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认识论视角下中国科技史研究

李富强，高 倩，吴晗清

(1.西南大学科学教育研究中心，重庆 400715；2.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400715；3.首都师范大学科学教育研究中心，北京 100048)

历史认识论(Historical Epistemology)[1]作为一种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视角，近年来受到国内外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1 历史认识论的内涵

Historical Epistemology一词是由Dominique Lecourt于1969年描述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2]方法特征时从法语中引介而来，并逐渐在全世界的科学史、科学哲学领域受到关注。德国的Lorenz Krüger教授也一直致力于建立历史学与科学哲学之间的桥梁，加强科学史与哲学史的联系[3]。Historical Epistemology则是表述这些不同联系的有效词汇，成为成立于1994年的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Max-Planck-Institut fü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MPIWG)的引领性概念[4]，作为该所的核心研究目标延续至今。

历史认识论主要研究数字、力、因果关系、实验、推理、客观性、决定论、概率论等，这些总体概念是基于对学科历史的梳理、前因后果的概括以及比较分析等得到的。其研究范围最初为数学与自然科学，近年来开始关注跨文化、跨学科研究。

何谓历史认识论，目前尚没有公认的统一界定。学术界对该词汇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方面[5]：第一，认为历史认识论主要研究认知概念的历史。该观点强调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知识、信念、证据、客观性、概率等认知概念拥有非历史的本质而通过概念分析加以确定。这些概念以及相关的标准、思想出现在特定的实践与背景中，当其逐渐被应用到一些新的领域时，由于语义流变、背景变迁，以至于往往忽略了其历史，而不能理解其真实的本质，所以需要研究认知概念的历史[6]。第二，认为历史认识论主要研究认知事物的历史。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历史认识论的重心集中在物质事物上，而非集中在思想与世界如何联系上，所以在强调实践的同时，强调具体的工具或技术，强调实验系统。由此,科学家能够挑选出作为其研究对象的特殊现象。他们主要关注知识产生的实践过程[7]。第三，认为历史认识论主要研究科学发展的长期动力。持该观点的学者通过考查知识的由来，以物理学中相对论革命的发展、力学的起源等为案例，研究主要科学理论的长期发展是连续的或非连续的。他们主要通过以下三个维度实现这个目标：(1)分析不同知识层面与它们发展间的关系；(2)研究知识存在于其间的物质文化[8]；(3)分析思想模式、社会分享的知识、挑战性的目标、知识重组等历史认知的概念[9]。

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最初设置的三个系与此三种思路分别相对应。一系名称为“知识体系的结构变化”，负责人为JürgenRenn教授，认为历史认识论主要研究科学发展的长期动力；二系名称为“理念与理性的实践”(Ideals and practices of rationality)，负责人为Lorraine daston教授，认为历史认识论主要研究认知概念的历史；三系名称为“实验系统与知识空间”(Experimental systems and spaces of knowledge)，负责人为Hans-Jorg Rheinberger教授，认为历史认识论主要研究认知事物的历史。

通过上述讨论，可以认为历史认识论强调在历史的语境中凸显认知，主要讨论认知概念、知识体系、认知方式、知识标准的历史及其相互关系。具体而言：第一，讨论何为知识，何为知识体系，从知识史的视域研究科学史；第二，讨论知识是如何获得的或如何形成的，从实验、知识等角度探索科技创新的实践、概念以及文化条件；第三，讨论知识何以成为标准知识，或者不同层面的知识之间是如何转化的，跟踪认知范畴的历史及实践。当然，这里的知识体系、认知方式以及知识标准至少在最初阶段均是针对近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而言的。

2 历史认识论视角下中国科技史研究基本理论

历史认识论视角下的跨文化研究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20世纪末中西科学的比较便成为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的一个研究特点。从21世纪初开始，系统、深入、成建制的历史认知论视角下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得到不断拓展，并最终于2013年在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成立了器物、行为与知识(Artefacts,Action,and Knowledge)系。中国科技史的研究逐渐成为该所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

器物、行为与知识系主要包括其概念形成的背景、历史动力。进行该研究的前提假设是：(1)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行为者常常根据规划、排序或设计等活动程序来设想知识的形式和表达；(2)生命、环境、工作、应用或生产等不同的物质性环节对知识的产生贡献良多[10]。研究科技史上的概念形成及其历史动力，研究与之相关的行为者的行动经验，其前提是研究概念和行为所依附的载体——器物，理清器物、行为、知识三者间的关系是理解该理论的基础。

