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诗学视角下叶芝诗歌中的理想“异托邦”

刘康迪

摘要：理想“异托邦”是西方战争背景下凸显东方和谐境遇的异形状态。空间诗学视角下，叶芝欲以“异托邦”超悲剧的艺术和解方式探寻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动向，排解对自我生命将至尽头、人类文明将至终点的慌乱与恐惧，同时完成对“世界性的爱尔兰文化”的构建。

关键词：空间诗学;叶芝;天青石雕;异托邦

20世纪下半叶，后现代主义者突破了时间、历史等传统维度，将视野引向了空间领域。“空间诗学”是文学研究中“空间转向”的重要理论。“空间”不再视作简单布景，而被挖掘出更深的隐喻意义。“人既建构了空间的意义，也为空间所建构。因此，空间是建立在主体的体验性基础上的社会空间，承载着丰富的社会意义和文化内涵。”[1]人物活动在一定的空间内，以主体体验方式与“空间”进行互动。同时，“空间甚至能确定文学作品的最终指向。思想性、艺术性均来源于此。”[2]以“空间化的逻辑”理解叶芝后期名作《天青石雕》，有助于阐述叶芝诗歌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天青石雕》描写的是西方遭受战争破坏的混乱空间和东方和谐超越的理性空间之间的异形状态。叶芝打破了世界背景中“空间”的同质样貌，以异于现存秩序的“空间”破除一切惯式。《天青石雕》的深刻性在于，叶芝把对“茵纳斯弗利岛”的幻想，转向了“现实世界中包含的、不从属于已知秩序的颠覆性异类”[3]，以此对抗习惯的、固定的现存秩序。

一、“异托邦”的想象

叶芝晚年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与暴力。战争的危机中“调色板”、“提琴弓”甚至是“欢乐的诗人”都已被厌恶。它们分别对应着美术、音乐和文学。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女人们认为只有“严厉”的政治行动才是保全性命的首要举措。叶芝开篇以西方世界为一个抽象的空间。欧洲人处在战争阴云笼罩的“空间”中，“如果不采取严厉的行动，/飞船和飞机就会出现在天空”。战火中的“空间”气氛凝重。最可怕的是即将发生却害怕发生的事情。“空间”内部暗含了“热”。作为“热锅上的蚂蚁”，欧洲人所怀焦虑和炸弹、火药等，都升华为一个“热”的场。它是20世纪处在水深火热、焦虑失望状态中人类生活的真实写照。

面对危机，叶芝作为有识之士写道：“他们迈步来了，或乘着船，/骑着骆驼、马、驴或骡子，/古老的文明已经毁完。/他们和他们的智慧再无踪迹：/不见卡里马瞿斯的工艺品，/他曾摆弄着大理石，仿佛那是青铜;/他制出的帷幕，随着吹过角落的海风/似乎站起了，真栩栩如生。”“乘船”“骆驼”分别象征着希腊海洋文明和阿拉伯陆上文明。他们在历史上已经迈步走过。叶芝认为“他们和他们的智慧再无踪迹”。希腊和阿拉伯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处于东西方的交界地。“空间”内没有西方矛盾与冲突的焦灼，只有一种已死的平静力量。卡里馬瞿斯是希腊化时代的艺术家。无奈命运只能使其杰作“站立一日”。叶芝认为，人类文明两千年经历一次更替。日前，又近两千年的更替期。叶芝对“女人们”焦灼描写告诉我们：战争只是潜在的，而人类文明的倒塌才是西方人在无意识状态下感到焦灼的深层次原因。

