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流浪地球》谈中国科幻电影的旧问题与新启示

邵 猛

（山东艺术学院，山东济南，250300）

2019年中国电影春节档可谓热闹非凡，多部自带光环的电影争奇斗艳。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从大年初二开始，此前未被看好的《流浪地球》以黑马之势逆袭，口碑爆棚并持续发酵，国内各大院线纷纷提高排片比。一时之间《流浪地球》一票难求，过年期间谈论《流浪地球》也成为街头巷尾的重要话题。截止四月中旬，该影片票房已逼近47亿，仅次于《战狼2》名列中国电影票房排行榜第二位。对于一部低成本投资、一群新人演员主演和新人导演执导的影片，取得这样的票房成绩及社会影响力，足以令人惊叹。从业内人士到广大观众，一致将《流浪地球》视为中国科幻电影史上的里程碑，将其冠以“中国首部硬科幻电影”的称号，并将2019年称为“中国科幻电影元年”。一方面这是对《流浪地球》品质的褒奖，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科幻电影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没有得到很好发展，未真正获得国内电影观众认可。显然，这种发展的滞后有其深层原因，迄今只有一部《流浪地球》可称精品，说明中国科幻电影中存在许多旧有的问题难以解决。《流浪地球》并非十全十美，更不足以让我们拥有和好莱坞科幻电影匹敌的资本，当科幻题材开始被中国电影重视，又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

一、中国科幻电影为何“难产”

《流浪地球》能够受到如此高的关注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科幻电影这一类型在当下中国乃至世界电影市场中极具吸引力。目前世界电影票房历史排行榜中，前十位中有七部影片属于科幻电影，[1]像《星球大战》系列、《侏罗纪世界》系列、《变形金刚》系列、美国漫威宇宙系列等，每逢上映都会引发观影热潮。好莱坞通过奇观化的高概念电影席卷全球，科幻题材成为其强有力的武器，同时将诸多科幻电影系列化，培养出了大量忠实影迷。相比之下，中国科幻电影在生产与需求上存在明显的不平衡。为何中国电影难以涉足科幻题材，制作出能够满足观众审美需求的科幻电影呢？

（一）以好莱坞为模板的科幻片带有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性

在世界科幻电影发展中，好莱坞占据了绝对的中心地位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科幻电影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电影类型，新的科幻样式不断出现。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科幻片渐成气候……科幻片基本的类型特征已经显现。”[2]类型电影的出现，其背后带有深层的社会根源，例如西部片是关于美国人开发西部的史诗般的神化。科幻电影虽不像西部片那样具有好莱坞的独特性，但长期独霸世界建立起科幻电影的标杆，无论异星、变种、灾难、探险，均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现实烙印，并体现出自身的意识形态性。科幻二字具有广阔的外延，因此科幻电影包含几种不同的主题内容：第一种是涉及到外星种族的，例如《星球大战》《外星人ET》《阿凡达》《变形金刚》等；第二种是不关涉外星种族，由于地球毁灭引发生存灾难的，如《后天》《2012》《星际穿越》等；第三种是科学探索引发人类的生存危机，如《侏罗纪公园》《绿巨人》《猩球崛起》等；第四种是对外太空探索中产生在地球之外的危机，如《2001太空漫游》《地心引力》等，它不涉及外星种族和地球自身灾难。

