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教育、科举发展与学记繁荣

周杰

摘要：学记在宋代的兴起和政治、经济、教育、科举等有着内在联系。宋代教育的发达，是学记产生的前提条件。作为“致治之具”的宋代科举促进了重教办学形成热潮，学记创作由此旺盛。同时，越来越多科举成功的士人开始通过撰写学记对科举弊端进行批判与揭露。

关键词：宋代;重教办学;科举取士;学记创作

经过三次兴学运动，北宋的学校教育不仅是空前的，而且是绝后的。遍布全国的州县学校，是学记产生的现实基础。另外，作为“致治之具”的宋代科举，是刺激文化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科举与学记的关系十分微妙，一方面科举取士促进了地方官学的兴建，重教办学形成热潮，学记创作由此旺盛。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科举成功的士人通过撰写学记来批评科举的弊端。

一、学记与教育

赵宋政权建立之初，将精力放在内征外战的军事行动上，对教育的关注较少。随着统治的日益巩固，改革科举制度和发展官学的呼声日益高涨。范仲淹很早就认识到兴办教育的重要性，有鉴于因学校教育缺乏，导致科举考试所选拔的人才素质低下的弊端，他将改革科举制度作为教育改革的首要步骤。庆历三年（1043）九月，范仲淹向仁宗提出十条改革纲领，专列教育与科举改革一项——“精贡举”，目的在于通过改革科举促进官学的发展，以实现取士和养士相结合。这必然要求官学提高办学质量，增加学校数量，为广大希望通过科举考试的士人提供求学之所。庆历四年（1044），朝廷下诏“诸路州府军监除旧有学外，余并各令立学”，史称“庆历兴学”，地方官学遍布全国，“州郡不置学者鲜矣”[1]。

庆历兴学中对学记有推动作用的主要是地方建学，即诏令地方州县立学，选派教官，确立听讲日限，规定士人须在学校学习一定时日，方可参加科举考试。这次教育教学改革是在庆历新政的推动下掀起的，三个月后，范仲淹因反对派的攻击被迫离开朝廷，庆历兴学的各項措施亦因此陷于停顿。庆历兴学教育改革的结果是官学数量增加和规模扩大，如作为小州的吉州州学建成后，规模宏大，“学有堂筵斋讲，有藏书之阁，有宾客之位，有游息之亭。严严翼翼，状伟闳耀，而人不以为侈。既成，而来学者常三百余人”[2]。庆历改革虽然使官学数量有了增加，但其办学质量并未明显改善。期间，除太学有石介、孙复、胡瑗等名师先后任教，教学质量明显提高之外。北宋官学发展不力的局面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观。正如苏轼所言：“且天下固尝立学矣。庆历之间，以为太平可待，至于今日，惟有空名仅存。”

庆历兴学失败后，学校教育恢复旧制，然要求再次改革的呼声从未停止。宋神宗即位不久，朝廷上下就如何培养、选拔人才再次展开争论，并由此掀起了一场更广泛、更深入的教育改革，这就是“熙宁元丰兴学”，主持者是宋代改革家、教育家王安石。王安石十分重视学校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的重要作用，其《慈溪县学记》中说：“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熙宁四年（1071）二月，神宗下诏变法，王安石长期酝酿的教育改革方案得以实施。王安石认为变法的关键在于人才，“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3]，而要解决人才匮乏问题，关键就是要改革和加强学校教育，完善人才培养和选拔制度。在熙丰兴学中，王安石对学校教育改革的最主要成果是：第一，敦促地方州县办学，充实地方学校师资，规定各州拨给学校学田作为办学经费。第二，以王安石主持修撰的《三经新义》代替唐代注疏，并将此定为太学和诸州府学的教科书。第三，在太学推行“三舍法”，严格太学升舍制度。“其生员分三等，初入学生员为外舍，不限员，自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逐月考试，试到优等”[4]。

熙宁元丰兴学从熙宁四年（1071）一直持续至元丰八年（1085），时间长达十四年之久，各项改革措施基本上得以实施，对科举制度和官学教育产生重大影响。这次教育改革的结果是官学比之前数量更多。正如朱熹所言：“逮至本朝，庆历、熙宁之盛，学校之官遂遍天下。”[5]

崇宁兴学是北宋第三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兴学运动，倡导及主持人是蔡京。崇宁元年（1102）蔡京打着继承神宗遗志的旗号，向徽宗建议天下皆置学。蔡京曾参与元丰三舍法的制定，由他主持的教学改革首先在太学展开。其次，普遍设立地方官学，增加县学人数，并将三舍法推广至州县学，一度废止科举取士。崇宁兴学从公元1102开始兴起，前后维持近20年之久，蔡京下台后，各项改革措施被废。

