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视角下近代上海体育文化的空间建构与文化转型

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文本分析法，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视角出发，围绕公众、公共场所和公众舆论，重点分析近代上海公园、跑马场、商务印书馆等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公园既是近代上海公众消遣游憩的场所，还是别国侨民体育运动的重要场所；跑马场由于具有体育休闲娱乐和进行社会交往的双重功能，成为体育公共文化空间的典型代表；商务印书馆成为体育文化空间中公众舆论的引导者，对于近代体育文化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基于此，近代上海体育文化的空间建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封建传统体育文化价值观向现代的转化，推动和加速了中国现代文化的转型。

关键词：近代上海；体育文化；公共领域；空间建构；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G 80-054 学科代码：040301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text analysis，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abermas public sphere， focusing on the public， public places and public opin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cultural space such as Shanghai parks， racecourse and commercial press in modern times. The park is not only a place for recreation of the public in modern Shanghai， but also an important place for sports of foreign nationals. The racecourse has become the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public cultural space of sports because of its dual functions of sports recreation and social intercourse. The commercial press has become the guide of public opinion in the space of sports culture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spread of modern sports culture. Based on this， the spatial construction of modern Shanghai sports culture to a certain extent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feudal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values to modern times， and accelera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modern culture.

Keywords：modern Shanghai；sports culture；public sphere；space construction；cultural communication

城市体育文化空间的形成，是近代中国城市变迁和空间文化研究的重要议题。体育文化空间是伴随着近代中国体育的传播、交流而逐渐形成的。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拥有着当时全国最大的都市文化场和社会舆论场，生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文化空间[1]。在中西体育文化交融与碰撞过程中，具有鲜明海派文化风格的体育文化与社会公共文化活动空间密切结合，培育了最具活力的上海公共体育文化空间。本研究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视角出发，围绕公眾、公共场所和公众舆论，重点考察公园、跑马场、商务印书馆等体育文化空间，这种社会公共文化空间的形成，对于改变近代国人观念和塑造近代国民意识，促进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梳理近代城市体育文化空间的生成和建构，也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和价值，能够为当代城市公共空间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提供一些参考。

1 公共领域与公共体育文化空间

1962年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提出了“公共领域”这一术语。自20世纪80年代起，公共领域开始引起不同领域学者们的关注。在哈贝马斯的研究看来，公共领域是介于个人、家庭和国家公权之间的自主性社会领域。自由、理性、批判性是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它主要由公众、公众舆论和公众场所3个因素构成[2]。公众是公共领域中的主体；公众舆论是社会群体意识的集体表达，一般是批判的；公共领域的第3个构成要素是公共场所。

当社会交往和休闲娱乐发展成为公共性活动时，城市公共文化空间也就随之产生。2005年我国把“文化空间”定义为“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3]。基于此，笔者认为：体育文化空间从广义上泛指体育文化从产生到发展都离不开的具体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狭义上指在特定时间内举行的各种体育文化活动及仪式的特定场所。中国城市体育文化空间大规模拓展是在近代以后，随着各种体育娱乐设施的出现，人们休闲娱乐生活越来越丰富，社会交往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上海开埠以后，伴随西方体育文化的涌入及上海都市文化的变迁，具有海派文化特色的上海体育文化应运而生，并在产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特定的公共体育文化空间。作为公共体育活动的主要场所，从公共领域的视角观察上海城市体育文化空间的开放性、大众性和服务性。

2 公共领域视角下近代上海体育文化的空间建构

2.1 近代上海体育文化空间的公众主体

19世纪早期，来沪的别国侨民以英侨和美侨为主，参与体育活动成为英美侨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公园不仅是公众消遣游憩的场所，而且是侨民参与体育运动的重要场所。上海近代公园的建立，与别国侨民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1843年，上海开埠通商后，西侨在虹口公园、胶州公园、汇山公园就建有各种体育运动场地和设施，建立各种体育运动俱乐部，举办体育赛事。例如：虹口公园建立之初主要是运动场所，公园里设有草地球场、高尔夫球场、足球场、网球场等，运动场一般由俱乐部租用，举办各种体育赛事。根据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公报，1927年为虹口公园对华人开放的前一年，除了1月没有记载外，这年2月12日，参加体育运动和观众的人数为23万7 999人次。由于当时虹口公园尚未对华人开放，因此，参加体育运动的人和观众主要是别国侨民[4]。1928年6月对华人开放后，参加体育运动的人群更为踊跃，参与的体育项目也更为丰富。