这几种不同内容的科幻电影均带有明显的西方意识形态特征。一是涉及外星种族的科幻电影，往往隐含战争意识、侵略与扩张等关键词。“好莱坞在20 世纪50 年代的科幻电影产品反映了美国政治广泛领域内的各种矛盾、冲突和争论它精准地触到了冷战中的美国恐惧和欲望。”[3]这个时期形成了科幻电影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其中出现了大量外星人题材电影，与冷战时期美国人民的紧张和焦虑情绪有重要关系，外星人代表了对苏联军事力量的某种影射。科幻电影中的外星人大多被设为敌对势力，如《洛杉矶之战》、《超级战舰》中外星人对地球的侵略，《阿凡达》中美国对潘多拉星球的侵略。尤其《阿凡达》表现出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霸权主义的色彩，这种故事建构的大背景，就与中国的对外政策格格不入。二是以灾难为主要表现内容的科幻电影，较多涉及了宗教思想。好莱坞的灾难电影往往和“世界末日”联系在一起，末世说就体现在主导西方思想的基督教《圣经》中。“灾难电影以对‘灾难’景观的影像化呈现表现出自己鲜明的题材趋向与类型特征，它反复讲述了各种类型的重大灾难给人类带来毁灭性打击的复杂情形：人类在灭绝的边缘挣扎，大规模地死于各种灾难……但最终借助理性与智慧，机会与幸运，战胜灾难并重新获得生存权利的故事。这种基本的故事类型与《圣经》中‘末世预言’与‘最后审判’的内容有着高度的内在一致性。”[4]例如《2012》中关于诺亚方舟拯救人类文明的情节设置（在很多灾难电影中会带有隐喻性的诺亚方舟）、《后天》中人们在被冰封的图书馆用圣经取火获得救赎，包括《星球大战》中核心的“原力”也来自宗教思想。三是在拯救世界的过程中，个人力量会起到决定作用，典型如漫威电影中的超级英雄，美国队长、钢铁侠、蜘蛛侠们，都是可以以一己之力排除万难的角色。这其中包含的，是西方国家中尊崇的个人英雄主义，同时也隐喻着美国作为世界秩序的维护者。在《后天》和《2012》等灾难电影中，美国科学家都是灾难的率先预测者和解决方案提出者，个人力量被无限放大。这种个人英雄主义并非仅仅体现在电影中，美国社会中方方面面都会突出英雄的力量（例如NBA中的迈克尔·乔丹），创造充满“神”的奇观社会。四是科幻电影中的灾难是集体性事件，当人们面对灾难的时候，会涉及到统治者和普通大众关系的处理，因此科幻电影往往包含西方国家人民对统治阶级的想象和要求。例如《安德的游戏》，直到故事的结尾安德感到被政府欺骗，对外星种族产生情感的转变；《变形金刚》中，面对前来帮助地球的外星盟友，政府并不信任随时准备铲除，而影片中的男女主人公作为普通人和政府的思想完全对立，成功维护了以擎天柱为首的汽车人；《后天》中副总统被塑造为一个不听劝告的无知者形象，在灾难之后向全国人民公开道歉；《2012》中州长呼吁大众不要相信灾难传言，男主角讽刺“他只是个演员”（暗指施瓦辛格）。西方国家统治阶级和普通大众是一组对立关系，对统治阶级的想象和要求是资本主义政体的产物，科幻电影也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西方意识形态的表征。

（二）中国缺乏科幻电影的文化土壤

谈及中国科幻电影问题时，很多人习惯于将这种类型片的落后归结为想象力低下。事实上，中国电影包括整个中国文学与艺术并不缺乏想象力，例如同样架构在想象力基础上的魔幻电影就大量存在，另一种独具中国特色、充满想象力的电影类型是武侠片，而好莱坞却几乎没有，能说明好莱坞在这方面想象力低下吗？归根结底，中国的文学与艺术历来不擅长在科学领域发挥想象力，这是文化特质问题。魔幻电影的盛行，一方面中国历史文化宝库中有大量可以汲取的资源，如《西游》系列（周星驰）、《画皮》系列、《狄仁杰》系列（徐克）、《长城》等，还有创作于当下的盗墓题材电影；另一方面神魔鬼怪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深入民族审美意识，并带有独特的中国式想象。科幻电影和魔幻电影不同，科幻电影创作之难在于既要有想象，又要讲现实逻辑。魔幻电影侧重于想象，但现实逻辑已经被大大削弱。科幻电影在讲想象力之余，还要能够从现实中找到相应的科学原理，看上去在未来有一定的可能发生；或是现有科学无法解答，未来也不太可能发生，但仍能从已知科学中做出想象性延伸。这种现实性，要求电影创作者具备足够的科学素养，进而发挥艺术创造力，这恰是中国电影极为缺失的。

