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国”异国新娘归途难料

如果不是因为“伊斯兰国”的失败，“圣战士”的女人们可能不会选择回到西方。英国政府所担心的，在于其可能成为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和隐患。

“英国目前还没有处置参与伊斯兰极端组织国民的相关立法，如果让她们回国，英国司法系统将难以对她们审判和惩罚，难以以儆效尤。”过往案例证明，对于不冲在一线作战的“圣战新娘”，比起诉“圣战士”更难。

美国、德国、法国、丹麦等国半公开地在叙利亚库尔德控制区建立情报站，鉴别本国战俘。一旦鉴别出战俘的国籍，就宣布取消其国籍，以绝其回国的路径。于是，这些无人认领的战俘，往往又重新被关回到库区的临时监狱里。

南方周末记者 郑宇钧

在第三个孩子死于叙利亚后，19岁的英国女孩贝古姆（Shamima Begum）困在难民营，她的去向依旧悬而未决。

2019年2月17日，她生下男婴贾洛（Jarrah）。产后数小时，她就在英国天空电视台新闻的镜头前说，如回英国，她很害怕孩子会被政府带走。贾洛正被另一名身着全黑罩袍的老妇抱着，轻轻摇晃，罩袍的阴影遮住了新生儿的面容。

4年前，4名互为闺蜜的英国未成年少女先后离家出走，投奔“伊斯兰国”（ISIS），在英国、土耳其两国引起轩然大波。当家人沿着她们的离家轨迹赶到土耳其时，为时已晚，她们全部成为“圣战士”（ISIS极端组织武装分子）的小新娘——抵达叙利亚拉卡10天后，15岁的贝古姆与一个荷兰籍“圣战士”里迪克闪婚，他俩当天才认识。

“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最后一处据点巴古兹镇(Baghouz)，于2019年3月23日被库尔德“叙利亚民主力量”(SDF)攻克。3月9日，在巴古兹镇以北的艾什沙法赫丘陵（Ash ShaFah），中国媒体人刘怡现场观察到一次难民收容活动，当时距离SDF发起对巴古兹镇的最后总攻仅剩不到24小时。刘怡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看到最后一批被围困者获准离开包围圈，他们有数百人，包括“伊斯兰国”伤兵、“圣战士”家属以及当地平民。放下武器的他们，乘坐十多辆卡车，抵达5公里外的一片荒野，接受SDF现场身份甄别。

怀抱幼童、身着全罩遮脸黑色尼卡布（Niqab）罩袍的“圣战新娘”们，被当地向导一个个指认出来。刘怡看到，库尔德女兵翻查着她们携带的行李，寻找其中可能藏匿的爆炸物，以及用于确认她们身份的文件。一名来自苏格兰的外籍“圣战新娘”告诉刘怡，在巴古兹镇被完全合围之后，她已经有三个多星期没领到伙食配给，只能从废墟中寻找可以果腹之物。在她的贴身包裹里，翻出了酒瓶起子、火柴和空水壶，足以折射出包围圈中的困窘。另一名牵着两名幼儿的妇女，反反复复地用英语和阿拉伯语跟刘怡强调：“我的丈夫死了，孩子还小。”儿童的哭闹声，不时从四周传出。

“有人在影响她”， 她被洗脑了

在这兵荒马乱中，贝古姆被泰晤士报记者发现藏身在叙利亚北部一处难民营，怀胎九月。这是她与丈夫的第三个孩子，前两个小孩都已夭折。这个曾屡屡登上英国媒体头条的少女，于2019年2月13日受访时称，人们应该“同情”她，允许她返回英国，以保护她未出生的孩子的健康。

“在代尔祖尔战役开始之前，我们并未预料到包围圈中竟有如此之多的非武装人员，尤其是妇女和儿童。”SDF发言人巴里（Mustafa Bali）对刘怡承认，最初设置的难民营，仅能容纳千人级规模，已经显示出了不堪重负的迹象。据路透社报道，有6万人从巴古兹镇的隧道、地下洞穴里逃出，至少2.6万是“圣战士”家属。硝烟里，“圣战新娘”彼此呼喊，男童在泥泞满布的地上熟睡却无人看管，孩子光着脚走在垃圾四散之地。这些多数才刚成年的“圣战新娘”，持有外国护照，对这些昔日敌军的枕边人，库尔德士兵逐一搜身，连指甲刀都不准带。

