由目标”。

因自小受环境的熏陶，伊琳娜有对尊荣的强烈向往，美貌与洞察给了她复兴家族的可能性，也造就了她为达目标专注无疑的冷漠。这种冷漠气场，除了引得家人下意识畏惧外，也勾起父亲对她细微朦胧的期待和母亲的向往：“您等着瞧吧，阿琳卡会让我们摆脱困境的。”“是啊……能摆脱困境就好了。”基于此，伊琳娜的自由的分裂已然被奠定。不流于凡俗的洞察和审美，使伊琳娜生来就不可能满足于平庸现状，她追求闪耀的美与地位，也需要能与其匹配的精神世界。与利特维罗夫不期相爱，是同等心灵的本能吸引，取消农奴制之后利特维洛夫作为旧地主后裔，能给伊琳娜带来的只有爱情而不是显耀的身份地位，选择和利特维洛夫在一起必然会导致另一半自由追求的缺失。利特维洛夫时时提醒着伊琳娜这个残酷的选择，一天利特维洛夫从学校直接来找伊琳娜，身着旧礼服，手上是墨水污渍，她像往常一样跑来亲热地问候，却旋而定住脚步。“您没有戴手套。”“呸！瞧您……这个大学生。”“您……真是个地道的大学生。”“您真粗俗。”虽然事后哭着道歉，但这一切已然昭显了伊琳娜内心对无法重归贵族身份的不满。

另一方面，情绪上的反复也说明对于伊琳娜来说情感世界的重要性或许并非鸿毛。对于伊琳娜所代表的边缘贵族阶层来说，物质、身份尊荣，并不仅仅是自由的全部，情感精神的共鸣也是重要部分。当实现报复的机会终于到来，一场由贵族议会举办的，将在莫斯科举办的舞会，对于伊琳娜家来说无疑是天赐良机。但当伊琳娜在面对父亲的诱导和爱人天真的劝慰时，却是痛苦的。她果断地拒绝父母的劝說，反复询问利特维洛夫的提议是否出于本心，她想给自己一个保护爱情的机会。最终在利特维洛夫的美好祝愿和夸赞中，连连冷笑，决定出席。这关键一步，如预计那样使伊琳娜在舞会上大放异彩，狂蜂浪蝶拥至。她显然明白作为交换，她必须同利特维洛夫分别，于是百般痛苦中她给了利特维洛夫一封诀别信，坐上贵族亲戚的马车远走高飞。上流贵族圈层的伊琳娜，又为其中的矫揉造作、庸俗琐碎所网捕，即便贵为特拉米罗夫将军夫人，她同样没有获得圆满的自由，她没能找到能够与她精神共鸣的另一半的灵魂，她称这上流圈层的人为“行尸走肉”，怀念十年前同利特维洛夫的爱情，因而致使她在巴登引诱利特维洛夫，向他倾诉：“我在这上流社会，在您所谓的令人羡慕的地位上已经不堪忍受，快要闷死了。”乞求他陪伴自己消解在这恶俗圈层的寂寞。然而，这种畸形的圆满终是短暂的，她偷来的片刻自由，最终还是以同样的方式收场，两度摇摆，自由于伊琳娜来说终究是破碎的。

特拉米罗夫是伊琳娜的将军丈夫，大官私生子的儿子，他得不到贵族身份，这与伊琳娜的处境相似，他们同样是在夹缝中生存寻求身份认同的人。“自由”对于特拉米罗夫就是“凭着他识时务知人心的本领，不屈不挠为自己谋福利的宏愿，看到在他面前的条条道路均已畅通无阻”。他借伊琳娜得到贵族身份，伊琳娜靠他有了足以支撑身份地位的物质基础，面对伊琳娜的出轨虽然内心嫉妒却无能为力，他事业顺遂、情感破裂，自由于他同样不完整。伊琳娜爱情的悲剧、精神世界的分裂，以及她丈夫艰难谄媚的求索过程，正是19世纪60年代农奴制废除的过渡阶段，边缘贵族一类的卑微的生存境遇，是失却完整的破碎的自由。

