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姆与韦努蒂翻译伦理观之对比

张婷

摘 要： 翻译活动必不可少地涉及人与人的关系，所以其本身具有伦理特性。且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遵循某种价值观或伦理。翻译伦理涵盖面广，内容丰富，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侧重点。很多研究者曾从不同视角对翻译伦理进行了探讨。本研究以此为出发点，通过对比皮姆和韦努蒂对翻译伦理问题的思考和认识，从而对翻译伦理问题的研究有所推动。

关键词： 翻译 伦理观 皮姆 韦努蒂 比较研究

翻译是实现不同语言文化间交流的手段，必然涉及如何对待自我与他者关系的问题。从该意义上讲，翻译活动涉及的很多问题都是伦理层面的。许钧教授在《论翻译活动的三个层面》中指出，翻译活动的全过程无一不受伦理的制约。现在是全球化进程蓬勃发展的时期，不同国家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如何实现平等交流，便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问题。因此，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审视翻译的伦理问题对于我们国家形象的塑造及更好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1.皮姆和韦努蒂的翻译伦理观概述

“翻译伦理”这一术语自1984年被贝尔曼提出以来，就一直深受关注。除贝尔曼外，皮姆和韦努蒂对“翻译伦理”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翻译的伦理问题进行研究，以下就这两位学者的翻译伦理观做对比研究。

皮姆主张重新定义译者，构建职业译者形象的翻译伦理观。皮姆的翻译伦理可以等同于“译者伦理”。皮姆将译者作为翻译伦理研究的中心，目的是为译者群体打造“职业保护伞”。皮姆将翻译伦理分成两个层面：一是原著忠实论，二是服务于翻译职业的伦理规范。原著忠实论意味着译者应该是隐形的语言操作者，而职业伦理则认为，理想状态下的译者应该是“参与做决定的、有利益牵连的个体”。因此，在当代翻译伦理要求下，译者应该显身而不是隐身。翻译的职业性逐渐取代了以往的忠实性，忠实性不再是评判翻译的唯一维度。并且皮姆认为，翻译伦理应该是针对译者团体，而非译者个体而言的。大多数翻译伦理聚焦在个体译者身上，不能构建出具有现实意义的伦理规范。皮姆提出“文化间性”的概念，认为决定如何翻译的是作为文化空间的翻译职业。译者伦理最核心的要求即译者应首先忠实于作为文化间空间的翻译职业。所谓“文化空间”就是两种文化重叠的部分。根据皮姆的观点，译者应该是属于文化空间的，而不是完全属于原语文化，或者完全属于译语文化。皮姆强调翻译职业和译者群体，认为个体译者的决定关乎整个译者群体。译者的任务是共同构建翻译职业，确保文化间合作。“皮姆所构建的具有文化间性的职业译员的伦理选择甚至可能超出翻译行为本身，延伸到语言行为的其他方面”。打造具有共同身份标识的专业译者形象是皮姆的目的所在。“在皮姆看来，翻译伦理的作用就在于协调和促进翻译职业化进程中的理论构建”。

韦努蒂主张反对文化霸权，促进平等交流的翻译伦理观。韦努蒂在《翻译之耻》一书中阐述了翻译伦理研究的必要性，他认为翻译涉及不同的语言文化，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平等的权利关系，这种不平等存在于所有翻译活动中，并通过译文对译入语文化的服务得以实现。韦努蒂作为意大利裔的美国人，见证了英美翻译界对他族文学的肆意践踏和归化，认为这是对异族文化和文学的施暴行为。他主张译者采取异化翻译策略，凸显原文的独特性，保留原语和目的语之间的差异，以此消解英美文化对其他弱势文化的“民族中心主义暴力”。从翻译伦理的角度来说，韦努蒂倡导的是一种“差异伦理”，旨在消解欧美文化的中心主义。他说“我支持的伦理立场是这样的，它敦促翻译在阅读、写作和评估各方面对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表现出更多的尊重”。为了应对英美霸权主义，为了纠正被扭曲了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形象，韦努蒂提出了“抵抗式翻译”，他试图以此重塑第三世界国家的形象，这才是韦努蒂的“政治议程”。

