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2018年“九合一”选举暨“公投”之民意解析及启示

2019-03-25 05:38严峻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9年1期
关键词:两岸关系

严峻

摘要:台湾地区2018年“九合一”选举暨“公投”结果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台湾原有的政治生态,也折射出台湾民意新的发展趋势。民进党在2018年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中大败,反映了台湾民众对蔡英文当局在经济建设、社会改革和发展两岸关系等诸多方面的不满。台湾地区现行选举制度有利于“两大党体系”存在,但超越蓝绿的台湾选民不断增加。新媒体在形塑和引导台湾民意动能上的作用越来越大,但依然不能忽视传统地方派系和政党的组织动员功能。此外,台湾民粹主义在“公投”门槛调降下有进一步攀升的迹象。面对台湾民意的发展趋势,大陆应继续以两岸经济交流为主要工作抓手,广泛运用新媒体,使更多的台湾同胞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同时高度重视防范台湾民粹主义在“台独”势力鼓动下以“公投”方式冲击台海局势的和平稳定。

关键词:两岸关系;祖国统一;“九合一”选举;“公投”;台湾民意

中图分类号: D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3378(2019)01-0052-08

2018年11月24日,台湾地区进行包括县市长、县市议员在内的9项公职选举以及10项议题的“公民投票”(以下简称“九合一”选举暨“公投”)。对这次“九合一”选举暨“公投”结果折射出的台湾民意进行剖析,不仅有助于大陆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台湾社情民意,也有助于大陆更加精准地开展争取台湾民心的工作,从而团结更多台湾同胞共建反“独”促统的统一战线。关于台湾地区2018年“九合一”选举暨“公投”,学界和新闻界等进行了预测和解析,其中以新闻报道和评论居多。台湾地区2018年“九合一”选举暨“公投”结果揭幕后,少量学术文献进行了跟进研究。有的学者认为,选举结果表明,台湾选民对蔡英文当局的不满表露无遗,台湾民意再次表现出“求新求变”的特点[1]。还有学者认为,选举结果反映了台湾民众对民进党执政状况的强烈不满,特别是中间选民在“韩流”和网络媒体的催化下出现了大规模的板块挪动,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和立法机构的“二合一”选举结果,增加台湾政党再次轮替的可能性[2]。这些学术文献关注了民意因素,但未充分聚焦台湾民意动能的变化及重点论述选举结果对大陆对台工作的启示。本文将以民意为视角,解析台湾地区2018年“九合一”选举暨“公投”的结果和启示。

一、民进党败选折射的台湾民意诉求

台湾地区实行现代西方政治制度,选举是台湾地区民众表达政治意愿最主要的方式之一。自2010年台湾地区修改相关选举制度后,每逢4的倍数年进行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选举(立法机构人员一般与其合并选举),再过两年将所有“地方性”公职合并在一天进行选举。6个“直辖市”的市长及市议员、16个县市的行政首长及议员、乡镇市长和乡镇市民代表、村里长,再加上“直辖市”中的原住民区长和区民代表共9项公职的选举,俗称“九合一”选举。由于“九合一”选举在台湾地区领导人就职后两年半举行,因此往往被视为对台湾当局的“期中测验”。在2018年“九合一”选举中最重要的“直辖市长”选举上,民进党从原来的4席减少为2席,而且丢掉了长期占据的高雄市;16个县市长选举上,民进党从原来的9席掉到4席;其余公职上民进党也都不同程度地减少席位。这清楚地显示:台湾民众对民进党2016年5月上台以来的政策和做法是不满意的。