正值多雨季节，当地夜间气温常在零度以下，难民营中仍有约2000名“圣战士”家属露宿。持有德国护照的“圣战新娘”莱姆克，和贝古姆一样年纪，同样位于这处已达收容临界点的难民营，刚生完孩子。当被媒体问到上次洗澡是何时，她想了好久，才想起是两个月前。即使在产后，她也只能“拿热水稍微清理下半身”。

尽管沦为难民，贝古姆仍对加入“伊斯兰国”无怨无悔，“因为它改变了我的身份，让我变得更强大”，她甚至说在曼彻斯特发生的恐袭，是“伊斯兰国”针对“遭空袭”的“报复”。湖南大学助理教授何韵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像贝古姆这样的“圣战新娘”，一直待到了“伊斯兰国”全面溃败的最后阶段，她们的言论揭示出，其内心对于ISIS依然有很高的认同，如果不是因为“伊斯兰国”的失败，她们可能不会选择回到西方。何韵认为，英国政府所担心的，在于这些人可能成为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和隐患。

这个19岁的姑娘成了老年政客眼中的定时炸弹。2019年2月17日，英国内政大臣贾维德（Sajid Javid）放狠话说，他将动用一切力量阻止她回国。2月20日，贾维德下令剥夺贝古姆的公民身份，理由为其可以随母亲加入孟加拉国籍。但孟加拉国外交部称，她不是本国公民，不允许她到孟加拉。何韵认为，英国想把这个“烫手山芋”扔给孟加拉甚至叙利亚，这是推卸责任。

“已经有四百多名英国公民，被政府允许从‘伊斯兰国返回。”贝古姆及其家人的辩护律师Tasnime Akunjee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根据国际法和欧洲人权公约，英国不应拒绝贝古姆回国，因为她没有第二国籍。

没有人比Akunjee更能明白，贝古姆已经陷入岌岌可危的窘境。难民营的其他“圣战新娘”认为，贝古姆向媒体抱怨她的困境，使共同的“圣战事业”蒙羞，因此，她们发誓要杀了她。“（撤销国籍）使她暴露于有辱人格、不人道的待遇。”Akunjee说。

“她还是个孩子。”艾哈迈德·阿里（Ali Ahmed）为女儿辩称，“她去叙利亚时只有15岁，我想是有人在影响她。”他的诉求是，英国政府不要取消他女儿的公民身份，如果她有罪，就让她回英国受审。

“英国目前还没有处置参与伊斯兰极端组织国民的相关立法，如果让她们回国，英国司法系统将难以对她们审判和惩罚，难以以儆效尤。”何韵说，过往案例证明，对于不冲在一线作战的“圣战新娘”，比起诉“圣战士”更难。

“我拒绝过‘伊斯兰国。”贝古姆的丈夫里迪克在接受BBC采访时表示。不同于妻子之前受访表示“无怨无悔”，里迪克多次强调加入“伊斯兰国”是个错误，声称是陷入了宣传和洗脑陷阱，以为是加入人道救援行动。他辩称，“伊斯兰国”曾怀疑他是荷兰间谍，施以酷刑，他不得已才投降。

里迪克希望祖国能让他带着妻子返回荷兰生活。据《卫报》分析，荷兰政府可能不承认这对夫妇的婚姻，因为当时她只有15岁。如果返国，里迪克可能面临最高6年刑期。

对于接洽“圣战新娘”回家，她们的祖国表现得颇为犹疑。此前，只有俄罗斯、印尼等国与库尔德当局合作遣返公民。

政治问题的复杂性，也在给这些幸存者的未来投下阴影。由于叙利亚中央政府不承认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控制区（下文简称“库区）的自治地位，而入侵叙利亚北部的土耳其军队已经封锁了土叙边境，目前只有伊拉克库区西部的一小段边境线，尚能充当库区沟通外界的窗口，进出皆不容易。刘怡与当地多名库区军政要员有过接洽，他发现，为了在战后的和平进程中获得国际承认，库尔德政权正在竭力争取让“圣战新娘”的原籍国派代表前来接洽，但不愿卷入叙利亚内部纷争的多国政府，对此采取谨慎态度。

此前，美国、德国、法国、丹麦等国曾半公开地在叙利亚库区建立情报站，鉴别本国战俘。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李明波曾两次前往库区调研，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这些西方国家情报站的普遍做法是，一旦鉴别出战俘的国籍，就宣布取消其国籍，以绝其回国的路径。于是，这些无人认领的战俘，往往又重新回到库区的临时监狱里。