2.两种翻译伦理观之对比

皮姆和韦努蒂对翻译伦理研究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为进一步挖掘翻译伦理的丰富内涵，笔者通过对比研究发现，二者的翻译伦理观存在以下三方面不同，即产生基础、提出目的及对“忠实”的观点。

产生基础不同。皮姆的译者伦理从译者的文化间性出发，通过把译者构建为文化间空间中的中间调停人，皮姆试图制造出一种道德中立、利益无涉的形象。与以往的忠实理论不同，皮姆的翻译伦理不是对翻译本身进行质量评判的伦理，而是扮演“职业保护伞”的角色。译者伦理的最终目标不是定义译者的道德责任，而是促进翻译的职业化进程，捍卫译者共同体的根本利益。而韦努蒂则是从文化学视野出发，反对英美文化霸权中心主义，主张“抵抗”式翻译，挑战“忠实”观。他认为，翻译伦理就是“对语言和文化的差异给予更多的关注”。在韦努蒂看来翻译的本质是一种文化政治行为，他认为翻译体现的是处于不对等状态中的各种语言和文化之间的权利关系。他主张“差异伦理”，即通过促使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认同，拓展对另一种语言和文化的理解与尊重。可以说，从翻译政治和抵抗文化霸权的角度来看，韦努蒂同样凸显了“尊重”在翻译伦理中的核心地位。

提出目的不同。韦努蒂的翻译伦理思想受贝尔曼影响很大。贝尔曼认为，“翻译的本质是开放、对话、杂交和非中心化”。韦努蒂说，好翻译应该是揭示真相的，它在译入语中展现异域文本的异域性。相反，糟糕的翻译则是民族中心主义的，在可传达性的外衣下对异域文本的差异性进行否定。明显的政治倾向是韦努蒂翻译伦理的一大特点。他的翻译伦理从提出时起就是为了反对英美文化霸权，消解英美文化中心主义。他认为通顺的翻译是文化霸权的体现，因此他主张通过抵抗式的异化翻译策略保留原语文化的异质性，凸显异域文化的存在。皮姆的翻译伦理表现出明显的功能主义倾向。皮姆认为译者既不完全属于原语文化，又不完全属于译语文化，而是属于“文化空间”。他从文化间性出发重新考虑翻译中的伦理问题，旨在构建以译者为中心的伦理，希望译者群体通过集体努力实现自己的利益，用翻译伦理为译者群体打造一把职业保护伞。

对“忠实”的观点不同。韦努蒂认为：“译文是永远不可能‘忠实于原文的，或多或少总有点‘自由发挥。译文的主体从来不确定，它也从来不可能是透明的表达，而只能是一种阐释的转化，把外语文本里的多义和歧义显示出来，又带入了同样多面、同样分歧的意义。”韦努蒂认为确定的意义是不存在的，任何意义都是读者解读的结果，对于同样的文本不同读者会获取不同的意思。既然固定的终极的意义是不存在的，那么对原意的忠实随之被消解。皮姆认为译者一旦接受翻译任务就承担起对被服务对象的责任，他将不仅仅是对原作忠實，必须对翻译任务忠实，对被服务对象忠实。皮姆的翻译伦理是以目的为导向的，因此译者必须清楚翻译宗旨，忠实于服务对象和翻译职业，而不仅仅是原作本身。其实皮姆一直避免使用“忠实”一词，他认为对翻译职业有根本意义的是“责任”，是译者对于翻译职业所负有的责任。

韦努蒂和皮姆都对翻译伦理的研究做出巨大的贡献，二人基于对翻译本质的不同认识，在特定的时代情况和不同的需求情况下对翻译的伦理问题进行详细的研究探讨。韦努蒂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的背景下，受贝尔曼的影响与启发从翻译与政治和权力关系的角度出发，探讨翻译的伦理问题，提出“差异性”伦理的概念，旨在保护弱势文化的独特性与声音。皮姆从翻译作为一个职业的角度，从文化间性出发，探讨翻译的伦理问题，他认为译者不属于某一种特定文化而是属于文化空间，具有跨文化属性。译者有权决定该不该翻译，一旦接受翻译任务，那么他对翻译职业就开始承担责任，而且译者应该作为一个职业群体为共同的利益与目标而努力。他主张的翻译伦理是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伦理，旨在提高译者的地位，为译者打造一把“职业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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