(一)台湾民众对台湾当局的要求越来越集中于经济民生方面

民进党当局无法满足台湾民众的经济需求是其败选的主要原因。台湾自日本殖民时期开始实行有限的地方选举起,到20世纪90年代开放台湾地区领导人直接选举、2000年通过选举实现首次政权更替,各种选举一路走来夹杂着国家认同、省籍与族群矛盾、地方派系势力、社会运动等诸多因素。但最近10年来,经济因素越来越成为决定选举胜败的主要因素。2008年国民党能取得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胜利,除了陈水扁家族贪腐的原因外,台湾民众希望国民党上台后改善两岸关系与台湾经济也是重要原因。2012年国民党差点败选,主要是因为民众对其提振经济的能力有所失望。国民党在2014年“九合一”选举及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大败,更是因为民众对国民党在促进台湾经济增长和实现分配正义上的表现不满。民进党在2018年“九合一”选举中失败,同样主要是因为其无法满足台湾民众的经济需求。数据显示,台湾地区经济增长率近3年平均为2.33%,为近30年来最低且持续下降;2018年1至9月全台湾地区公司解散、撤销及废止达22 276家,同比增长26.4%[3]。许多家庭收入剧减,民众怨声载道。其中30岁以下青年人成为台湾“低薪族”的主体,他们从对民进党抱有期待到大失所望。如同4年前台湾民众认为国民党同时占据台湾地区领导人位子及立法机构多数席位,既然“完全占据”就应“完全负责”一样,这次台湾民众也认为民进党应该对台湾经济凋敝负主要责任。更令台湾民众愤懑的是,当许多人挣扎于低收入线时,民进党当局的一些裙带关系者却坐享高薪。这加剧了台湾民众的相对被剥夺感,加重了社会大众对执政当局的反感。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韩国瑜能刮起“韩流”,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对高雄“又老又穷”的评价戳到了高雄市民的痛处,其“货卖得出去,人进得来,高雄发大财”的口号则点燃了高雄市民的希望。而“韩流”最终能席卷大半个台湾地区,说明有同样心境的选民远不止在高雄,多数台湾县市的民众都希望用选票改变经济命运。即便政治光谱偏绿的台湾《苹果日报》也在社论中指出:“每次选举结果,都是民意的展现,结果越悬殊,民意就越明确。这次选举的结果,说文雅点,就是选民告诉政客,‘请你拼经济,说直白点,就是‘我怕穷(或穷怕了),我想赚钱过日子!正在检讨败选原因的民进党,有必要正视如此明确的民意。”[4]

(二)民进党当局的傲慢、躁進与台湾民众对公正、谦卑的民意背道而驰

台湾社会如同多数东方社会一样,对执政者在提供公共治理、提升生活品质上寄予较大希望,但同时经由“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冲刷后对执政者有一种“我才是头家”的心理定式,希望这些靠选票上台的政党和政治人物以谦卑的心态服务大众。蔡英文当局上台以来推动的“一例一休”工时制度使劳工和资方同声抱怨,退休年金改革刺激了众多军公教人员,废核等能源政策造成空气污染等问题。台湾社会这种普遍的不满,不仅是因为民进党当局相关决策粗糙,伤害了不同人群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因为蔡英文当局背弃了其上台伊始宣称的“以谦卑的心态多作沟通”的承诺。如果说上述主要事关经济民生的政策推行还只是执政者心态傲慢、施政无能造成社会负面观感,那么民进党当局在台湾大学校长任命事件上的霸道表现则让台湾知识分子阶层对学术自由及教育伦理深感忧虑。民进党当局以“促进转型正义”为名对国民党追缴党产及清查档案的做法,更令台湾大众不得不怀疑其真实动机。台湾当局“促转会”成员张天欣的“东厂说”,在很大程度上坐实了这种“民进党为一己之私以公器铲除异己”的猜测。这使广大蓝营支持者乃至不少中间选民坚定了以选票抨击民进党的想法。

(三)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和主张引发了台湾民众的忧虑

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去中国化”动作不断及对大陆的敌视态度,不仅在很大程度上阻碍台湾民众收获两岸关系红利,而且使其愈来愈担忧台海发生动荡。针对台湾当局领导人“双十讲话”中涉及两岸关系方面的言论,国台办发言人应询表示,台湾当局领导人的讲话充斥着“两国论”分裂谬论和针对大陆的对抗思维,暴露出配合西方反华势力遏制大陆的险恶用心。如此充满敌意的挑衅言论,进一步证明民进党当局是两岸冲突的制造者、台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只会进一步恶化两岸关系,将台湾带向更加危险的境地[5]。这更加引发台湾民众的不安。台湾岛内多项民调显示,绝大多数台湾民众希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九合一”选举提供了他们对民进党当局两岸政策说“不”的机会。

