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谷崎润一郎文学的“洗白”主义与“臆想”主义

谷崎润一郎是日本知名的唯美主义作家，在日本文坛乃至全世界都享有盛名。出于从小对汉学等的接触，谷崎润一郎于1918年和1926年先后两次来到中国，并发表了一系列中国游记。本文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分析谷崎润一郎与同时期其他文人大相径庭的中国态度及其第二次访华后态度的转变，其原因究竟是对中国异国情调的向往，还是对西洋的崇拜而映射出的“臆想”，以谷崎润一郎一贯的浪漫唯美主义写作手法，为其自身的中国幻想“洗白”。

一、作者梗概

谷崎润一郎是日本知名的唯美主义代表作家，代表作有《刺青》《麒麟》《春琴抄》《细雪》等，从早期的追求西洋的肉体美，到回归日本传统的古典美与东方的传统美学，谷崎润一郎的一生都充满创作热情。

日本对谷崎润一郎的研究，最早是1962年以原田亲贞《谷崎润一郎与中国文学》为契机，谷崎润一郎与中国之间的关联和谷崎润一郎的中国之旅、中国趣味开始引发关注的。而国内对于谷崎润一郎的研究也不在少数。叶渭渠的《谷崎润一郎作品集》出版以后，国内学者也开始对谷崎润一郎给予关注。然而，把谷崎的中国趣味当成其西洋崇拜的替代物的尚且不多，把谷崎对中国的情结归因于不愿意自己的中国幻想和西方幻想破灭，从而去“洗白”并且“臆想”的观点屈指可数。上海外国语大学高洁教授的《谷崎润一郎文学的“非东方主义”解读》中提及了谷崎润一郎与众不同的“清洁”意识，不过重点在于表明谷崎不带有歧视，会从中国人的角度出发思考从而理解中国，不受固化思想影响，没有民族优越意识。其中对西洋崇拜的因素未曾提及。只有黑龙江大学于桂玲教授的《谷崎润一郎的中国观》提及谷崎润一郎借用中国趣味慰藉西洋崇拜情结，从而美化中国，以便与谷崎自身的中国幻想吻合。

那么，谷崎润一郎对中国的热爱究竟是真心实意，还是建立在西方崇拜上的中国幻想，为实现自身追求而产生的臆想，本文将对此做重点分析。

二、谷崎润一郎的西洋崇拜

如前所述，谷崎润一郎的大半生都活在对西方的憧憬中。谷崎润一郎儿时家里悬挂着圣母玛利亚的画像，从那时起谷崎就觉得西洋女性有著圣母的形象，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认为白人女性才是美的象征。在他的《春琴抄》等作品中，读者也可以看出其女性崇拜的情结。而且谷崎曾经在一家公馆学习过英语，感受了一番西洋生活，虽然并不是真正生活在西方，但这使谷崎对于西方的文化与生活更加向往。谷崎在《德探》这篇小说中说：“我发现我的心中深切燃烧着艺术上的追求，已经不能满足于被生于现代日本的日本人所围绕。我现在所生活的这片土地，已经不能满足我对于美的憧憬，必须更加根深蒂固、更加直接地观察遥远的拥有伟大艺术的西洋。必须在那里追求自己憧憬的‘美的对象。我忽然之间心中涌上了强烈的西洋崇拜热。”由此可以看出，在谷崎润一郎的眼中，西方就是“美”的代名词，一切和西方有关的事物都是美好的。

谷崎在《回忆东京》里写道：“如果那时有钱，又没有家庭牵累的话，我一定会飞到西方，过西洋人的生活，以他们为题材写小说，并想方设法在那里多待上些时日，大正七年我去中国旅行，是为了稍稍慰藉一下这个没能实现的异国梦。”谷崎描述他去中国旅行时的经历，认为西洋就是“整齐的街道，干净的路面，漂亮成排的洋楼”，只要符合这个条件，任何地方都可以是“欧罗巴”，因此他走在上海和天津的租借地时，感觉自己“好像踏上了欧罗巴的土地”。由此可见，谷崎润一郎的中国情结是在无法实现自己的西洋梦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因此此次中国之旅原本就是谷崎在自己的幻想之下促成的，到达中国之后对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进行美化，极力促使其符合自己的“臆想”，谷崎的这种“臆想主义”也就有迹可循了。

三、谷崎润一郎的中国趣味

谷崎润一郎的中国趣味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来看，分别是第一次访华前、第一次访华后和第二次访华后。第一次访华前，由于从小学习接触汉学的原因，谷崎对汉学已经有了比较深的造诣。这一点事实上和同一时期的其他文人一样。但是，正如芥川龙之介所说的一样，他们学习的汉学之美与真实的中国之间实际上是存在一定差距的。

与其他文人不同，第一次访华之后，谷崎润一郎对中国的情结却大大增强，达到了其中国趣味的巅峰。他先后创作了《中国旅行》《南京夫子庙》《秦淮之夜》、《苏州纪行》《中国观剧记》《西湖之月》《庐山日记》《中国的菜肴》《中国趣味》等中国游记题材的文章，甚至谷崎曾经在《回忆东京》中说，第一次访华之后使他更加厌恶日本。结合之前所述的谷崎的西洋崇拜和中国幻想，可以认为谷崎第一次访华后对中国的喜爱一方面是作为西方映象的“臆想”，一方面也是为了逃避当时日本从旧日本向新日本过渡时混乱的社会现状。

