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孔子“仁”的产生及内涵

李宇鹏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 金昌分校，甘肃 金昌 737100）

一、“仁”的产生

“仁”虽古已有之,但把“仁”作为伦理道德体系中心范畴的第一人是孔子。任何理论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孔子以“仁”为中心的伦理体系的问世，也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现实背景。西周时期，怀疑天命，“敬德保民”的意识是“仁”系理论产生的思想基础。天命思想在夏代已有表现。《尚书·召诰》云：“有夏服天命。”《礼记》曾记载孔子说夏代尊天命。那时，生产力十分低下，自然科学很不发达，人们不能解释社会的贫富悬殊，生老病死，天灾人祸等现象，因此不得不把一切归于天命。天命意识对奴隶主阶级是十分有利的，他们以此来证明自己掌权的合理性，加之笃信、宣传，进而使天命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随着生产的发展，朝代的更替，社会的前进，人们慢慢醒悟起来，开始大胆地向天命挑战。“天命不彻”（《诗经·十月之交》），“上帝板板”（《诗经·板》），“天难忱斯”（《诗经·大明》），“昊天不平”（《诗经·节南山》）“旻天疾威”（《诗经·小渂》），“时日害丧，予及汝皆亡”！（《汤誓》）人们高呼上天发疯而靠不住，暴虐而不平等，表示要同“时日”同归于尽。正是西周时期，天命意识的动摇，“敬德保民”的思想对孔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认识到人的巨大力量。《论语》）认为“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焉，命也。”但在他思想的天平上把很重的砝码放在了非天命的一边：“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子不语怪、力、乱、神。”如果我们仅抓住孔子的只言片语，很难对其思想下个断语；如果从孔子的整体思想看，显然，他的“仁”系理论正是建筑在对人事的肯定，对天命意识怀疑、否定的基础之上。一部记载孔子主要言行的，以治世为目的，以人事为中心，以人的道德性为主要论题，重视人道，重视人的后天修养，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为政以德”，这不正是对天命的抛弃吗？如果“天命”能靠得住，为什么孔子不在天命上大做文章，而要在人事上狠下功夫呢？不难看出，孔子的“仁”系理论与西周时期怀疑天命，“敬德保民”意识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

孔子生活在一个动荡变革的时代，处于早期奴隶制向发达奴隶制过渡时期，原有的社会结构正在瓦解，宗主国失去了应有的地位，周天子大权旁落，诸侯相互吞并，大夫不听诸侯的命令，形成了“陪臣执国命”的局面。由于公族腐朽，礼坏乐崩，“井田”瓦解，诸侯称霸，战争频仍，生灵涂炭，于是许多有志的文人学士出来著书立说，召徒讲学，探索治世之道。墨家主张“兼爱”、“非攻”；道家主张“绝圣弃智”、“无为而治”；法家主张“以法为教”、“国富兵强”。孔子面对现实，积极参与，探索经世之道，提出了“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思想学说。于是，以“仁”为中心的伦理体系诞生了。

二、“仁”的内涵

（一）“仁”是“复礼”行为的抽象化、道德化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礼”。“礼”起初与敬神祭祖有关，是敬神致福的仪式。“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奉神之事，通谓之礼。”（王国维《观堂集林·释礼》）后来，周公将敬神求福的原始礼仪加以系统地整理、改造，固定化、规格化，以适应当时奴隶制的阶级统治，进而发展为一整套亲疏、尊卑、贵贱、上下的等级制度，后人称之为“国礼”。孔子在政治上是保守的，一再表明自己“述而不作”（《论语》）“梦见周公”“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他力图以“礼”来规范社会，把恢复“周礼”作为最大的政治。“为国以礼”；“不知礼，无以立”；“不学礼，无以立”等等，这些无不表现了孔子对“礼”的重视、爱好和追求。他再三强调以“礼”治国，以“礼”治人，并对于不合“礼”的“八佾舞于庭”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孔子的“仁”同其政治思想“复礼”紧紧联系在一起。“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什么是“仁”呢？从孔子的这段言语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仁”即“克己复礼”行为的抽象化。“克己”是为了“复礼”，“礼”是孔子梦寐以求的政治模式，是目标。目标不等于行动。“复礼”才是实现理想的政治行动。“复礼”为“仁”，“仁”便是“复礼”行为的归结、概括和升华。具体说，凡是符合“礼”的行为，一切实现“礼制”的行为都是“仁”，也就是孔子所解释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以“仁”来规定“复礼”的行动是有用意的，目的是为了使“复礼”的行为抽象化，使之成为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成为一种普遍的道德准则。

