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符号建构论的视角观察网络直播的规制问题

向一帆 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一、符号建构论主要内涵

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及其追随者创制了符号建构理论。理论认为，人类行为是一个生产和再生产不同的社会体系的过程[1]。交流者按照规则有策略的采取行动来实现目标，从而创制出新的结构，反过来也会对未来的行动产生影响[1]。吉尔斯认为，建构包含了三种模态，或者说是层面：(1)阐释或者读解；(2)道德感或者得体的举止；(3)行动中的能力感。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准则会在阐释、道德和能力三个方面影响我们的行为，同时我们的行为也会进一步加强这三个因素所形成的行为结构。

根据CNNIC 发布的《2019年 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网络直播相比之前的野蛮生长，当前已经进入了转型调整期，多家直播平台在制度、资本等因素下关停，用户也在这场关停浪潮中流失。2018年12月，网络直播用户数量达到3.97 亿，比2017年减少2533 万。

二、网络直播规制的发展历程

根据CNNIC 发布的《2019年 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网络直播相比之前的野蛮生长，当前已经进入了转型调整期，多家直播平台在制度、资本等因素下关停，用户也在这场关停浪潮中流失。2018年12月，网络直播用户数量达到3.97 亿，比2017年减少2533万。从2016年的“直播元年”，到如今的调整转型期，与其相伴随的规制也发生着变化。

(一)萌芽期

萌芽期主要是对应的网络直播的起步期，这一阶段主要以秀场直播为主，用户消费主要用于社交关系的消费和道具打赏[3]。与此同时，4G 技术的商用，让直播打破了技术上的藩篱，移动互联网社会的不断更新，更是让时空的壁垒逐渐被消解。

在这期间，我国针对网络直播并没有特定的法律法规，更多的是依照《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业务分类目录(试行)》对相应的网络直播时间进行处理。但是由于处于成长初期，网络直播在各个方面的监管是不到位的，不仅是制度建设不足，在相应的把关人员的培养上也缺乏经验。

(二)停滞期

停滞是从规制制定的角度来定的，该阶段对应的是网络直播的发展期。美欧了制度的规整，网络直播在这个时期以电竞直播为主要内容，实现了爆发期前的铺垫工作，积累了大量的主播资源和用户资源，同时良好的发展态势，也吸引了大批量资本的摩拳擦掌，为之后的直播红利爆发奠定了基础。

停滞期期间，我国对相关法令条文没有进行更新，仍然是依据起步期颁布的法律法规去处理网络直播中出现的问题。同时，也需要注意到，这个期间网络直播和网络游戏都是处于一个发展的关键时期，宽松的政策环境，才能让两者更好的成长，也能凸显出更多的问题，以备下一阶段进行规整。

(三)规制架构形成期

直播行业迎来发展爆发期的同时，也迎来了乱象的爆发期。在此期间，相应的规制也在各种舆论的呼声中相继出台，因此网络直播规制也进入了架构形成期。

2016年4月，百度等20 余家直播平台共同发布《北京网络直播行业自律公约》。2016年9月，网信办发布《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同年9月，广电总局发布《关于加强网络视听节目直播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11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并且在12月1日正式执行。

伴随着爆发期的来临，网络直播的规制框架也具备雏形，在一系列的规制符号的建构中，也为之后即将到来的调整转型期打下基础。从符号建构论的角度看，乱想引发了社会的不稳定，而这些不稳定又进一步促生出新的规制框架出台。

(四)调整转型期

调整转型期，一方面是在野蛮的爆发期之后，整个网络直播的大环境开始出现鱼龙混杂的局面。一方面，分流出了许多直播的分支，除了秀场直播、电竞直播，还有教育类直播等益于社会进步的直播种类；另一方面，大环境中也出现了一些利用大众猎奇、窥私欲的直播内容，污染了网络直播环境。

在调整转型期，整体的网络直播环境在进行调整和转型，同时也能将其视为网络直播成熟期。这里的成熟，主要是指技术的成熟，而非相关规制的成熟。这个阶段具有代表性的直播形式是“VR+直播”。目前，大多数直播平台都需要进行实名认证，并且直播平台要有《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由此可以看出，网络直播的规制朝着越来越规范、越来越严格的趋势方向发展，是一个逐渐趋向理性的过程。

三、从符号建构理论的角度观察网络直播规制的发展历程

随着技术的发展，以及参与者队伍的庞大，直播开始了以光速发展，各种违背道德的现象层出不穷，比如直播飙车、直播造人等事件。这些行为都是在主播和观众的相互建构中形成的，以至于这一时期，整体的规则门槛降低，对不雅行为的容忍度增加，受众也在被满足窥私欲、猎奇心理、求新心理、求异心理等之后，沉浸在网络直播构建的虚拟世界中。

但是，新生事物的发展并非总是处在爆发期的，头部红利终将消逝。度过了收益颇丰的红利期后，网络直播环境中的参与者开始对整个环境进行审视，并且理性群体的声音逐渐增强。根据吉登斯建构理论中的结构二重性，他认为人们的认知能力与水平是有限的，尽管在社会实践中竭力运用规则与资源。当意外情况发生后，无论是否超出行动者的预期，其后果最终是要反馈到行动者本身的。这时，行动者需要的是总结，从而形成下一步行动的框架和路径，进而对现有资源和情形进一步的深化利用。联系到目前整体的网络直播大环境，无论是对平台还是对主播，都有相应的约束。之前所制定的规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约束力，但是总有一些人打政策的擦边球，让政策在执行的时候显示疲态，导致已经拥有相应规制架构的网络直播环境，再一次出现问题，比如莉哥篡改国歌事件，在主播已经实名制、平台实行24 小时监管的情况下，主播莉哥仍然作出故意篡改国歌的不法行为，随后直播平台对莉哥的直播账号封号，并永久关闭其直播间。但是，这类行为的发生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之前建立起来的结构，通过对事件的分析，找到规则的漏洞，在修改和完善以后，保证新建立的规则能够顺利推进。同时，审视整个事件过程，也能推动相关政策的完善，以及监管的严密程度，逐渐解决不断出现的“意外情况”。

网络直播是互联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技术和新思想具有代表性的呈现方式。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传播不良内容、侵犯他人权益，以及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乱象。这些都是先前的结构存在漏洞导致的，根据符号建构理论，我们可知，网络直播规制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虽然以后仍会出现问题，因为总会有意外后果产生，但是所出现的这些适当行为都能强化结构，让制度更加严谨，让网络直播环境更加清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