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行渐远及其他

金志伟

抢军帽

在我小时候，毛主席像章是人人喜爱的装饰品。我有一个瓷质的像章，上面的画面是毛主席去安源。有一次看电影，姐姐把这枚漂亮的像章别在我胸前。在街上没走多远，便被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拽走了。

毛主席像章人人爱，哪个抢到哪个戴。所以人们抢得是冠冕堂皇，理直气壮。被抢者也只能心甘情愿，觉得被抢是理所当然。

在我上初中时，这句话已被改成“绿军帽人人爱，哪个抢到哪个戴”。抢军帽戴又成为一种时尚。

那时候，很多人都有一种军人情结。漂亮的姑娘找对象首选穿绿军装的军人，特别是穿“四个兜”的。“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随着样板戏的普及推广，这段唱词也红透了大江南北。

我一直想有这样一顶军帽。

一天上午，同桌的晓群头戴一顶军帽来到教室，很神气。我很羡慕，就以借《海岸风雷》小人书给他看一天为交换条件，想让他把军帽借给我戴半天。晓群这人从小就仗义，答应上午放学前把军帽借给我。

放学时，晓群把军帽交到我手上，郑重地对我说：“借给你戴一中午，下午上学时还我。”我把军帽捧在手中，发现帽子里还衬着一张白纸，白纸和帽沿都有一种油油的感觉。我把军帽戴在头上，虽然军帽散发出一种难闻的脑油味，像隔年腊肉的味道，但第一次戴军帽我的感觉还是很好的。

正得意间，突然感到头皮一凉。不好，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把我的军帽抢走了。整个中午，我都魂不守舍，不知道下午到校后怎么跟晓群说。那天下午，我早早地来到学校等晓群。好不容易熬到上课时间，我才在教室外面等到了姗姗而来的晓群。晓群看我头上、手中都没有了军帽，再加上我满脸的沮丧，不安地问我：“军帽呢？”我只能如实地说：“被抢了。”“被抢了？帽子是我哥的，他只借给我戴两天，现在被抢了，我哥会把我皮剥了。”晓群脸上有天要塌下来的暗无天日的表情。

那天下午，晓群和我都没上课。我们先在街上闲逛，见有几个人戴着军帽，但都长得人高马大的，我们都没有勇气上去抢。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最后晓群说找他表哥试试。晓群表哥比我们高一年级，曾用一块青砖开了同学脑袋而被学校开除。晓群母亲严禁晓群同这位娘家侄子来往，但这次为了军帽，晓群把母亲的禁令也抛在脑后了。

我们在体育场的后面找到晓群的表哥时，他正和四五个同他差不多大的少年坐在草地上胡侃海吹，每个人嘴上都叼着一根烟。晓群同他表哥说了军帽被抢的事，其中一个脸上长着许多“青春痘”的少年站起来说：“好大的事，再抢一个就是了。”晓群表哥对我俩说：“这是强子。”我们立即对强子点头致意。强子对晓群表哥说：“两包香烟，不能孬于光明的。今晚体育场放电影，我们合伙帮他们抢一顶回来。”

我赶忙回家偷走了抽屉里那包父亲一直舍不得抽的“飞马”烟，晓群也在家摸了一包“东海”烟。当我们把烟交到强子手中时，强子很老到地把烟放在鼻尖上闻了闻，边撕开烟纸边说：“这烟好，飞马，两毛九，小店买不到。”说完一人散一支，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吐出一串从淡蓝到淡灰的烟圈，说：“这烟真不错，军帽包在我身上。”

那天晚上，我没有参加抢军帽的行动。因为晚饭时，父亲发现那包烟不见了，问我，我说不知道。于是父亲就关我禁闭，把我锁在屋子里，连电影也不许我去看。那天晚上体育场放了两部电影，一部是《第八个是铜像》，另一部是《卖花姑娘》。晓群第二天上学时告诉我，那天晚上看电影人不少，但戴着军帽的不多。强子他们在人群里瞅见一个戴军帽的人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电影，这个人个子较高，强子一个弹跳从那人头上抢下军帽就扔给同伴，同伴也迅速地丢给另外一个人。这样接力式的传递，是强子他们事先设计好了的。所以等到那个被抢者抓到强子后，强子的手里已没有了军帽。强子因此饱受了一顿老拳，鼻子都被揍开了花。