中国科幻电影文化土壤的薄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中较少涉及对科学的质疑和“反叛”。近代以来中国饱受科学落后带来的弊痛，新文化运动伊始便高举科学的大旗，当代中国更是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科学精神在国人骨子里至高无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虽具有强大的科技实力，但文化层面还是受到了宗教思想的支配，敢于对已知和未知的科学领域进行天马行空的想象。从一定程度上，科幻既是对科学的尊崇，又是对科学的“反叛”，将其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艺术化虚构。科学在中国是极为严肃的事情，对未知的科学领域不妄加猜测，更是极少将其带入到艺术创作中。《流浪地球》被看作是中国第一部硬科幻电影，关于硬科幻和软科幻的定义，学术界并无权威的阐述。一般认为硬科幻是以硬科学原理为依据，推动叙事发展，贯彻影片始终；软科学是创作者并无专业科学知识，仅将某一科学知识作为背景，将其附加在爱情片、动作片等成熟的类型电影中，难以称之为真正的科幻电影。在《流浪地球》之前，国内曾有《霹雳贝贝》 《魔表》 《大气层消失》《卫斯理》系列、《未来警察》等涉及科幻题材的影片，被视为软科幻。它们将科学题材置入电影创作，以满足观众的喜好，同时只作为故事的背景，不对科学进行“过度诠释”。应当承认，直到当今科学技术飞速进步，中国才有了底气敢于触碰硬科幻题材，但艺术在科学的严肃性面前“退避三舍”，也是一种长期存在的文化心理。中国的文艺作品较少出现对外太空尤其外星人的幻想，部分软科幻电影倒有所涉及，如《霹雳贝贝》《关公大战外星人》《长江七号》以及2019年春节上映的《疯狂的外星人》。它们或以儿童为主题，将其打造为童话性故事，或以荒诞喜剧的形式，预先带着自我否定的方式出现，消解科幻原有的严肃性。观众不会用真正的科幻眼光去看待这部喜剧电影，发行方也不会因为刻画外星人受到审查的责难。

当今世界的电影生产中，科幻电影最能体现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与工业化水准，好莱坞走在世界科幻电影的前列，是其高度专业化和产业化实力的彰显。好莱坞有大批导演出身科学家、工程师，对科幻题材具有敏锐的嗅觉和强大的执导能力；中国电影导演多以文人出身，对科幻题材的驾驭能力略显不足。此外，科幻电影涉及到灾难、战争等场面，需要调动多方力量，好莱坞科幻大片常有美国军方力量的介入，并有强大的科学指导团队，依靠国家力量打造精品。这一方面，现阶段的中国电影整体上与好莱坞有明显差距。据《流浪地球》导演郭帆透露，很多国内大导演拒绝执导这部影片，“是因为当时国内电影圈有‘定论’，中国拍不出科幻类型片”。[5]至于科幻电影工艺技术水平的不足，已属老生常谈的问题。

二、《流浪地球》成功的经验

面对科幻电影生产的重重困境，《流浪地球》的横空出世让中国电影界为之振奋，《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等国家喉舌纷纷对这部影片做出报道和评论，放映秘钥延期长达两个月。与此前的国产科幻电影相比，《流浪地球》迈出了相当大的一步，从一个较低水准跨越到可以媲美好莱坞。它的成功给中国电影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也为今后国产科幻电影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一） 对灾难进行中国式包装，以“中国精神”代替西方宗教思想

