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实践“一国两制”的经验、挑战与深化路径

邹平学 冯泽华

摘要：在“一国两制”实践方面，澳门与香港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澳门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经验具有自身特色。这表现在有机结合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维护宪法与基本法作为特别行政区宪制基础的地位，积极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以及积极推行国民教育等多个方面。新时代，澳门实践“一国两制”面临国内外激进与分裂势力开始介入澳门治理，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仍需要创造条件，廉政建设仍需加强，对实践“一国两制”成功经验的研究不充分等问题。澳门深化“一国两制”实践，可采取凝聚与培养爱国爱澳力量，加大国民教育、宪法与基本法宣传教育，积极参与“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依法推进廉政建设和廉洁政府生成，助推澳门法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繁荣澳门基本法和“一国两制”实践的理论研究等路径。深化和丰富“一国两制”的澳门实践及其理论，有利于为新时代“一国两制”基本方略贡献经验和智慧。

关键词：“一国两制”;澳门;宪法;澳门基本法;爱国爱澳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 （2019）01-0032-11

自澳门回归祖国以来，学界对澳门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经验、挑战及其深化路径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澳门基本法研究权威杨允中教授主要从宏观角度诠释澳门实践“一国两制”的成功经验，并对澳门在新时代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作出了前瞻性的断思[1]。内地学者齐鹏飞教授回顾了澳门回归祖国以来经济与政治发展大势，剖析了“一国两制”澳门模式成功运作的奥秘[2]。青年学者李晓兵认为，澳门取得巨大成就的经验在于充分发挥高度自治权的优势且履行应尽的宪制责任[3]。总体而言，学界多将港澳实践“一国两制”的情况重叠研究，“重港轻澳”的论述现象普遍存在，专门研究“一国两制”实践的高水平成果还不多。多数文章普遍出现在澳门回归祖国15年内，且对近几年来澳门实践“一国两制”面临挑战的研究不多。在新时代如何遵循澳门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基本规律，以及进一步助推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尚没有得到系统的诠释。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作为国家发展大局中的重要一员，澳门同样进入了新时代。尽管澳门是一个微型经济体，经济体量小，资源缺乏，博彩业一家独大的现状至今尚未打破，但澳门作为外向型经济体，对外开放程度高，法律制度健全，特别是澳门成功实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必将发挥独特的作用。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的启动，2018年10月港珠澳大桥的正式通车，为澳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难得的发展机遇、更多的资源与更广阔的空间。2019年是澳门实践“一国两制”的“弱冠”之年，总结成功实践经验、探寻基本规律，对保障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尤为重要。澳门在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需要继续发挥“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寻找能够推动自身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之路。

港澳的“一国两制”实践既表现出共性的特征，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存在少数人士否定中央行使全面管治权、迟迟不能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极端本土思潮抬头甚至“港独”言行蔓延、部分人士反对内地与香港互利合作等问题。与之相比，澳门全面准确实施“一国两制”，成绩斐然。澳门于回归祖国10周年之际便顺利完成了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任务，依法履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宪制责任，有机结合全面管治权和高度自治权，有效地增强澳门同胞爱国爱澳意识。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积极有为，保障和改善民生，谱写了“一国两制”澳门实践的华丽篇章。鉴于此，本文拟总结澳门回归祖国20年来成功实践“一国两制”主要经验及基本规律，阐释影响澳门继续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主要问题，展望新时代助推澳门同祖国同发展、共繁荣的深化路径。

一、澳门实践“一国两制”的成功经验

（一）澳门实践“一国两制”的成功经验

首先，有机结合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是协同发展、密不可分的，中央提出全面管治权的初衷并非在于取消港澳的高度自治权。恰恰相反，全面管治权的作用在于弥补高度自治权发展中的漏洞，发挥全面管治权修改与解释基本法的作用，完善与基本法相关的实施机制，真正保障港澳的繁荣与稳定，助推国家长期稳定发展局面的生成。澳门全面准确贯彻实施“一国两制”方针，在维护中央对澳门的全面管治权与发挥自身高度自治权的关系上取得很好的平衡。澳门全社会上下一心，在厘清澳门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角色与定位后，既有力地遏制了激进本土势力挑战中央权威的萌芽，又有效地发挥了作为特别行政区拥有的独特优势，既有序地推进政制体制改革以完善澳门政治制度，又成功地彰显澳门作为中葡文化交流平台的特色，实现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健康运行。澳门成为有机结合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的示范性地区。