SDF发言人巴里（Mustafa Bali）告诉刘怡，在靠近叙伊边境的阿尔豪尔镇（Al-Hawl），库尔德武装已经将数千名叙利亚籍“圣战新娘”单独隔离出来，计划分散安置到代尔祖尔省的一些重建城镇。但外籍妇女和儿童的安排，依旧没有更多信息透露。

往前一步，是无情的拒绝，退后一步，则可能是冰冷的死亡。伊拉克法院曾对40名外籍“圣战新娘”判处死刑，人均庭审时间不到10分钟。据《卫报》2018年5月报道，伊拉克法院检方的起诉书和法官发问都异常简短，一些官方指派的辩护律师几乎没有接触被告的机会。很多人认为“这才是她们应得的下场”。在巴格达，一位商人对《卫报》记者说：“让他们去死。这些囚徒不值得宽恕，那些女人也一样。”

“我向英国人民请求， 请原谅她。”

法律，成了这些“圣战新娘”维护权益的最后一根稻草。

2019年3月8日，因肺部感染、呼吸困难，出世不到3周的贾洛在难民营夭折。贾洛的死，让Akunjee的心一沉，贾洛生于母亲被剥夺公民权之前3天，是英国公民，也是维系贝古姆与英国的一条有力绳索。如今，这条绳断了。

2019年3月16日，Akunjee从英国赶到叙利亚al-Roj难民营，目的在于获得贝古姆签署的书面签名，以此启动上诉程序，反对英国政府剥夺她英国公民身份的决定。

难民营负责人对他说，要向上头请示。但等来的是坏消息——上头命令，不允许任何人进入或离开al-Roj难民营，他无法见到贝古姆。

通过航拍，Akunjee知道贝古姆在哪座帐篷里。可站在离她不到50米的地方，他却见不到她。Akunjee说，将与她的家人一起，代表她，向英国政府发起法律挑战。

自从代表贝古姆和她的家人以来，Akunjee在英国饱受争议，他和家人频频收到死亡威胁，“最近几乎每天都有”。甚至连他在立陶宛的岳母也未能逃过陌生人的电话威胁。其中一封发给Akunjee的邮件里说道：“你不会是我们杀死的第一个人。”

没有人比Akunjee更合适来挽此危局。此前，Akunjee曾通过谈判，从极端组织手里救出被囚禁的一名英国妇女。2014年11月，一名31岁的英国妇女自称是前往叙利亚“教英语”，她被努斯拉阵线发现，关押在位于土叙边境城市哈瑞姆（Harem）的一处据点达七个月，好不容易才找到一部手机，向外界求救。

身在伦敦的Akunjee收到了这则Whatsapp语音求救。他花了两周与极端分子谈判，展示她患有精神疾病的证据后，“圣战组织”同意以“人道主义”为由释放她，让人惊讶的是，不要求勒索赎金。

与“伊斯兰国”零距离打交道，让Akunjee更能体察这个极端组织的行为方式，而贝古姆的父亲阿里居住在远离媒体关注的孟加拉乡村，过着平静的生活。对他来说，与嘈杂的伦敦的另一个家相比，这处乡村小屋是另一个世界。

阿里于1975年移居英国，于1990年回孟，与第一任妻子结婚。随后，这对夫妇返回英国，在此生下四个女儿，贝古姆是年纪最小的。离婚后，阿里回到祖国，再婚。近年来，他主要居住在孟加拉国，回伦敦的时间不到一个月。

“她做错了，我向所有人道歉，作为她的父亲，向英国人民道歉。我向英国人民请求，请原谅她。”阿里在孟加拉接受BBC采访时说。

比起女儿来，阿里对待英国人民的态度谦卑。但对于英国政府，他毫不留情质疑，那是他4年前的满腹疑问，“我女儿甚至都没有自己的护照，英国的移民系统怎么会允许她用另一个人的护照轻松离境？”

奔向地狱之路，为何顺利？

15岁的沙美纳（Sharmeena Begum）喜欢看肥皂剧，梦想成为一名医生，可她的生活轨迹在2014年12月陡然翻转。

这一天，她离开英国，前往叙利亚，这一度让父亲穆罕默德·乌丁（Mohammed Uddin）难以置信。当时，乌丁再婚不过一个月，2013年，他的第一任妻子、沙美纳的母亲死于癌症，沙美纳与奶奶生活在一起。