二、多重因素作用下的台湾民意动能

所谓民意动能,即民意的汇聚及其所形成的力量。在实行现代西方政党政治的社会,民意动能在选举中的直观表现是各个政党获得选票的多寡,进而体现为各政党对重要公职的占有以及对公职的占有比例。然而在台湾地区,在相关选举机制作用下,政党对公职的占有量却不能完全反映民众对该党的支持程度。此外,新媒体虽然在引导台灣民意动能上的功能越来越强大,但传统的地方派系等组织在选票动员上依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选举机制作用下的台湾民意动能

在这次九项地方公职中最具指标意义的县市(含“直辖市”)长选举中,国民党从原来的6席大幅增长为15席,占总席位22席近七成,其中包括取得人口前三的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的“执政”权。所以,此次选举应可称为国民党的重大胜利。然而,台湾社会却普遍流传类似“这次是民进党的大败,却不是国民党的大胜”的说法。这一说法的根据主要是国民党对重要公职的大幅获得,未能同时表明台湾民意对国民党的大幅支持。民调显示,选前较长时间及选后国民党的政党支持度并未发生太大变化,一直维持在25%左右。为何国民党的政党支持度未大幅上升却能收获大量重要公职?这主要是因为现在台湾一些公职(尤其是台湾地区领导人、“区域立法委员”和县市长)都采用“单一席位一轮选举相对多数当选制”。在这种制度下,如果选民厌恶某个大党,往往会将票投给另一个相对不讨厌的大党候选人。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选民牺牲周末时间去投票,不希望把选票浪费给比较没希望当选的第三党(派)候选人。这种容易产生“两大党体系”的选举制度被著名政治学者杜瓦杰(Duverger Maurice)推崇为“真实的社会学法则”(a true social law)[6]。台湾学界则一般称之为容易产生所谓“弃保效应”的“策略性投票”[7]。正是在这种选举制度下,除非第三党(派)候选人非常优秀与突出,让选民觉得把票投给他(她)不致于浪费选票,第三党 (派)才有可能在选举中获胜。否则,人们在台湾看到的情况一般是,选民在讨厌国民党时将票投给民进党,在讨厌民进党时又将票投给国民党,国民党、民进党也因此利用了制度的便宜。在这次“九合一”选举中,人们认为,台湾最大的党不是国民党也不是民进党,而是“讨厌民进党”。台湾社会这股强烈的“讨厌民进党”的民意动能,在这种选举制度作用下最终转化为国民党在县市长席位上的大幅斩获。但也应看到,国民党一些县市长候选人提出通过改善两岸关系来提振台湾经济的主张,也是其吸引选民并最终获胜的重要原因。

当然,这种“单一席位一轮选举相对多数当选制”主要在较大范围选区发挥明显作用,但在范围较小的选区(如乡、镇、市、村、里长选举)中,非国民党、民进党籍的当选人占了很大比例。这是因为在小的选区里面,个人或者家族因素在选举中的权重上升,选民因此有了投给第三党(派)候选人并使其当选的理性选择。例如2018年“九合一”选举中,非国民党、民进党籍的村里长占总席位的80.57%.远远超过国民党、民进党当选人;乡镇市长选举中,非国民党、民进党籍当选者也占40.3%,略低于国民党籍当选人,但远高于民进党籍当选人。在采用“多席次单计不可让渡相对多数当选制”①的县市议员选举中,非国民党、民进党籍候选人当选者也很多,这是因为在该选制下候选人只要获得较小比例的选票即可当选,因此不太需要大党的支持。这说明,台湾民意动能越来越向国民党、民进党两大党忠贞支持者之外的“第三势力”汇聚。韩国瑜整个竞选期间从不穿戴有国民党标识的服装,就职演说中公开表示“高雄将不属于任何政党”。民进党“硕果仅存”的少数几个县市长当选人郑文灿、林右昌、林智坚等人,之所以能在被视“基本盘蓝大于绿”的地方连任,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其上任以来淡化身上的民进党色彩。无党籍的台北市市长候选人柯文哲在国民党、民进党夹击下依然胜出,也是由于这种原因。这些现象表明,在相关选举制度庇护下,“两大党体系”虽然仍有攫取台湾民意动能并继续存活的空间,但越来越多的政治人物已经觉察并重视台湾民意动能超越蓝绿、跳脱政党的趋势。“第三势力”“中间选民”在决定台湾政治版图变化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二)新媒体与传统组织混合作用下的台湾民意动能