其次，维护宪法与基本法作为特别行政区宪制基础的地位。澳门自回归祖国以来，一直将宪法和基本法视作自身的宪制基础，并将维护宪法和基本法作为法治建设的重要法宝。香港候任议员宣誓风波引发诉讼案件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适时对《香港基本法》第104条进行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的第五次释法维护了国家利益与主权统一，防范了“港独”势力进入特別行政区的权力系统。中央对《香港基本法》释法的精神并不止于香港，相关的意蕴仍可适用于澳门。有鉴于此，澳门特区按照“未雨绸缪、防患未然”的一贯原则，积极落实中央相关精神，将该原则贯彻于《立法会选举法》中。澳门对《立法会选举法》及时进行修正，符合国家和澳门社会的整体利益。澳门立法会作为澳门唯一的立法机关，关系着所有澳门居民福社，“爱国爱澳”理应成为议员的首要条件。有关规定对维护国家主权完整和阻止分裂势力扰乱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把关作用，有助于优化澳门的法治建设，推动澳门政制的进一步发展，落实“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配合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保障澳门繁荣与稳定。

再次，积极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在香港展开以行政长官普选为内容的政制发展过程中，部分力量反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政制发展的主导权和决定权，肆意争取所谓“公民提名”和“普选国际标准”，却选择性地忽视特别行政区应当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这既不利于香港继续保持繁荣稳定的局面，也不利于推动香港与祖国内地和谐关系的建构。毋庸置疑，港澳虽具有高度自治权，但其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并非独立的政治实体，在法理上仍然需要坚持中央的权威、维护国家的安全。不同于香港，澳门在平衡国家利益与澳门居民个人利益的基础上，早己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法》，率先于香港完成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2018年10月，随着行政法规《澳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生效，委员会主席、行政长官崔世安随后主持召开首次澳门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为统筹及协调澳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的工作。为维护社会福社、公共安全及秩序等重大公共利益，2018年10月18日，澳门立法会全体会议一般性通过《网络安全法》法案。这将有效地构建澳门的网络安全防范管理体系，提升澳门防范和应对网络安全的能力，更好地维护国家总体安全和澳门本地社会公共安全，实现《澳门特别行政区五年发展规划（2016-2020）》关于建设“智慧城市”和“安全城市”的发展目标。澳门政府积极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为香港履行该责任提供了有益启示，如积极明晰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界限，依法有序地推进立法工作，不断完善相关的制度机制等。实际上，澳门能够完成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爱国爱澳传统深厚，基本法权威得到维护，认同和接受中央全面管治权，积极与内地建构和谐的互利合作关系，注意发挥爱国爱澳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推动作用。澳门严格履行基本法的宪制责任，有力地保障了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有效地消解了各种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形成了地区稳定与国家安全的良性互动局面。

最后，积极推行国民教育。2007年，香港大学民意网站的调查显示：澳门居民①的国家认同感高于香港居民，澳门人认同自己为中国人的占96.9%而香港人认同自己为中国人的占91.7%[4]。2012年，香港青年协会的一份调查报告再次显示：在国民身份认同方面，71.6%被访问者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比例自2009年持续下降;而表示对中国人身份感到自豪的受访青年比例，则从2009年的74.6%大幅下降至40.7%[5]。有报告进一步指出，在2014年，尽管七成香港人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但以香港人身份优先，只有8.9%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纯粹的中国人[6]。2016年，香港政策研究所发布的民调显示：仅有57%受访者对中国有较强的身份认同，其中95%的人都认同香港身份;认同香港身份的学生中，有64%较认同中国身份，有36%则表示不认同[7]。可见，港澳虽然都回归了，但两地的人心回归程度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总体上看，长期的殖民统治致使港澳居民的国民意识淡薄，对国家安全更是陌生。但由于两个地区历史和社会状况的差异，内地与澳门、内地与香港的关系密切程度不同，香港青年与澳门青年的国民意识有所不同。前述诸多调查与实践表明：澳门居民的国民意识明显比香港居民高。这种判断也可从港澳社会运动的频次和影响得到验证。香港自2003年以来先后爆发了反对《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及“反国教运动”“非法占中”“旺角暴乱”等一系列在规模及暴力化程度上趋于强烈的社会运动，而澳门的社会运动规模小且数量少，影响力有限。深究其原因，其中一点很明显，两地政府对于加强居民国家认同的宣传教育的投入是不一样的。自回归祖国以来，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一直十分重视澳门居民的国民教育，在中小学课程中大量融入近代以来国家取得卓越成就的内容，使澳门中小学生在潜移默化中领略祖国的辉煌历程。再者，当《国歌法》列入《澳门基本法》附件三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即启动有关《国歌法》的本地立法工作。2018年8月，澳门立法会一般性通过修改《国旗、国徽及国歌的使用及保护》法案。该法将国歌纳入中小学教育内容，要求组织学生学唱国歌，教育学生了解国歌的历史和精神内涵。此外，升挂国旗活动也在全澳门学校基本实现全覆盖。然而，香港在本地开展《国歌法》立法的过程并不顺利。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应多向澳门“取经”，积极有序地推行国民教育。