谷崎润一郎第二次的访华却是高兴而去、失望而归。第二次访华之后，谷崎只写了《上海见闻录》和《上海郊游记》两篇文章，并且从此放弃了中国趣味。这是因为第二次访华与第一次不同，第一次访华的谷崎只看见了中国的“表面”，即中国的景、人、美食，这还可以使谷崎为自己的“臆想”找到一点点的依据并且腾出一点点的“臆想”空间，但是第二次访华他更深层次地接触了中国的现实。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最为丧权辱国的时期，先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后又遭遇八国联军入侵。在“一品香旅馆”，谷崎与田汉、郭沫若等人彻夜长谈，他发现中国已不是他“臆想”中的乐土，而是被列强欺凌下的贫穷、观念落后的、使文人墨客无法施展才华的地狱。郭沫若当时评论说：“日本与中国不同，现在的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日本是借了钱自己来使用。而在我国，外国人要来就来，把我们的利益和习惯不放在眼里……我们看着他们这样做却一筹莫展，任人蹂躏宰割。我们的这种绝望的、眼睁睁等待着灭亡的心情……”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发展已不如日本，又怎么能够再支撑起谷崎的中国“臆想”呢？因此，谷崎受到了当头一棒，这种“臆想”被彻底打破。谷崎再也没有坚持中国趣味创作的理由了，放弃中国趣味也是必然的结果。

四、“化丑为美”——谷崎的“臆想”主义与“洗白”主义

谷崎润一郎的“臆想”主义与“洗白”主义在其中国游记的诸多作品之中均有所体现。作为唯美主义作家，谷崎很善于“化丑为美”，即便有不足之处也能够立即“洗白”。

谷崎在1919年2月撰写的《秦淮之夜》中写道：“也不知是小便还是食物的油水，有些地方流淌着黑水。白色墙壁——其实已脏成了深灰色，上面满是污迹……”像这样负面的描写在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中也不占少数，不过谷崎与芥川不同，在这样的描写之后立即笔锋一转，“自我洗白”似的说道：“月亮投下了朦胧的光晕，只有这部分犹如电影中的夜景一般有点光亮。这样说来，这条小巷的情景和我们在电影中屡屡见到的流氓的帮手逃進来或是侦探等跟踪尾行的西洋小巷的景色非常相像。”这样的唯美主义笔法瞬间把读者带入了老电影似的画面感中，似乎所有的“不洁”都像是为了营造这样的“西洋小巷”而特意呈现的。这不但没有了反感，反而增添了一种趣味。由此可以看出，不管眼前的景象有多么不尽如人意，只要能够找出一点点和谷崎的西洋幻想吻合的地方，都可以作为谷崎“臆想”的一个素材。

西湖似乎是那一时期来访中国的文人墨客必去之处，在《西湖之月》中，谷崎乘坐画舫游到湖心深处，穿过古老的石桥，突见一具女尸躺在水草上。谷崎却开始细致唯美地描写起这具“美丽的女尸”来，“她高高的鼻梁几乎要露出水面……也许是浸湿在水中的缘故吧，反倒像一个真人似的具有弹性，青灰色的甚至有些黛黑的脸色，也如洗去污垢似的又重新恢复到了白净的模样……诸君可以想象这是一个怎样澄澈清朗的月夜了……”谷崎把这具拥有“常在混血儿身上看到的肤色”的女尸描述得唯美、静谧，仿佛是生活在世外桃源的仙女一般。想必若不是访华之前早已有着深深的中国幻想，若不是那具“女尸”有着“混血儿的肤色”满足了谷崎的西洋崇拜，其也无法如此泰然地将其细致美化一番吧！

第二次访华却不见了第一次访华时的“洗白”主义，谷崎在1926年2月撰写的《上海交游记》中，与欧阳君等人谈到戏剧时提到，“上海的中国戏剧染上了一种低级趣味”，“去年我在关西看过绿牡丹的《神女牧羊》，最后的部分像是模仿足尖舞的舞蹈到底算是什么呀……这种场景却去模仿别人，那场舞跳得真蹩脚。听说这还是绿牡丹的得益之作，我真是无言以对”。这一次的写作手法和语气与之前完全不同。谷崎在与中国文人深度接触之后，既看清了中国贫穷、半殖民地的社会现实，打破了他的中国幻想，又看到了西洋军阀对中国的欺凌，打破了他的西洋崇拜。并且对上海的发展迟缓颇为不满，上海的各方面已不如日本东京了，感觉落后得多。以上三点把谷崎所有的“臆想”摧毁了，于是他的手笔开始变得尖锐，不再为了他的“臆想”而“洗白”。

五、结语

作为从小接受汉学教育和西洋教育的谷崎润一郎，大半生都在疯狂地追求西洋文化，因为条件的限制没能远渡西洋，他转而选择了前往中国。由于怀有深厚的西洋情结，谷崎来到中国后发现许多中国城市和“臆想”中的西洋有相似之处，因此催生了他的中国趣味，其作品在写作手法上多次体现出谷崎唯美的“洗白”主义，把不尽如人意之处反而描写得美妙浪漫。第一次访华后谷崎的中国趣味题材的创作达到了巅峰。然而，第二次访华期间，谷崎在与中国的青年文人交流之后，看清楚了中国当时贫穷落后的社会状况，也看清了西方军阀恃强凌弱的丑恶嘴脸，打破了他一直以来的西洋“臆想”，由此放弃了他的“臆想”主义与“洗白”主义式写作。

（江西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作者简介：李梁小娟（1993-），女，江西南昌人，硕士，研究方向：中日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