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形象的人格结构分析

吴泽宇

摘要：《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本文尝试使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来解读小说中的阿Q形象，文本中阿Q的本我与自我始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然而超我却更多地体现在文本的叙述者身上。人格结构的新视角给予我们与传统阐释不一样的阿Q，不一样的《阿Q正传》。

关键词：人格结构;本我;自我;超我;阿Q正传

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语言简洁犀利，思想沉郁深邃，对国民性进行了一针见血的挖掘和剖析。阿Q形象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他作为落后中国人的群像的投影受到批判，但将这熟悉的观念放下，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再次审视《阿Q正传》，可以发现阿Q形象的其他意蕴。鲁迅是中国最早接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现代小说家之一，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我》中提出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 ego）的人格结构，人格结构理论可以作为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精神分析的符码。人格结构中的三者在精神活动中始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它们的特定关系决定了人的精神处于何种状态：相互平衡则是人格的健康发展，反之则会出现反常的状态。阿Q作为动荡时代背景下的一个平凡人物，可以用人格结构对其进行分析。

一、冲动的本我

本我是人格中原始的非理性的意识结构，是人格形成的基础，自我与超我都是从本我中分离出来的，本我由先天本能及原始欲望组成，与肉体紧密联系，追求个体欲望的释放，饿了渴了就要吃喝，对生存本能和性本能的追求如同动物本能冲动一般。弗洛伊德提出本能的观点，“把本能分为两种：一种是性本能或叫做爱的本能，它是一个非常惹人注目和比较容易研究的本能”[1]，“第二种本能不这么容易表明;最后我们把施虐狂看作它的代表”[1]。前者包含了性本能或是带有性本能的升华的冲动，以及自我保存本能;后者则是带有恨和破坏的冲动。阿Q在文本中的许多行为都表现出本我的冲动。

阿Q的行为中具有本能的冲动，遵循着弗洛伊德所谓的“快乐原则”，即不考虑现实环境，只追求可以马上获得的快感与满足，阿Q在很多情况下只是趋于本能行事。首先是阿Q的攻击欲望。阿Q的头上有癞疮疤，经常受到未庄闲人们的调侃，此后便会打起来，尤其是与王胡的矛盾，他心里瞧不起王胡，但王胡抓的虱子比他多咬的比他响，他便挑衅攻击王胡。阿Q打人的行为带有本我本能的冲动，攻击行为带有破坏的冲动，他没有考虑现实中自己是否是王胡的对手。其次是性本能冲动。阿Q在酒店门口，走到迎面而来小尼姑面前伸手去摩她的头皮，此后又扭住她的面颊用手拧了一下。他调戏小尼姑的行为无意识中暴露出他的性本能冲动，晚上在土谷祠睡觉时想女人想得睡不着，后来在赵太爷家舂米时，没有压制住体内的冲动，跪到吴妈面前，“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2]。无论调戏小尼姑，还是对吴妈的“告白”，都是阿Q的本我占据了上风，性的欲望的爆发。最后是生存的本能。阿Q将家当赔偿给吴妈破产了，未庄人不再找他做工，他没有收入，也无东西可当，生计成了问题，在静修庵的田中偷萝卜充饥，然后进城，为了生计依旧做偷鸡摸狗的勾当。本我中的生存问题压倒一切，促使阿Q去偷东西填饱肚子。阿Q在本我的攻击欲望、性本能以及生存本能的驱动下，做出了不符合社会规则的行为，这些行为本身都满足和释放了压抑在社会道德之下的欲望。

二、受压抑的自我

自我是从本我中分化出来的，个体在社会中生活、后天的学习和对外界环境适应有利于自我的发展，学会用社会上合理的方式来满足需要。自我遵循的是“现实原则”，包含法律和道德的约束，自我是本我与外部接触的中介，对本我的非理性冲动进行控制和压抑，本我则为自我提供动力。弗洛伊德认为自我像“骑在马背上的人，他必须牵制着马的优势力量;所不同的是：骑手试图用自己的力量努力去牵制，而自我则使用借来的力量，这个类比还可以进一步引申。假如骑手没有被马甩掉，他常常是不得不引它走向它所要去的地方;同样，自我习惯于把本我的欲望转变为行动，好像这种欲望是它自己的欲望似的”[1]。自我在现实需要与本我的非理性需要之间起调节作用，将本我的非理性需要转变为符合社会现实规则，自我才会行动满足本我。