（二）澳门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基本规律

首先，保持澳门的繁荣与稳定，与祖国内地同发展、共繁荣，是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目的。维护澳门繁荣与稳定是《澳门基本法》的立法精神，也是保障澳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目的。自回归祖国以来，澳门有效发挥“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社会福利体系日益完善。据世界银行统计，2017年，澳门人均GDP排在亚洲第一、世界第三，仅次于卢森堡、瑞士[8]。然而，澳门当前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博彩业，发展动力不足，需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协调发展。为此，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近年来，澳门重点打造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力争成为享誉全球的旅游胜地。同时，国家推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助力澳门同祖国内地互利合作及同发展、共繁荣。保持澳门的繁荣与稳定、助推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澳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基本规律之一。

其次，中央的支持以及澳门的能动性发挥，是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动力。澳门“一国两制”实践取得成功，与中央支持下澳門特别行政区政府充分发挥能动性密不可分。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务实施政，积极发展澳门经济，力促社会稳定繁荣，落实了有关惠民政策，保障了广大澳门居民的合法权益，得到澳门居民的充分肯定。在政制改革上，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及时向中央请求释法，全国人大常委会亦对《澳门基本法》进行了解释，保障了澳门政治体制改革的有序进行。澳门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发挥独特的制度优势，积极寻找发展机遇，在紧密沿着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这一正确路线下，与内地尤其是广东建立了密切的互利合作关系，社会民生各项事业迈上新的台阶，在国内乃至海外的竞争力、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在中央的支持下，澳门需要充分发挥能动性，才能保障“一国两制”成功实践。

再次，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是澳门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前提。《澳门基本法》是保障澳门繁荣稳定、促进澳门迈向腾飞的利器。它在各方的努力下得到全面准确地贯彻，不仅为谱写“一国两制”亮丽华章提供独特而精辟的路径，也为香港解决类似社会问题提供经验借鉴。澳门回归祖国以来，中央充分尊重澳门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尊重澳门居民原有的生活方式，尊重澳门的新闻、言论自由等权利，紧紧依靠爱国爱澳人士，支持行政长官依法施政、积极作为，团结带领澳门各界人士齐心协力谋发展、促和谐，充分尊重澳门居民依法表达诉求，确保中央对澳政策有效落地、惠及澳人。同时，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准确贯彻前述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的前提下，成功地实践“一国两制”，助推澳门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可以说，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也是澳门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基本规律。

二、新时代澳门实践“一国两制”面临的挑战

（一）国内外激进与分裂势力开始介入澳门治理

近年来，澳门青年社会运动日益兴起，逐渐渗透至澳门政坛，对澳门社会经济发展构成一定的潜在危险。实际上，境外势力干预澳门政制发展的萌芽已经出现，类似香港“泛民主派”性质的“新澳门学社”等团体积极推动澳门“双普选”宣传等工作。据报道，“新澳门学社”的多名成员曾参与“太阳花”“占中”等运动，相关成员还在国际上鼓吹他们在澳门推动“本土化”运动的经验。这令不少澳门市民担忧[9]。2017年9月，曾多次公开支持“占中”的苏嘉豪当选澳门立法会议员。当时，苏嘉豪年仅26岁，是澳门史上最年轻的议员。他的当选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立法会的面貌，预示澳门政局将面临更多的挑战。苏嘉豪自履职以来，我行我素，多次舉行非法集会，宣传与《澳门基本法》不相符合的激进思想。澳门立法会于2017年12月4日中止涉嫌非法集会被起诉的苏嘉豪的议员职务[10]。

