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光，麦芽糖（外一篇）

腊月的牌楼热闹异常。一年忙到头，农民兄弟终于能够闲下来，痛痛快快地喝两碗腊八粥。老一辈牌楼人很重视腊八，腊八这天，一家之主照例要起早上一趟破罡街，称一刀肉，买一节藕，做“糖烧”。“糖烧”是牌楼人逢年过节必备的大菜，平时吃不到的，肉肥而不腻，藕入嘴即化，那一份软糯而绵长的本味，让人久久难忘。过了腊八，北雁南归，学校要放寒假了。那时候的寒假是真正的寒假，河面刚刚浮出一层冰，学校就贴出了提前考试提前放假的大红通知。我们聚在公告欄下面欢呼雀跃，没有人担心即将到来的期末考试。寒假作业很少，不到开学前几天，没有人会主动做作业、拿书包。不做寒假作业的也大有人在，老师很少责罚，也不会告诉家长。

“大人望插田，小孩盼过年。”孩子们对过年的盼望，还真不是“糖烧”之类的大菜，而是那些平时很难吃到的小零食，平时不太可能添置的新衣服。平时很难吃到的小零食其实也只有几样，最令我们垂涎的是麦芽糖。在牌楼，腊月二十四过小年这天（中国南北方过小年的时间不一样，北方一般过腊月二十三，南方一般过腊月二十四，还有腊月二十五过小年的，古时有“官三民四船五”的说法），家家户户都要祭灶王爷，“送灶王爷上天”，期望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牌楼人祭祀向以男丁为主，忙碌的主妇可以见缝插针，抽空干些别的事，唯独祭拜灶王爷，主妇需要全程参与，不可缺席。天刚擦黑，父亲便将吃饭的桌子抬到室外，上面依次摆好祭祀的碗筷，而后郑重其事地烧纸、焚香。鞭炮响起来了，母亲小心翼翼地点燃灶王爷的纸像，火舌慢慢舔上来，母亲的手轻轻一扬，“灶王爷，上天咯。”这时候的母亲总是神采奕奕的，系着一条瓦蓝色的围裙，笑容可掬的样子，仿佛储藏了一年的心事，灶王爷都已经恩准了。

“家家户户买麦糖，小年晚上祭灶王。大大妈妈跪地拜，求得好话奏天堂。”（“大”是爹的俗字，大江南北均有此方言，含义不一样，读音也不同。在安庆地区，“大大”是父亲的意思）祭灶王要备三个碗，一碗白煮鱼，一碗白煮肉，一碗却是麦芽糖。鱼和肉都可以换成别的，麦芽糖必不可少。祭灶王爷为什么要用麦芽糖呢？母亲说，麦芽糖能让灶王爷的嘴巴甜一点，他到了天上，就不会向玉皇报告家中的坏事了。祭完灶王爷，鱼和肉要在灶台上搁一晚，这是祭灶的一道重要程序，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仪式。第二天一早，天麻麻亮，母亲就起床了，添柴，烧水，擦拭灶台，洗锅、刷碗、烫筷子。对于灶台来说，新的一年是从祭过灶王爷也就是腊月二十四这天开始的，灶台不能像孩子们一样“过新年穿新衣”，但一尘不染总还是要的。洗完刷好，门前已经响起了脚踩霜冻的声音，吱，吱，吱，上街采年货的人已经出门了。等我们一个个钻出热被窝，母亲已经下好了—锅挂面，重新烧好了祭灶王爷的鱼和肉。灶王爷享用过的鱼和肉，对大人孩子来说都是福佑。祭祀过的麦芽糖倒没有禁忌，母亲会当场收起一大半，剩下的七八颗，母亲连碗一起端给我。