这事情过去好多年后，我又调回到了母校工作。有一天，晓群打我手机要我帮一个学生到母校借读，他说这个比分数线少了十分的学生是强子的儿子。我一听说是强子的儿子，不假思索的立即答应了。虽然当年借读很困难，但是强子这个忙我一定要帮。

因为，我还欠强子一顶军帽。

宣传队

宣传队的全称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在普及样板戏的年代，很多文艺宣传队应运而生。我老家的大队也成立了一个。宣传队里有过去唱草台班子的民间艺人，他们平时是种地的农民，农闲时便组织起来走村串户唱一种带哭腔的“倒七戏”，这种“倒七戏”乡下老头老太太们都喜欢听，特别是些老太太们听《小辞店》《休丁香》能听得泪水涟涟。但宣传队的主力还是下放知青和回乡知青们。

宣传队成立前，大队先在各生产队摸底，然后通知知青们来大队部面试，进宣传队的条件是吹拉弹唱必须要会一样，模样还要出挑。更重要是家庭出身要好，要根正苗紅。用大队李书记的话说，要一巴掌能拍到底。挑选出来的人可算是个顶个的，有个马鞍山知青能在大场基上连翻好几个前空翻和后空翻，年轻人好表现，常常在场基上翻出一片叫好声来。后来，我还发现他每天早上喜欢在干渠埂上打拳。于是，这位知青会拳脚的消息就不胫而走了。只有一个人是例外，这姑娘姓伍，是上海下放知青，好像家庭出身是民族资本家。但县剧团来帮忙挑选演员的导演说，所有的人中就数她条件最好，有基础。这样，她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勉强留在了宣传队。

在宣传队留下的人个个都喜笑颜开的，因为再不用顶着烈日干双抢了，还一分不少的照样拿工分。特别是那些从城市来的女学生，再也不用担心秧田里的水蛇和蚂蟥了。

锣鼓一响，脚板就痒。乡村的夜晚是寂寞的，家家户户甚至连煤油灯都舍不得点，这夜就显得特别的漫长。现在大队部里点了一盏汽灯，亮如白昼。大伙儿有事没事都来凑一份热闹，有的人一放下碗就来了。在暗夜里待的时间长了，人也成了趋光的动物。

宣传队排的是现代京剧《沙家浜》。大人们都说演郭建光和阿庆嫂的扮相好，上相。但我更喜欢那个扮演胡传魁的。这人是个大胖子，他的脸上有几粒麻子。他唱那段著名的唱段：“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拢共才有那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时，脸上那不多的几粒麻子也闪着油光。我和几个小伙伴很快就学会了这几句，大家每每聚在一起时，都要学一学胡司令，挺着肚子，粗着嗓子吼一声“老子的队伍才开张”。

汽灯虽然很亮，但纱罩很容易烧掉。一天排练正在兴头上，汽灯的纱罩又烧了。大家手忙脚乱地找手电，换纱罩。汽灯亮了，亮得晃眼睛。一晃间，我看见“郭建光”和“阿庆嫂”的手松开了。

一切照旧。排练继续进行。很快，去公社汇演的时间到了。我们大队的《沙家浜》在公社汇演中独占鳌头，获得第一名。春节前还要代表公社到县里去演出。去县里演出前，宣传队出了点儿事，差点儿耽误了去县里的演出。原因是大家发现演郭建光的小成和演阿庆嫂的小伍谈“乱爱”。那年月，男女青年公开地进行自由恋爱的不多，大家都把谈恋爱戏谑成“谈乱爱”。宣传队成立之初，大队也宣布过不能“谈乱爱”的纪律，但有些事是堵不住的。大家对这样的事也大多持一种见怪不怪的态度，睁只眼闭只眼。但就有人心里不舒服，有次元旦聚餐，那位会翻后空翻的马鞍山知青因多喝了几杯山芋干酒，对小成出言不逊。俩人从动口到动手，小成被马鞍山知青连摔了几个“狗啃泥”。

小成是回乡知青，兄弟七八个。大家都觉得小成被摔脸上没面子，于是，兄弟几个一道来找马鞍山知青算账。马鞍山知青得知消息后，也联系了几个知青点的知青准备应战。幸亏大队书记带民兵及时赶到，才制止了一次流血事件。