澳门青年参与激进社会运动，实质上也与中美关系存在一定的关联。首先，在澳门博彩业中，美资的逐年渗入日益冲击了澳资主导博彩业发展的现状。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美国通过这些资本的渗入，在澳门的政治话语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若澳门话语权不倾向于美资企业的利益，那么，美资自然会通过一些方式蛊惑不明真相的青年在一定范围内扰乱澳门的社会秩序。其次，港台青年受美国一些势力有组织、有计划、有资本的支持，逐渐认同所谓的“民主自决”等思想，而港台青年又与澳门青年长期存在千丝万缕的互动关系。在三地青年的日常交往中，澳门青年容易受到这些港台青年不良思想的影响，逐渐对澳门的现状产生微妙的负面认知，从而参与激进社会运动。近些年来，港台社会运动与澳门之间的联动迹象渐趋明显，值得警惕和应对。总体而言，中美关系既合作又对抗，澳门青年问题成为矛盾的一个缩影。这在澳门青年问题中并非主要矛盾，但值得中央和澳门有关部门予以关注，防止其无序演变为类似美国在香港控制青年发展的又一棘手问题。

（二）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仍需要创造条件

澳门是一个地狭人稠的国际自由港，受制于土地面积，不得不长期依赖于博彩业发展经济。也正因如此，澳门的许多产业长期依赖博彩业而发展，无论是商品销售抑或旅游业，均与博彩业脱离不了关系。澳门长期高度依赖博彩业发展经济的局面在短时间内无法得到扭转，而这种单一形态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保障经济体获得可持续发展。来澳旅客旅游目的的固定化不仅不利于澳门优化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更不利于澳门经济适度多元政策的有效落实。澳门经济结构的单一不利于青年寻求不同的发展机会，例如部分澳门青年擅长科技创新、文化创意，但澳门这方面的产业比较稀缺。在没有充足的资本和工作经验的情况下，澳门青年往往流向与博彩业有关的岗位。这就容易忽视那些具有创新能力的潜在人才，对澳门的长远发展是一项重大损失。就业岗位的单一化与澳门青年人才不断涌现间的矛盾是当前澳门需要加快调和的现状。若不能尽快解决这一矛盾，澳门青年可能将通过各种不利于社会稳定的方式寻求解决办法。近年来，澳门尽管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逐渐走上了经济适度多元的发展轨道，但经济适度多元化的目标尚未实现，未来发展任重道远。而且，这种发展需要源源不断的政治与经济人才供给以及积极有为的创新制度设计。任凭国家如何建构惠澳路径，澳门若缺乏对接的合适路径，则整个国家发展大计不可避免会出现衔接不畅。因此，要拓宽澳门青年的发展道路，大力培养青年政治人才、创业人才，从而保障澳门政局的稳定。总之，澳门经济结构的单一化与澳门青年问题的形成具有直接的联系，是澳门青年对社会不满的主要成因，中央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有必要合力共同解决这一难题。

（三）澳门廉政建设问题

自澳门回归祖国以来，困扰澳门多年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廉政建设。2009年4月，澳门前运输工务司司长欧文龙经澳门终审法院裁定滥用职权、受贿、洗钱、财产申报的虚假声明及财产来源不明等81项罪名成立，判处监禁28年半。2017年7月，澳门前检察长何超明因触犯诈骗、滥用职权、创立犯罪集团等多项罪名被判刑21年等。澳门政坛的腐败问题成为制约廉政建设的“紧箍咒”。澳门民众对腐败问题便颇有怨言，这也成为澳门急需解决的问题。2017年，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顺应澳门社会发展现状，尤其是吸取腐败案教训，防范立法会选举中出现的腐败问题，特意在征求民意的基础上，增设了保证金制度。该制度旨在提高参选人的公信力，推动立法会选举工作廉洁化、规范化。概言之，新法有助于拆毁贿选空间，清除灰色地带，提升选举质量，夯实法治根基。然而，仅靠法律制度尚不能有效避免实践中公权机关不依法行政和腐败等痼疾，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需要加强法治政府与廉洁政府的建设力度，塑造自身良好形象。