《流浪地球》将故事设定在几十年后，太阳由于氦闪引发了地球的生存危机，人类决定将地球推离太阳系，飞向4.2光年外的新家园。这场灾难的解决方案，既不是依靠某些超级英雄，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成功，它要带着地球开启2500年的流浪之旅。影片中的所有角色，不过是这个过程中的奠基者而已，人类要获得美好新生，需要世世代代薪火相传。这里体现出了中国民族文化中愚公移山的精神，也契合了中国要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共建人类美好未来的远大理想。“流浪地球”计划启动的第十七年，就出现了地球与木星相撞的危机，可以预见这项工程在漫长的2500年中必定充满艰难险阻，不是像极了又一次“长征”路？在故事的设定层面，《流浪地球》并没有像《2012》那样从一开始就宣扬“世界末日”，而是将其设定为地球在太阳系生存的一次灾难，“流浪地球”计划是针对这场灾难提早做出的部署。影片中木地相撞危机，是这场长征道路中面对的一次生死存亡的大考验。而《2012》从开始就设定为一场人类无法躲避的灾难，只有登上诺亚方舟才能得救。相比《2012》，《流浪地球》更像是《1942》那样的一场迁徙，只是被包裹上了宇宙灾难的外衣。这种故事背景下，人类不可能获得什么诺亚方舟的式解救（否则一开始就不必流浪），面对灾难必须主动出击，想尽一切办法解决问题。这就与好莱坞灾难片中基于宗教的“救赎”式思维不同，充分发挥普通人的能力，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属于典型的中国精神。影片后半段，随着韩朵朵一段慷慨激昂的广播，各国救援队纷纷加入到点燃木星的计划，这一幕让人很容易联想到类似我国抗洪抢险、抗震救灾时的情景。在好莱坞灾难片思维中，人（包括杰出的科学家）的作用通常是渺小的，像《后天》《2012》中准确预测灾难的杰克·霍尔、阿德里安等人，也只能选择最佳的“逃离”时间和方式，无望获救的平民则在祈祷中被灾难吞噬。中国人常言“人定胜天”，《流浪地球》既不祈祷宗教神灵拯救，也不选择坐以待毙，刘培强、刘启等人及救援队从未放弃探索解决方案。另外，影片中的主要人物也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的牺牲精神。以刘培强为例，当他手动驾驶空间站冲向木星引爆自己，换取地球一线生机，仿佛是一幕董存瑞般的舍身炸碉堡；在修复苏拉威西转向机的过程中，老何耗尽自己最后一丝力气完成点火，队长王磊为救韩朵朵选择牺牲自己。

在硬科幻的内核下，《流浪地球》演绎了一场太空版的中国式抗争或救灾，契合了国人审美意识中的“中国精神”。好莱坞科幻片中喜欢表现个人英雄主义，中国讲究集体主义精神，《流浪地球》没有过度渲染某一人物，也没有站在世界中心的立场夸大中国人解决问题的能力（好莱坞灾难片中几乎所有问题都靠美国人解决）。例如点燃木星的拯救方案，曾有以色列科学家提出过，人工智能认定为不能成功，是因为它没有将个人牺牲计算在内，这成为中国人拯救地球的关键所在。

