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传播的政治

邓苗苗

嘉靖八年（1529年）初，王守仁在南安去世的消息一路北传，过江西时“军民无不缟素哭送者”。待丧訊传到京城，王守仁的反对者松了一口气的同时，还不忘赶紧踩上一脚，称他“擅离职守”“欲立意以为高”，其学说乃是“邪说”，应禁之以正人心。随后明世宗朱厚熜下诏，停了王守仁新建伯爵位的世袭，对其去世也无抚恤。而大批尚在京城的王门弟子们还未从悲痛中走出，就被驱逐出京，远离了权力中心。

三十多年后，明穆宗朱载垕即位，追封王守仁为新建侯，爵位在原来的基础上提升了一阶;五十五年后，王守仁正式从祀孔庙，而有明一代从祀者不过四人。再然后，随着历史长河的不息流淌，王守仁及其阳明心学几经拥趸者与批判者的互相攻讦，最终在无数人或正或反的推动下，呈现出如今的模样，再度掀起了“阳明热”。

打压与推崇的合力

古代官场政治向来很难与学术完全分离开，士人们由学问入仕，他们的学术立场与政治立场不可避免地会互相影响。自贵州龙场悟道、创立阳明心学以来，王守仁吸引了众多追随者，也招致不少学术上、政治上对头的攻击，诸如桂萼、杨廷和，以及态度暧昧不明的杨一清、张居正，都是跺一跺脚，朝野上下也要震动三分的人物。而其中的谁是谁非，往往不能轻易下判断。

同孔子、孟子、朱熹相比，王守仁和朝政的关联大概最为紧密。阳明心学以剑走偏锋的魅力吸引了大量拥趸，加之王守仁及弟子在各地广泛的讲学宣传使之遍地开花，大批士人和官员都服膺于此，久而久之也就构成了王门庞大的政治网络并影响深远。在中央，不乏席书、邹守益、欧阳德此类有话语权的人;在地方，也有不少能利用手中权力建书院、修祠堂，推动心学传播的官员，如当时主政贵州的王杏、蒋信等人。

虽说出生于官宦家庭，王守仁却没能从家族中继承到什么政治资源。其父王华是明宪宗朱见深钦点的状元，可谓是王家往上数几代中仕途最顺的，但官职最高也只是在中央任礼部左侍郎。王华生性高洁，不肯依附大宦官刘瑾，加上后来王守仁公然与刘瑾对着干，不久就被“连累”贬出北京，明升暗降到南京任吏部尚书。

相对于家族荫庇，王守仁在仕途上的贵人当属王琼。正德十一年（1516年），兵部尚书王琼向明武宗朱厚照建议，由王守仁巡抚悍匪极多、管理极难的南赣。这个建议出人意料，因为在外人眼中，王守仁创立阳明心学后，精力大多放在了讲学方面，政事上少有作为。

与王守仁政治网络中的大部分人不同，实际上王琼对王守仁的心学并无多大兴趣，他慧眼识中的是他的军事才能。也正是因为王琼力排众议，王守仁才在江西破盗贼、平宁王，实现了自己建功立业的理想，既在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也证明了阳明心学的能量。这一次实践令门人们大受鼓舞。

尽管立下奇功，王守仁却谦逊地“率归功琼”，引起了王琼对头杨廷和等人的不满和猜忌，多次以各种理由阻挠对王守仁的论功行赏，其阳明心学就是一个重点攻击对象，诸如空谈讲学、邪说异学之类的言论甚嚣尘上。终武宗一朝，王守仁都未因军功而得到该有的封赏。

待明世宗即位，王守仁任南京兵部尚书。据《明世宗实录》记载：“礼部尚书席书奏荐致仕大学士杨一清、南京兵部尚书王守仁文武兼资，才堪将相。”这是王守仁推崇者又一次失败的尝试，王守仁被忌者“所抑制”，直到去世也没能入阁。

王守仁说好听一些是“文武兼资，才堪将相”，但在反对者和皇帝看来，王守仁的“文”并非正统，甚至可以说是离经叛道的“邪说”，而其“武”，也不是正经八百地从沙场上历练而来，绝非“名正言顺”，其实质是对现有权力体系、理论体系的挑战。

但正是这一方的极力贬低、用权打击，引起与之相对的就是另一方极力推崇。双方你来我往，反而奇妙地形成一种特殊的合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阳明心学和“阳明”形象的传播。

