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与亚洲新秩序

李怀宇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以研究中国问题著称于世。他一直关切中国内部的改革发展及其外部影响，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实际上和亚洲秩序的变迁密切相关。不讨论亚洲这数十年来的变化就很难理解中国本身的变化;同样，不理解中国这些年的变迁也很难理解亚洲秩序的变化。”今天探讨中国崛起之后的亚洲秩序，无论从学术上还是政策上都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郑永年的新著《亚洲新秩序》正是探讨这一论题，这是一部了解亚洲国际关系的重要著作。

在讨论全球化和亚洲国家秩序转型这个题目时，郑永年关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家建设：“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发展模式也和全球化密切相关。中国的发展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而中国的开放过程也就是中国的全球化过程。实际上，中国的内部改革的很多动力也来自于外部的改革开放。一方面，我们必须加入国际体系。近代中国历史表明，封闭没有出路。要发展，就要开放。但另一方面，开放也会带来很多负面的效应。因此，我们在全球化的同时也要修筑钢铁长城，免于被全球化所吞没。”

环顾亚洲的发展，郑永年指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市场經济和政治发展的道路上是非常成功的典范，基本上也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我把这条道路总结为：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郑永年提出自己对东亚发展模式的论断：“从国家和市场、政府和人民的关系看，东亚模式的成功主要是它们选择了与西方先发展国家、苏联东欧国家不同的‘第三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