“精神胜利法”是阿Q自我的重要体现。他与人发生口角时总是会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2]，他头上长了个癞疮疤，他便想到忌讳的办法，把“癞”的读音都讳了，只要有人犯了忌讳，他疮疤就会通红发怒，未庄的闲人调侃他，扭打起来，他总是吃亏得多，之后便改为怒目而视。阿Q在现实中被打败了，产生了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安慰自己，“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2]，第一個“自轻自贱”的人，这些都是阿Q挨打之后的精神安慰，也是他战胜敌人的方法。阿Q的自我在现实中极为失败，工作是短工，相貌不佳，与人争斗总是吃亏，经常受到侮辱欺悔，本我的欲望在自我中完全无法实现，但是在“精神胜利法”的帮助下，却可以平息和压制本我的欲望，因为在精神上自我始终处于虚伪的“胜利满足”的状态，现实中只要不涉及生死和性的问题，自我都可以使用“精神胜利法”压制和控制本我的欲望。

阿Q的自我还表现在他要参加革命。阿Q的本我中带有恨和破坏欲，恨的是欺负过他的未庄人，想要破坏现有的秩序自己当上老爷，但在自我的压制下自然无法表现出来，但革命的到来恰好给了这股恨和破坏欲发泄口，故而表现出阿Q参加革命。当阿Q在未庄高喊造反了之后，赵老爷也对他尊敬起来，这使得阿Q的本我和自我都获得了满足。阿Q本我的恨和破坏欲表现在现实的自我中就是革命，企图破坏现有的社会秩序，以满足本我与自我的需求。

三、叙述者的超我身份

弗洛伊德认为“在自我中存在着一个等级，在自我内部存在着不同的东西，可以把它称作‘自我典范或者‘超我”[1]。“自我典范适应人们所期望的人的任何高级本性是容易的”[1]，超我是包含着人的任何高级成分——宗教、道德、社会感情等等，超我按照伦理道德活动，处于人格中最高的位置。超我是本我和自我的监督者，抑制本我不符合社会的行为，促使自我拥有更高的人生目标以及达到完美的人格。

《阿Q正传》中体现超我的是故事叙述者。文本中，叙述者一开始为阿Q做传就谈到了为什么取“正传”二字，以及不确定阿Q的姓名籍贯和先前的“行状”，这意味着在叙述人的心理其实是有一个道德伦理的评判标准。叙述者对阿Q的描述始终带有感情色彩，对“精神胜利法”的讽刺，对阿Q行为既有同情又有批判。叙述者以讲故事的口吻述说阿Q的故事，叙述者本身高于文本，在讲述中处于超我的位置，他自然带有“人的高级成分”，他的良知、理性、社会感情都高于阿Q所处的社会环境，这个标准被不留痕迹的用于阿Q这个人物身上，然而阿Q没有能力也没有意识到超我的存在，临死前对社会的认识已毫无意义，所以我们在阅读文本时才会感受到极为强烈的社会批判性，超我的表现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读者的情感，使读者的情感不再流于表面，读者也对于叙述者超我的价值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超我的叙述者对于文本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四、结语

从个体的角度，运用精神分析理论解讀阿Q这一人物形象是具有意义的。阿Q的自我始终控制他的行为，只有在涉及到生死与性的时候，本我的力量才会直接显现出来，“精神胜利法”和革命都是在自我的调节下，将本我的本能冲动调节为符合社会规则的行动。超我是自我典范，在文本中更多地体现在叙述者身上，叙述者将他更高的要求展现出来，也体现出阿Q本我与自我的缺陷。阿Q作为个体，具有自己的人格和心理感知过程，他的行为是在本我与自我的控制下完成的。就个体而言，文本中的阿Q缺少超我，故而缺乏对本我的监督控制，社会现实对于人格的塑造具有影响，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阿Q这样的底层人民只能满足本我生存的需要，人处于社会现实之中，因而有了自我，高层次的超我很难出现在只为生计劳累的底层人民中的，只会出现在叙述者这样的知识分子中。故而叙述者具有比阿Q更高的层次，同情亦或是批判阿Q的形象，整个文本也才显现得真实合理。分析阿Q的人格结构我们可以发现，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阿Q的人格中缺少了超我的部分，他无法顾及精神上更高层次的需求的呼唤，他的行为中只充满了本我与自我的角力，这些都让他的落后性有了更多的解释。

参考文献：

[1][奥]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M].林尘，张唤民，陈伟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2]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同心出版社，2014.

[3]王光荣.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的演变及其影响[J].西北师大学报，19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