（四）对实践“一国两制”成功经验的研究不充分

相对于《香港基本法》而言，《澳门基本法》的研究成果不多、队伍偏小、影响力不大。部分人倾向于以“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来评判澳门，而不管是否符合澳门的实际情况。由于整体上对《澳门基本法》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重视不够，相关理论成果多受《香港基本法》研究的影响，理论思维也只能亦步亦趋，这对澳门的长久发展不利[11]。“一国两制”作为完成祖国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统合机制，首先针对的是台湾，由于时间节点的机缘巧合而首先适用于香港和澳门。港澳实践“一国两制”的情况直接影响到台湾人民回归祖国的意愿。中央一再强调，“一国两制”是解决港澳问题的最佳方案和保障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12]。这一决断在港澳社会引起较大的共鸣。从社会稳定和国际地位的角度而言，港澳自回归后确实长期保持了繁荣稳定，民众权益得到基本法的有效保障，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尽管香港近年来有扰乱“一国两制”正常运作的各种因素，但它们始终不能成为主流，亦未能根本性改变香港社会发展的方向。然而，从政治的角度而言，既然有港澳两座城市同时实践“一国两制”，即不能避免存在比较的空间。一旦出现比较，必然有优劣情况，而这种优劣情况亦直接影响到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的态度。正如上文所言，澳门长期以来在“一国两制”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有所“矮化”的，取得的成绩及经验也因为澳门地方狭小而被有意无意地忽视，相关研究力量亦随之重香港而轻澳门。正因如此，学界有必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对澳门实践“一国两制”和实施基本法的成功经验给予高度重视，政府也应大力支持学界对澳门实践“一国两制”、实施基本法情况展开研究，同时还要重视对制约澳门长远发展潜在问题和挑战的研究。总之，加强《澳门基本法》研究是保障澳门繁荣稳定的重要议题。澳门有必要系统深化繁荣《澳门基本法》研究的路径。

三、澳门继续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深化路径

（一）凝聚与培养爱国爱澳力量

在澳门回归前后，中央为了保障澳门平稳过渡而重点对澳门的上层人士和精英开展统战工作，部分中下层人士因各种原因而未能得到有效兼顾。20年来，这些统战对象确实有效地保障了澳门繁荣稳定，确保中央治澳政策方针的贯彻落实。然而，上层人士和精英长期主导澳门政坛，既不利于融入更多的新鲜血液、激活澳门的社会发展动力，也不利于中央在澳门团结更为广泛的社会群体。从近年来澳门青年参与社会事务的情况来看，爱国爱澳青年的人数较少，与澳门“泛民主派”青年团体的规模形成鲜明反差。爱国爱澳青年人才培养力度欠佳所导致的青黄不接是较为棘手的问题。爱国爱澳力量一直是维护澳门繁荣稳定的中坚力量，在澳门继续成功实践“一国两制”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中央与澳门尚未建立起有效的培养爱国爱澳青年人才的机制，澳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名额又比较少，难以完全兼顾所有爱国爱澳的青年人才。此外，极小部分澳门青年在境外势力的蛊惑下，产生了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思想和行为。传统的爱国爱澳力量由于年龄与精力等原因，急需薪火相传。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既要凝聚己有的爱国爱澳力量，又要加大力度培养新的爱国爱澳力量，实现两者的和谐统一。

首先，在文化培育方面，可通过中华文化夏令营、内地学校与澳门学校结为兄弟学校等措施，努力保持新老相接，逐渐促进澳门青年对国情认识良好局面的形成。澳门的中学可与内地的中学建立兄弟学校关系。澳门的中学可定期派出访问团到内地兄弟中学进行交流工作，就国际化教育、合作办学等问题进行磋商。有条件的内地中学也可與澳门的中学合作培养中学生。

其次，在政治培育方面，有两大路径。一方面，中央可在澳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名单上纳入更多的中下层青年，激发中下层青年积极拥护中央的热情。具体而言，应由过去重点推荐澳门上层社会人士，逐步转变为适度推荐澳门中下层人士，让更多的澳门中下层人士有机会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为实现制度机理上的畅通，初期的推荐范围可包括来内地创业就业、求学具有一定年限的澳门青年，再适时拓宽至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所有澳门青年。国家推荐的方式可包括特聘人大代表、特聘政协委员等方式，也可以鼓励一切爱国爱澳的广大青年踊跃参与人大代表选举活动或自荐为政协委员。另一方面，鼓励澳门居民在内地法律允许的情况下，积极报考内地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高校教师等具有公职人员性质的职业。同时，为了拓展澳门居民在内地的发展机会，澳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可着手积极就澳门居民报考内地公职人员方面的问题向中央提交提案。当前，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首次被纳入一些中央决策组织，这为爱国爱澳力量的培养开辟了新的道路。例如，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作为决策机构，可在执行机构中容纳爱国爱澳力量，特别是着重培养新生代的澳门青年。

