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铜承盘高足玉杯

黄明乐

南越王墓主棺室出土的铜承盘高足玉杯（图一），全器由高足青玉杯、托架和铜承盘三部分组成，共有玉、金、银、铜、木五种材质。杯体与座足分由两块青玉雕出，再用一根小竹条作插榫以贯连。座足与承盘底之间有一段距离，故以垫木承托。托架由三龙共衔一块镂圆孔的花瓣形玉片所组成，三龙皆金首银身。托架底部是扁圆形的铜圈，平置在铜承盘的平沿上，承盘折沿、浅腹、平底，下有三个铺首形足。盘腹外壁还饰有三个银制的小铺首。

因整器构思奇妙，玉质精美、精雕细琢、纹饰华丽，出土后引发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和遐想。学者们对其功能、命名等问题纷纷发表意见[1]，有观点认为，《史记·武帝纪》载，武帝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建“柏梁台”，上置承露盘，“铜盘玉杯以承云表之露，以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2]，文献恰与南越王墓所出文物相似，于是乎认为“这件承盘高足杯就是考古发掘中首次出土的‘承露盘”。因为该文物没有发现“承露盘”自铭，遂定名为“铜承盘高足玉杯”[3]。

笔者在检视文献中发现，上文中的这段话并没有出现在《史记·武帝纪》中。关于“承露盘”这个话题，正史和注解都有不少材料，而且对于承露盘的造型有多种说法，这使笔者感到，“承露盘”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笔者希望通过对文献的梳理，能够对我们重新思考铜承盘高足玉杯带来一些启发。

一、汉代人记载的承露仙人掌

承露盘肇始于追求仙道和长生的汉武帝，在《史记》正文中，有两处记载此事，即《史记·孝武本纪》和《史记·封禅书》，內容是一样的：“其后则又作柏梁、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矣”[4]。《汉书·郊祀志》则完全采信《史记》的说法，在《汉书·武帝纪》元鼎二年事中，记有“春，起柏梁台”[5]。据此知该承露仙人掌建造时间为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

班固在其文学作品《西都赋》中也提及承露仙人掌：“抗仙掌以承露，擢双立之金茎，轶埃墙之混浊，鲜颢气之清英。”[6]稍后于班固、同为东汉人的张衡在其《西京赋》中也说，“立修茎之仙掌，承云表之清露，屑琼蕊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也”[7]。

从上述记载可知，所谓“承露盘”一词尚未诞生，当时应该叫“承露仙人掌”，至于仙人掌用何种材质制作也不可知。当时似乎是直接以仙人手掌承甘露。后世建造的铜仙承露台至少不符合汉时的实际（图二、图三）。后人大肆渲染的“以露和玉屑服之”也没有出现于《史记》《汉书》正文中，最早的记载应是张衡《西京赋》的“屑琼蕊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也”。

二、三国人记载的承露盘

三国时期发生了魏明帝从长安迁承露盘至洛阳失败与重建承露盘于洛阳的事件。《三国志》引《魏略》日：“是岁，徙长安诸钟虞、骆驼、铜人、承露盘。盘折，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8]

魏明帝还重铸了承露盘，陈思王曹植留下《承露盘颂铭并序》，对承露盘造型描述之详尽是史无前例的：“夫形能见者莫如高，物不朽者莫如金，气之清者莫如露，盛之安者莫如盘。皇帝乃诏有司铸承露盘，茎长十二丈，大十围，上盘径四尺，下盘茎五尺。铜龙绕其根。龙身长一丈，背负两子。自立于芳林园，甘露乃降……”[9]他在《右颂》中也提到承露盘，“岧岧承露，峻极太清……甘露宵零……高而不倾……固若露盘，长存永贵……”[10]则将承露盘的稳固与国家政权联系在一起。

同为三国魏人的毋丘俭撰《承露盘赋》，内中有“伟神盘之殊异，邈迢迢以秀峙……即而视之，若璆琳之柱，华盖在端。上际辰极，下通九原。中承仙掌，既平且安……”[11]。

三国时人何晏在《景福殿赋》中也有“尔乃建凌云之层盘……清露瀼瀼……”[12]之语。

通过对这段时期史料的梳理，我们发现，与汉代人所称的“承露仙人掌”不同，三国人言必称“承露盘”，可能代表了这类器物形制的细微变化。通过《魏略》中的“徙长安……铜人、承露盘”数语，告诉我们从长安迁走的有承露盘。那么该承露盘是汉武帝所造的吗？唐人李贺在《金铜仙人辞汉歌》中说，“魏明帝……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立置前殿”，鉴于汉武帝后的有汉之世没有建造承露盘的记载，事有可能。假若这个推论为真，那么问题又来了，汉时人的记载不都是“承露仙人掌”吗？怎么到了这里又冒出一个“承露盘”来，这又该如何解释呢？结合文献，笔者推测，汉版本的“承露仙人掌”重点突出的是仙人的巨掌，巨掌内还应放置着一个承露盘，由于盘被藏在掌中，不太容易为人所注意，所以汉代人无一例外都称“承露仙人掌”;魏明帝移徙的承露盘折，“铜人重不可致”，并大发铜铸翁仲、黄龙、凤皇。他铸造的三国版“承露盘”重点突出的则是铜盘，而且是“层盘”，“中承仙掌”，近而观之，“若璆琳之柱，华盖在端”。这个转变的原因是什么？史籍没有明说，但曹植的“盛之安者莫如盘”和“固若露盘，长存永贵”，毋丘俭的“中承仙掌，既平且安”，或许能透露一丝端倪，承露盘已经同政权稳固联系在一起，而不仅仅是追求长生的了。

