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娱乐至死》观媒介文化

贺琬婷 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

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曾在《理解媒介》一书中提出“媒介即是讯息”的理论，尼尔·波兹曼又在此基础上提出“媒介即隐喻”的观点，以此作为本书的第一章节，奠定本书的理论基础。此观点认为，相比于信息而言，媒介更像是一种隐喻，它在看似不经意间解说着这个世界，不管我们通过何种媒介来感受这个世界，“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帮我们将这个世界进行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和着色，并且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这种隐喻关系会在不自觉中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并创造文化的内容。紧接着他指出“任何一种媒介都有共鸣，因为共鸣就是扩大的隐喻”，并通过三个例子(西部非洲部落的审判、大学论文的脚注、苏格拉底的审判)来解释媒介是怎样于无形之中影响文化的，进而引出本书的第二个主要观点——媒介即认识论，即“一种重要的新媒介会改变话语的结构”。

基于上述两个理论，尼尔·波兹曼展开了进一步的论述。其先是说明了美国在十七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是怎样开始形成一种以铅字为基础的文化的，其次证明了铅字之所以在公共话语的舞台中产生强大的影响主要是由于其垄断地位，而美国的公众对话在当时印刷机的统治下变得严肃且理性，就此进入“阐释年代”。在“阐释年代”中，无论是政治话语、宗教话语、法律系统还是商业社会，无不体现出印刷术控制话语性质的力量。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中期，随着电报与摄影术的出现，“阐释时代”的大门开始逐渐闭合。电报使得“话语内容无聊、表现无力、形式散乱”。而照片则“把世界再现为一系列支离破碎的事件”。此时，电视作为电报和摄影术的完美结合成为了新认识论的指挥中心，成为了映照社会与文化领域的镜子。尼尔·波兹曼就此认为“电视对话会助长语无伦次和无聊琐碎……电视只有一种不变的声音——娱乐的声音。”至此，他正式提出赫胥黎的担心终于发生，并开始了对电视的“批判”。

尽管尼尔·波兹曼因娱乐业时代的到来对电视持“批判”性态度，但其并非是排斥电视上所有娱乐性的内容，而是排斥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展现出来。就新闻节目而言，由于报道的内容较多，每一条消息的报道时间极为短暂，导致观众并不会思考新闻背后严肃的内涵。一条又一条“无关联”消息的连续播放，使我们习惯了电视的不连贯性。纵观当下，伴随着科技的进步，“互联网+”时代悄然而至，人们所接触到的种类繁杂、毫无关联的消息便日益增多。加之人们生活的脚步已愈发匆忙，相较于上个世纪更是难以整合出一段“完整”的时间来通过媒介获取消息。因此，电视在早期所呈现出的不连贯性一直延续至今并“传递”到了新媒介上。其次，电视、互联网以及新媒体也已开始反过来利用人们时间的“碎片化”，如微纪录片等一系列“微型”内容进入到了人们的生活中。除此之外，如今新闻节目的娱乐化成分已比20世纪80年代更为严重，多档新闻栏目通过“插科打诨”的方式来进行新闻播报。如，“东方卫视的新闻栏目《东方夜谭》以主持人嬉笑怒骂的个性化方式解读新闻，令‘个性化、剧情化的轰动效果成为新闻栏目追求的目标’”。

在教育方面，电视的出现让教学成为了一种娱乐活动。而电视正是“通过控制人们的时间、注意力和认知习惯获得了控制人们教育的权利”。强调电视的教化功能，始终是左右中国电视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电视台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此时正是借助“电视大学”的形式来通过电视传播教育。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电视台也几乎取消了所有的社会教育节目，甚至在初创期通过电视传播知识的学者也被打为了“反动学术权威”。不过，于1977年之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停办的电视教育节目重新登上了电视荧屏。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电视的娱乐化成色大大加深，各省级卫视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成为娱乐节目的竞争，电视节目的泛娱乐化就此开始，这自然也影响到了社教节目的制作内容。

在21世纪初，社教节目迎来了它的“春天”，这一切都得益于它摒弃了旧式的自上而下的宣教口吻，改换以讲故事的手段来架构节目，而这也充分体现了电视让教育向娱乐化靠拢的态势。例如中央电视台于1998年创办的科教栏目《走近科学》，首先选取具有高度猎奇性的题材，通过夸张的标题(如，“78 岁老太怀孕了？”“小伙长出女胸”“七千年的谜案史前疑案”等)来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在节目伊始便设置悬念，引起观众的观看欲望。其次通过故事化的层层递进来揭开谜底，完成知识的科学普及。当然，《走近科学》由于故事化带来的强烈的猎奇效果，使其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争议，认为其表面是为科学服务，但本质上是供人们娱乐消遣的。而这一现象的出现恰恰吻合了尼尔·波兹曼的观点，即教学成为了一种娱乐活动。同样，于2001年开播的《百家讲坛》亦是如此。早期的《百家讲坛》将目标受众定位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知识阶层，主讲人选择各领域知名的专家教授，选题也涉及各个领域。但此时节目的定位并未给其带来良好的收视与节目效应。2004年，节目组开始进行定位的调整，选题上专攻文史领域，对受众的文化要求也有所降低，在主讲人的选择上则是更换了以往富有“老学究”气质的专家学者，采用具有表现张力的主讲人，节目因此得以“起死回生”。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新闻节目还是社教节目，为赢得收视率“活下去”，均在不同程度上加入了娱乐的元素。电视的确为新闻、教育等严肃的话语模式披上了娱乐的包装，那么娱乐真的会至死吗？

笔者认为适度的娱乐乃必需品。在文字印刷时代，人们获得知识只能通过报纸等媒介，而报纸等媒介在早期属于精英文化的范畴(并不是人人都识字)，因此普通人群便无法在第一时间获取外界的知识，但精英人群毕竟在社会中属于少数。发展大众文化，让每个人都能“平等”的接收到第一手信息是必不可少的趋势，电视的出现则完美的填补了这个空白。如今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大众亟需多种方式来消解周边的压力，而电视适度的娱乐化趋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大众的现实压力，从而引导人格的正常发育，稳定社会的发展。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沉浸在笑声中无法自拔。笑声可以驱逐烦恼，但同样也会让人趋于麻木，就像《娱乐至死》一书的封面一样，一家四口坐在电视机前，只有躯干却没有头颅。人们沉浸在娱乐中，却丧失了思考的能力。我们无法阻止新媒介带给我们的话语方式和思维模式上的改变，但是我们可以在笑过之后思考这背后的内蕴。坚持主动性的思考，不要成为娱乐的奴隶，是我们避免娱乐至死的重要途径。

如今在互联网以及各种新媒体的冲击下，电视的生存环境变得日益严峻，各个媒介为赢得“客户群”，娱乐化趋势愈加明显，泛娱乐化现象已经成为当今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尼尔·波兹曼的预言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已显现出来，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已彻底进入“娱乐至死”的怪圈无法走出。我们在享受娱乐的同时，要时刻保持理性，切忌沉迷于娱乐中无法自拔。对于娱乐在大众传播中的渗透，笔者认为应该持中立的态度。至于未来娱乐是否真的会“致死”，还要看受众的思想觉悟以及传媒工作者的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