甜，是世界各族人民都很喜欢的味道，因为甜能唤起人的愉悦感。就日常生活经验而言，甜味主要来源于各种“糖”。但“糖”这个字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并不算早，始见于北魏农学家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那更早的古人吃“糖”吗？吃，“饴”这个字，就是古人吃的一种糖。《说文解字》：“饴，米蘖煎也。”在古代，饴，主要指的是麦芽糖的制成品，植物种子发芽时一般会产生出淀粉酶，从而把淀粉水解成麦芽糖。麦芽糖不太容易结晶，但很容易制成胶状物质。它是古人最早制作出来的甜味剂。古人对麦芽糖产品的利用，早从三千年前的《诗经》中就可以看到端倪，比如“周原朊朊，堇荼如饴”，意思是说，周原这块土地多么肥美啊，像堇茶这样的苦菜也能长得糖那样甜。在大约成书于战国的《尚书》（又称《书经》）中又有“稼穑作甘”的话，意思是耕作、收获的谷物可制取味甜的“饧”（饧是指稍硬一点的饴），可见时人已经掌握了以淀粉制糖的方法。从当时的资料中还可以获知，各阶层的人都爱吃糖，“含饴弄孙”就是东汉章帝时期马皇后的人生理想。到了贾思勰的北魏时期，麦芽糖的制法已经很成熟了，工艺和现在相差无几。明末农学家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绘有多幅《制糖图》，记录了中国明代以前利用糖车和瓦溜进行“泥浆脱色法”制糖的技术，图中一位老者微微佝着腰，低着头，正在忙碌，可见早在明代以前，民间已经有了技艺纯熟的制糖艺人，也有了专门制糖的小作坊。

月光光，秀才郎，马来等，轿来扛;骑白马，过莲塘，我家有个好儿郎;好儿郎来好儿郎，不愁吃来不愁穿，一年四季麦芽糖……

麦芽糖，多么稀罕啊！母亲们的愿望现实而简单，最滋润的生活，就是能一年四季吃上麦芽糖。那还是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吃饱、吃好，依旧是一个家庭的生活准则，甚至是许多人一生的梦想。杏枝大娘劳苦一生，节衣缩食，一天经常只吃两顿，临死前，悬着一口气，抓着老伴的手久久不放，“麦芽糖，麦芽糖……”念了大半个晚上。又不是腊月，哪里有麦芽糖呢？老伴热泪横流，想着法子哄她。

天麻麻亮，喜凤送来了一小块冰糖。

杏枝大娘是笑着走的，神态安详，像睡着了一样。

喜凤是齐家最小的媳妇，圆脸，爱笑，话少，手巧。她做的虎头鞋很受欢迎，孩子还在肚子里呢，母亲就上门预定了，老一辈牌楼人的说法，新生儿穿虎头鞋，“走路稳，能辟邪”。她听了只是笑，默默接过母亲揣来的碎布，又摸摸母亲腆起的肚子，幽幽地说：“和我那会儿不一样呢，你这肯定是儿子……”老人也喜欢她的虎头鞋，压在箱底，“虎头鞋养脚，我留着，以后上路……”老人嘴里的“上路”都是特指，是寿终正寝的另一种说法，这个特指云淡风轻，弥合了死亡的阴影和悲伤。她听了也只是笑，捏着老人的手客客气气地送出门，老人带来的布料啊线脑啊，她说什么也不肯收。

喜凤成了媳妇们的榜样，她太讨人喜欢了，不惹事，不张扬。谁能想到呢？她还会熬糖稀，做麦芽糖。牌楼会做麦芽糖的只有五六个人，论手艺，谁也比不上她。她做的麦芽糖拉丝一般软滑，黏黏的，含在嘴里，有一股麦芽的淡淡的甜味，顺着喉咙慢慢咽下去，唇齿留香，余味绵长。令大家心服口服的是，其他人只能做椭圆形的冻米糖，正方形的冻米糖，长方形的冻米糖，只有她能将冻米糖做成猫、狗和猪的形状，还竖着两只机警的耳朵，活灵活现，就要跑过来的样子。那是一个“打弹珠”“滚铁环”“打宝”“斗鸡”风行的年代，这些栩栩如生的冻米糖，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孩子们对于玩具的想象。孩子想吃喜凤的麦芽糖，母亲只好抱着小麦和糯米，请喜凤帮忙。喜凤几乎从不推辞，她笑眯眯地接过原材料，轻言细语地说，我尽快啊。想快也快不了啊，她只有一双手，而做麦芽糖的工序，一道也省不了。

