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时期的军人血性形态及特质

张晨 任仕坤 芮晓华

摘 要： 中古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段，梳理、总结这一时段军人血性的形态与特质，对总结我国军人血性基因、锤炼当代革命军人血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中古时期 军人血性 形态特质

中华历史源远流长，从上古、中古、近代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军人血性在历史的长河中积淀、磨砺、传承，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和特质。总结不同时期军人血性基因，有助于勾勒不同时期军人血性的内容与特质，帮助我们完成军人血性的历史梳理。

按照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的划分，中古时期指由秦汉至明清这一时段。这一时期由于历史时期较长，军人血性的内容呈现出丰富的内容，具备更深厚、更独特的内涵与特质。

一、中古时期军人血性形态

血性精神在这一时期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汉、唐两朝，尚武之风趋盛；由宋至清，尚武之风式微，血性精神有所低迷。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当时社会的整体风貌息息相关。

（一）汉唐时期的尚武之风

强汉盛唐，是我们经常使用的词汇。汉唐时期的血性主要彰显于整个社会的高昂尚武之风。同时，在文学作品、历史战争等方面均有多方面体现。

第一，汉唐血性精神体现在各个阶层的各类文学作品中。

大风起，号角响，云水扬。“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是汉高祖刘邦《大风歌》中经典的句子，诗句以慷慨激昂的调子拉开两汉四百年尚武大时代的帷幕。汉朝时期，即使贫民也能至少拥有一把剑，这和当时兵器管制不严格有着必然的联系。由此可见，在汉朝即便是庶人，亦能仗剑行走。

继汉之后，大唐开启了我国古代历史上最蓬勃、最昂扬的一个时代。整个唐朝，边疆战争十分频繁，边疆战争取得胜利的次数之多，在我国历史上亦为一大特点。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最强盛的一个王朝，唐代的尚武精神与军人血性体现在唐代的文治武功里，体现在唐代士子奔逐大漠、建功立业的昂扬心态里，更体现在浩浩洋洋的唐代边塞诗歌中。

唐代社会重视军功，这一点不仅仅体现在武将身上，即便身为文人，也大都渴望在疆場上建功立业。以唐代的边塞诗为例，可以看到整个大唐尚武的风气。岑参的《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中有这样的诗句，“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李贺更是在《南园十三首·其五》中表达了“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的追求志向。可以说，边塞诗的创作贯穿唐代的始终，最能体现当时文人们的尚武精神与追求边功的志向。

第二，汉唐血性精神体现在诸多历史事件和各类战争行动中。

纵观汉代的历史，卫青、霍去病、班固、陈汤……这些在汉代熠熠闪光的名字，同样留在了中华民族的史册中。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班固的投笔从戎、执着坚守，陈汤的拼杀疆场、扬我国威，他们身上鲜明地彰显了汉代的尚武精神与血性基因。

汉代各个阶层都十分尚武。首先，皇族尚武、血性十足。刘邦即位之初即率领军队进攻匈奴，汉武帝刘彻更是亲登单于台，意在摧毁匈奴的锐气。其次，士大夫阶层尚武。文士李膺在担任护乌桓校尉期间，身先士卒，在与来犯的乌桓士兵临阵交战的时候，虽然身受重伤，但依然英勇杀敌，以致乌桓人听到他的名字即闻风丧胆。另外，汉代还出现了一大批名将，名将们及名将们的汉代名军事胜利典型地表现了汉代军人的血性。正如周谷城先生在《中国通史》中提到的，汉朝的军事征伐可以大体作如下归纳：“兹分别依地理的次序，由东北而西北，由西北而西南，略略述一个大概：定朝鲜，置四郡；逐匈奴，固北边；通西域，逾葱岭；平西羌，隔羌胡；西南夷皆屈服；平南粤，置九郡；平闽粤，定东南。”①汉朝的名将领多，战争败绩少，成功多，正是汉代尚武精神的鲜明表现。

汉代的尚武精神与军人血性贯穿整个朝代的始终。若论军人血性，汉朝无疑可在整个中国历史范围内独领风骚。

唐代，除了边塞诗歌外，尚武精神与军人血性还体现在唐代的文治武功里。唐朝前期，推行府兵制兵日渐盛行。府兵制加武举制，推动了唐代全民尚武的风气。

尽管到了唐朝中后期，文人追求的重心从边功转向科举，但当时社会环境的多元化、繁镇割据的动荡不安，使得尚武之风仍在社会中弥漫。

（二）由宋至清时期的血性精神

中国历史上有血性精神的式微期。宋朝中后期、清末等历史时期都属于这样的时期。但从总体上看，这种血性精神的式微主要体现在统治集团身上，一般民众的尚武精神、血性意识并没有泯灭。在历史记载的战争中，在文人作家的作品中，在志士仁人的行动中，都有血性精神的抒发与体现。

两宋时期，朝廷重文轻武，世人的尚武精神与血性气质都有所衰减。但是，在面临外敌入境的情况下，虽然北宋统治者屈辱退让，但边疆的百姓却誓死不让，他们自发结成“弓箭社”，“带弓而锄，佩剑而樵，出入山坡，饮食长技与敌国同”②，战时抗敌，闲时耕种，非常灵活机动。

