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

李然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两个重要国际政治概念，既是中国为解决21世纪人类面临的各种全球性挑战而提出的一项根本性解决方案，也是一种全新的国际政治话语。中国之所以能够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主张，除了二者能够满足中国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的实际需要外，也是由于理念与中国传统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以及长期以来奉行的共产主义理想具有相通之处和传承关系。那么，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为什么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为什么恰恰是21世纪的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的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之间具有怎样的关联？为此，本刊特约记者采访了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林利民。

《领导文萃》：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什么是新型国际关系，中国为何以及如何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进行了全面阐述。您如何理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您认为“新型国际关系”新在何处？

林利民：关于新型国际关系“新”在何处的问题，我想可以从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与西方主导的“经典”国际政治理论、“经典”国际关系模式的对比中找出答案。所谓“经典”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是指近代以来由欧美等西方国家所倡导、推出并在世界上盛行数百年之久的传统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关于“经典”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其内涵与特点，简而言之，就是“丛林法则”“强者为王”“赢家通吃”。依据这种“丛林法则”，实力、武力、结盟、均势、以战争为贯彻国家政策的工具、侵略扩张、殖民掠夺、大国欺负小国、强国欺负弱国、先进欺负落后，就成为近代以来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西方“经典”国际政治理论主要就是为了论证这些原则、法则以及行为方式和国际关系模式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领导文萃》：您讲到“经典”国际政治理论与国际关系模式导致了种种国际不公正。我在想，这种种不公平、不公正，一定会导致国际矛盾不断激化，成为国际不稳定的根源。

林利民：是这样。由于“经典”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倡导“丛林法则”“暴力无限制使用”“弱肉强食”“强者为王”“赢家通吃”，强调实力、武力、结盟、均势，以战争为贯彻国家政策的工具，鼓励侵略扩张、殖民掠夺、大国欺负小国、强国欺负弱国、先进欺负落后、西方欺负非西方等等，必然要加剧国际矛盾和国际冲突，直到爆发大规模国际战争与冲突。两次世界大战、冷战以及以美欧等西方国家为主要打击对象的大规模国际恐怖袭击等之所以不断发生，都与这种“经典”的西式国际政治理论与国际关系模式以及国际制度的不公正、不平等密不可分。以其为蓝本构建的国际体系也主要由以美欧等为首的西方国家所主导，这种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国际体系，不但反映的是美欧等西方国家狭隘的利益诉求，也折射出其狭隘的价值观、国际观及其国际行为模式。

《领导文萃》：关于国际体系，您可以展开来讲一讲吗？

林利民：从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条约订立以来，国际社会先后经历过五个国际体系，即威斯特伐里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外加冷战后的单极—多极体系。在这些不同的国际体系中，通常都会有几个主导型大国，以这些主导型大国为基础，形成一定的国际格局，并按一定的规则、原则、制度运行。国际体系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概念，但又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种国际体系都会有主导型国家，由主导型国家构成国际格局、创立游戏规则。主导型大国的性质和行为模式深刻影响，甚至决定着国际体系的运作模式和特点。比如前四个国际体系，尤其是前三个国际体系，主要是英、法、俄、美等西方大国主导的，所以这些国际体系最能体现西方的上述国际观、价值观。

《领导文萃》：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一时段的历史是由英法俄美等西方大国主导的一部西方侵略扩张史和非西方国家受难的历史？

林利民：是这样。在20世纪以前的300多年间，国际关系史的关键词是“殖民化”，或者叫“殖民时代”。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非西方世界的绝大多数地区都沦为了西方殖民地，只有中国、奥斯曼帝国、埃塞俄比亚等少数国家尚未沦为殖民地，但它们也不断丧失领土与主权，沦为半殖民地。因此，把19世纪末以前的300年国际关系史称作殖民时代不会有太大的争论。当然，西方也有人将之美化为“全球化时代”“工业革命时代”“大航海时代”“西方文明扩张时代”等等，但没有人能否认其“殖民时代”的本质。

