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携春色上山来

牙韩彰

本来是打算写完十几座文化名山之后，再回过头拾遗捡漏，看看哪座山里还有什么人或事值得再写的。但写完“之五”以后，南宁青秀山上有一个人老是在脑海里反复出现，怎样拒绝他都没用，最后我只好妥协，掉过头来先把他写了。

这个人就是董传策。在八桂文化名山寻访之一的《青秀山：阳明先生过化之地》里，我只简单说了他几句，说他曾跟奸相严嵩相斗，说他骨头硬，被打入大牢备受酷刑而不屈，说他被贬到南宁，一待就是九年之久，说他经常登临青秀山，曾写过《青山歌》和《青秀山记》，最后说他给青秀山定了调：“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

这些都没有错。但他的故事远比这简单的几句话精彩多了。大家最想知道的，可能就是，他在中央机关的刑部里当一个司局级别的主事，天天上朝能见到皇帝，见到首辅大臣，见到各位尚书、侍郎，见到朝廷会议的种种波澜起伏，见到各种惊心动魄的你争我斗，回来跟亲戚朋友喝酒吹牛，有多少猛料可以吹呀！好端端的，为什么被贬到南宁来？

其实，董传策上书举报严嵩最后被贬，这事被搞得那么大，完全是偶然的。当年，严嵩深受嘉靖皇帝信任，担任内阁首辅、太子太师，这就是宰相的职位，一人之下，不仅万人之上，而是全国人民之上了。他在这个领导岗位一千就是二十年，所以，他有时间、有权力、有机会搞结党营私，搞团团伙伙，而且确实搞得很过分，排除异己，操纵国事，还私吞军饷，简直就是典型的政治腐败与经济贪婪高度结合的大案要案。但他深得皇帝信任，又还在台上，大权在握，气焰嚣张，别人拿他也没法。大胆一点的也只有敢怒敢恨而不敢言;胆小的遑论敢言，就是心里一丝一毫的怨恨都不敢存有！

不过，凡事都有例外，清正刚烈的董传策就不信这个邪。这个董传策为什么胆子这么大，敢招惹严嵩？我推算了一下，除了性格刚烈，跟年龄也有些关系。他这年28岁，算虚岁也才29，都做到刑部主事了，正是年輕气盛、容易激动而且最想有所作为的年龄段。他实在看不下严嵩把持了朝政走向，就向皇帝上疏弹劾严嵩，列具了严嵩六大罪状。巧的是，这一天他的同僚张狮、吴时来也分别上奏告严嵩的状。

这下惹的麻烦就大了。你再怎么说这是巧合，不是三人事先合谋的统一行动，就是满朝文武都信，皇帝怎么都不会信;就是皇帝信，严嵩严阁老打死他也不会信：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啊！结果，自然是龙颜大怒。其实是严阁老先怒，而严阁老知道自己的怒用处有限，又去煽起龙颜的怒。

这招一般都比较灵。凡是在皇帝身边做事的都知道，都是发火，皇帝发火，跟一般人发火是有本质区别的。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皇帝的发火影响太大，所以，没特殊情况大家都不会轻易去惹皇帝发火。董传策他们惹得嘉靖皇帝发火了——“上怒”（见《明史》），于是就被抓进大牢，即“下诏狱”（见《明史》）。明朝锦衣卫那帮大爷我们从电视剧里大概知道一些，他们看到有官员犯事，就像饿狼看见兔子一般，于是，“三人被讯惨毒”（见《明史》），还要追问主谋是谁。但是，骨头硬的人也有好处，据说这三人“终不变”（见《明史》），都一口咬定没有谁指使他们这么干，是严嵩搞得天怒人怨，上天指使他们举报的。

自古以来，“天”是很权威的，谁都不敢去“犯天条”。嘉靖皇帝对天也很敬畏，董传策他们把“天”抬了出来，“朕”也就不敢造次了，而他们的罪行也确实不够杀头，最后，就把这三个倒霉蛋统统贬到地方去了事。这样，董传策就被贬到了南宁，张狮贬去贵州都匀，吴时来贬到广西横州。横州即现在广西横县，离南宁不远，结果，董、吴这两个“友仔”以后就经常互相走访、饮酒作诗。

为了搞清楚董传策是被怎么个“贬”法，我费了不少时间翻查资料，多方求证，最后才搞清，对董传策他们的处置措施是“谪戍”。其释义是，古代官吏或人民因触犯法律被流放到边远地区承担防守任务。戍就是守卫边疆的意思。所以，有些书又说他们是被发配充军，也不错。不过，董传策的行政级别怎么处理，史料没见记载。

都说封建统治专制专横，特别是明朝晚期，锦衣卫遍地横行，政治不明。但我却有一事不甚明了，董传策、张狮、吴时来这三个“触犯律法”的“犯罪官员”被发配边疆，却还能一路同车同船同吃同住，更有甚者，还能邀约当地好友一起游山玩水、饮酒作诗，这是不是跟他们的行政级别还没被“撸到底”有关呢？

广西大学硕士研究生覃佳先生的论文里就是这样介绍的：“董传策于1558年被贬谪戍南宁，当年中秋时分到达桂林全州，作《中秋全州》《全州大雨》两首诗记之。”董传策与好友结伴“将桂林伏波岩（即伏波山）、隐山、风洞岩（即叠彩山）、独秀峰、七星岩、水月洞等风景点一一游览，并作《游桂林诸洞岩记》一文”。而另有一篇文章是说他们三人结伴南下，在中秋节时到达桂林全州后分手。如果属实，这三个人至少从北京一路同行到达桂林全州，至于是不是一起畅游桂林山水，没见记载，但董传策邀约当地友人一起对桂林山水“一一游览”那是真有其事的。如此说来，明朝晚期对触犯律法的官员也还不算管得太紧。