做麦芽糖，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腊月里的喜凤，是全牌楼最忙的人。她要将家家户户送来的小麦浸泡一夜，沥干，然后就是每天淋水等待发芽。三天后（时间长短与温度有关），麦芽就能长到两厘米长了。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间节点，为了这个节点，喜凤经常睡不安生。她经常凌晨起床，赶在小麦长出真叶之前，将糯米浸泡几个小时，煮熟，然后再在石臼里，捣烂出芽的小麦。煮熟的糯米还要晾到合适的温度，对于这个温度（許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这个温度介于50℃～70℃度之间）的把握同样需要一定的火候。合适的温度到了，喜凤再将绞碎的小麦和糯米混合在一起（三十斤糯米配一斤麦芽），发酵。发酵大约需要八个小时，这个过程中的水不能太热，也不能太冷。太热，做出来的麦芽糖会很黏稠;太冷，做出来的麦芽糖不甜反酸。发酵后渗出的水，沥在锅里，甜甜的。这时候，做麦芽糖最重要的步骤——熬糖开始了，熬糖要不断搅拌，以防粘锅。说是熬糖，其实是熬人。劈好的木柴码在灶台旁边，在大火、中火、小火之间切换，全靠喜凤添柴、减柴控制温度。这个过程至少需要一个小时。熬到水分蒸发，呈黏稠状，晾凉后，就是孩子们巴望的糖稀了。

旧灶台，老规程，麦香与饭香互相氤氲。这时候，喜凤总要抽出一根干净的筷子，挑起糖稀，迎着光亮看成色。汗湿的脸上，笑容慢慢漾上来。

熬好的糖稀温暖而软滑，既像一块珠圆玉润的琥珀，又像深秋时节万里无云的一片天。母亲喜滋滋地盛起一小碗，剩下的部分，交给喜凤“拉糖”做冻米。“一炒炒米，就让人觉得，快要过年了。”（汪曾祺《故乡的食物》）大学时读到这一句，觉得亲切，但也止于亲切，如今重读，终于读出了文字背后的深意。冻米，就是加了麦芽糖的炒米，《板桥家书》写：“天寒地冻时暮，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暖老温贫”四个字，让我瞬间想起牌楼的年味，那些知足常乐的日子。冻米既是我们的零食，也是正月待客的重要茶点。刚出炉的冻米里藏着满满的年味，香、甜、脆、酥，落口即溶，美妙不可方物。煮糯米、泡小麦、生麦芽、捣麦芽、发酵、熬糖、拉糖……十几道工序，二十几个小时，那些年，喜凤义务帮大家熬了多少糖稀，做了多少冻米，已经无法统计了，她没有收过大家一分钱，甚至没有一句怨言。没有人在意过麦芽糖的薄与稠、冻米糖的多与少，大家都信任喜凤，那种单纯而原始的信任，是土地一样质朴的民风，是山泉一样甘洌的人情。我们舔着糖稀吃着冻米，幸福口水一样流出来，胸腔里鼓荡着一股股暖意。

尽管没日没夜地忙碌，但喜凤只有一双手，根本满足不了所有人的需求。至多熬到腊月二十四，过完小年，家家户户都要除垢，扫尘，擦玻璃，买鲤鱼，做豆腐，请人写“门对子”，准备团圆饭，过大年了。牌楼人有一句老话：“有钱没钱，团在一起就是年。”这时候进村的艺人只有两种。—种是舞狮子的，通常是三个人，一个人在前面敲锣开路，后面是一头大狮子领着一头小狮子。有一年，忽然来了一对父子，举着一头大狮子，挨家挨户地，在一条长板凳上腾挪跌跃，舞到最后，狮嘴里忽然吐出一副“门对子”……舞狮是个力气活，季节性强，收入微薄，除了家传，很少有人愿意学。另一种就是挑着箩筐，摇着拨浪鼓，“叮叮咚，叮叮咚……”换麦芽糖的货郎。到牌楼来换麦芽糖的货郎不是毛师傅，是扫帚沟街上的糖老五。过了腊八，毛师傅就搁下货郎担子，忙着过年了。和毛师傅进村一样，耳尖的孩子只要一听到糖老五的鼓声，就匆匆忙忙跑回家，缠着大人要鸡毛、鸭毛、牙膏皮，然后一窝蜂地聚拢了来，扒着箩筐朝里望。只要孩子们一来，糖老五就像变戏法一样从口袋中掏出一根小木棒，在箩筐里搅两下，一抬手，白色的麦芽糖便裹在了木棒上。有顽皮的孩子伸手去抢，糖老五的手又是一抬，“别抢啊，一个个来……”孩子们只好乖乖地围在箩筐周围，按秩序排队。糖老五一面点数着孩子们递过来的鸡毛鸭毛牙膏皮，一面用锤子顶着掌子，掌子贴着糖块，只听得“叮当”一声，孩子的手里便有了一小块糖。

