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开边视野下宰相群体对边事的态度

■吕志超/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一、元老重臣谨慎对待“边事”

神宗朝总共有韩琦、曾公亮、富弼、陈升之、韩绛、王安石、吴充、王珪、蔡确九位宰相。初期，神宗任用韩琦、曾公亮和富弼三人为相，此三人均曾在仁宗朝为相，韩琦、曾公亮又曾任英宗朝宰相，可谓元老重臣，虽然他们在神宗朝担任宰相的时间都不长，却有很强的政治影响力。

韩琦曾为相十载，赞辅三朝，到神宗即位之初，已经形成了韩琦专权的局面，“琦等方以两朝顾命，傲然自居，顾视朝廷，惟己所欲。且琦执政一年，上视两府大臣，中外要职，莫非亲旧，根盘节错，异己者必逐，附己者必升”。后御史中丞王陶弹劾“琦不赴文德殿押班为跋扈”，虽然神宗并未因王陶的弹劾而罢免韩琦，但后来韩琦坚决请求罢免宰相之位，神宗许之，韩琦的罢相或多或少是神宗摆脱“韩琦专权”的结果。罢相后的韩琦对神宗朝前期的政局影响仍非常大，“契丹来求代北地，帝手诏访琦”，这足以体现罢相后的韩琦在朝廷以及宋神宗心中的地位。韩琦对边事是持谨慎保留态度的，认为宋朝应该“先安内，后攘外”，“夫欲攘捍四夷以兴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摇，众心离怨，振古以来未，闻能就此功者也，所以必先修内政，罢除新法，待西北二敌势衰之时，一鼓而下，恢复幽蓟和灵夏旧疆。”先修内政以自强，等契丹、西夏势力衰微时再出兵经制。在神宗手诏访琦之后，韩琦上奏神宗“臣观近年以来，朝廷举事，似不以大敌为恤。彼见形生疑，必谓我有图复燕南意，故引先发制人之说，造为衅端。”韩琦对少数民族总是有一种唯恐其生疑开战的心理。“高丽臣属北方，久绝朝贡，乃因商舶诱之使来，契丹知之，必谓将图我。一也。强取吐蕃之地以建熙河，契丹闻之，必谓行将及我。二也。遍植榆柳于西山，冀其成长以制蕃骑。三也。创团保甲。四也。诸州筑城凿池。五也。置都作院，颁弓刀新式，大作战车。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将。七也。”韩琦认为，宋朝开拓熙河、恢复与高丽的朝贡关系等举动会使契丹起疑，以为宋朝有“图契丹”之意，从而导致宋辽关系再度紧张，因此他反对在边疆地区的任何作为，主张维持现状即可。韩琦对边事的如此谨慎甚至保守的态度，必然会对神宗处理边事产生影响，神宗有振兴宋朝的想法和举动，韩琦的论述无疑会使得宋神宗在变法和开边的过程中显得谨小慎微。

富弼在对待边事上，比韩琦显得更加保守。神宗即位之初，问边事于富弼，富弼对曰：“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听了富弼的回答，神宗默然，可见对于富弼的回答，宋神宗是不满意的。但富弼却对“熙河开边”大加肯定，称赞这是“开拓故疆，诚为国朝美事。”随着北宋“汉唐旧疆”话语的形成，富弼认为这是恢复汉唐故疆的正当举动，可见富弼并不是完全反对“言兵”，他的谨慎是基于宋朝边疆实际情况考虑的。

曾公亮对边事同样也是持谨慎、保守态度的。熙宁八年（1075年）三月，契丹再次向北宋施压，要求重划分代北三州之边界，神宗惊慌失措，下诏给元老重臣韩琦、富弼、曾公亮诸人，要求提供应付契丹的对策，熙宁八年（1075年）四月，曾公亮在给神宗的《答诏言边事奏》中说到“臣之愚虑，欲乞朝廷选择谋臣报聘，谕与彼国生事，中国包含之意，至於疆界，案验既明，不可侵越，使敌主晓然，不为邀功之臣所惑，必未敢萌犯边之意。”曾公亮认为朝廷应该派谋臣出使契丹，并向契丹表明宋朝严守疆界，不轻易开启战端的意思。“且中国今日之势，与雍熙、景德之间不同，河北之兵，既以倍增，又益之以民兵，及行阵训练多出睿算，以此待敌，不为无备，然尚须谋择将帅，北边久不用兵，虽有可用之人，或未之试也。若将帅得人，委之一面，使久其任，观其措置才略，足试後日之用。”同时朝廷还需要培养、选拔优秀将领，以加强北疆防御。