《领导文萃》：那么20世纪还属于殖民时代的范畴吗？2018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有人从英德冲突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段歷史中引申出100年后的中美冲突有可能引发新的世界大战。您如何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国际体系呢？

林利民：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如何看20世纪两场世界大战在威斯特伐里亚时代以来的国际关系史中所据有的地位及其性质的问题。列宁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帝国主义战争和列强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战争，苏联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反法西斯战争，强调其民族解放战争性质。对这些苏联式观点，中国一直赞成，且迄今为止仍然赞成。而沃勒斯坦把两次世界大战视为同一次世界大战的两个不同阶段。

《领导文萃》：西方看世界与中国看世界总是不大相同，这就是所谓价值观、国际观不同吧？

林利民：大体而言，美欧主流是按基督教教义中正与邪的逻辑定性两次世界大战的，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奥及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日意代表邪恶，与之对立的另一方则代表正义。然而，无论是威廉德国为首的德奥同盟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以希特勒为首的德日意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其最初的主要动因都是为了争夺殖民地，都是为了通过打败英法美等殖民帝国，重新瓜分殖民地。就此而论，两次世界大战都是“殖民战争”的一部分，是殖民时代的尾声。在这一时代，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国际制度总体上是由“经典”国际政治理论中的“丛林法则”主导的。

《领导文萃》：那么1945年以后的雅尔塔体系，以及冷战后的单极—多极体系，还属于殖民时代范畴吗？

林利民：1945年以后确立的雅尔塔体系及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单极时刻”，确实与殖民时代不同，世界已经走出了殖民时代。但是，代之而来的是霸权时代。二战后的美苏争霸导致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美国的“单极统治”导致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恐怖主义在全球泛滥成灾。总之，霸权时代的世界仍不安宁，仍然充斥着“丛林法则”和“弱肉强食”，充斥着不公平、不公正、不安宁。

《领导文萃》：刚才我们讨论了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国际制度以及“经典”国际政治理论的种种病态。通过比较分析，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理论、理念和国际观，与西方主导的“经典”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制度、国际关系模式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林利民：由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否定“丛林法则”，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原则。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充满了挑战，包括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分化严重、恐怖主义泛滥、地区动荡、传染性疾病蔓延和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等等，并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应对这些挑战，也没有任何国家可以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以求安全。报告明确提出中国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领导文萃》：这就是刚才讲到的，主导型国家的性质决定国际体系的性质。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国际观、价值观不同，所以当中国成为国际主导型国家时，一定会倡导新型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旗下，倡导建设新型国际关系。

林利民：是的。与由欧美等西方国家主导的传统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相比，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相互尊重等原则，即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强弱、不论先进落后、不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都要依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处理好相互关系，在重大国际事务上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与此同时，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公平正义原则，即坚持国际正义，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反对富国剥削穷国，主张改造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制度，按公平公正原则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而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则对大国欺负小国、强国欺负弱国、先进欺负落后、西方欺负非西方视而不见。最后，新型国际关系反对“经典”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模式中以战争为贯彻国家政策工具的非和平思维，反对扩军备战和结盟活动，坚持国家间“结伴而不结盟”，坚持各国相互合作，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在国际合作中实现繁荣、发展和各国的根本利益。

《领导文萃》：那么，中国为什么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什么是中国，而不是别的国家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倡议呢？

林利民：中国是“新型国际关系”的倡导国。早在2013年前后，中国学者继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不久，就开始陆续提出有关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若干理念。理论产生于社会实践与社会需求，是社会实践与社会需求驱动理论创新，而不是相反。中国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站在人类如何通过合作共赢、共同应对21世纪各种全球性问题，站在全人类“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高度，提出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主张。换言之，是大时代呼唤了大理论的产生，并为大理论的实践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我说的大时代是指全球化时代、地球村时代、全球相互依存时代。21世纪就是这样的时代。世界各国更加相互依存的同时，人类也面临全球化时代的各种新问题、新挑战，包括环境恶化、资源匮乏、大规模传染性疾病流行、发展不均衡、难民无序流动、自然灾害频发、恐怖主义恶性发展、跨国犯罪流行、毒品泛滥、核及生化武器扩散、军备竞赛死灰复燃等等，不一而足。这样的新时代、新挑战，当然需要全球合作，在“共商、共建、共享”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旗下寻求共同的解决办法，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不但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会使矛盾更复杂，问题更难解决，只有“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理念，才有助于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