（二）中国式的情感与自我认同

《流浪地球》能够引发国内观众的情感共鸣，同时也能吸引好莱坞合作方的巨大兴趣，按照导演郭帆的说法，“带着地球去流浪”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的情感，这也成为国内科幻电影迷津津乐道的话题。在西方文化思维中，当地球遇到末日危机时首先选择逃离，寻找另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不会带上这个累赘。“带着地球去流浪”，是基于中国人对于“家”的深刻情怀。影片中多次提到“回家”，这个“家”并非是物理意义上的，而是文化意义上的。几千年来的农耕文明让中国人安土重迁，守护自己的家园，即便面对洪水等自然灾害也不愿意搬离世代居住的故土，这种情感被移植到影片中。“家”对于中国人而言，不仅是一块土地、一座房子，这里面凝聚着最深厚的情感，尤其是家人。当地球表面不再适宜人类生存，需要转入地下城，“家”便受到了第一次冲击，原本的家园遭到毁灭，而且，抽签决定了原本完整的家必须有所取舍，刘启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自己的母亲。木地相撞危机让人类走到生死存亡边缘，联合政府通过广播让所有人回家与亲人做最后团聚，人工智能莫斯欲带领空间站逃离，而刘培强坚持“没有人的文明毫无意义”，各国救援队也纷纷放弃回家掉头驶向苏拉威西。中国人常言有人就有家，“家”的情怀是以人为根本。《流浪地球》将主体故事设置在大年初一，这是中国人全家团聚最重要的节日。刘培强完成了十七年的太空服役，归心似箭，如同千千万万在外务工人员回家过年。刘启对父亲的恨，一方面来自母亲，他固执地认为父亲的选择让他失去完整的家，从内心深处产生一种“弑父”心态，当父亲即将回家之时，带领妹妹离家出走；另一方面来自刘启情感的缺失，父亲远在太空17年，他就像是一个孤独的留守儿童，感觉不到“家”的存在，这也反映了对现实社会中家与爱的思考。韩朵朵喜欢将刘启的名字拆读为刘户口，同样是“家”意义的体现。科幻片的成功也离不开充满想象力的视觉符号，《流浪地球》在打造科幻元素时融入了诸多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例如“概念设计师张勃透露，关键性发动机的核心样貌参考了古代地动仪的设计，而太空空间站的样貌则是参考了古代计时器日晷。”[6]这些元素的设计加上中国式的情感表达，《流浪地球》建立起的文化内核让观众产生强烈的自我认同。影片中“北京第三区交通委”的语音提示，更是成为春节期间的流行语，在电影中这句话可谓笑中带泪，是对观众熟悉的日常生活的调侃，又让观众体会因灾难而成长的刘启，在亲人离去后怅然若失的内心世界。

（三）精良制作凸显国产电影的进步

对于中国观众来说，这次在科幻电影中终于不用再看到好莱坞千篇一律的自由女神像、曼哈顿、白宫，而是被冰封的北京城区、上海外滩，画面逼真而震撼。然而，虽然中国电影近年来在特效制作方面已有飞速发展，科幻电影的特效制作仍旧是一道难易逾越的障碍，原因在于它对细节的要求程度极高，例如《阿凡达》中的生态系统，《钢铁侠》战衣中的精密部件，《地心引力》中太空光影的变化，这些细节在中国电影工艺技术中长久缺失。这不仅仅是想象力问题，它需要一整套的科学思维。硬科幻的核心无疑是影片的科技水准，《流浪地球》中大到精密的行星发动机、峡谷崩塌、地球与木星逼近洛希极限的画面等等，小到各种道具甚至飘落的雪花，不再是观众吐槽的“五毛特效”。中国的航天事业已走在世界前列，科幻电影却长期滞后，除了找不到突破口，急功近利并缺乏严谨的生产环境也是一大原因。《流浪地球》在资金短缺情况下不使用流量明星，集全力于创作，表明质量仍是取胜关键。国家力量已在科学探索方面提供有效资源，中国电影理应学习好莱坞的电影工业态度，借助国家科技实力的提升，创作更多本土的精品。

三、中国科幻电影的新问题

《流浪地球》的成功值得肯定，也为中国科幻电影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益经验。但所谓科幻电影元年的概念不能盲目推崇，仅以一部电影难以下此定论。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刘慈欣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科幻推向世界级，今年的《流浪地球》、《疯狂外星人》均取材于他的作品。中国电影可供选择的科幻IP少之又少，除了刘慈欣还能仰仗什么？中国电影人自身有没有科幻的原创能力？《流浪地球》是一个个案，还是能够引发连锁反应？ 实际上，目前中国硬科幻电影的艺术创作空间仍然比较狭小，迄今仍难想象会拍摄外星人战争一类的影片，《流浪地球》会不会让中国科幻片一哄而上，进入到一种模式化生产（如同当年《卧虎藏龙》引发国内电影人争相拍摄古装武侠题材）？当首部硬科幻带来的新奇性消退之后，国产科幻电影能否持续吸引观众注意，仍然是一个问题，《流浪地球》立下的标杆，也使技术问题不能再成为观众宽容国产科幻电影的理由。当今好莱坞的科幻电影越来越多地走向系列化、品牌化，这股热潮的形成非一日之功，对于刚刚才诞生首部硬科幻的中国电影而言，仍然会走很长一段探索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