每次都有空着手的孩子，依依不舍地跟在小伙伴身后。几个小伙伴拿着属于自己的一小块糖，小心翼翼而又得意扬扬的样子，跟在一起的小伙伴，可以轮流用鼻子凑近去闻，关系好的，还可以舔几口。也有实在憋不住馋虫的，逼上梁山，只好背着大人，偷家里的东西去换。有一次，家珍偷偷地换掉了一把斧子，糖老五毫不犹豫地收了下来，居然没问斧子的来路。当家珍的继父准备劈柴烧锅，却发现斧子不翼而飞时，单薄的家珍正蹲在锅台旁边取暖，“你个狗日的，败家子，老子早晚要捶死你！”家珍在继父金刚怒目一样的逼视里站了起来，没有争辩，若无其事的懵懂表情，既无奈，又无辜。

家珍是个心狠手辣的角色，多年后，一字不识的他成了“菜市一霸”，极尽巧取豪夺。方圆数里的红事白事，都得给他留一个位置。当然，这是另外一篇文章的内容了。

家珍用斧子换糖的事情最终还是败露了。孩子心里藏不住秘密。家珍也没有要求大家替他保守秘密。到牌楼来的生意人不少，像糖老五这样做买卖的，一个也没有。他太抠门了，牌楼人原本就爱嚼他的舌头，“一丝糖腥子，恨不得都要舔走。像他这号狗屌尖的，自古少有……”家珍用一把斧子换了五小块麦芽糖之后，大家对糖老五的印象更差了——家珍才十岁啊，还是个孩子，“真是丧德”。虽然腊月里他照常来，但找他换糖的孩子越来越少，再后来，便只有围上来看的，没有拿东西来换的了。

糖老五祖上五代人都是做糖的，传到他这一代，据说已经一百多年了。他做的麦芽糖有圆饼一样的固体状，也有长条状的，上面布满了蜂眼，就是没有喜凤做的那种猫糖和狗糖。有一次，他拿着喜凤做的猫糖左看右看，最后找到喜凤，问她愿不愿意去他家帮忙，喜凤的脑袋摇得像拨浪鼓，“我有家有口的，哪走得掉呢？承你的情了！”糖老五不肯罢休，三番五次上门，说尽了各种好话，几乎是死皮赖脸了。纠缠到后来，喜凤的瘸腿丈夫直接翻脸，差点要动手，他这才彻底死了心，路过牌楼，总是绕着走。

瘸腿丈夫是个瓦匠，脾气比手艺还坏，喜凤经常挨他的打，受他的骂。老人看不下去，心疼喜凤，结伴上门数落瓦匠。瓦匠埋着头，默默地抽烟，一言不发。

母亲不会熬麦芽糖，但那些年，我没少吃喜凤熬的麦芽糖。童年的口味决定了一生的口味，一直到今天，我依旧对甜味葆有经久不衰的好感。我偏爱各种各样的甜食，尤其是蜂蜜，我可以一个月不吃一粒米，但每天早上醒来，我总要喝一大杯温吞的蜂蜜水。如今，故乡物是人非，味蕾上的乡愁，竟是腊月里，麦芽糖绵长的香味。

牌楼的孩子什么时候不吃麦芽糖的呢，具体时间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总是在喜凤离开牌楼之后吧。说起来，喜凤也是个苦命人，娘死得早，她不满二十岁就嫁到了牌楼。瓦匠是独子，又会一门手艺，喜凤原以为总算熬出头了，却不料苦日子才刚刚开始。婚后的喜凤五年生了四个女儿，生怕了，死活不愿意再生，瓦匠却不肯答应，对喜凤愈加粗暴，横挑鼻子竖挑眼，非打即骂，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闹，鸡飞狗跳。喜凤人前总是递着笑脸，一转身，眼泪滚下来，脸上堆满愁云。牌楼的老人心疼喜凤，但也知道瓦匠的脾性，谁也不愿意做这个恶人，更何况，香火传承，是一个家庭天大的事情。