《领导文萃》：冷战结束后，美国战略界、学术界曾高调宣示“单极时刻”“历史的终结”、美国要“塑造”世界等等，一度确实有主导全球化时代，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扛大旗的意愿。但是，美国的努力没能成功。今天，特朗普政府积极致力于从全球化抽身，搞单边主义，企图把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责任“甩锅”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您怎么看美国态度的这种变化？

林利民：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单极”统治的失败表明，由西方主导构建的“经典”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及由其派生的国际制度，不但不能解决全球性问题，反而因其“丛林法则”的那一套理念，造成“以邻为壑”大行其道，进而加剧了全球矛盾，造成全球新的分裂、對立。特朗普上台后搞的“美国优先”那一套，非但没有解决美国面临的困境，反而激化了全球矛盾。比如最近特朗普宣布对美国进口的钢铁产品和铝制品征收高关税，就激怒了欧盟、韩国等相关国家，当然也会激怒中国。显然，要解决全球性问题，只能诉诸于世界各国同心协力、同舟共济、平等协商，以合作求共赢。中国之所以要倡导“新型国际关系”理论，也是在接受美国失败的教训，总结“经典”国际关系理论之所以失败原因基础上的一种理论创新。

现在，有人一讲到国际关系思想、理论，言必称西方、言必称威斯特伐里亚，这是理论上不自信的表现。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讲的国际关系史，在20世纪以前主要是欧洲国家关系史、英法外交史，有很强的欧洲性、狭隘性、局限性，我们以之为国际关系理论源泉是有问题的。美国、苏联、德国、日本等世界主要大国，都是20世纪才登上大国舞台的，中国登上这个舞台则更晚。因此，20世纪的国际关系史才具有真正的全球性和国际性。即便如此，对过去出现的国际关系理论、理念，我们也不能全盘照搬，也要根据21世纪世界发生的种种新变化对其进行必要的扬弃。比如美国学者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一书，宣扬国际关系就是实力关系、权力关系，是为“权力”而斗争的关系，就与时代精神不符，而我们还让学生把它当做经典中的经典，就有点问题。

《领导文萃》：中国之所以能在21世纪举起“新型国际关系”的大旗，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时代呼唤以外，是不是还有一个能力的问题？以及中国自身的需求问题？

林利民：从历史上看，能够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上有所创新的，通常是那些有能力主导国际事务的大国、强国。荷兰的格老秀斯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法理论大师，是因为荷兰曾是“海上马车夫”，其实力比英国还强大。陆权论产生于英国、海权论产生于美国，都与这两个国家当时的实力与能力有关。今天，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是日本的3倍。中国还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人口大国，类似的第一还可以列出很多。这其实讲的是实力与能力。没有这样的实力与能力，要倡导“新型国际关系”理论是不可能的，即使倡导了也不会有人响应。

《領导文萃》：中国之所以能站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主张，不仅是因为中国有能力，也是因为中国有资格。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林利民：谈到资格问题，恐怕要先从国际关系史说起。近代数百年来，中国一直是国际体系的底层国家，是传统西式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制度、体系、理论、理念的受害者。中国因发展滞后，屡遭列强欺负，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几至亡国灭种。那些曾主导近代国际秩序的大国，如英国、法国、俄国、美国、日本、德国等，都打过中国。中国在近代史上的痛苦经历，是广大非西方国家数百年来饱受“经典”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国际制度之害的缩影。当中国人民通过自己的艰辛劳动，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以后，中国当然会要求摒弃国际政治、经济制度中的糟粕部分，当然要倡导“新型国际关系”，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倡导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强弱、不论种族民族，都要平等相待，平等协商。中国不能容忍“弱肉强食”的历史悲剧重演。