再次，在军事培育方面，澳门青年服兵役是推动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链条，也是增强澳门青年国家认同感的重要路径[13]。澳门回归祖国已有20年，青年服兵役的社会基础业已筑牢，若到2047年后再考量宪法义务规范在澳门的衔接问题已为时较晚。目前，建构澳门青年服兵役路径，虽有衔接机制的障碍和人性情感的困窘，但仍是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制度和机制的重大举措，更是“一国两制”运行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由于内地实际上对多数适龄青年服役遵循的是自愿原则，为体现服役群体间的平等性，澳门青年亦可遵循自愿参军的原则。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澳门青年踊跃参军。因此，中央可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征询各方意见，打破理论与思想瓶颈，奠定澳门青年服兵役制度构筑的立法根基，从而推动该制度的系统化、规范化，增加澳门青年的国民意识，拓宽和稳固澳门爱国统一战线。

（二）加大国民教育、宪法与基本法宣传教育

近年来，部分澳门青年受到港台激进思想的影响，国家认同感有所下降，个别人通过各种渠道支持“台独”“港独”。这直接折射出维护国家安全不能只靠法律规范的约束，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宣传教化增强澳门青年的国家认同感。

首先，强化中华民族的认同教育。中华文化是维系中华民族精神的纽带，是构成中国人身份的文化根基。培养澳门青少年的民族归属感，中华民族文化的滋养必不可少。澳门要开展与中国相关的国民历史、文化教育，坚持正本清源、匡正祛邪。开发、设计与运用符合澳门地域特点、文化特征和思维方式的新载体，避免灌输型的教育，努力做到寓教于无形。一方面，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要在澳门各层次学校的教育中深化中国历史教育的普及，弥补澳门青少年对中国历史的缺失，让其更多了解中国历史，培养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增强其作为中华儿女的自豪感。另一方面，要将学习掌握基本法和国家历史、中华文化的水平作为任用和评价公职人员的重要标准，努力提升澳门特别行政区管治团队的国家观、大局观和法治观。要坚决纠正一些重要领域不去殖民化反而去中国化的错误行为。

其次，强化以《宪法》和《澳门基本法》为基础的法治与政治认同教育。法律法规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行为准则，如若行为跨越法治的边界，则会冲击社会秩序，造成社会动荡不安。要协调好国家利益、区域利益、个人利益三者之间的关系，挖掘民族记忆，增加民族认同感。要在注重法治教育的同时强化政治认同教育。政治认同主要有国家认同、政权认同、主权认同、政策认同，热爱人民、热爱疆土、热爱国旗国歌等。同时，要建设两地青少年的法治交流平台，拓宽交流渠道。例如，建立有关《宪法》与《澳门基本法》探讨的网上交流平台，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开展两地学生定期交流学习，支持两地青年互动，并加强政府层面规范化指引，拓宽交流道路。

（三）积极参与“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交流的重要平台，需要重塑自身定位，把握合作时机，积极参与各方合作。这不仅有利于促进澳门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升国际竞争力，而且有利于澳门在合作中把握寻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路径，保障繁荣稳定。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澳门可争取设立与“一带一路”相关的金融机构或者分支机构。当前，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的资金平台共有7个：亚投行、丝路基金、中国一中欧合作基金、中国一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亚洲区域合作专项资金、中国一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中国一东盟合作基金和周边友好交流专业基金。多个平台以金融机构的形式在上海设立总部。这不仅依赖于上海的金融实力，还依赖于上海在国际上的知名度。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影响的扩大，类似亚投行等金融机构也会随之增加。澳门金融业受经济环境的限制，发展一直比较缓慢。与香港相比，澳门金融业的发展长期是一个短板。澳门要获得进一步发展，就必须抓住“一带一路”设立相关金融机构的时机。在适当之时，澳门可请求中央为兼顾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充分利用澳门作为中葡交流平台的优势，将亚投行、丝路基金等类似机构或者分支机构优先在澳门设立。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澳门需要主动出击，增强在建设规划中的话语权，在大湾区中争当重要一极，发出更强的“澳门之声”。具体而言，尽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心在于经济合作，但世界多个湾区建设的经验一再表明：没有生产、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配套建设，就不可能铸造湾区辉煌。从系统性的角度而言，有些领域尽管表面上不呈现为经济因素，如教育合作，但推进教育合作亦可间接促进经济发展。澳门要争当一极，必然需要与广东、香港加强合作，包括降低相關行业的准入门槛、积极主动参与粤港各类合作等。以律师业合作为例，澳门可就粤澳律师业降低相互间的准入门槛踏出更大的步伐，而非仅呈现出广东律师业的单边开放格局。与此同时，完善区际司法互助机制是一个重要方向。澳门与广东须在司法上做到相互配合、便民高效。在推动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背景下，司法事业的不协调容易增加两地贸易往来的成本，最终有损共同繁荣的进程。因此，在中央的统一协调下，可首先以粤港澳大湾区为试点，构筑紧密的区际司法互助机制，特别是在刑事司法互助方面加大合作力度。