在公园参加体育运动的人和观众，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自主性场域，因体育运动的共同爱好而组成的公众共同体，形成了相互之间的公共交往。上海第1所公共游泳池（人民公园游泳池）的建立，体现了公众以社会组织形式参与体育文化公共空间的建构。1892年美国侨民却利·麦尼在上海外侨社会中发起筹建游泳池，办法是组织一个游泳总会，集合参加者的入会费以提供建游泳池的资金，而此游泳池只供参加者使用[5]。游泳池建设的出发点是为了满足公众游泳健身的需求，在建设过程中又体现了一种以公众舆论的形式，为共同利益而进行自觉而又有规划的城市建设行为。

2.2 近代上海体育文化空间的公众场所

公众场所与公众媒介是公共领域的物化形式，也是公众舆论的表达手段，在很多时候，也很可能是公共领域的主体与标志。跑马是近代上海租界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活动之一，而跑马场是多功能的活动场所。日常生活在租界内的别国侨民平时可以去跑马场开展骑马、棒球、网球、马球、足球等体育活动，有段时间跑马总会1年举行2次乒乓香槟赛。跑马总会大楼内设有滚球室、弹子房、游泳池、网球场等，跑马场成为上海最大也是功能最齐全的文体和社会活动中心，起到了展示西方休闲体育娱乐方式的窗口作用。同时，跑马场作为上海租界最大的活动场所，也是别国侨民举行大规模集会活动的主要场所。跑马之余也有众多体育、社会、文化等活动在这里举行。因此，跑马场对于上海来说还起到了城市广场和公共场所的作用。

跑马场由于具有体育休闲娱乐和社会交往的双重功能，成为典型的体育公共文化空间的代表，对上海居民的社会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跑马场的多功能使中国人开始进行类似的正规或者非正规的公共运动场地建设的尝试，这些公共运动场所的建立固然是同别国侨民体育运动的兴起和传播、各种运动总会和俱乐部的影响分不开，但是追根溯源应是当年跑马场的辐射作用和体育运动示范效应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跑马场是上海非常具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社会活动场所，它在租界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此，1947年收回跑马厅的公共事件中，有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公众个体，通过公共媒体、政治集会，形成了颇为壮观的公众舆论，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在一篇署名为“小学生”的市民信函中就提出了将跑马厅收回改造为供市民开展体育活动的运动场[6]，这一主张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并且信中历数了跑马厅赛马的种种弊端：害人害国、金钱外流、违背防止外货政策和违反民意，有理有据，所反映内容也是当时多数国民的愿望。信件反映的内容非常清晰，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但是，当时上海社会动荡不安，终究没有收回跑马厅。如果将视野扩展到上海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公共空间的话，似乎可以发现跑马场及其场内的公共运动场所潜在的巨大的影响力和示范效应。同时跑马总会的运作对于市场经济发达的现代社会来说，也具有积极意义。

2.3 近代上海体育文化空间的公众舆论

哈贝马斯建构的公共领域构成因素中，公众舆论是公众在公共领域的表达手段。在现代社会中，它们主要通过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等载体进行表达，而在历史上，它们曾经以沙龙、剧院、宴会、咖啡馆乃至街头集会、广场演讲等形式出现[7]。由于近代大众传媒中的报刊具有周期短、便利快捷、信息量大、传播范围广等特点，在近代上海社会公共领域中，阅读（发行）报刊的场所成为公众进行公共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第一家具有现代意义的出版社，它的建立和发展，象征着中國现代文化的转型。商务印书馆创建于1897年，是上海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作为一个专业致力于出版的文化机构，它在体育专业书籍、体育期刊和体育广告方面，成为了公众舆论中的引导者，对于近代体育文化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专业书籍方面，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的统计，商务印书馆共推出体育类专业书籍131种，书籍涵盖了体操、武术、球类及健美运动等，一方面引进西方体育项目，另一方面提倡民族传统体育项目[8]。在体育期刊方面，包括《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勤奋体育月刊》等在传播西方体育观念和体育思想的基础上，还以解释性报道、述评新闻等深度报道的方式进行反思。例如在《勤奋体育月报》中的评论员文章中，作者不仅详尽介绍了美国体育基本概况，还思考和探寻中国的体育制度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体育图书、体育期刊使一批有革新意识的体育精英进入印书馆，并通过著书、译书方式将新的体育思想和观念在中国进行传播。同时，体育用品厂家会在书刊中刊登广告，出版社和书店会兼营体育用品。商务印书馆通过以上多元化的传播方式，不仅丰富了近代上海公共领域文化空间，而且为体育文化空间建构提供了精神动力。

3 公共体育文化空间的建构对文化转型的作用

从文化传播学角度来说，“师夷长技”思想的倡导，为中国封建文化的封闭怪圈打开缺口的同时，推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开启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和文化转型的历程。在洋务运动中，人们逐渐形成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观念，但未能形成社会文化舆论。“唤起吾国四千余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亡国的危机激起了人们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和自身历史使命的自觉，从而使研究西方文化、变法图存成为了社会共识。为顺应时代要求，一批有识之士在积极谋求教育变革的同时，通过开设新式体育学校、成立学会、创办体育期刊、翻译出版体育类书籍等活动，初步构建起新式知识群体的体育文化活动空间。中国社会的一部分有志之士的传播在当时中国内外忧患的局势下，为中国近代体育的改造和民族自强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9]。