二、平民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

波图金在《烟》中作为屠格涅夫小说中的高度移情人物，向来被视为屠格涅夫在《烟》中的话筒，他与利特维洛夫都代表了俄国社会可贵的精英知识分子。利特维洛夫同波图金在嚷乱庸俗的下层聚会中相遇，产生了共鸣，两个平民知识分子以鲜有的逻辑与洞察共鸣相惜。波图金在《烟》中所追求的自由是俄罗斯民族的自由，是民族的解放与发展，他所代表的是俄国社会中的“西欧派”，主张因地制宜地学习和借鉴西欧文化。他能够针砭时弊，对社会问题和各个阶层弊病进行独到而形象的剖析，然而他的思想如碎石入海。他虽不厌恶底层人民，甚至在一片凌乱的人性中仍能挖掘底层人民的美好，但却无法凝聚和梳理这混乱的力量。他的思想，在一片混乱的社会气象中没能得到零星半点的注意，精神张力无处释放，痛苦无奈地沉默在一堆豆腐渣似的人群中。在荒芜的俄罗斯社会上飘荡以寻求慰藉，偶遇能够相互理解的灵魂。波图金同样是无根的，他在哪里都没有归属感，他从小官吏身份中解脱出来，脱离对贵族政界的依附，而在精神上又绝不皈依鄙陋，因而远离下层人民。波图金代表了当时社会中另一类多余人的困苦生活境遇，这一类人的自由也是破碎的，空有精神与理性，行动力被扼杀，看得到光芒却无法接近，在这个社会中没有身份，漂泊在光阴中。

利特维洛夫出身旧地主家族，父亲是退职官员的儿子，母亲出身贵族颇知礼节，利特维洛夫从小接受城市教育。农奴制改革后，家中大量农产地失去劳动力，老父亲对经营土地束手无策，在此困境中利特维洛夫的家庭面临着转型危机。被动以新的身份去适应变动的社会环境，是面临的现实问题。利特维洛夫在经历爱情挫折后，转而肩负起这个任务，来到国外学习农艺学和工艺学的经验知识，并辗转至德国巴登在此等待未婚妻塔季扬娜。没料到再度沦陷于伊琳娜的美貌，他发现自己旧情未灭，多番挣扎之后决心背弃使命，在给伊琳娜的信中，他自白：“往日的一切都死了，创业和希望统统灰飞烟灭，剩下来唯有生命，而坚不可摧的，就是我对你的爱。爱中有我的未来，我的使命，我的圣地，我的祖国！”并开始筹备私奔出行。他决心归属伊琳娜，将伊琳娜当作一切，背弃未婚妻子和土地、事业，爱情是利特维洛夫为自己寻求的最大解脱和自由，然而又一次遭遇背叛。这背叛象征爱情虚幻如烟，真正可以抓住的实在是责任与事业，自由在责任架空时形同虚幻，否定了利特维洛夫狭隘的自由偏见。

利特维洛夫的巴登重创，使他不得不冷静面对现实：他不想成为伊琳娜畸形自由的牺牲品，于是黯然离开，利特维洛回到土地上重新寻找自我，日复一日的艰苦实践后小有起色，并在不久后与塔季扬娜复合。这一切象征着责任义务的角色向利特维洛夫追求的自由回归，至此，利特维洛夫已经拥有家庭和财产足以立足于社会，在土地和教育事業上，利特维洛夫和塔季扬娜的能动性得到充分发展，他们二人又互相在爱情中得到了稳定的精神皈依。物质精神的双重饱满，正是利特维洛夫的圆满自由结局，他找到了在这个俄国社会中的自我定位，映射屠格涅夫为知识分子开辟的新道路，责任与义务是追求自由的前提支撑。

三、贵族、地主和农奴们的保守诉求

正如屠格涅夫所言：“新事物难以接受，旧事物衰弱腐朽;能力不济碰上敷衍塞责;整个生活动荡紊乱，就像沼泽的泥淖，唯有‘自由这个伟大的字眼，仿佛上帝之灵飞扬在江湖之上。”在无知和迷惘，还有巨大的历史惯性的交织下，人们努力求变，也努力如浮萍一般向熟悉旧有身份靠拢。旧农奴们奴性不改，旧地主利用奴性操控人心，上流社会则力求倒退，这些生动的乱象，屠格涅夫在一场场的舞会、聚餐、碰头中表现出来。这些聚会，“主义”“派别”“分子”杂草丛生，像各式各样没有深刻内涵和明确旨意的政治术语的万花筒。