▶下转第8版

2014年12月，沙美纳从伦敦飞往伊斯坦布尔，然后经土耳其公路前往叙利亚边境。同一天，伦敦另一个机场，来自伦敦东部的另一名少女上了飞往土耳其的航班。就在飞机已经开始滑行到跑道上之际，警察赶到，将她从飞机上揪下。

但在随后的行动中，英国警方慢了一拍。

“留意这三个女孩，也许她们会给你一个线索。”据《每日邮报》报道，乌丁曾警告警察和女儿就读的女校格林学院，盯紧15岁的贝古姆、15岁的阿贝斯（Amira Abase）和16岁的卡蒂莎·苏丹娜（Kadiza Sultana），这三人是他女儿的闺蜜，苏丹娜还参加了乌丁再婚的婚礼。 果然，在沙美纳逃离英国两个月后，她的三个闺蜜也如法炮制地一起消失了。

直到2015年2月17日三名女孩离开英国，她们的父母才看到来自警方的提醒信。在信中，英国警方警告，他们的孩子与已逃离英国的沙美纳是朋友。 但是，2015年2月5日，警察没有直接将信件交给父母，而是交给了接受盘问的女孩们，女孩们将信件夹在作业本里，藏在闺房，秘而不宣。

逃跑的经费来自偷盗。据BBC报道，这三名女孩偷取家人的珠宝变卖，借此向旅行社支付超过1000英镑的现金，购买机票。在2月份的寒风中，她们在伊斯坦布尔车站等了18个小时，前往叙利亚边境。土耳其AHaber电视台播出的一段视频中，拍摄者对女孩们说：“拿好各自的叙利亚护照，红色封皮的。”正是这名拍摄者帮她们过境叙利亚，费用在800美元至1500美元间，土耳其称他是加拿大的情报人员。

诞生于1990年代的叙利亚—伊拉克—土耳其三国边境走私网，在“伊斯兰国”最猖獗的几年里，成为了偷运外籍人士出入的半公开渠道。易卜拉欣是伊拉克库区武装“决死军”（Peshmerga）退役军官，他告诉刘怡，二十多年前，他在边防巡逻部门任职时，就曾抓获对外走私石油的土耳其黑市商人，当时萨达姆政权正遭受国际制裁，这些土耳其裔和阿拉伯裔商人从西方封锁中寻得了商机。讽刺的是，正是同一批黑市商人，在2014年之后，成为“伊斯兰国”的代理人，接受其资金援助，帮助有意投效的外籍人士，在三国交界地带偷越国境，或者为其制作假证件，通过边境检查站进入“伊斯兰国”控制区。

英国官方的反应姗姗来迟。2015年3月20日，伦敦高等法院禁止格林学院的五名女孩离开英国，她们都是逃走女孩的同学。何韵认为，这治标不治本，要有效防止极端思想的传播，英国需要完善惩治国民参与极端组织方面的立法，从法律层面增加国民出境投奔极端主义组织的成本。

从来没有哪个恐怖组织，比“伊斯兰国”更善于利用网络进行宣传。社交媒体推特，成了该组织吸引穆斯林青少年的诱饵，一步步勾引他们不远千里投奔。“不同于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的宣传手段更多样，针对年轻人的喜好，比如‘美男计。”西北大学研究员王晋说。

出逃前，贝古姆曾通过推特给“圣战新娘”Aqsa Mahmood发送过消息。2019年2月，她在采访中承认，正是“伊斯兰国”宣传片里描述的生活，让她动了心。2014年，16岁的双胞胎少女萨尔玛和萨拉（Salma Halane、Zahra）从英国去往叙利亚。这对曾梦想当医生的姐妹，成为“圣战新娘”，丈夫先后战死，沦为寡妇。在贝古姆逃跑的那个月月初，这对姐妹在推特发布照片，展示她们在叙利亚，持AK47和手枪射击，以此招揽青少年。

在“伊斯兰国”的序列中，有一支名为Hisbah的女性宗教警察部队，正式名称叫“哈萨旅”。哈萨旅的成员在18到25岁之间，这些女性”圣战者”可以领到200美元的月薪。库尔德情报部门的官员对李明波说，哈萨旅里75%都是英国籍。

在恢复平静的拉卡街头，62岁的叙利亚妇女法蒂玛还记得，她见过的那些“圣战新娘”，“当武装分子对一名疑似盗窃摩托车的12岁少年施以斩去双手的酷刑时，那些外国女人就站最前排围观。”她对刘怡说。