近年来,大众传媒方式的快速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包括台湾民众在内全球各地人们的生活。在台湾地区的选举中,新媒体对民意动能的导向作用越来越明显。有研究指出,早在2014年“九合一”选举中,在新媒体动员下台湾青年选民投票意愿发生较大改变,6个“直辖市长”当选人都是Facebook中支持者较多的一方[8]。随着台湾网民尤其是青年网民人数进一步攀升②,新媒体在选举中对民意刺激、引导、扩散的功能越来越强大,候选人广泛使用Line、Facebook, PTT等台湾民众常用的传播平台争取选民的支持。韩国瑜在政党支持有限的情况下能获胜,除了其“非典型政治人物”的人格特质及竞选诉求打动选民外,新媒体对其包装及推销而成功地汇聚民意动能也是重要因素。统计显示,连柯文哲、蔡英文在2014年、2016年声势最盛时,他们的台湾网络搜索热度也不及韩国瑜的一半[9]。当然,台湾传统地方派系对选民的组织动员对韩国瑜的选举造势直至胜选依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韩国瑜在高雄“三山”选举造势晚会获得成功的一大原因就是得到地方派系的大力支持。可以说,地方派系的组织动员与新媒体混合产生某种“化学反应”,进一步推高了韩国瑜的声势。在其他县市长选举中,地方派系的作用也不容小觑。例如,台中市长当选人卢秀燕胜选后前往感谢的第一个人就是江启臣①。另外,政党在选举中的作用虽然在下降,但依然发挥一定的组织保障功能。从这次“九合一”选举可以看出,在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但仍有浓厚“人情社会”色彩的台湾地区,新媒体和地方派系、政党各有独特功能,它们能否成功结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民意动能能否被有效激发、引导。

(三)“公投”门槛调降后的台湾民粹主义运动趋势

2018年,台湾第一次将“九合一”选举与全台性“公民投票”捆绑进行。“公投”结果是10项“公投案”通过了7项,这确定了台湾民粹主义的主要运动场域。民粹主义一般被理解为强调平民至上、反对精英掌控政治,但在台湾也有观点认为民粹主义恰恰表现为相关精英人物操纵民意与民众情绪以达到独裁或者威权统治的目的。例如,20世纪90年代有台湾学者就用“民粹威权主义”一词来形容李登辉操纵民意以达到铲除异己、一人独大的目的。现在在台湾,民粹主义一般表现为民粹主义者在实现其目标的路径或者手段上,选择“直接式的民意展现与决定”而不信任、轻视或者摒弃“代议式民主”,甚至认为在非常时刻可以采取类似“公民不服从”等非常手段。典型事例如2014年台湾所谓“反服贸运动”中学生和相关群众冲进“立法院”并长期霸占该机构。不过,在生活水平相对较高的社会中,多数民众还是希望社会秩序稳定,对于依法举行的示威游行可以容忍,但对于体制外运动尤其是大规模街头运动则持疑虑态度。在此氛围下,包括台湾在内的相关较发达地区的民粹主义者在多数情况下还是愿意选择法律所允许的手段来表达意愿,而公民投票被视为体制内直接民意的重要诉求方式。