像一滴水，喜凤从牌楼蒸发了，下落不明。没有人知道她究竟去了哪里，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瓦匠掘地三尺，找了一年多，终于在白荡湖边找到了一双鞋。瓦匠坐在湖边抽了几根烟，落了几滴眼泪，重新起身时，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他已经释怀。

都说好人有好报，唉，谁知道呢？寒心……每次说到喜凤，老人们总要如此叹息。喜凤是小村牌楼第一个失踪的人。那时候我已经上高中了，对她的失踪似懂非懂，也不太相信。

一直到现在，我也不相信她的失踪。我一直觉得她还活着，像那些从牌楼迁走的音讯全无的人。我一直记得她的笑容，圆月一样的脸，像村头的那口小池塘，一万道柔波在其间荡漾。静水流深。

暧暧远人村

江少宾

天黑了下来，一团团乌云在山脊上翻滚。凉飕飕的秋风扑进荫翳的山谷，裹挟着氤氲的雨意。我不止一次经历过皖南山区的秋雨，铺天盖地，像一个吹口哨的少年，来得急，去得也快，一盏茶的工夫，便从这座山头赶到另一座山头。山头与山头之间的逼仄盆地，星散着一座座人迹罕至的古村落。20世纪90年代，我经常一个人，徒步探访那些古村落，但这一次，我几乎没有准备，甚至没有带一把伞。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是继续进山，还是趁早回头呢？进退维谷间，只见一辆拖拉机冒着黑烟，突突突，一蹦一跳地，朝我开了过来，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老乡握着方向盘，猛然间看见我，一脸狐疑。我喜出望外，急忙迎上前，老乡警惕地盯着我，直到确信我并无恶意，才跳下拖拉机，露出一口白牙，不相信地说，“你一个人啊？胆子不小哦。山里面还是山，一点都不好耍……”我遞过去一根烟，“山里面还是山，你这话很有禅意啊！”他接过烟，将过滤嘴在大拇指的指甲上用力戳了戳，麻利地点上火，饱吸一大口，笑容舒展开来，眼角的皱褶像一把打开的折扇，“快下雨了。山路不好走，后面也颠得很喔……”

这是愿意带我了，我感激地握着老乡，纵身跃上拖拉机。突突突，拖拉机又蹦蹦跳跳了起来，像一只钢铁铸成的袋鼠。崎岖的山路年久失修，裸露着一块块大大小小的石头，像一条干涸的灰白色的河床，铺陈于山谷，蜿蜒于山腰。拖拉机的箱体已经颠坏了，底板上的铁皮山路一样凸凹，纵横交错着五六道手指粗的裂缝。我小心翼翼地坐在箱体边沿，一面张望着绵延不绝的山路，一面心不在焉地和老乡攀谈。“我姓程，程咬金的程。坳里都姓程，他们都叫我大老程。”大老程算是土著了，自祖父那一辈起就住在这片山坳里，几代人了，一直没有搬下山去。这些年，年轻人陆陆续续搬走了，大老程的两个儿子也在五十里外的集镇上置了房子，老大开了一爿早点铺，老小修摩托、卖百货，日子过得很红火。两个儿子家里都好住，但他不愿意下山，夫妇俩就守着一幢空荡荡的老房子，种着两亩薄田，和年久失修的老房子一起，和大山深处鬼火一样明灭的煤油灯一起，慢慢衰老。“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活法，我们不干涉。人啊，也就几十年好活，怎么活，魂都不能丢。我讲你懂啵……”我自然是懂的，却不好接话，横亘在我们之间的，不只是代沟。“山里，苦吧？”我原本想说“寂寞”，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沉默了片刻，嗓门忽然大起来，“苦什么？不苦的。住习惯了，哪里都一样。楼房我住不稳，人风飘飘的。我不讲假话……”