史书记载，董传策“谪戍”南宁达九年多时间，跨越十个年头。时间是从1558年到1567年。这期间，他应该还没有被开除工作，按说他的工作是协助防守边疆的，但具体做什么事务，翻遍史书，都语焉不详，只有《南宁市志》的记载，以及覃佳先生和曾欢欢等学人的少许文章有所考证，但这些书文的内容大抵相同，都是这个说法：董传策在南宁十年，经常登临青秀山。并都以诗为证：他在广西期间写作的诗歌达到850篇，其中写山水田园的约有200篇，而诗歌题目含有“青山”二字或内容涉及南宁青秀山的诗和文约有50余篇;也有人考证他真正写青秀山的作品共有38篇，其中诗35篇、文3篇。他还以“青山之主”自居，详细考察青秀山上的各个景点，并一一给予命名，总共有21处之多。说实话，我虽在南宁工作达35年之久，比董主事在南宁工作时间长多了，但这21处景点，我也确实还没一一找到，这21处景点的名称我是从《南宁市志》的记载里细数出来的。这些景点的有些名称至今还在使用，如“董泉亭”“白云精舍”“天池”等等。他写青秀山的有些诗篇也还是脍炙人口、流传后代的，如《游白云精舍四首》《登青山绝顶》《青山构白云精舍》《青山歌》等，尤其是《青山歌》，覃佳先生点评“全诗两句一韵，变韵16次，以富有节奏感的韵脚变化颇有气势地将青秀山丰富多彩的景色呈现出来”，名句如“波光万顷盘蛇城”“蛟龙怒吼凌长空”。而我还觉得，董传策这首《青山歌》不像其他一些人故弄玄虚，把诗歌写得只有自己看得懂，他这首诗带有口语诗的味道，很接地气，如“青山四时常不老，游子天涯觉春好。我携春色上山来，山花片片迎春开”等，就属于我等小民百姓也读得下去的通俗易懂之作。在董传策诸多青秀山诗歌中，除了《青山歌》，我比较喜欢的还有这一首《山中酌客》：海内交游此聚颜，江风飚贴散人寰。壮心漂泊还弹铗，春事萧条且看山。草树半天家独远，烽烟双眼世谁闲。莫将逆旅成惆怅，诗兴时时露一班。

由此可见，董传策在“谪戍”南宁期间，心态不错，没有因此患上自闭症、抑郁症或怨天尤人症甚至自行了断症。有史书记载，他“处之泰然，授徒青山，日与士人谈艺文，而亦间与衲子谈佛”。看来，读书人毕竟还是读书人，何况还出版了《采薇集》《幽贞集》《邕欲集》三部诗集，这位董主事确有其文化自信处和精神支撑处。

我猜想，当时青秀山估计也还没成为著名旅游景区，不然，他一个犯事充军发配边疆的小官，要是这么常常跑去著名旅游景区玩耍，肯定要被眼睛雪亮的群众举报。而且，他竟然还经常跟犯同一种罪的吴时来来来往往、喝酒赋诗，《广西通志》就有记载，“传策戍南宁，间过横（州），访时来，邕、横人士多从之学”。更有甚者，三部诗集中提到吴时来的诗就有近50首之多，这更是官场上很忌讳的事情啊。但最后没有因此被查处，一直等到新皇帝登基，大赦天下，得以返京復职。这是值得庆幸的。要是没有比较坚强的心理素质和政治定力，他肯定吃不消。单就这一条，我就佩服他。

凡是清正刚烈之人，从军从政为将为官好确实是好，打仗可以安排做先锋官，冲锋陷阵，披荆斩棘，一般没有问题;遇到重大疑难险重之事，也尽管交付给他，他也会大刀阔斧，赴汤蹈火，一一攻坚克难，给你做得妥妥帖帖。不过，这种个性的人，一般也是待人苛责，缺乏宽厚仁慈之心，凡事以我为主，容不得不同意见和看法，容易引起众怒。董传策的最后结局就印证了我的这个说法。

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晚年喜欢服用丹药以为能长生不老的嘉靖皇帝，刚刚60岁即告驾崩。其子穆宗即位，遵照嘉靖遗命，把那些爱上疏建议国事的谏官统统官复原职。于是，以海瑞为首等一大帮“多嘴”之人都得官复原职了。自然，董传策也不例外。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董传策奉诏离开南宁，离开他留恋不舍的青秀山，回京复职去了。此后，董传策的官做得顺风顺水，一路提拔，当到南京工部右侍郎以后，又换岗到南京礼部右侍郎的岗位上。

这里得穿插一下。明朝官制有些特别，自明成祖朱棣率兵夺了侄子的皇位后，把首都迁到北京。但南京毕竟是自己老爹朱元璋建国的首都，他在南京也保留了一套中央管理机构，名称和级别跟北京的中央机关一致。所以，董传策的南京工部、礼部右侍郎，是相当于如今的副部长的高官了。后来，董传策不知又犯了什么事，被罢官放回了家乡。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五月，已经没有了官职的董传策，因苛责仆人引起众怒，被仆人所杀。《明史，董传策传》的原文是这样说的：“绳下过急，竟为家奴所害。”结束了他50年跌宕起伏的一生。

可能是做官动嘴皮子惯了，没意识到罢官归乡就是打回原形，现在又变为了平民一个，再也不能像担任副部长级领导那样对下人呼来唤去了，结果造成“窝里反”，被手底下的人收拾。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为人处世，待人接物，不要过于严苛，不要动不动开口就“叼杠”（桂柳话，指责之意）人，还是要记一下这两句古话：“得容人处且容人”“退一步海阔天空”。

这么浅显的处世之道，历尽官场、人生波涛汹涌的董传策难道还不知晓？性格使然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