县里的汇演结束后，马鞍山知青就招工到县化工厂当了一名工人。后来，我到城里上初中时，还见过他几次，他代表化工厂参加县里组织的篮球赛。他弹跳好，三步上篮动作干净漂亮，是篮球场上的明星。再后来，县里的篮球赛就看不见他的身影了，我问家住化工厂的同学，同学说他调回马鞍山了。

小成和小伍后来成了一家子。恢复高考后，小伍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从此，孔雀东南飞。听说再也没有飞回来过。

剃头挑子

从前乡下没有理发店，也没有理发这个词。那时候，人们把理发说成剃头。理发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需等半个月到二十天左右的时间，剃头挑子来村里时才能剃上一回头。

常来我们申村的剃头匠姓牛，原先我以为是姓“刘”，后来才知道是大牯牛的“牛”。“牛”姓在我们那里比较少见。大人们都叫他老牛，我们一帮孩子就喊他剃头匠。

老牛剃头不收现钱，到年终时一并结账。每户人家给多少钱，全凭良心。实在付不起的，给几个鸡蛋、几斤黄豆也行。

老牛一来村里，总会把剃头挑子停在村口的大皂角树下。那皂角树很粗，须三人合抱。我们一帮孩子对老牛的剃头挑子很好奇，每次都想拉开抽屉看看。剃头挑子一頭是一只火炉，我们兴趣不大。我们感兴趣的是另一头，这一头其实就是一张椅子，由于有些年头了，椅面和靠背都油润有光。后来我才知这就是包浆，是岁月和时光的印记。椅子下面是三层抽屉，像三个百宝箱，分门别类的放着各种理发工具。

老牛剃头，剃得最多的是光头。在乡村，除年轻人喜欢理平头、分头外，小孩子和绝大多数中老年人都喜欢剃光头。剃头时，老牛将剃刀在钢刀布上来回蹭几下，剃刀就更锋利了。老牛一手扶着那脑袋，一手拿着剃刀在那脑袋来来回回走几下，一绺绺头发便被剃下来了。老牛最拿手的绝活是掏耳朵，老牛掏耳朵不说掏，而用一个文绉绉的词：采耳。那些陈年的耳屎被采出来后，老牛用一根细细的鹅毛棒在耳道内轻轻搅动。这时，被搅者的面部表情立即生动起来，有龇牙咧嘴的，有眨眼耸鼻子的，有的人嘴里还发出一种类似呻吟的声音。被采耳后，他们的脸色都好看了一些，嘴里还说着：“舒坦，真舒坦。”

乡下的女人是不理发的，但兰是个例外。

兰是一个安静的女子。她本不属于申村，她来自一个叫上海的大城市。同兰一道来申村的有四五个女孩子，但都陆陆续续的回城了，只有兰还留在申村。兰没能回城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兰的父母一直都在劳教农场里。

兰过去也是不理发的，兰有一根长长的大辫子。可是随着知青点的同学一个个回城后，独自留在申村的兰突然没有了收拾长辫子的心情。兰的辫子原先油光水滑的，村里的妇女们常常忍不住的伸手摸摸，口里不时发出赞叹之声。兰还有一个漂亮的圆镜子。每天早上，她都要在镜子前慢慢梳理这些瀑布般的乌丝。镜中，兰的微笑暗香浮动。兰用的是一种叫作友谊牌的香脂。香脂盒子很好看。有一次我对兰说，你的香脂盒子真好看。兰摸摸我的头说，用完了，盒子给你。过了一段时间，她真的把盒子送给了我。我把积攒了好久的十几枚镍币放在里面，那是我全部的积蓄。我喜欢镍币在盒子里好听的声音。这个香脂盒子是我童年时最重要的玩具，小半年过去了，我一打开盒子盖，盒子里还有一种好闻的味道。

那是兰的香气。

兰一个人留在申村。有一天，兰对坐在皂角树下的老牛说：“把辫子剪了。”老牛瞅了瞅兰身后那根拖到大腿的长辫子，说：“剪了可惜。”“废话少说，留成齐耳朵的。”“真剪？”“真剪。”只有三分钟，兰变了一个人，脸好像都变小了，但还是很好看。