（二）“仁”是“爱人”行为的抽象化、道德化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复礼”，实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礼”如何“复”，那就不得不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做文章。“仁”的本义就是讲人与人的关系。“仁，亲也，从人从二。”“从人从二”即“人与人相与也。”（阮元《论仁》）世界上最根本的关系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仁”涉及的正是世界上最根本的关系之一。“仁”是“爱人”行为的抽象和概括，“爱人”是“仁”的具体表现。如何“爱人”？何以达到“仁”呢？“孝悌，其为仁之本与！”“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言而有信。”把这些话归结一下，我们显然易见，“爱人”从内向外，由近及远有三个层次：

其一，“亲亲”。作为一个“仁”人，首先要对自己的家庭成员要爱。“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中庸》）亲亲，就是“老吾老”“幼吾幼”，（《礼记》）尊老爱幼。“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行仁自孝悌始”。对一个人来说，最亲近的是父母、兄弟、妻子、儿女。“爱”只有从最近处着眼，从对家庭成员爱起，才能推及别人。“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所以孔子以亲亲为根本。在那时以血缘为基础的父系家长制的等级社会里，孔子强调“亲亲”，其实主要是要子女“无违”父命。“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甚至“父攘羊”，子也要“为父隐”。孔子以为是“直在其中矣”，是合“礼”的表现。这种“爱”已达到盲目隐恶的地步！

其二，“事君”。“迩之事父，远以事君”。事君，就是忠于君，一切为君着想，要“致其身”，贡献自己的一切。“君”乃一国之主。孔子“复礼”就是要维护奴隶社会的等级制度，最主要的是维护君主的权威，维护贵族的利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只要维护君权，为君谋划，称霸天下，就是爱君，就是事君，就是“仁”。“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在事君方面，孔子是身体力行的。“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在孔子看来，“臣弑君，人伦之大变，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诛之。”所以“沐浴斋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

（三）“仁”是“克己”行为的抽象化、道德化

孔子的政治目标是“复礼”，要实现“复礼”的大业，一方面讲如何对待别人（爱人），另一方面如何对待自己。孔子深知，依靠原来腐朽的权威来恢复“礼制”是办不到的，更不能依靠渺茫而不可相信的上帝鬼神，而这一“历史的重任”，必须落实到每个社会成员的身上。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克己”被放在“复礼”之前，也就意味着，“克己”是“复礼”的首要步骤。何为“克己”？“克，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克己，就是要求社会成员战胜私欲，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复礼”的大目标。“如何得仁，须克尽己私，皆归于理，方始是仁”。孔子多次强调：“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当仁不让于师”，“我欲仁，斯仁至矣。”）“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在这里，孔子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重视主体人格的建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只要大家一齐行动起来，从我做起，重自身修养，克尽己私，以“复礼”为己任，“复礼”的大业就有变为现实的可能。孔子还特别指出，在“礼”与“欲”发生冲突时，个人的利益必须绝对服从“复礼”的最高理想，甚至牺牲个体的存在。因为孔子重视人格的建设，重视主体精神的完善，重视人的自我修养，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因而就强调后天的学习和教育。

三、结语

总之，“复礼”是孔子一生追求实现的政治理想，“克己”是为了“复礼”，“爱人”是为了“复礼”。主体的外在行为“克己”、“爱人”、“复礼”的抽象化便是“仁”。“仁”起了内化作用，将主体的外在行为内在化。“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仁者，则心德之全。”这样，“仁”成为孔子以复礼为目的的伦理道德的中心范畴，成为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心理原则，并对以后中华民族文化及中国人民心理的塑造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