《领导文萃》：与此同时，中国还有倡导“新型国际关系”的理论需求。

林利民：是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世界的和平发展息息相关，中国需要在全球开放、合作以及中国自身对世界各国开放、与世界各国合作中实现发展。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不但是中国的一份“大国情怀”和国际担当，也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目标。

《领导文萃》：最后，是不是还有一个威望问题？中国是不是具有这样做的足够威望？威望和能力二者是不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

林利民：在国际政治中，威望与能力是相关的，而且基本上是正相关。不过二者不是同一个东西。说到威望，中国是联合国“五常”之一，历史上中国没有对别国搞“弱肉强食”，即使在中国最强大的“汉唐盛世”，中国也没有对外搞殖民侵略。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天下为公”，中共十九大倡导的国际理念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近年来中国外交“走出去、请进来”所取得的成就，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响应、亚投行得到包括一些欧洲国家在内的世界性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写进联合国文件等，证明中国国际威望在持续提升，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有国际基础，占据了国际道德制高点。另外，中国拥有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不久的将来有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等等，这些都是中国威望的重要源泉。这说明能力与威望是相关联的。我们倡导“新型国际关系”，既是在抢占国际道义制高点，也是在硬能力之外培育软威望。

《领导文萃》：中国是如何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新型国际关系”在内在机理上有何相通之处？

林利民：冷战结束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就开始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对如何通过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以期实现人类社会长期和平、和谐、繁荣、发展的思想主张与理念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阐述，并大力付诸政策实践。中国提出并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使之开放式地惠及世界各国，就是中国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有力证明。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过程，本身就是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过程。

《领导文萃》：您是否可以就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必然性、可行性做一些解答？

林利民：关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必然性，仍然可以从需求的角度谈起。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靠任何一个国家单打独斗都不可能得到解决。以国际反恐为例。“9·11”事件后，美国发誓剿灭恐怖主义，并组织起国际反恐统一阵线，把反恐矛头直指伊斯兰世界，接连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眼下又以反“伊斯兰国”为由在叙利亚开战，先后投入数万亿美元、付出了数万美国大兵伤亡的巨大代价，其结果却是以武反恐、越反越恐，国际恐怖主义不但未被剿灭，反而呈现出不断扩散之势。如今，美欧已经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泄愤之所，几乎无日不惊。再如全球变暖问题。虽然全球变暖并危害无穷已是事实，但世界各国认识并不一致。“伞形集团”面对全球变暖并无切肤之痛，对环保政策采取消极立场，《京都议定书》提出的环保举措难以贯彻，而美国特朗普政府甚至公然退出了有关环境保护的《巴黎协定》。

《领导文萃》：您刚才提到的“伞形集团”是一个怎样的“国际组织”？

林利民：“伞形集团”并非是一个成形的国际组织，而是一个与全球变暖及气候治理相关的概念。是指一些近北极国家，这些国家因靠近北极，其国土的很大一部分在北极圈内，常年冰冻，不适宜人类居住、生活。但是如果全球变暖，气温升高，北极圈的冻土解冻，这些国家的可耕地就会大大增加，资源开发也会更加方便，宜居陆地面积会增多。所以这些国家实质上不但不反对全球变暖，甚至还“欢迎”全球变暖。这些国家包括俄罗斯、加拿大、丹麦等。从地图上看，这些国家的领土，分布在北半球，其疆域连成片，看起来像一把张开的雨伞，所以被称为“伞形集团”。