器物可以理解为承载有人类痕迹的人造物或者自然物。器物作为一种载体，可以是文献、文物、民俗物品，甚至是更广泛意义上的承载物，例如书籍、文本、叙述、记载、条例、建筑、机构、规则、技术、物品、习俗等[11]。我们需要挖掘这些器物上面所蕴含的各类信息，并对这些被挖掘出来的信息进行归纳、分析，而后还原、重构人类在创造、作用于该器物过程中的设计、探索、制造等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活动。正如Dagmar Schäfer教授所指出的，“学者们以概念和主题为中心，一方面研究导致知识重组与个体化的工序、结构，另一方面探索在创造、传播、应用科技知识过程中诸如文献、器物、材料、空间等的不同角色”[10]。而知识则是从静态的器物以及由器物所重构的行为者的系列行为中所折射出来的相关概念及相关的技术、技巧、历史背景等。

历史认识论与中国科技史相结合时，要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历史认识论视角下中国科技史研究对文化、科学、技术等有自己的认识、理解和取舍。所谓的“文化并非那些可以共享的思想和理念的历史积淀物”[12]，“文化不断地由思想和实践的运动来构架，并借助交流得以维持”[13]，亦即文化是一种动态的存在，而支撑这些思想与实践运动的中介就是技术。此处的技术是指“致力于社会的物质网络或系统，包括成套的技巧和设备、训练有素的人员、原材料、理念以及制度。”思想和实践的运动是创新出现的必要前提，于是科学知识便在此情况下产生。所以,科学是“以著作、传播的形式表达的关于自然、物质加工的知识；其表述一般会追求超越其产生的时间和地点的权威性”。针对中国文明的特点，研究者通过人类学视角的考察特别界定了技巧。所谓的技巧是指“从事物质生产的知识以及器物生产的熟练实践”[14]，换句话说技巧成为科学与实践之间的媒介和过渡。在此基础之上，研究者进一步探讨在中国范围内、在中国文明的语境中被称之为“科学”“技术”“技巧”的那部分知识如何形成、如何传播，其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动力是什么等问题。

如此，在思想和实践的交互中，科学是经过加工、抽象的更具有普适性的理论的知识，其从实践中来，又经过加工抽象，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脱离一时一地的超越性与权威性，具有更广泛的普适性。与“机器社会”的技术理解相对应，此处的技术是在科学、技术、社会(STS)层面上的“社会物质网络或系统”，是人类实现和创造知识与流程的手段，不仅能解决具体的问题，还能扩展人的能力。这样的社会物质网络或系统本身属于实践的一部分，同时为实践提供了所需的几乎所有的物质保障。在此基础上，技巧作为连结“科学”与“技术”的中间环节，使“科学”“技巧”“技术”维持了社会的物质生产与知识建构。从认知的角度而言，此处的科学知识来自于技巧、技术等范畴所对应的实践环节，这是一个将实践技巧转化为文字形式的科学知识的“编码”的过程；同时，科学知识又会反过来指导与技巧、技术等范畴对应的实践。这个过程更多的是一个“译码”的过程，或者是一个“译码”“编码”兼而有之的过程，这样的交互过程也实现了科学知识的生产与丰富。

3 历史认识论视角下中国科技史研究内容

3.1 研究范围

历史认识论视角下中国科技史的研究范围，从时间上而言涵盖中国的整个历史阶段，其重点集中在宋代以来，尤其是明清两代；从研究内容而言涵盖丝绸、瓷器、医学、建筑、农学等多个领域；从研究者国籍而言包括德国、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阿根廷、日本、中国等多个国家的学者。

3.2 代表成果

近年来历史认识论视角下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代表性专著主要有《工开万物——中国十七世纪的知识与技术》[15]《知识文化：中国历史上的技术》[16]《宫廷与地方：十七至十八世纪的技术交流》[17]《大米：全球网络与新历史》[18]等。