北宋学校教育的三次改革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庆历兴学，恢复了久废的太学，此后规模不断扩大，由初创时的百余人，发展为崇宁初的四千人。在教学方法上，从分斋教学法到熙丰时太学的三舍法，再到崇宁时全国范围内升级系统的形成，学校教育的职能逐渐强化，养士与取士真正结合在一起。同时，朝廷还广泛向州县学校赐予学田以资助地方教育。经熙丰兴学和崇宁兴学之后，北宋地方官学相当普遍，并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管理体制和经费保障制度。同时，各种专科教育在宋代也受到重视，经过三次兴学运动，北宋基本上形成了以国子监为主导、以中央太学为主体、地方学校及专科学校配套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官学系统。北宋官学教育体制的充分发展，直接催生了学记数量的增多，也为后世教育奠定了基础。

二、学记与科举

学记与科举有着微妙而复杂的关系。一方面，科举制度是学记产生的重要动力。有宋一代实行科举取士，科举对宋代的政治、文化及文学创作等均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学记创作中。从作品产生的角度看，学记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是科举的催生所致，即因应付科举考试的需要而兴建官学，学记也随之诞生。根据对宋代学记创作的地域统计，宋代官学的地域分布、科举考试录取的地域性与学记写作的地域性基本上是相符合的，即科举取士人数多的路份，往往是此地的官学教育比较兴盛，学记作品数量也较多[6]。从学记的创作者来看，为学校撰写学记的往往是那些科举考试成功的士人。据笔者统计，在北宋的85位学记作者中，史料明确记载考中进士的有62人，剩下的23人中，无记载的占8位，另外还有4人是州学教授，3人为知县，3人为县尉，不排除他们也有中举的可能性。即使按保守算法，62人来看，考中进士的人数占学记作者总人数的比例高达72﹪，如果加上上述的可能性，实际考中进士的人数还要多。这一方面说明宋代的官学教育确实相当成功，另一方面让那些科举成功人士来作学记现身说法，更能激励后学。

另一方面，学记反过来批判科举制度中的弊端。制度本身催生了学记，无论官学还是私学，最初都是为应付科举兴建的。但学记创作并没有因此对科举制度歌功颂德，随着科举各种弊端的显现，涌现在宋人学记中更多的是对科举制度的批评与否定。学记成了宋人批判科举，表达自己“政学一体”政治文化理想的常用文体。王安石的《慈溪县学记》在批评科举取士之弊的同时，指出学校乃为政之本，“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认为国家官员的培养选取，社会精英的塑造、道德风俗的陶冶都应以学校为本。在《虔州学记》中，他提出“故为之官师，为之学，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辩说，诵歌弦舞，使之深知其意……故举其学之成者，以为卿大夫，其次虽未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为士，此舜所谓庸之者也。若夫道隆而德骏者，又不止此，虽天子北面而问焉，而与之迭为宾主，此舜所谓承之者也”。在王安石宏伟的改革蓝图中，官学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他在主持变法期间，就对科举和学校制度进行了改革，他的四篇学记也成为学记史上的名篇，受到后人称赏。又如胡寅的《桂阳监学记》，先列举三代学校的养士之法，“自幼童而教养加焉，皆辅成德行之具，熏陶渐渍，历数十年，德立行修，可以仕矣，然后在上者举而用之，士未尝有求也”，而后将科举取士视为“世远道丧”的表现，抨击其直接导致道德沦丧，科举的弊端既不利于人才的培养，也不利于人才的选择，“世远道丧，科举之法设，父诏其子，兄诏其弟，鼓筐抠衣，登门投碟而觅举，于是洙泗之风扫地尽矣”。

就书院记而言，北宋早期的书院基本上都与科举有密切关系。北宋初期，书院多为补官学之不足而建，其目标是为了满足士人读书的需要，为他们提供学习场所，这和当时的官学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如王禹偁的《潭州岳麓山书院记》中提到书院之建“使里人有必葺之志，学者无将落之忧”;杨亿的《南康军建昌县义居洪氏雷塘书院记》提到书院建成后，效果很好，中举之人以十数，可见此书院也是为读书人进入仕途提供方便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科举的弊病日益显露出来，至南宋，尤其是到了理学家那里，书院以反对科举相标榜。他们看到科举给学校教育带来的危害，看到以科举为要导致的弊端，立志创办书院以区别于官学，重整学风和世风。其中，朱熹对科举的批判是最为严厉的，对科举的危害深恶痛绝，“使知今日学校科举之教，其害将有不可胜言者，不可以是为适然，而莫之救也”。他警示为学者不要钻营科举，否则无可救药。其《衡州石鼓书院记》中明确指出石鼓书院之建“将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课试之业”即指应举。张栻在为岳麓书院撰写的记文中言：“岂将使子群居佚谭，但为决科利禄计乎？抑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词之工而己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7]明确提出书院不是攫取功名利禄的场所，不为培養专攻应举的文词之士，而是培养能够“传道济民”的有用人才。

参考文献：

[1]（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崇儒》2之3[M].北京：中华书局，1997：2188.

[2]（宋）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39[M].北京：中华书局，2001：572.

[3]（宋）王安石.王文公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1.

[4]（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28之7[M].北京：中华书局，1997：2975.

[5]（宋）朱熹.《朱熹集》卷79[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4123.

[6]刘兴国.宋代学记研究[J].文学遗产，2007（4）：58.

[7]（宋）张栻.张栻全集[M].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6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