通过利特维洛夫的旧相识巴姆巴耶夫将视角切入所谓的社会下层的“进步空间”。在这里，古巴廖夫作为引力的中心吸引了一大批头脑空荡荡的人，巴姆巴耶夫极力邀请利特维洛夫参与精英们的聚会，去吸收新的思想和旨意，他向利特维洛夫极力推荐一位高人的大作，自己却从未领略过，一切崇拜来得毫无依据。利特维洛夫跟随他去领教这场聚会，这儿的一切光怪陆离：读莫名其妙的诗自我感动，一会儿古代世界一会儿政治经济学，在报得出一大堆的人名中攫取成就感，用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故事和对敌对立场的奇怪抨击进行自证，以及不知所谓的争吵。古巴廖夫在面对大家的求解时，“或者咕哝几声或者翻翻眼珠，讲几句断断续续无足轻重的话，大家就忙不迭地把这些话奉为大智大慧的格言”，讽刺的是“在这一片吵嚷声和乌烟瘴气之中，古巴廖夫依然扯着胡须，摇摆着身体，不知疲倦地来回踱步，时而侧耳细听某个人的高论，时而插上一两句话。人人都不禁感到，他古巴廖夫才是众人的领袖，他是这里的主人，也是这里的首席人物……”旧地主利用底层奴性建立权威，拿时髦的政治话题作材料，扮演着发号施令的角色，收集聚攒“奴隶们”的拥护;而旧农奴对自由的追逐，则践行着“新主子诞生了，老主子就得滚蛋！”的奴性原则，波图金说：“古巴廖夫先生想当首领，大家就承认他是首领。有什么办法呢？政府把我们从农奴制的依附地位解放出来，这要谢谢政府。可是奴性的积习已在我们身上深深扎根，一时难以摆脱它。我们事事处处都需要一位主子。这主子大抵是一位活人，有时也可能是某种所谓的思潮来控制我们……譬如当前吧，我们大家都以自然科学的奴隶自命……要问我们为什么，凭什么道理要自甘为奴呢，这可是桩糊涂公案，足见我们的天性如此。”人们依据生活的惯性寻找曾经的身份设定，奴隶们从未有过自我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需要他人来为自己指出方向，对于自由人身份的扮演并不纯熟，于是盲目倾附“领袖”在别人身上押宝，也在思潮流派上押宝，却从不依赖自己，他们身上体现出“自我”的缺失。

利特维洛夫在巴登的古堡偶遇上流社会的野餐聚会，参与聚会的是一群说着法国话的俄国人，扮相时髦，神态做作自负，利特维洛夫受邀加入了会餐。接着大家开始谈论“政治”问题，实则仅仅是抒发各自利益受损的不满情绪，一个愤愤不平的将军抱怨地产卖不掉，认为身为大地主的自己代表了一种原则，他的义务是支持这种原则，认为一切应当倒退，甚至提出要退回七领主时代。言辞间既无逻辑也无重点，还引起一场争风头的冲突，终于愚蠢的闹剧在几位女士的抱怨中结束。文明、自由、政治，对于他们来说如同新奇的玩具。他们对自由的理解仅仅是对概念术语的盲目追求，像幼童急迫想要懂得死亡的概念，没有生命历程却用尽力气想尽办法去诠释“死亡”的概念。他们欢聚一堂，分享臆想中自由的崇高感和神秘味道，贵族以此填补物质丰裕下的精神空虚，装点话题。他们在各种各样的身份中切换来切换去，是将军又是地主还是进步派，这同样也是身份模糊的体现。没有明确的身份归根，若有也仅是利益的追求者。

四、小结

当逐渐有了文明理智和较为独立的精神思想时，存在作为对于人来说的特殊意义才凸显出来。经历了欧洲精神洗涤的俄国人，为自由思想感染，为先进社会体制心旌摇动，思想超越与身境困遇冲突愈烈。冲突意味着变革。正如“质量越大，惯性越大”，载着厚重千年农奴历史的俄国车辙在转向的轨道上擦出变革的火花，却又无法抵抗巨大的历史惯性，戛然而止必不可能，但激烈的反抗和挣扎必然引起社会动荡颠簸，沙皇政府虽被迫于1861年废除农奴制度，残余的农奴制却名亡实存至1917年的十月革命。《烟》作为19世纪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后的历史镜像，正自下而上、自内而外容纳着这一番冲突与疼痛。思想的动荡也伴随着除了革命之外的诱惑，人们对自由的追逐因人而异，散乱的规则下人们利益导向的本性更加清晰明显。对人性本能欲望的追求，即对生存体验需求的体现。客观难以动摇，因此选择主观自我与社会的磨合是为实现生命体验感的妥协选择，这种生命体验感就藏在身份扮演之中。自由在俄国精神贫瘠的广袤土地上呼啸而过，所有人都想抓住它，而它如烟过隙。“1855年成书的《罗亭》的作者和1876年成书的《处女地》的作者是同一个人。在整个这一段时间里，我集中智慧，努力认真地、忠实地把莎士比亚所说的‘The Body an Pressure of time 以及我的主要观察对象描写出来。”屠格涅夫因为《烟》的出版而备受争议，屠格涅夫本人也频频受到社会舆论的排斥，“背叛祖国”“丧失信心者”……在舆论所谓的“歇斯底里”的失控下，折射出的则是俄国社会的“自由残破”，以及屠格涅夫失落至极的呼号。

自由是什么？屠格涅夫在《烟》中发问，利特维洛夫回答了：自由是以责任义务为前提、物质丰富为基础的精神的满足和必然的约束。一切都在矛盾之中发展，黑暗不会持久，除此之外的一切空茫如烟。

参考文献：

[1][俄]屠格涅夫.烟[M].高惠群，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11.

[2]龙瑜宬.《烟》：旅行中的俄罗斯人[J].外国文学，2018（4）.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