政治网络的后劲

王守仁的阳明心学自创立之初就面临了许多争议，尤其对朱熹的质疑，在传统的士大夫看来是大逆不道的。尽管拥有庞大的政治网络，拥有大批掌握一定话语权的拥趸，王守仁在政治上备受打压足以证明当时对其思想的评价还处于一种复杂的、两极分化的境地，即推崇者的力量与反对者的力量基本持平，反对者的力量甚至在一开始稳占上风，最高统治者也不敢轻易表明态度。但随着第一批、第二批接受阳明心学的士人的成长，王门的政治网络也逐渐开始发力，有力推动了阳明心学得到官方承认以及王守仁本人地位的确立。

正德四年，还未成为礼部尚书的席书任贵州提学副使，听闻王守仁有惊世之才，不因自己年长而自矜，反而以师礼待他，并修葺了贵阳文明书院，“大胆”地邀请他来讲学。这是王守仁阳明心学的首次正式传播，黔中王门也由此发端。席书去世时，王守仁还特意写文祭奠，感念他“身冒时谤”请自己讲学。

自席书起，主政贵州的部分官员，如贵州巡按使王杏、贵州提学副使蒋信、贵州按察使胡尧时等人都曾在贵州有新建书院、校刊书籍、开坛讲学等促进王守仁阳明心学传播的举动，蒋信还和同乡冀元亨一同开创了楚中王门。随后以钱德洪、王畿为代表的浙中王门，以聂豹、邹守益、欧阳德为代表的江右王门，以及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王门等也在各地形成气候。据研究，王守仁的门人之多，仅次于孔子。

尽管不同学派内部也有不少观点分歧，但他们都无一例外，热情而专注地投入为王守仁争取“地位”的事业中，成为“神化”王守仁不可或缺的力量。其中，他们在隆庆元年（1567年）到万历二年（1574年）乡试中的表现就是较为典型的努力。

隆庆元年，在聂豹弟子、内阁首辅徐阶的努力下，明穆宗颁下圣旨，从政治层面为王守仁的心学“平反”，称他“学术纯正”。但随着第二年徐阶致仕、高拱入阁，王守仁从祀孔庙的议论陷入了停滞，直到明神宗朱翊钧即位，张居正任首辅，此议论又再兴起。从这个轨迹来看，王守仁从祀孔庙的议论完全取决于当权者是谁，张居正等主政者暧昧不明的态度也令王门弟子焦虑不已。

从祀与否由礼部讨论，各地《乡试录》最终也会呈上礼部审阅，再进呈皇帝。乡试策问出题的权力实际掌握在担任监临官的巡按手中，《乡试录》中记载的“满分作文”——程文其实也由监临官自己或委托他人所作，这属于公开的秘密。不过，尽管《乡试录》不能真正展现“民意”，也不能起关键作用，但能呈摆在皇帝案前，多多少少会有一定影响。于是，从隆庆元年开始，各地的乡试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与王守仁有关的策问，从一开始将他视为“先贤”“楷模”，到后来直接提到他从祀的议论，这背后都有王门弟子的集中发力，也显示出了王守仁政治网络的“后劲”。

据日本学者鹤成久章的研究，隆庆元年浙江乡试的监临官是王得春，他曾上疏建议，由王守仁嫡子王正亿承袭新建伯爵位，而这次乡试将王守仁作为了浙江先贤中“道学”的代表;万历元年，浙江乡试监临官是萧廪，其祖父与王守仁同朝为官，也因同一件事得罪了刘瑾同被廷杖，而这次乡试有一题策问，以王守仁从祀孔庙为主题;万历二年，福建乡试中的提调官万思谦曾听闻王守仁之学而醒悟，得到时任礼部尚书的江右王门代表欧阳德的赞赏，监试官邹善则是同为江右王门代表的邹守益之子;同年十一月，邹善之子邹德涵也上书请求王守仁从祀……

可以说，在推动王守仁从祀孔庙的背后，是无数人共同织成的一张能量巨大的网。而王守仁从祀在万年十二年最终确立，也代表了王守仁及其阳明心学在官方层面上得到了认可。

任何一种学说的创立，都必然伴随着对其及其创立者经久不息的争议，王守仁也不例外。后世对他和阳明心学有多少赞誉，也有多少批判。明亡时，不少人将此归咎于阳明心学。

顾炎武认为，“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有百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王衍）之清谈、王介甫（王安石）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王守仁）之良知是也。”王夫之则认为，“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刑戮之民、阉贼之党皆争附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事理之狂妄。”

而如今，与明亡与否、学问高低相比，人们更在意的是如何从阳明心学中汲取利于自己成功的养分。有人认为如今的“阳明热”是对王守仁的过誉，有人却认为如今的热度还远远不够。不过，神化也好，贬低也罢，“此心光明，亦复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