治澳工作要勇于正视澳门目前所面临的民生困局。囿于澳门地小人多的现状，澳门居民在住房、就业、医疗、教育等方面面临困境。解决澳门民生问题是一项重大工程，需要多方持之以恒的沟通交流。当前，中央可借助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平台，鼓励澳门居民到内地工作，着重并优先解决澳门居民在内地就业问题，为澳门居民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为日后创业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同时，中央可大力推动澳门居民在广东置业的政策，让澳门年轻一代有能力购房，促进人心回归。治澳工作需要多方面的交流，涉澳部门需要与特别行政区政府合作，定期举办各种座谈会与茶话会，深入了解澳门年轻人对内地的看法或者疑虑，尤其是深入了解澳门年轻人不敢轻易到内地寻求发展的内生障碍。

（四）依法推进廉政建设和廉洁政府生成

在推进廉政建设方面，澳门可吸取香港和内地近年来防范腐败的宝贵经验。依法行政归根到底即为廉政建设问题。在制定基本法时，澳门效仿香港廉政建设模式，建立廉政公署，向行政长官负责。然而，廉政公署在澳门常遭遇“水土不服”，一些官员间的包庇行为屡禁不止。因此，澳门有必要从以下两个路径推进廉政建设：

首先，加强公职人员的外部监督尤其是新闻媒体监督力度。澳门相对于香港而言，在新闻媒体监督方面较弱，对特别行政区政府施政效果的评论尚未形成一种“舆论性”监督实效。这是澳门新闻媒体对一些公职人员腐败问题不敢轻易曝光的重要根源。因此，为了加强公职人员的外部监督，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有必要加大新闻媒体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的监督力度。同时，要通过一些廉政宣传活动，鼓励澳门居民敢于与腐败行为作斗争，共同建设廉洁澳门。

其次，加强公职人员的内部监督。加强公职人员的内部监督是防止政府形象恶化的重要防腐剂。尽管澳门特别行政区已经实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但尚未建立有效的公职人员收入与其他收入相分离的机制。这导致公职人员的亲朋好友利用影响力进行腐败的行为偶有发生。除了大力支持廉政公署继续依法进行监察外，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所有公权机关内部应加强内部监督，探索公职人员收入与其他收入相分离的机制，防止“监守自盗”。

（五）助推澳门法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一国两制”发展至今，挑战甚多，根源在于过度强调基本法上的“两制”，而忽视了宪法和基本法上的“一国”。这些有意割裂的逻辑思维导致高度自治权成为挑战中央全面管治权的“挡箭牌”。宪法作为统合内地与澳门的共同宪制基础，用宪法思维深化澳门与内地的互利合作成为合宪性审查时代下助推澳门法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法宝。

首先，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审查特别行政区法律是否合宪方面进一步发挥作用。从宪法原理的角度而言，“一国两制”的实施绝非为了区隔内地与澳门，更多的是为了两地的融合。因为澳门回归祖国前，内地与澳门事实上即为“一国两制”。澳门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意味着在国家层面上与其他制度隔离。比如，双方均实行市场经济，这就可在经济制度上相互融合，以更好地实现国家法制的统一。内地单方面的行业准入门槛不断降低，而澳门相应行业尚未对门槛进行对等降低。单边的合作注定整体的效益不高，甚至容易引起一方公共资源的流失，从而引起一方居民的不满。中央将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推动香港与内地同发展、共繁荣的新平台，即意味着两地需要高度融合，包括法律制度、发展理念方面的融合。因此，探讨澳门与内地的融合问题，应该更多地采用宪法思维，尽可能从主权国家的立场去寻找澳门与内地在发展问题上的最大公约数。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可在备案审查机制上以宪法秩序统合内地与澳门生产要素的高速流通，助推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一方面，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先行在法规备案审查工作中统率广东统一市场要素，逐步消除地方保护主义，为广东与澳门合作奠定经济一体化的根基。另一方面，鉴于宪法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可探索运用宪法对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进行合宪性审查的制度，消除澳门与广东隔离的因素，打通澳门融入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法制通道。