老牛把那根辫子在手中掂了掂，交到兰的手里，说：“送到供销社，至少值十块钱。”

接过辫子的兰转身走了，但我分明看到了她眼中有泪光闪烁。

兰剪短了头发，显得精神了许多。

乡下女人头发长了，相互之间帮忙剪发。只有兰的头发由老牛剪，一个女人的头由一个男人的手摸来摸去，这在上海很正常，但在申村多少有点儿另类。

渐渐的，申村的女人们发现，老牛给兰剪头时，手指跷成了兰花指的样子。老牛的手指比申村所有男人的手指都灵巧、纤细、白皙。这白皙的手指在兰乌黑的发间开成兰花的模样，甚至还有点儿小心翼翼的呵护与怜爱。

其实，申村至少有一半女子都曾在那些辗转反侧的春夜，想象着这兰花指在自己的发间、在身体的其它部位游走着的情景。

在申村，有些事想想是可以的，真要去做就会成为众矢之的。

女人们的眼光就是毒。她们甚至还发现老牛看兰的时候，眼里有水水的东西流出来。她们在私下里断言说，老牛要吃嫩草了。但也有反对这说法的，说老牛根本就是剃头挑子一头热。还有更难听的，说老牛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兰一个上海姑娘，虽不是金枝玉叶，但细皮嫩肉的，申村还真挑不出第二个来，怎么会看上老牛这个老光棍。

好多年后，我在一本诗集里读到扬州诗人曹剑的《上海姑娘》时，眼前浮现的还是兰风扶弱柳、笑靥盛开的模样。

那天，读完《上海姑娘》，我同妻子说起了兰的故事。妻笑我暗恋兰，我说，我当时五岁，暗恋真的只能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妻笑了。

兰最终嫁给了老牛。

申村人都说一朵兰花插在了牛屎上，从此，牛屎不再臭，兰花不曾香。老牛听后说，兰花插在了牛屎上才好，肥足，花才能开得好。

申村人始终不明白兰嫁给老牛的原因。但是，申村人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恒心与决心。村里有一好事者，有天在县城里遇见老牛。俩人在大众饭店里一人喝了一瓶高粱大曲后，此人才从老牛口中得知，兰看上的不是老牛，而是恋上了采耳。老牛说，兰在采耳时会全身抽搐颤抖，能达到前所未有的极致享受。老牛又说，像兰这样的，十万个人中才会有一个。老牛还说，他老牛是运气好，让他今生今世遇到了兰，让他在人近中年时摘了鲜花。

其实老牛并不太老。同兰结婚那年，他刚刚三十五。

那位好事者听了老牛的一番话后，不禁恍然大悟，而且心悦诚服。他明白了自己不如老牛，老牛不但有一技在身，还有敢吃嫩草的勇气。这个懦弱的大队会计，暗恋兰也好久了。但他胆小，始终不敢碰“知青”这根高压线。后来，这位大队会计同村里另一个姑娘结婚了。结婚后的会计落下了一个毛病，就是每次办事前要给老婆掏耳朵，不掏就办不了事。他的老婆不胜其烦，每每都要怨一句：“毛病。”

也真算是毛病。

结婚后的老牛不来村里了，接替他给村里人剃头的是孙师傅。孙师傅来村里，不再挑着剃头挑子。他的行头都装在一个黄色的帆布包里，布包里分层放置一些理发工具。孙师傅一进村，还是坐在皂角树下等。剃头用的凳子、脸盆和热水都由村里人自己带来。

再后来，孙师傅的儿子小孙师傅在村里开了一家理发店。理发店里有能转来转去的皮椅子，光脸时，皮椅还能放下来。人躺在上面刮脸刮胡子，惬意。

但申村的老人们还是喜欢聚在皂角树下面议论小孙师傅的手艺，他们觉得小孙不如老孙，更不如老牛。小孙师傅的理发店有电动的理发工具，但已没有采耳这项服务。申村的老人们时常想念老牛，想念被老牛采耳时的那份舒坦。

十年很快就过去了。小孙师傅把理发店盘给了一个温州人。小孙理发店随之更名为温州美容美发店。夜里，店里的灯光是粉红色的，姑娘们穿得很少的在里面对着行人招手。申村也早已不是一个普通的村子了，县城扩大了，申村变成了一个城中村。