以前,台湾“公投”门槛较高,使台湾那些对代议民主失望的人抱怨难以通过“公投”的方式表达意愿。有研究显示,以前一次全台性“公投”,其發起者需要耗费约2000万元新台币和历时1年以上的组织动员方可完成联署[10]。这使得除了大党外,台湾绝大多数个人和社团都无法做到成功联署。台湾地区自2004年开始实施所谓“公投法”,举办过的6项全台性“公投”全部由国民党、民进党发起。2017年底台湾对所谓“公投法”进行修改,提案门槛从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选举人总数千分之五降到万分之一,联署门槛从该人数的5%降到1.5%。这样大幅的门槛调降,极大地提高了“公投”联署成功的概率。2018年,10个“公投”提案成功跨过联署门槛,其中只有3个由国民党发起,其余7个皆由民间团体发起。修改后的台湾所谓“公投法”同时将“公投”通过门槛从原来的选举人总数二分之一同意降为四分之一同意(有效同意票须超过不同意票),且规定18岁以上民众即可参加“公投”。此前,全台性“公投”从未有一案通过,但2018年“公投”通过率高达70%,这极大地增加了台湾民粹主义者的信心。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台湾所谓“公投法”第30条规定,与“公投”结果相悖的台湾地区有关规定必须废除,需要立法的必须立法,若无关法规的创立或废除的“重大事项”,则“应由总统或权责机关为实现该公民投票案内容做必要处置”。也就是说,台湾“公投案”通过后不像欧洲某些国家的“咨询性公投”那样仅具有决策参考功能,而是具有刚性后果。这就更容易激起台湾民粹主义者发动“公投”的兴趣与热情。从2018年多达10项的“公投案”与选举捆绑并且大比例获得通过,可以大体判断:今后“公民投票”将成为台湾民粹主义运动最主要的展示场域之一,并且台湾民粹主义运动将在全球民粹主义重新躁动的大背景下利用台湾新的“公投”制度而趋于活跃,而一些原有的体制外、破坏性强的街头抗争将逐渐为台湾社会所摒弃,尽管一些小规模示威游行仍将在一定区域与范围内长期存在。

三、对大陆对台工作的启示

自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40年来大陆方面一直秉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工作基本方针。对于如何实现统一目标,随着时空环境的变化,大陆方面从原来的“双重寄望”(“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寄希望于台湾当局”)逐步将工作重心锁定在“争取台湾民心”上。党的十九大提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明确了对台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同时强调坚持反对与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和活动[11]。而这一切不仅需要中国大陆自身进一步发展建设好,也需要大陆方面对台湾民情民意有越来越全面深入的了解。从进一步争取、团结台湾同胞共建反“独”促统统一战线的角度看,2018年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暨“公投”结果具有如下启示:

(一)多数台湾民众认识到经济民生与两岸关系的重要关联性,大陆对台工作应进一步突出重点、顺势而为

民进党在2018年“九合一”选举中之所以大败主要是因为其无法提振台湾经济。而民进党当局诸多方面的改革遭到各方批评,从经济角度看也是因为饼做不大却急于操作所谓“分配正义”。在生活品质不断下降的今天,台湾多数民众的心理需求事实上已经回归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所说的基本需求层面,对于民进党当局仍然操弄意识形态对立、“历史悲情”、“恐中牌”以及拉拢美国介入选举基本无感乃至反感。而对于台湾经济与两岸关系的关联性,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有了更加真切的认识,这也是韩国瑜敢于在原本一直被视为“深绿之地”的高雄公开主张“九二共识”的原因。可以说,“两岸关系不好,台湾经济不会好”这句“九合一”选举中广泛流传的语言正逐渐成为多数台湾民众的共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某种角度看,台湾经济情势的变化正不断地解构原有的政治板块,越来越多超越蓝绿的所谓“中间选民”其实多数就是经济理性选民。因此,大陆方面要进一步抓住经济这个抓手,除了继续开展上海一台北双城论坛外,还要同一切愿意承认“九二共识”的台湾县市开展城市经济交流,同时进一步推动“惠台31项措施”的落实工作,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更多与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使他们深切感受“两岸一家亲”的温暖,从而使认同和主张“九二共识”成为台湾民意主流,为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筑牢民意基础。