在北宋士大夫看来，赵宋王朝应该致力于比隆汉唐，其内容之一就是恢复“汉唐旧疆”，但考虑到制服辽、西夏政权的难度很大，所以对于他们而言，这是理想与现实不符而造成的心中的隐痛。韩琦、富弼、曾公亮都是典型的士大夫精英，在他们心中自然有使宋朝比隆汉唐的远大理想抱负，但他们更多地考虑宋朝的实际情况，辽、西夏实力不容小觑，以赵宋的力量，想要从他们手中夺回失去的领土，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才会对神宗的开边持谨慎和保留态度。

二、王安石积极、主动“开边”

当国内富国强兵取得一定成果后，朝廷开始实施大规模的开边，熙宁四年（1071年），“熙河开边”军事行动开始，目标是达成断西夏右臂的战略目标。当开拓熙河受挫时，宋神宗曾产生犹豫、动摇，王安石则力谏宋神宗坚持开边，最终开拓熙河取得巨大的战绩，宋神宗亲解所服玉带赐予王安石，以表彰他力排保守势力的非难，坚决支持王韶的行为。

王安石对于宋神宗而言，既是开边计划的总设计师，又是开边行动的最有力支持者。然而在熙河开边以后，宋神宗与王安石就对夏战争产生了较大的分歧，按照王安石的战略计划，在取熙河断西夏右臂之后，就要考虑对夏用兵，恰在此时，契丹向宋朝施压以求代北地，宋神宗担心契丹武力进犯，不得不采取妥协示弱的政策，而王安石认为无须畏惧契丹，以强硬态度应对契丹，君臣之间产生较大分歧。王安石在这期间第一次罢相，十个月后，王安石二度拜相，试图使宋神宗在代北划界一事上强硬些并能发动对西夏的攻势，但此时的宋神宗谨慎畏敌心理凸显，在划界一事上明显退让，并以“熙河探报”拒绝对夏用兵。宋神宗固然有恢复“汉唐旧疆”的愿望和行动，但辽、西夏实力不容小觑，同时神宗受到韩琦、曾公亮等元老老臣的谨慎用兵的影响，不时在积极有为和消极被动之间摆动。

三、宋神宗后期宰相的“开边”态度

王安石于熙宁九年（1076年）十二月二度罢相，从此王安石从熙丰政坛淡去，进入神宗朝后期，宋神宗自此以后彻底摆脱王安石的影响，成为一位“乾刚独断”的皇帝，虽然没有了王安石的支持，但神宗心中恢复“汉唐旧疆”的愿望仍然是非常强烈的，这也影响到了当时宰相的态度。陈升之、韩绛为相时期，大体上为王安石主政时期，王安石深得宋神宗信任，且为政强硬，陈升之和韩绛多数情况会赞成王安石的意见，韩绛安抚西北，长时间不在朝中，为熙宁初年宋朝西北的文臣边帅，且积极经略西北边疆，对开边持积极态度，是开边的支持者和执行者。

在神宗朝后期为相的吴充、王珪和蔡确，对开边都没有完整、系统的计划，吴充持中立态度，对神宗的开边不支持也不反对，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皇帝意志的服从，王珪和蔡确二人在开边一事上更多地是依从宋神宗的意志，揣摩、迎合皇帝，甚至借鼓动支持皇帝开边以打压政敌。此时，韩琦、曾公亮已经去世，富弼年老多病，他们显然已经无法有力地劝谏神宗谨慎言兵，再加上元丰年间的神宗已过而立之年，政治经验丰富，对开边颇有主见，神宗对开边显然也是存在从谨慎到大胆的一个转变。

四、结语

宰相属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政治影响往往较大，宋神宗时期的宰相就是如此。韩琦、富弼、曾公亮三人都曾经在仁宗、英宗朝担任过宰相，是典型的元老重臣，他们对神宗的开边大抵持谨慎和保留态度，规劝神宗谨慎和不轻易“言兵”，保持仁宗朝以后与辽、夏的相对和平状态。王安石入相后，开始积极、主动谋划开边，在王安石和宋神宗的规划下，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开边计划。王安石退出政坛后，吴充、王珪、蔡确相继为相，但他们基本不会提出自己的主张。均服从宋神宗的开边意志。宋神宗在这些宰相的影响下，对边事的态度日益自信。

注释：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三一二，《韩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10226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三一二，《韩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10227页。

③《韩魏王家传》：卷一〇。

④（元）脱脱等：《宋史》卷三一二《韩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10227页。

⑤（元）脱脱等：《宋史》卷三一二《韩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10228页。

⑥（元）脱脱等：《宋史》卷三一二《富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10249页。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190页。

⑦（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六，熙宁九年六月壬子，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753页。

⑧（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二六二，熙宁八年四月丙寅，北京：中华， 书局1995年版，第6396页。

⑨（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二六二，熙宁八年四月丙寅，北京：中华， 书局1995年版，第6396页。

⑩（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三，元丰八年十二月己丑，北京：中， 华书局1995年版，第86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