希腊、基督文明两个“空间”中连续上演的大戏落幕之后，叶芝没有失望。根据“历史循环论”，必会出现一种文明取代日渐衰微的基督文明。于是，叶芝的视角转向了生日那天朋友送给他的礼物——天青石。三个中国人和长生不老的长脚鸟处在怡然自得的东方空间中。叶芝特意将东方空间描绘为“依然积雪”、“彷佛是瀑布或雪崩”的寒冷环境。寒冷“代表着超越自我、超越个人的艺术形式，因为任何个人都会腐烂败坏，真正的艺术应当被包装在寒冰和盐里，从而进入精神的完美与永恒。”[4]寒冷代表着一种镇定和从容。他们要听悲哀的音乐并演奏。面对着悲剧性的景象时，他们的眼睛里充满了欢乐。东方空间是一种“异托邦”。福科提出了“异托邦”的空间概念：它是现实生活中切实存在的场所，凸显另一个现实生活中的理想状态。它“本身即在时间之外，是时间所无法啮蚀的，在一个不动的地方，如此组成对于时间的一种连续不断的、无定限的积累的计划。”[7]东方“异托邦”以现存秩序的对立姿态出现。叶芝认为，人类文明两千年就有一次循环，东方则是叶芝关注的焦点。这个空间彷佛已经凝滞在时间的轴线上。他们开始演奏，欢乐无限。异托邦的空间内部与西方世界相比，少了纷飞的战火。处在水深火热中的欧洲人羡慕宁静而美好的东方异托邦。

二、舞台内外——悲剧与超悲剧

叶芝试图把舞台作为一个空间。“大家都在扮演他们的悲剧，/哈姆雷特和李尔，大摇大摆，/这是奥菲莉亚，那是科德莉亚。”西方人的生活就像舞台正在上演的悲剧。对抗、冲突是西方悲剧的核心所在。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认为悲剧主人公在程度上高于高人，却无法超越环境。20世纪西方局势动荡，欧洲人深陷危机，开始寻求困境中的出路，这与古希腊悲剧中的英雄毫无二致。人人都是哈姆雷特、李尔王或是奥菲莉亚、科德莉娅。当苦难必然降临、厄运无法逃脱时，英雄承担一切。所以叶芝说：“他们，如果最后一幕的时候还在/那巨大的幕布即将降落/要无愧于戏中辉煌的角色，/就不要中断他们的台词痛哭。”叶芝意识到悲剧的“喜乐性质”。悲剧起源于“酒神颂歌”。酒神精神要人类正视悲剧性的人生，在悲剧中宣泄情感达到自弃，在毁灭的瞬间窥见真理。“欢乐”把一切恐惧驱散。“在舞台之中”是西方人命运的隐喻。在舞台这一空间里，不要以痛哭的方式面对厄运，而要在悲剧的高潮中享受快感。这也是叶芝对开头发出歇斯底里呼喊的女性的告诫：要以“艺术化”的英雄的姿态对抗难以逃脱的悲剧性命运。英雄对命运的思索和反抗是艺术的精华与核心。最后一幕结束“不能增加一寸、重上半磅”，天国已在脑海中降临。至此，诗歌达到了最大的张力。只可惜，悲剧只是欧洲人宣泄情感的工具，不能解决危机。真正的救赎要另寻出路。

叶芝将视线转移到这块天青石上，并发现了秘密。“天青石上的每一点瑕疵，/每一处无意的裂缝或痕，/仿佛是瀑布或雪崩，/或那依然积雪的坡峰。虽然樱树和梅树的枝梢/准使那些中国人爬向的/半山腰的房子无比可爱，而我喜欢想象他们坐在那个地方，/那里，他们凝视着群山、/天空，还有一切悲剧性的景象。”在东方世界的“异托邦”里，中国人有自己的救赎方式。天青石上的人物所处的环境毕竟是孤寂冷漠的。他们凝视着“一切悲剧性的景象”，展现了置身“舞台”空间之外的怡然与自得。中国人救赎方式是“超悲剧”的。他们望着“舞台”中难逃命运的欧洲人。[5]东方异托邦却能远离喧闹。在叶芝眼中，三位中国人已是“得道者”，他们与天地万物合一，与“道”的“无”合一，直至绝对的自由。“诗的后段已不再写景……一切时空、物我的界限都消解了，物我合一，天人合一。”[6]叶芝惊讶于东方“异托邦”解决危机的方式。西方人对抗命运，充满“二元对立”的冲突。如果说“舞台”上的悲剧是以“对抗”的方式进行救赎，那么在“舞台”之外的中国人则是以和解的“超悲剧”的艺术方式消融、化解矛盾。“一个人要听悲哀的音乐，/娴熟的手指开始演奏，/他们皱纹密布的眼睛呵，他们的眼睛，/他们古老的、闪烁的眼睛，充满了欢乐。”悲哀的音乐在群山、天空中回响，人与寒冷的空间融合为一。“超悲剧”的艺术为人塑造了一颗“宇宙的心”：即使深陷危机，也能达到绝对自由。在叶芝看来，这正是“东方异托邦”超越于西方所在。诗人观赏天青石的宁静与三位中国人内心的宁静融为一体。

