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的帝国之梦

2019-03-19 12:00唐昊
领导文萃 2019年2期
关键词:病夫奥斯曼帝国奥斯曼

唐昊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有一个梦想——恢复奥斯曼帝国的光荣,但最近这个梦想遭遇到了重大挫折——由于美国制裁等原因,国内经济出现货币贬值、债务恶化、资本外逃等。帝国的光荣尚存在梦想之中。

几年前的一个场景,人们仍然印象深刻。2015年1月,刚上任不久的埃尔多安总统在迎接到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时,刻意安排16人打扮成不同时期的古代战士,列队站在总统府的楼梯上迎宾,声称代表土耳其历史上16个帝国。对于这样不同寻常的举动,俄罗斯学者评价埃尔多安一直有“恢复奥斯曼帝国的野心”,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则称他为“新时代的苏丹”。

但实际上,埃尔多安对于土耳其历史的装扮完全没有尊重历史的真实。16个帝国中的匈奴、回鹘都与土耳其人无关,至于帖木尔帝国,更是奥斯曼帝国的敌人,曾经击败并俘虏过奥斯曼苏丹,让奥斯曼帝国在近百年时间里没缓过来。唯有奥斯曼帝国才是现代土耳其正宗和直接的来源。借助历史来影响现实,实际上表明了埃尔多安本人的意愿,就是恢复奥斯曼帝国的光荣。

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帝国。不过,正像2015年那次事件一样,埃尔多安和他的拥趸所描述的奥斯曼帝国和真实的历史相去甚远。

游牧民族是如何成功上位的?

从世界历史来看,游牧民族建立的帝国一般都不长命,在短暂的辉煌之后,不是分裂就是亡国,而奥斯曼帝国则是例外。从1299年建立国家到1918年帝国解体,前后620年。对于一个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统治民族占人口少数的帝国来说,存续600多年实在是一个奇迹。促成这个奇迹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帝国正确地行使了自己的权力。

突厥人在被唐帝国驱逐到中亚后,原本居住阿姆河流域。后来阿拉伯帝国走向衰落,开始大量雇用突厥人作为雇佣兵。越来越多的突厥人成为阿拉伯阿巴斯王朝的雇佣军,并趁机崛起还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奥斯曼土耳其人当时就作为塞尔柱土耳其王國的一部分,被分封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西北角,处于王国的边区。

经过上百年的内政纷扰和制度建设,直到苏莱曼大帝时期,奥斯曼才完成了从游牧部落联盟到中世纪帝国制度的华丽转身。就这样,奥斯曼再次崛起。在欧洲战场上,苏莱曼大帝攻陷了贝尔格莱德,征服了匈牙利,打败了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差一点攻下维也纳,锋芒直指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此后还在普雷韦扎海战中击败西班牙、威尼斯和教皇国等国的联军,称霸欧洲和地中海。

此时的奥斯曼帝国,拥有欧洲东南部、亚洲西部、非洲北部的大片土地;作为人口少数的土耳其人,统治着阿拉伯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等几十个少数民族。怎么管理这么多风俗不同、文化各异、经济落差巨大的民族呢?奥斯曼帝国实行的是“一国多制”,统治有极大的灵活性。

帝国是如何变成“病夫”的?

1683年,奥斯曼帝国达到了它扩张的极限。在维也纳城下,曾经所向披靡的帝国军队遭遇惨败,波兰骑兵追击溃逃的奥斯曼士兵直到多瑙河。维也纳是奥斯曼帝国扩张停止的终点,同时也是帝国走向衰落的起点。在1683年之前,帝国几乎战无不胜;在1683年之后,帝国几乎是战无不败,成了西方人眼中的“病夫”。

西方人认为19世纪有两个衰落的帝国,并将其称为“近东病夫”与“远东病夫”。“近东病夫”就是奥斯曼土耳其,“远东病夫”则是大清帝国。在停止扩张后,两大帝国都患上了严重的“帝国病”。连病症几乎都是一样的,包括内部分裂、外敌入侵,后宫干政、太监乱权,帝国的痼疾一个都不少。

奥斯曼帝国当时面临的问题可以称得上是内外交困:对内,奥斯曼统治阶层突厥人数量少,境内的阿拉伯人、斯拉夫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一直在谋求独立,在帝国衰落时独立的声浪更是空前强大。对外,经过十几次俄土战争,俄国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走了大片领土。

这些政治层面的问题,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统治集团,不难通过政治或军事手段来解决。但“帝国病”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它不是从外部压垮帝国,而是从内部腐蚀了帝国。后宫干政、太监干政、近卫军干政,对帝国的伤害,甚至比外部问题更加巨大。

后宫干政意味着非正式权力侵入到正式制度之中。这是家天下的帝国不可避免的问题。奥斯曼帝国的权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为后宫娘娘们所把持,“垂帘听政”期间曾在12年间更换了18位宰相。不仅如此,和清帝国一样,奥斯曼帝国也有太监,并且太监的首领权倾朝野,在帝国中的地位仅低于大维齐尔(相当于宰相)和大教长。后宫和太监的干政,让真正的政治家在帝国的事务中无能为力,甚至成为受迫害和排挤的对象。

历史并不是没有给奥斯曼帝国以机会。和大清帝国一样,奥斯曼的苏丹曾经试图进行西方化的改革。但这些改革的尝试都被国内的保守势力摧毁了,几代厉行改革的苏丹都被自己的禁卫军废黜或杀害。穆罕默德三世、塞利姆三世的改革都是这样失败的。改革失败的奥斯曼帝国再也无力维护帝国形态。

1918年,奥斯曼帝国也在“一战”中解体。从帝国里独立出的国家竟然有40多个。1683年奥斯曼的疆域达1200万平方公里,当代土耳其面积仅为78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作为“帝国病”的患者,奥斯曼帝国在“病夫”年代竟然丢掉了93%的领土。

国家面临危机,“帝国病”必须要进行制度改革才能根治。统治阶层也认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但为何无力将改革坚持到底?为什么改革的阻力如此巨大?为什么那些只关注自己利益的保守派会战胜那些理想主义的改革者?这些都是奥斯曼帝国留给我们的悲剧性疑问。

历史限制了未来?

人走不出自己的历史,犹如走不出自己的皮肤。历史经验的有限性决定了,土耳其最强有力的政治家对于祖国未来的想象,也无非是“帝国的复兴”或者“西方式现代化”这两条道路。

但问题是,如果历史不是真实的历史,人们走不出的,就不是历史,而只是自己编织的谎言。在真实的历史上,土耳其的道路选择其实并非只有两条,而奥斯曼帝国和西方化也并非毫不相融:首先,奥斯曼帝国成功的道路绝非伊斯兰化,而是成功的帝国治理;其次,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想要加入西方不是一天两天的了。在攻下君士坦丁堡后,苏丹就以东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自居。

而在现实中,随着执政的长期化,埃尔多安将如何维持权力、巩固权力作为第一要务,这已经给土耳其带来了比较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其实他并不是伊斯兰化的极端推崇者。至于宣布自己是16个帝国的继承者,也是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罢了。

但无论是领土幅员、经济总量、军事能力,还是人口数量、文化影响力等方面,现代土耳其只是一个二流强国,与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完全无法相提并论。在不具备帝国复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的情况下,强行推进帝国梦是危险的。

(摘自《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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