《领导文萃》：国际政治真是复杂！原来并不是所有国家都不喜欢全球变暖，有些国家甚至欢迎全球变暖，难怪全球气候治理如此困难。

林利民：正因为如此，西方及其所倡导的国际政治理论，包括“西方优越论”“地缘政治论”“文明冲突论”“全球治理论”，以及“民主、市场、法治”原则等等，已经不足以承担解决21世纪各种全球性问题的重任。美欧日等西方国家也不再具有领导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的能力、动力与责任心。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这就要讲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问题了。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种种全球性问题，就要求我们从全人类永久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长周期、大视角出发，寻求系统、全面、标本兼治的根本性解决方案。由中国倡导、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完全適应人类社会普遍需求，是中国为解决21世纪人类面对的各种全球性问题而提出的一项根本性解决方案。

《领导文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由中国这样一个世界性大国将其上升到政治理论和国策的高度进行全面、系统的阐释，并向全世界宣示并带头践行，这对中国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林利民：中国的确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烈意愿。这种意愿既源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符合人类历史的大方向，也符合中国自身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正是这后一点，使中国力倡“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更坚实的国内政治、社会基础。具体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之所以能够从国家政策层面以及从国际政治理论创新层面大力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是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外贸大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钢铁产能超过10亿吨、煤炭产能超过40亿吨、水泥产能超过20亿吨，年进口石油超过4亿吨、进口铁矿石近10亿吨等等。中国在经济及产能极大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市场供求矛盾，以及产能过剩、资源供应紧张、环境污染、发展不平衡等影响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西方甚至围绕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抛出了种种不利于中国的奇谈怪论，如“中国经济崩溃论”“中等收入陷阱论”等等，而中国的人均产值仍不及OECD国家的20%。因此，可持续发展问题真正成为中国的战略性问题而被提上了日程。显然，中国不能不继续发展，但也不可能按过去旧的资源消耗型模式继续发展。中国必须在世界各国——不论大小贫富、不论东方西方——都均衡发展的条件下，才能继续发展，以期实现中华复兴之梦。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所在。

《领导文萃》：这样说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保障中国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安全之间存在内在关联性，其中所包含的利益观，表明中国倡导并力推“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建立在理想主义的楼阁之上，而是建立在真切的国家利益基础之上。

林利民：是的。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可持续安全、中华民族的振兴只能建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人类共同发展、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安全的基础之上。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虽然面临诸多前进中的问题，却有着致力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烈意愿，并成为从国家政策高度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倡者。21世纪的中国，站在如何以全球合作方式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的高度上，提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政治理念，这本身就是对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的创新性探索。换言之，是当今时代呼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维，呼唤中国扛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旗，探寻21世纪各种全球性问题的综合解决方案。

《领导文萃》：在理解为什么是中国首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个问题时，可能还有一个历史与文化传统的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呢？

林利民：这实际上涉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渊源问题。中国儒家文化传统及中国历数千年而倡导的“天下观”，以及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百年传播、发展及其影响，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产生积极影响。中国儒家自古就倡导“世界大同”“天下为公”理念，倡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美德。而共产主义思想更是倡导人人平等、民族平等、国家平等，倡导“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等崇高追求。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国传统的“天下为公”理念以及共产主义思想有相通之处，有传承关系，但又不尽相同。中国倡导并力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包含了古代中国倡导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理念以及近代以来共产主义思想中的某些成分和因子。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中国刚刚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开始倡导并力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而比中国实力更强、影响更大的美欧等国却不能，也不会秉持同样的使命感和国际观，不会提出类似的国际政治理念。

《领导文萃》：您认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景如何？

林利民：有一句老话，叫做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其间会有数不清的障碍、曲折、艰辛，可能需要经过很多代人的不懈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也远非靠中国一家能完成。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世界各国，尤其需要广大非西方国家，以及在国际上有实力、有影响、有理论根基的美欧等国家的共同参与，通过理念革命、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以及通过不断实践、不断克服困难，才能最终实现。不过，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终将是解决21世纪人类面临的各种全球性问题的最佳综合解决方案，代表人类历史发展的大方向。因此，中国可以倡导并引领世界向这个方向前进，并在此过程中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为人类历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