4 历史认识论视角下中国科技史研究的特点

4.1 从多学科角度关注知识的形成与传播

历史认识论视角下的中国科技史研究，重视物质资料的研究，对其进行解码，发掘其中的信息，而后在研究这些信息的基础上，还原、重构该物质资料形成过程中所体现的制造者、研究者的行动、思想、设计、规划以及实践活动，发现隐藏在物质资料背后的东西，进一步从不同层面讨论相关知识的形成、发展与传播，讨论相关影响因素。这种解码、还原、重构是一个立体的、复杂的、相互交织的过程，与其相关社会、历史背景紧密联系，需要考古学、人类学、艺术、统计学、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视野。

4.2 重视图、样等在研究中的价值和作用

在历史认识论视角下的中国科技史研究中，作为研究基础的信息的来源、信息的丰富程度、信息的准确程度等关系到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因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图与样的主要作用和价值在于突破人们主要依靠文字资料来获取科技史研究所需要的各种信息的状况，为科技史研究提供了更丰富的材料来源，提供了更多的理解维度。

此处的图主要是指古籍中与文字互为表里的具有解释、说明等功能的插图，一般被分为示意的、具象的两类。前者主要是作为一种象征性的中介，引导读者在文字阅读的基础上进一步理解，或者引导读者将这类设计、思想转化为具体的实践活动；后者在意图和认知操作方面更接近现代意义的技术插图，通过更加详细的描绘、更为丰富的信息、更具操作性的提示引导读者。此处的样可以理解为一种行业生产标准或模型，包括主要由政府应用的官样，也包括民间使用的样。样可以说是处于生产链条两方的生产者(各类工匠、技术官员)和消费者(皇帝、政府官员、普通消费者)实现互动的主要媒介。

在生产实践过程中不同类型的图、样如何发挥其功能是我们关注的重要话题。将实践操作器具、过程转化为文本插图是一个编码的过程，这种编码的结果使相关著作作为一种信息载体，保存并传递了人类的科学知识与技术；而相反的过程则是一个解码的过程，将相关的图、样作为各类信息的载体，从中挖掘所需要的关于知识产生、转化等方面的信息，这也正是图、样在中国科技史上的最大功能所在。从更广泛的角度而言，如果说近代意义上的物理学中的物理模型是从真实世界中经过思维加工、抽象得出来的理想化的模型的话，那么，图、样，尤其是各类不同的样则是制作者、设计者的各种理念具体化的产物，这类需要经过编码、解码的图、样同样是知识产生、传播、创新的重要载体。这也正是历史认知视角下中国科技史重视对图、样进行研究的原因。

4.3 重视在中国文明语境中讨论中国科技史

在中国文明的语境中讨论中国科技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如前所述，研究者在研究中国科技史时从人类学角度界定了科学、技术、技巧等概念，与一般意义上的科学、技术概念相比，这些概念更能反映中国科技的内涵与外延；第二，从中国思想、中国哲学等维度出发，还原知识、技术的形成、转化，特别是传统思想、理念如何转化为研究者、实践者的知识结构，继而如何落实到其实践活动之中，如何影响其知识的形成与表达，在此背景下更可能揭示出中国科技文明中知识产生、转化、传播等问题的特点，并最终可能从该角度揭示出中国文明的特点。

4.4 重视研究资源建设与学术交流

探索发现合适的科学史资源的新方式，特别是信息储存和检索的新媒介，例如使用信息技术，将传统的散落在各个不同图书馆的重要地方志、实录等纸质文献资料转化为电子资料,便于相关研究。

此外，可以通过多种管道开展各类学术活动以加强交流。其具体措施有：通过Get-It-Published项目建立国际学术平台，将世界各地的年轻学者的学术成果介绍给国际学术界；通过多媒体建立交流平台以激发新的研究视角，如The Sound of Silk项目；通过合作研究吸引世界各地的学者参与项目研究，如Artist-in-Residence scheme。

5 结语

作为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研究目标的历史认识论，逐渐被应用到中国科技史研究领域之中，作为一种视角被更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国科技史的研究者所采用。其研究成果为我们建构了动态的社会背景中知识的形成与发展的立体交互场景，提供了理解中国科技与文明的另外一个维度。当然，历史认识论本身以及历史认识论视角下的中国科技史研究理论与实践均处在发展的过程之中,能否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理路进一步探讨中国文明的内涵、逻辑、特质，并反过来丰富历史认识论理论等一系列问题尚需进一步的探索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