(二)现代技术与传统组织在引导台湾民意动能上交叉作用,大陆对台工作应进一步加强争取台湾民心的渠道建设

2018年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结果显示,新媒体对台湾民众尤其是台湾青少年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已经成为形塑、引导台湾民意最主要的方式。这给大陆争取台湾民心工作带来新的挑战,但同时也带来新的机遇。新媒体的广泛运用使台湾民众特别是台湾青少年对于国家、民族、两岸关系的认识,极大突破了台湾岛内教育体系和传统媒体的限制。事实证明,民进党当局编造的所谓“天然独”世代并不存在,他们只不过是一群受“台独”思想蛊惑的“后夭独”青年。大陆方面今后可以进一步以台湾民众尤其是台湾青少年喜闻乐见的传媒方式,帮助其更真切地了解大陆对台方针政策、理解反对“台独”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及国家统一事业的必要性。与此同时,大陆方面仍应加强与台湾有关政党和精英阶层的联系,使精英在台湾岛内社会发挥以点带面、以点聚面的积极正向功能。此外,应该看到,台湾已经成为相对成熟的西方式选举社会,选举已经成为台湾民众的重要生活方式之一,多数台湾民众对于这一生活方式持正面肯定态度。大陆方面对于台湾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要予以尊重,也要与台湾同胞坦诚探讨社会治理与制度建设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指出:“‘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保障。”[12]这些思路及其举措可以使更多的台湾民众特别是台湾青少年理解大陆政治社会制度的必要性与优越性,改变他们中一些人对大陆原有的偏见,也可以使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相信国家统一并不会改变台湾现有的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从而促使“一国两制”在台湾岛内“去妖魔化”,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化,更多的台湾同胞以“共圆中国梦”的热情参与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三)台湾民粹主义有借助“公投”进一步泛滥的趋势,大陆应特别防范其对两岸关系和台海稳定的冲击

对于台湾纯粹民生问题的“公投”,大陆方面一般不作评论,但对于涉及“主权”“领土”问题的所谓“公投”,大陆方面则应坚决反对。与2018年“九合一”选举捆绑的10项“公投案”中,所谓与2018年“东京奥运正名公投”就涉及“领土变更”和更改“国号”问题。“东京奥运正名公投”表面上看只是要求改变台湾奥运代表团名称,但该提案“理由书”明确表示“台湾”是“国名”,认为该“国”的“领土范围”仅在台澎金马。这已经是不折不扣的要求变更“领土范围”及“国号”的“台独”诉求。虽然该案最后遭到台湾民众的唾弃,但也应该看到,今后类似涉“独”的“公投案”仍然存在被提出甚至通过的风险。虽然台湾所谓“公投法”将涉及“主权”“领土”的“公投”提案排除在许可范围外,但依据修改后的规定,“选举委员会”取代了原来的“审议会”,成为“公投”提案的审查机关,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来对提案进行实质合法性审查的做法,而往往流于“形式审”。这使一些隐含“台独”意涵的提案容易获得批准[13]。“喜乐岛联盟”等台湾岛内的“台独”组织正在筹备新的涉“独”“公投”。历史上台湾举行过的6个全台性“公投”中就有4个涉及“主权”问题,而这4个当时未能通过的“公投案”以现在台湾的相关标准都可以轻松过25%的通过门槛。此次“东京奥运正名公投”也已经过了25%门槛,只是在运动员、教练员及其家人和朋友广泛动员下,以及国际奥委会多次发表严正声明的压力下,以不同意票超过同意票的投票结果未能通过(但二者差距在3项未通过的“公投案”中最小)。未来如果相关涉“主权”“领土”问题的“公投案”不再与具体特定人群挂钩,那么就有可能在岛内“台独”势力的鼓动乃至国际反华势力的怂恿下通过。加之台湾“公投”结果具有必须执行的刚性效力,那么届时涉及“主权”“领土”的“公投”结果就极可能严重冲击两岸关系和平和台海地区稳定。对此,大陆方面应未雨绸缪,团结台湾岛内一切爱好和平、赞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力量,加大宣传力度使广大台湾民众认识这类“公投”可能带来严重后果,使反对至少是不支持这类“公投”成为台湾稳定的主流民意。

四、结语

台湾地区2018年“九合一”选举暨“公投”结果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台湾原有的政治生态,也折射出台湾民意新的发展趋势。台湾地区的新闻报道、民意调查、学术论文等是大陆方面研究台湾民情民意的重要资料,而公职选举、“公投”等政治活动则为大陆方面提供了另一个直接观察台湾民意的窗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追求的国家统一不仅是形式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要“用真诚、善意、亲情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理距离”[14]。要拉近两岸同胞心理距离,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就需要大陆方面更深入、更真切地了解台湾民情民意。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扎实开展对台工作,反“独”促统统一战线才能更加稳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才能行稳致远,中国的和平统一事业才能顺利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國梦也才能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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