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集需要找新路

徐江

虽说结尾收得略显匆忙，可正午阳光的剧集《都挺好》因为触及当代家庭关系，由热剧一跃成为最近社会热议度最高的剧集，影响波及各个年龄层，如此巨大的反响，可能当初连制作方和播出平台也未必想得到。

一部剧集引发社会热议，需要“天时”与“人和”。这样的剧在内地过往40多年里出现得也并不多。细细数来，也就是早年陈宝国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周里京的《高山下的花环》《新星》、李雪健和张凯丽的《渴望》、葛优和吕丽萍的《编辑部的故事》、文兴宇和宋丹丹和杨立新的《我爱我家》、王志文和江珊的《过把瘾》等有限的几部。这些剧多少都涉及当代社会的人际关系，以及改革进程中生活价值观的演变。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娱乐化色彩的日益强烈，电视剧制作周期的日趋缩短，社会性话题剧集的出现变得越发难了。近些年，能步入这一行列的剧集，也就是《蜗居》《都挺好》等寥寥三两部。

《都挺好》的出现，正值内地步入老龄化社会，子女和老人日常沟通不足开始成为各界关注焦点;与此同时，广大职场女性在处理家庭关系时所遇到的挑战越来越多，旧时代父母重男轻女的思维也还部分残存在今天的生活中，《都挺好》的夸张式演绎，正好给了观众一个谈论和宣泄的渠道。这样看来，想不引起轰动都难（当然实际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从戏剧夸张和人物性格设置的角度来说，一个角色越不正常，越容易引起观众的反应。 当年港剧《义不容情》里的温兆伦、《大时代》里的郑少秋、《天地男儿》里的罗嘉良、《天地豪情》里的张家辉，都是靠扮演令观众恨之入骨的奸角儿名震剧坛。《都挺好》的不同在于剧中基本没有大奸大恶的角色，却多出不少不对劲的人。明成不对劲、父亲不对劲、母亲不对劲、明哲也不对劲，甚至连明玉，一开始呈现的也是异于常人的状态，这样的设置，绝对可以先声夺人，可当后面剧情开始“洗白”剧中人，让他们在观众眼中一步步恢复“正常”，却成了非常艰难的事情。

现在的观众很聪明，收看的影视资源也是自电视剧这一文艺品种问世以来最为丰富的。“类型”“桥段”等近年广为媒体散布的“術语”，对他们而言，早已算不上什么新鲜词汇。至于有些电视剧的剧情，编得过于“无巧不成书”，肯定不是讨喜的选择。类似《芝麻胡同》后半部播出时出现的：观众一边夸着、惋惜着主演，一边对剧情不满的情形，其实并不少见。传统的编剧手法、煽情招数，可能行，也可能不行，究竟获得怎样的效果，那要看情节推进到哪个具体的情境。变本加厉“下猛药”，过分使用老招数肯定是不行了，非但无法奉献精彩，还会导致剧情纠结、过度反常……这些，也恰恰是今天影视创作越来越难的根源所在。

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剧集类型化生产日益成为业内共识与追求的当下，电视剧制作所面临的困惑，除了经费困惑、理念困惑，还包括了太多叙事方面的困惑——后者可能还可以细分为影像以及剧情编织等手法上的困惑。发明新手法不容易，一旦发明出来获得成功，行业同道就会争相模仿，直到把新手法迅速用旧，有的剧集甚至会将此手法用到观众避之唯恐不及。

“类型为王”的竞争大环境下，是根本不存在什么“独门功夫”的。一部谍战戏火了，后面会出来五十部一百部，不只人物关系类似，叙事手法类似，连画外音找的都是同一个配音演员！弱智吧？弱智。可是，许多剧集都在这么干。你说那些制作者没脑子？不一定。关键在于，大家用“拿来主义”使唤现成东西都使唤惯了，赶工的节奏下，肯定是怎么容易得60分就怎么来。长此以往，惰性思维就形成了定式。就像近些年，整个行业都在呼吁尊重和保护编剧权益，不少公司恐怕还是只给编剧结头两三期款，然后照样干着装傻赖账的营生。

你说他们是故意针对那个编剧吧，还真未必是，更多的是惯性和思维定式。喜欢“蹭吃蹭喝”的人，一般是从不考虑买单人的穷富的，只要有便宜占。

找新路，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去除创作思维定式乃至行业潜规则定式的过程。只有大前提确定了、巩固了，局部的、个人的创作权益才能得到保障，整个行业里每个人在创作中所受的苦和委屈才能少一点儿。拍出来的剧集，也才能少一点儿郁结、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