南宋时期，朝廷偏安一隅，志士仁人大声疾呼，我们看到了陆游“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兵河入梦来”（《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的忧患情怀，感受着辛弃疾“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的壮志豪情。跨越千年，我们仍能听到将士们忠勇报国的铮铮豪言，感受到将士们献身沙场、视死如归的战斗豪情。

到了元代，从总体社会风貌上看，尚武是主流。尚武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元太祖及其子孙们在长期东征西讨中形成的武力崇拜，将统一天下、征讨所有的不臣者作为己任。二是全国上下尤其是上层对武力的推崇。因为尚武风气的影响，元代血性精神得到了彰显。

清中叶以后，承平日久，尚武精神渐失。但在清朝末年，外敌入境、民族危机的时刻，我们仍能听到一些仁人志士血性的呐喊，尚武精神重新得以倡扬。这种精神和血性，经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终于在20世纪初形成广泛的社会思潮。

二、中古血性精神特质

中古时期的血性精神与上古时期相比，具有以下特质：

（一）爱国、弘毅的精神特质更凸显

在具备上古时期军人血性崇兵尚武、尚义轻死、阳刚坦荡三种特质的基础上，中古时期的血性精神更鲜明地体现出爱国、弘毅的特色。

首先，中古时期，家国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保家卫国的概念深入到军人血液之中，成为军人血性基因中最亮丽的一道色彩。汉朝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誓言一直轰响在历代戍边将士的耳畔，南宋岳飞“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精神被后人铭刻在心，元代的文天祥更是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永留史册。明朝时期，一代抗倭名将戚继光，面对敌寇的骚扰，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作为自己的志向。可以说，忠于自己的民族、国家，强烈的家国情怀，是任何时代的军队都共同信守的最基本的价值准则。在中古时期，这一特质表现得最突出。

其次，奋发进取、刚健有力弘毅精神更凸显。中古时期，朝代更迭、外敌入侵，国力衰退、国家危亡。这一时期对血性精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自强不息、忠勇弘毅，在陆游、岳飞、文天祥及清末爱国志士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二）呈现出更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中古时期的血性精神在不同的朝代体现出时段性特征。汉唐时期，血性彰显；由元一代，尚武风行；两宋、清末，血性衰微。综合来看，这种阶段性特征的出现有着复杂多样的原因。

汉唐时期之所以尚武风盛、血性激荡，與统治者重武、国力强盛、外地入侵密不可分。

首先，统治者重武。汉代，从刘邦到刘彻，再到后来光武中兴的刘秀、开创蜀汉的刘备，他们有着冲锋陷阵的战场经历；唐朝重武，李唐王朝的缔造者，唐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均为隋末割据一方的军阀。他们出身将门，长于朝代更迭之际的兵火战乱，自幼熏陶于兵书战阵中，尚武崇豪的任侠之气浑然天成。集结于他们身边的文臣武士，成名之前大都以侠风豪俊闻名于当世。

其次，国力强盛。强盛的国力为军力发展提供了强大保障。汉唐两朝是中国封建社会里国力最为强大的两个时代。尤其是唐代，可谓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唐代的军队装备精良，马匹充足，并初步配置了火器装备。在作战中形成了以骑兵为主的主要作战方式，其攻坚战能力和野战能力都为当时一流。

最后，外敌骚扰。周边少数民族的入侵和威胁，激发军人奔逐大漠、建功立业的血性精神。汉唐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一直都在持续。汉代，以边疆保卫战和开疆辟土为主要形式。唐代，因北方少数民族南下，边塞战争不断，客观进一步促进了当时尚武社会氛围的形成。

与汉唐相比，两宋、清末尚武与血性精神的衰微，这种阶段性的特征与当时社会文化、风气息息相关。

首先，军人地位、荣誉感的下降。可以说，不管在任何时候，军人的血性都需要荣誉作为支撑。有了军人身份的荣誉感，才会无怨无悔，才会感到即便牺牲也死得其所。宋代，因统治者重文轻武，军人地位下降。与此相对应，宋、明两代的军事实力随之下降。

其次，统治集团贪于安逸，国人精神倦怠。宋神宗时，面对西夏的屡次进犯，在财富、兵力和武器装备都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朝廷竟然不修武备，年年送金银财帛试图安抚，还自我安慰这是“仁德怀远”。欧阳修曾这样形容当时的状况：“上下安于无事，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器械腐朽，城郭隳颓。”③至于晚清，在GDP并不落后的情况下，面对世界列强围噬，不是精武强兵、奋起御敌，而是穷奢极欲、死保特权。统治集团的不思进取、尚武精神的泯灭，使整个军人斗志尽失、血性衰微，进而诱发外敌毫无顾忌地宰割欺凌。

总之，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既是一部奋斗史，又是一部战争史。我国中古时期的军人血性具有丰富的形态与鲜明的特质，对我们全方位熔铸当代革命军人血性具有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注释：

①周谷城.中国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②苏轼.苏轼文集（卷22）[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

③欧阳修.欧阳修集卷（奏议卷十八）[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