三、基于“空间”意象的主题探索

叶芝诗歌从早期象征主义的哀伤、瑰丽发展到中期象征主义的简洁、硬朗，再到后期象征主义对人生与艺术的哲性思考。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叶芝目睹了血腥和暴力，看到了生命的脆弱与短暂。处于晚年的叶芝意识到生命终究会凋谢，自己也不例外。艺术的永恒为他的短暂的生命带来了些许安慰。无论是西方的悲剧、东方的音乐还是天青石雕这个艺术品，在叶芝眼中，它们承担着救赎的功能，都要好过“女人们的方式”。以英雄的反抗或是以超然的态度，艺术总能使人得救、使人意识到苦难中的欢欣。

此外，叶芝的诗歌始终不离爱尔兰民族与文化这一主题。“晚期的叶芝冲破了他早、中期的创作樊笼，将爱尔兰文学与世界文学熔铸一体，通过世界文学的三棱镜折射出他自身的爱尔兰主题。”[7]他用构建的“东方异托邦”联结爱尔兰。爱尔兰在欧洲始终处于边缘地位，一直被视作“蛮族”。叶芝试图破除西方社会对爱尔兰的成见。在“西方中心论”盛行的年代，这更为叶芝以“空间再现”方式连接爱尔兰文化与中国文化提供了契机。晚年的叶芝着眼于实际，不再抱有“茵纳斯弗利岛”那样浪漫、单纯的幻想，而是要把“雪一般”冷静的东方文化容纳至爱尔兰文化中，完成“世界性”爱尔兰文化的构建。“东方对于爱尔兰来说是重要的，东方的超自然力量和凯尔特的神秘精灵一样具有智慧之美。”叶芝以跨文化的方式，打破封闭的文化圈，爱尔兰的民族性与世界融为一体，达到了绝对自由的境界。他提出：“现在是我们学习东方并深思熟虑地生活的时候了。”[8]在学习“东方异托邦”艺术与文化的同时，实现“爱尔兰的全球性”。叶芝站在更高的角度，为构建“世界性的爱尔兰民族文化”不懈努力。

四、结语

本诗段落之间似断实续，在空间诗学视角下呈现出了脉络：由西方空间入手，转向过渡地带的希腊，再到“东方异托邦”。它们分别对应诗的一、三、五节。而关于舞台内外的描写则是对西方、东方两个“异质”空间下人类生活方式的补充，它们分别对应的是第二、四节。实际的“地理空间”和暗喻人生境遇的“舞臺空间”贯穿全诗，结构严谨。希腊既是地理上的“过渡”，更是诗歌由“危机重重”的境遇向“乐天净土”转换的交界之处。多重主题在空间的展开中得以表现。诗人叶芝不仅使空间与人类产生互动，还让空间承载了核心的象征意义。异质“空间”的构建使这首诗读来颇有舞台剧场景切换的身临其境之感。难怪叶芝对此诗颇为满意。艺术与思想上的双重价值，无疑为诗歌增添了迷人的气质。

参考文献：

[1]庞玉厚.空间与叙事：《献给爱米丽的玫瑰》的空间诗学[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82-86.

[2]简剑芬.论多丽丝·莱辛小说的空间诗学演绎[J].长沙大学学报，2018，32（1）：110-113.

[3]李双志.情欲的异托邦——试论歌德的《罗马哀歌》与《西东合集》中的空间诗学[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8（6）：9-17.

[4]刘炅.悲剧的欢欣：叶芝的苦难诗学[J].国外文学，2014（1）：61-70.

[5]肖福平.叶芝心灵之旅的中国驿站——重释《天青石雕》与诗人的道家情怀[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5（06）：89-94.

[6]张跃军，周丹.叶芝“天青石雕”对中国山水画及道家美学思想的表现[J].外国文学研究，2011，33（06）：118-125.

[7]赵嘏.爱尔兰——叶芝诗歌的恒定主题[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2（09）：45-46+116.

[8]叶芝.叶芝精选集[M].傅浩编选.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P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