中国封建传统文化转型，是指鸦片战争以来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因封建传统文化母体植入了新的文化因子而发生变化的过程。上海开埠以后，在公园、跑马场、新式体育学校、商务印书馆等公共领域，初步构建起体育文化活动空间。尽管在这些空间中，很多活动还带有民族救亡的意味，但从文化的传播功能来看，由于西方文化的广泛流入，在封建传统文化母体中植入了体育文化因子，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向近代的转型。

1）促进了中国封建传统体育文化价值观向近代的转化。文化的本质在于人的参与，其中民族文化是文化最稳定而鲜明的形态。近代时期，中国在学习西方器物文明和制度文明的历史进程中，近代体育运动开始传入中国。体育在近代上海首先是以一种生活方式出现的，包括在公园、跑马场、体育学校等公共领域中出现，对促进封建社会体育文化价值观的转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882年的《字林星期周刊》曾经刊载，“爱好体育的西侨青年在上海可选择的户外活动要比在伦敦或英国其他城市多得多，他可在保养得完美的草坪打网球；在板球场打板球；在离办公室5分钟路程的划船总会去划船”[10]。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后，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等诸多领域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价值取向、现实功能、启蒙形式等也随之进入了近代化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转型中。20世纪初，自然体育思想通过基督教青年会和美国教会学校等传播进入中国，一定程度上启蒙了国民的身体健康意识，人们的生活观念和日常风俗也随之发生了一定的变革；学校体育开始受到重视，国民开始关注和思考人生价值。这些促进了国民的封建传统体育文化价值观向独立人格的转化。

2）改变了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知识结构，为近代体育学科体系的建立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分科设学是近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西学的传入，逐渐地改变了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知识结构。洋务运动时期，西方近代自然科学许多门类的知识得到了一定传播，例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其中多数自然科学学科的名称在近代已经形成。这一时期虽然出现了分科设学的情况，但还没有得到普遍认同和推广。在近代上海，西方体育学科则开始得到了较为全面的传播，無论是在学会研习的内容和报刊宣传思想中，还是在学校教学的科目中，研习和传授近代体育学科知识都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近代体育课程的演进发展不可能脱离社会变革的形势。近代上海不同时期出版的体育教科书会根据学制变化作相应的调整。1916年至1919年，麦克乐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体操释名》《体操步伐撮要》《田径运动》《网球》《游戏与游戏场》《柔软体操》6本运动训练学教材[11]。1928年美国学者麦克乐与沈重威合著的《新学制体育教材》，是1923年《新学制课程标准》改革后的体育教科书。近代上海体育学科的设置虽然还不尽科学，体育教科书也不成体系，但它们已经属于近代学科分科方式。一批体育教材的出版，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诸多体育项目的科学化和社会化，推动了体育课程的发展。虽然分科设学、改变中国封建传统的文化知识结构并不是从上海开始，但近现代各主要学科门类较为完整成熟的分科体系的观念和方案，则是伴随着上海社会公共文化活动空间的初步建构与传播而得到较多认同和实践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近代上海城市公共文化活动空间的初步建构，为改变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知识结构，建立近代学科体系，促进中国封建传统文化转型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3）推动和加速了中国体育教育的近代化。教育作为文化传播、交流的重要载体，在文化转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体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真正把体育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重视体育的育人功能，它才能真正得到普及。

近代时期，随着新式学校的普及，体育运动被列入了学校的正式课程，体育在教学中所占比重的增加，学制的设置也有所创新，使青少年接受西方体育文化，体现了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型的进程。学校教育是文化传播、交流的重要载体，对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发挥重要作用，逐步建构起了新型知识的公共体育文化活动空间。社会公共文化活动空间的初步建构，在改变着人们接受教育的方式、推动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的同时，也使人们源源不断地从报纸、译书、学会、学堂中吸取新的文化知识，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也因愈来愈多地植入大量异质因子而向近代转型。尽管早期军国民体育思潮下，以“兵式体操”为主要内容的体育活动还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从文化传播学角度来看，其在中西体育文化交流、碰撞中促进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型，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4 结束语

近代上海建构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是由学会、报纸和学校构成。伴随上海开埠以来西方体育文化的涌入及城市文化的变迁，近代上海孕育产生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体育公共文化活动空间，即公园、跑马场、体育学校、体育社团组织等体育文化活动空间建构元素出现。从文化传播学角度来说，具有现代意识的社会群体面对封建传统文化危机时，自觉承担起文化转型的历史使命，在中国文化从封建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扮演了具有批判性的公众角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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