在被迫滞留在沦陷时期的拉卡的本地人眼中，“外国女人”和她们的“圣战士”丈夫一样，属于特权阶层，稀缺食物和药品会被优先提供给她们。法蒂玛说，这些“圣战新娘”是如此极端的极少数人，表演性的公开处刑，以及集体礼拜活动，都能让她们获得最大满足感，尽管，这种廉价的愉悦，并没有持续太久。

作茧自缚，归途难料

“伊斯兰国”曾经的“首都”拉卡，被摩洛哥人Islam Mitat描述成“小英国”，因为在拉卡，她遇到太多年轻的英国人。

Mitat是一位物理系女大学生，2014年，被丈夫强迫去了叙利亚。她和贝古姆等3名女孩一起生活。据《每日邮报》报道，Mitat说，她们三个来到叙利亚后，看起来很开心，在报纸上读到自己的故事时，显得格外兴奋，“看到她们那么兴奋的样子，我震惊了”。

当年与贝古姆相约投奔的闺蜜们，命运多舛。苏丹娜与一名索马里裔美国人结婚后，丈夫战死，2016年8月，16岁的苏丹娜死于一场打击“伊斯兰国”的空袭。据ITV电视台报道，生前，苏丹娜很快对中世纪恐怖状态下的生活感到失望，2015年夏天她告诉家人，想回英国。

当年怀抱浪漫，三个少女到叙利亚追逐“梦想”，如今死的死、逃的逃。在拉卡，贝古姆得知了苏丹娜的死亡消息，“我一直觉得如果要死，我们三人也要死在一起。”2019年2月，她在对天空新闻的采访中说。阿贝斯的最后讯息，是还留在“伊斯兰国”的最后据点巴古兹镇，当时那里正遭受SDF的重炮猛轰。

“儿子离开这个世界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陷入责备自己的情绪中不可自拔。我有好几个星期没有睡觉，不断思考我能做些什么不同的事情，以证明我不是一个失败的母亲。”尼古拉·贝尼亚希（Nicola Benyahia）对于贝古姆家庭的创伤感同身受。她儿子拉希德，19岁时从伯明翰投奔“伊斯兰国”，2015年年底被杀。这促使她创立NGO“生命之母（mothers for life）”，帮助其他发现孩子受极端思想影响进而激进化的父母避免同样的命运。

“像我儿子一样，贝古姆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贝尼亚希想对贝古姆说，“你应该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产生的后果是不可逆的。如果我儿子也能回到英国，我会期望他为他的行为受到彻底的调查和起诉”。

何韵说，“去极端化将会很难，她们可能用自己的极端思想去同化更多人，甚至可以直接参与恐怖主义。”去极端化不是审讯她们、关进牢房这么简单，曾有极端分子在狱中散播极端思想的先例。

英国目前的政策是“预防”，对国内的穆斯林群体以及青少年进行监控和思想跟踪，防止极端思想萌芽和蔓延。

何韵曾在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她观察到，这种“预防”策略引起英国穆斯林群体的极大反感，“他们感到被边缘化”。许多穆斯林走在大街上，会较高概率地被警察要求搜身，如果穆斯林家长把孩子送到阿拉伯语学校，可能也会被社会工作者上报，并被持续关注。

2016年，巴基斯坦裔穆斯林萨迪克·汗当选伦敦市长，这是历史上首位穆斯林伦敦市长。当年，英国穆斯林人口突破300万，约占其人口的5%，其中贝古姆所居住的东伦敦一些地区，穆斯林比例达到35%。何韵认为，英国政府需要内外兼顾，才可能化解目前的不利局面。对外政策上，英国对于参与中东地区的争斗应更谨慎，避免被塑造为“伊斯兰世界的敌人”。而对内，英国政府需建立实时发现和删除传播极端思想内容的网站和用户的机制，一旦发现发表这类言论的青少年，就通过社工等系统，对其定点辅导。

在叙利亚库区的一处难民营，李明波曾与一位二十多岁的“圣战新娘”交流，这位女孩自称是吉尔吉斯斯坦公民，是3岁孩子的妈妈，还抚养了丈夫和前妻的一名4岁孩子。情报官员告诉李明波，她接受过反审讯训练，国籍也是假的。她为何要隐瞒国籍？李明波无从判断，他调研发现，由于缺乏必要的审讯和鉴别，一些女性恐怖分子，也以家属的名义混在库区难民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