其次，建立由中央主导的违反基本法审查制度。澳门回归祖国至今仍没有建立由中央主导的违反基本法审查制度。澳门司法实践中，往往由司法机关自行对违反基本法的法律进行审查，这就削弱了中央在违反基本法审查活动中的主导地位。鉴于基本法是宪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有必要将涉嫌违反基本法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纳入合宪性审查的范围。概言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有必要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建立直接的立法备案审查机制以及违反基本法审查制度。具体而言，在立法备案审查机制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机关可直接将制定的法律上报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备案。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过审查后，如认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不符合“中央管理的事务及中央与特区关系”，特别是含有阻碍内地与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文，可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相应的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咨询澳门基本法委员会后决定是否发回澳门特别行政区。在违反基本法审查制度上，澳门诉讼案件中的原被告、审理法院均有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反基本法审查的申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申请转交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进行合宪性审查，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审查后将相应的意见上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咨询澳门基本法委员会后将最终的结论函告提请违反基本法审查的主体。

（六）繁荣澳门基本法和“一国两制”实践的理论研究

新时代，澳门需在“一国两制”的保障下激活更多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助推澳门同祖国内地同发展、共繁荣，使“一国两制”澳门模式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在此过程中，应繁荣澳门基本法和“一国两制”实践的理论研究，助力澳门提高竞争力。

首先，加强对澳门“一国两制”实践的研究和宣传。学界可就澳门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经验如何适用于台湾的问题举行各类学术研讨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14]。澳门的实践范例可为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实践“一国两制”提供更多的经验。澳门可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在“一国两制”保障下实现繁荣稳定的发展经验。这样可助力消除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的一些误解。

其次，澳门高校与内地高校联合培养澳门基本法研究人才①。法学人才是推动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资源。“一国两制”是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的重要环节。当前，澳门的基本法教育资源较为匮乏，师资力量相对不足。澳门高校可与内地有条件的高校联合培养澳门基本法研究人才。负责联合培养的教育部门不仅要加强澳门基本法的基础研究，更要加强澳门基本法的应用研究。有关教育部门在培养澳门基本法研究人才的过程中，要着眼于长远发展的需要，培养熟悉澳门基本法、具备深厚专业素养的青年研究人才。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吸引海内外法学学子踊跃加入澳门基本法的研究队伍，负责联合培养的教育部门可加大澳门基本法研究的资助力度。

再次，定期举办专门以澳门基本法为主题的学术论坛。澳门多个高校实际上已经不定期举办与基本法有关的学术论坛。但是，不少参与者经常以香港基本法的视角来研究“一国两制”问题，这对推进澳门基本法的研究颇为不利。澳门高校应更多开展以澳门基本法为主题的学术论坛。

最后，激活“一国两制”澳门模式的内在动力。澳门实践“一国两制”并非照抄照搬香港模式。这一点从香港基本法与澳门基本法的条文对比中可以证成。例如，澳门独有的市政机构是香港所没有的。澳门基本法中的市政机构作为澳门的特色，多年来一直未获得重视，相关条款长期处于冻结状态。在20年来各方的激烈讨论和关注下，2018年7月，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拟成立非政权性的市政机构——市政署，以取代当时民政总署的职能。2019年1月1日，澳门市政署正式成立。澳门维护传统文化的成功经验也值得学界进一步挖掘。近年来兴起的澳门学研究，拓宽了澳门作为特别行政区应具有的理论研究地位。这些方面都将进一步丰富澳门模式的理论研究内核，增强澳门法治底色，为澳门继续成功实践“一国两制”保驾护航。

四、结语

在新時代国家发展大局中，澳门需要时刻居安思危，及时抓住国家发展战略中的每一个机遇，积极发挥作为特别行政区、单独关税区与外向型经济体的多重优势。同时，并非任何发展机遇都能适合澳门自身情况。囿于自身实力问题，澳门不可能全面兼顾所有发展机遇，只能深挖自己所需、发挥自身所长。基于回归祖国20年以来的成功经验，澳门将以更加朝气勃勃、充满活力的姿态实践“一国两制”，丰富发展“一国两制”的澳门模式，为新时代“一国两制”基本方略贡献源源不断的实践经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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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澳门独派分子欲闯立法会曾参与“太阳花”“占中”[EB/OL].（2017-09-13）[2018-08-23].http：//news.Ifeng.com/a/20170913/51982759_0.shtml.

[10]澳门立法会中止苏嘉豪议员资格曾参与“太阳花运动”[EB/OL].（2017-12-04）[2018-09-23].http：//www.sohu.com/a/208415661_115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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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N].人民日报，2017-10-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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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习近平.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1-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