大老程很健谈，也或许，他是在山里住久了，没有人交流，而我，恰好是一个合适的听众而已。山里不缺米，不缺柴，也不缺素菜，缺日用品。因此每隔十天半个月，他总要下一次山，帮邻居们办采购，顺便去看看两个儿子。我俯身看去，箱体里果然四散着一堆五颜六色的塑料桶和塑料袋，塑料袋里分类装着一些零散的物件，香烟、肥皂、食盐、红糖、牙刷和牙膏，等等;几个大塑料桶里，分别装着菜籽油、老陈醋和高粱酒。

“坐好咯！”话音刚落，峰回路转，拖拉机甩了一个很大的急弯，天地间豁然开朗，层层叠叠的群山迎面扑来。短暂的欣喜之后，我惊愕不已，身侧竟是几丈深的悬崖，拖拉机走的已经不是什么山路了，而是山腰上的一条白练。大自然的鬼斧劈掉了半边山坳，残存的山路挂在绝壁上，像一个不服输的人，和风雨对抗，和时间赛跑。在大自然的怀抱里，生命越卑微，意志越顽强。我提心吊胆地盯着大老程，双手抓紧拖拉机，狂乱的心脏敲起激越的鼓点。

拖拉机慢了下来。空山无人，左边依旧是悬崖，右边依旧是峭壁。稀稀疏疏的竹栏杆形同虚设，大部分已经断掉了。大约四十分钟过去（或许没有那么长），一言不发的大老程忽然停下拖拉机，贴着峭壁蹲下来，从屁股后面的口袋里掏出两根压瘪了的香烟。他看出我的胆怯，一边点烟一边憨笑，说，“我开好几年了，摸黑都开过。你坐稳就是了，没事的。”我已经说不出话来，手脚僵硬，后背透湿，只好小心翼翼地，扶着峭壁，慢慢挪下拖拉机。扶住峭壁我才发现，峭壁上怒放着一丛丛蛋黄色的、乳白色的野菊花，香气清洌。我贪婪地饱吸着山泉般清洌的香气，顿时心旷神怡。大老程停车的地方无遮无挡，周遭一览无遗，纵目望去，一座座白墙黛瓦的老房子，散落在对面的山坳里，绿树扶摇，炊烟缥缈;远处的山峦跌宕起伏，如一匹脱缰的奔向远方的野马。

远方究竟有多远？我不知道。我一次次远足，大地永无尽头。

天忽然亮了几分，一抬头，穹顶露出一个豁口，圆圆的，像一口古井。豆大的雨点劈面砸下来，周遭漫起一股土腥气。大老程立即扔掉烟头，突突突，拖拉机向对面的山坳盘旋而去。

雨，密密集集地下着，我俩无遮无挡，浑身上下很快就湿透了。那一段开了多久呢？我没有印象了，寒意占了上风，也仿佛没有了恐惧。等我感觉拖拉机差不多快要散架时，大老程说，到了。

是一幢外墙斑驳的徽派老建筑，左右两扇花窗都是精微的木雕，上下嵌着两大块砖雕。地基很高，拾级而上，门槛石两边遍布青苔，檐下的雨帘后面，站着一个惶惑的中年妇女，青铜色的脸上浮着一抹恬静的浅笑，像一枚陈年的核桃。大老程走在前面，说着方言，妇女没有接话，只是看了我一眼，又垂下眼帘，朝我弯了弯腰。

七八个乡亲围了上来，有人穿着雨靴，有人拖着凉鞋，还有人踩着我幼年时踏过的木屐。令我讶异的是，乡亲们的脸上都挂着宠辱不惊的笑容，那种从容与淡定，此后我再也没有遇见过。

皖南山区的天，黑得很快，大老程将我安顿在小儿子住过的偏房里，并再三嘱咐我晚上不要出门。七点钟过后，夫妇俩就睡了，我站在窗前，隐约可见灰白色的山路从雨雾里浮出来，像系在草绿色的裙裾上的一条窄腰带。雨下了半宿，除了雨声，周遭太静了，最后，连雨声都是静的，一滴，两滴，三滴……我恍如置身一口大池塘，一滴雨声过后，水面上荡起一圈涟漪。一滴雨声，又一滴雨声，雨声和雨声之间，是长夜般深邃的岑寂。这悠远的雨声让我心神恍隐，我感觉自己成了一枚草叶，飘然入梦。