三、其他记载中的承露盘

除了正史或辞赋的记载，在《史记》《汉书》的注解或其他书籍中，也有关于它的零星记载。

《史记》和《汉书》除了正文内容一致，连对于“其后则又作柏梁、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矣”这段话的三家注，内容也完全一样。“集解”中苏林日：“仙人以手掌擎盘承甘露也。…‘索隐”《三辅故事》日：“……以铜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饮之。”以及《张衡赋》的“立修茎之仙掌，承云表之清露”[13]。

本文开头提到的“神明台，武帝造，祭仙人处，上有承露盘，有铜仙人，舒掌捧铜盘玉杯……”，经查证，出处不是《史记·武帝纪》，而是《三辅黄图》引的《庙记》[14]。类似的内容也出现于《汉武故事》中：

令人升通天台……上有承露盘，仙人掌擎玉杯，以承云表之露。元凤间自毁，椽桷皆化为龙凤，从风雨飞去。[15]

最后两则材料均认为承露盘带玉杯，显得尤为突兀，后人引用率还很高。笔者却认为，这两则材料可能有杜撰的成分，不可信以为真。理由如下：

其一，汉代人的记载及《史记》《汉书》三家注，均没有提到玉杯，魏明帝从长安迁承露盘失败及重铸承露盘的事件中，也没有玉杯的影子。假如玉杯作为承露盘的构件，司马迁等人是不可能吝啬笔墨的。须知，玉杯或玉卮在汉代是多么珍贵的器物，我们在《史记》《汉书》中可以找到不少记述玉杯（卮）的例子。

其二，从逻辑上看，“取云表之露”的事情，没有很宽阔的盘形物（仙人巨大的手掌）是根本无法收集到的。《初学记》云上林苑中有池十五所，其一日承露池[16]。可佐证在开阔宽敞的场所（器物）中才能“零露是集”（曹植《承露盘赋》），用玉杯无法完成这一任务。

其三，再看《三辅黄图》和《汉武故事》的记述，前者说“上有承露盘，有铜仙人舒掌捧铜盘玉杯”，后者云“以铜作承露盘，仙人掌擎玉杯”。仙人掌擎的物体也不一致，是玉杯耶？还是铜盘加玉杯耶？既以盘来集露，又何必将无法实际承露的玉杯掺和进来？笔者推测，玉杯的出现可能与“屑琼蕊以朝餐”有关，进而想象着直接用玉杯来承接甘露。

四、结语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仙人掌擎玉杯”这类材料不足信，玉杯作为承露盘的构件没有文献支持。南越王墓所出的铜承盘高足玉杯应不是承露盘，也不会是承露盘的微缩版。黄展岳先生曾指出：“或以为铜承盘高足玉杯是‘承露盘，套用汉武帝建章宫神明台置承露盘的故事，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是极有见地的看法。他的理由是玉杯口太小，与建章宫承露盘相比有天壤之别！[17]（图四）笔者认为除了这个理由，从形制的角度看，通过上述文献也可以看出，汉代及稍后三国的承露盘（承露仙人掌）都与南越王墓所出的有较大差别。

当然，这件器物形制如此奇特，如此精雕细刻，并且出土于墓主头顶，它必定是一件有特殊功用的器物。或者它是用来祭祀，参与敬天法祖活动的器物，或者如黄展岳先生所说——“是供观赏摆设的精致工艺品，无实用价值。说南越王生前曾用它来冲服玉屑或其他药石，事有可能”[18]。

再或者，它是作为承露盘的相关之物，“用大盘或盆等置于高处承接甘露之后再蚪入玉杯中，以露和玉屑服之”[l9]。这也是有可能的，但它绝不是承露盘本身。

[1]麦英豪：《南越文王墓》，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94-95页;黄展岳：《高足玉杯赏析》，载《南越国考古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53-158页;全洪：《战国秦汉时期的玉制容器考略》，载《广州文物考古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99-109页;胡在强：《秦汉高足玉杯即“方诸”考证》，载《西汉南越国史研究论集（一）》，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123-129页。

[2]麦英豪：《汉玉大观——象岗南越王墓出土玉器概述》，载《南越王墓玉器》，两木出版社，1991年，第49页。

[3]麦英豪：《南越文王墓》，第94-95页。

[4]（汉）司马迁：《史记·武帝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17页;《史记·封禅书》，第1134页。

[5]（汉）班固：《汉书·郊祀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220页;《汉书·武帝纪》，第182页。

[6]（汉）班固：《西都赋》，载《昭明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8页。

[7]（汉）张衡：《西京赋》，载《昭明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0页。

[8]（晋）陈寿：《三国志·明帝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5页。

[9]（三国）曹植撰，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十九《承露盘颂铭并序》，中华书局，1958年，第1154页。

[10]同[9]，卷十九《右颂》，第1154页。

[1 1]（三国）毋丘俭撰，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十九《承露盘赋》，中华书局，1958年，第1277页。

[12]（三国）何晏撰，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十九《景福殿赋》，中华书局，1958年，第1272页。

[13]（汉）司马迁：《史记·武帝纪》，第318页;（汉）班固《汉书·郊祀志》，第1220页。

[14]何清谷：《三辅黄圖校注》，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170页。

[15]佚名：《汉武故事》，《鲁迅全集》卷十八《古小说钩沉·小说备校》，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第251页。

[16]同[14]，第257页。

[17]黄展岳：《高足玉杯赏析》，第156页。

[18]同[17]。

[19]全洪：《战国秦汉时期的玉制容器考略》，第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