二○一八年一月，我朋友的民俗博物馆在申村落成。开馆那天，我去捧场。博物馆里藏品很多，有八仙桌、罗汉床、红木椅等家具，还有犁、耙、水车等农具，品种很多。其中的一副剃头挑子引起了我的兴趣。朋友对我说：“剃头挑子，现在已少见。尤其这边的椅子是黄花梨的，更为稀罕。”

我打量这黄花梨椅子，觉得眼熟。随手拉开抽屉，抽屉的内面刻着一个“牛”字。

是不是当年老牛的剃头挑子，我不敢确定。

但往事还是被激活，在心头汹涌澎湃。

赤脚医生和救死扶伤

我小时候体质比较弱，最怕去的地方是医院。

那时候乡村缺医少药，一有头疼脑热的毛病，母亲总带我到公社医院去看病。从老家的学校到公社所在地有三里多地，虽然一路上妈妈总不停的鼓励我，但那一路上我的心总是七上八下忐忑不安。

那時候，医院里的墙总是白得有些瘆人。在一片瘆人的白色中，那红色的十字和标语就尤为鲜艳夺目。在大门口的一行标语前，我问妈妈，这墙上写的是什么字。因为在这一行字中，我只认得一个“人”字。妈妈告诉我，这上面写的是毛主席语录：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公社医院里有个姓赵的老医生同母亲是熟人，每次都是他给我看。记得赵老医生个子很高，也很胖。他每次都要我把舌头伸出来给他看，并让我张开嘴长长地喊一声“啊”。有一次，他让我把体温计含在嘴里，叮嘱我千万别咬碎了，说这里面的水银有毒。有个体温计插在嘴里很不舒服，我紧张得满嘴都是口水也不敢咽，只能任其顺着嘴角往下淌。有时候，赵医生还让我把上衣拉上去，用听诊器在我的前胸后背听，听诊器凉凉的，在前胸后背游走，那种痒痒的感觉好长时间都在。每次来医院前，我总是跟母亲说我不打针的。每次我也总是小声地央求赵医生：“我不打针。”很多时间是不打针的，赵医生把一些药片用小汤匙压成粉末状，分别用小纸片包好，告诉母亲怎么服用。有好几次，赵医生还用纸包上几块宝塔糖，告诉母亲我该打虫了。宝塔糖是种能驱蛔虫的塔形糖锭，在嘴里嚼着吃，很脆，也很甜。

过了两年，大队成立了赤脚医生医疗室。医疗室在学校隔壁，刚开始只有一位年轻的医生，年龄不到二十岁，姓孙。我常常到医疗室去玩，同孙医生混得熟了，孙医生那里有一副军棋，我常到医疗室看他和别人下军棋，有时大家都忙，他找不到对手，就教我和他翻军棋。有一次下完一盘后，我看着装在玻璃瓶里的宝塔糖，想吃。他告诫我，药不可乱吃，是药三分毒。虽然这么说，他还是从一个褐色的瓶里子倒出几粒药片，告诉我这个可以吃。我拿着几粒土黄色的药片，想吃又不敢吃。他拿起一粒放进嘴里嚼了嚼，说：“这是食母生，有点儿甜，吃两片不毒人。”几个月后，那瓶食母生都被我陆续当成小糖块儿嚼进肚子里。

过了一段时间，再也没人愿意陪孙医生下棋了，原因是他作弊。那时的军棋都是木质的，质地很软。孙医生就用指甲在司令和炸弹的后面都划了一个记号，司令是一横的记号，炸弹后面是一竖的记号。记号做得很浅，不注意真的不容易发现。经常陪孙下棋的是大尹、二尹兄弟俩，他们下的是暗棋。大尹兄弟俩一人上阵，另一人就当裁判。但不管他们同孙医生对局时如何小心布阵，只要司令一露面，一定会被炸掉，除非司令永远躲在行营里。有一天，大尹的司令又被炸掉了，大尹很沮丧，拿着已经“牺牲”了的司令，在手中反复摩挲，终于发现后面的异样。于是，他又找到孙医生家的司令，发现后面有同样的一横标志。大尹爆发了，一把掀了军棋：“怪不得老子天天输，是你小子作弊，老子不干了！”说完，火气很大地扬长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