雨声什么时候住了，耳畔响着此起彼伏的雄鸡报晓声。我半寐半醒地躺在床上，不见天光，屋顶上的亮瓦还是暗的。夫妇俩已经起来了，房间有了烟火的气息，洗漱声、咳嗽声、拾掇柴火的声音，以及柴火的突然炸裂声。我躺在床上，仿佛回到了童年。童年那些与世无争的早晨太安逸了，外面的世界，忙碌在我的世界外面。

赖到不得不起床的时候，天已经晴了。绿叶清亮，烟岚在山巅盘绕。

大老程拎了根棍子，陪我在村子里转悠，说是村子，其实就是一条鹅卵石铺成的小路，蜿蜒着，串起十一栋老房子。路边，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潺潺流過，卵石中间，还蹦跶着几只近乎透明的石虾子。小溪的源头在半山腰，泉水汩汩汩，从岩石缝里蹿出来，形成一条瀑布似的山涧，“水很甜。夏天透心凉，就是冰水。”大老程年轻时上去过，如今已经没有办法上山了。路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呢？没有人知道，路是在枫香、麻栎、油松、朴树、栗树、黄檀、荆棘和山石间消失的。如今，大家也不敢贸然进山，山里毒蛇多，五步蛇，断尾蝮（大老程叫“土球子”），也有竹叶青和眼镜蛇。打大老程记事起，至少有八个砍柴人被蛇咬死了，大老程的父亲是其中之——人还没下山就神志不清了，揪着草皮抽搐，被蛇咬伤的手指肿成了茄子，伤口周围隆起一个黄豆大的血泡。两个小时不到，人就走了……那个盛夏的午后是大老程最痛心的记忆，二十年后重提，他依旧红着眼圈，摇头叹息。

菊花。栀子花。梨树。桃树。垂丝海棠。木芙蓉。花团锦簇。一蓬蓬蔷薇热热闹闹地翻过墙头，一团墨绿，浓得化不开。仔细看，山墙上还蹲着一只鸡，懒洋洋的，左顾右盼。一条黑狗卧在墙脚，大吼一声，突然弹起来，看到大老程，又箭一样射过去。家家户户门前都有木槿，一人多高，像整装待发的士兵。家家户户地基都很高，大门洞开，大老程朝屋里打着招呼，一路散着“红塔山”烟。皖南山区的方言太难懂了，他们之间的交谈语速很快，像枝头叽叽喳喳的鸟语。我再次看到那些素净的笑容，从黑黝黝的户牖里，皮影一样闪出来。

有老人，刚起床的样子，面目模糊，裸着上半身;也有乱蓬蓬的妇女，跑出来，接过烟，却不看大老程，旋即转身离去。

每下一次山，大老程都能揣回一两包软盒装的“红塔山”烟，当时这是好烟了，一包七块钱。“儿子给的，他们都抽这个烟。抽这么好干吗？钱也不是那么好赚的……”我没有接话，他的口气听上去像是炫耀，又像是埋怨。

小路尽头的山坡上是一片低矮的茶园，茶园四周，围着一大片茂盛的向日葵。阳光从对面的山脊上瀑布一样泻过来，葵林一片金黄，亮得耀眼。没有风，丛林深处不时爆出一两声鸟鸣，山坳里，回声清越。时间仿佛停滞了，大山岑寂，静得能听到草叶的呼吸，能听到流云拂过树梢。我出神地看着洗刷一新的白墙黛瓦，屋顶上炊烟飘拂，像一条条透明的纱带。

午饭过后，大老程开着拖拉机送我出山。青山如洗，鸟鸣深涧。坐在箱体后面，绝壁上的山路仿佛开阔、平坦了许多，山坳里的小村渐渐远了，终于又消失在绿荫深处。快下山时，大老程忽然亮起嗓子唱起了山歌，悠然自得的旋律回荡在空山，如万壑松涛，排空而来。我不知道大老程彼时的心境，在我，是像迷恋童年一样迷恋那种静谧，是突然想留下来做一个山民，在山坳里盖一间小房子，种一亩水稻，栽一亩棉花，再辟一片茶园、开几垄菜地……这简单的愿望又是多么奢侈啊！如今，人到中年，那个看似简单的愿望，我依旧未能实现。

有些地方，我们一辈子只有可能去一次。那座人迹罕至的小山村，我竟没能记住它的名字。也或许，它原本就没有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