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师：让图纸更有温度

张静

杭州市上城区高密度社区环境提升改善项目完成后的全景图

居住在长沙市雨花区廖家湾社区的小学生糖糖每天由爷爷接送上下学。从社区往北400米到糖糖就学的长塘里小学，往南一公里到枫树山小学，这片区域聚集着糖糖的同学、玩伴，爷爷的旧友、多年的邻居。这条路中间还坐落着湖南省儿童医院，是雨花区儿童较为集中的一个区域。但在糖糖看来，这片区域并不“好玩”。

从社区到小学的区域内，室外广场空间被老年人群“占领”，儿童娱乐空间严重不足。小学门口放学时段交通拥堵，给儿童安全带来了隐患。

这条上学路线，引起了城市规划师刘丹的注意。2018年，她带领团队对这片区域进行了改造设计，目标是设计一个“儿童友好型”公共空间。

规划师在学校道路两侧布置了学校文化成果墙，吸引等待的家长驻足;两侧建筑的底层商铺留出了为学校服务的小卖部和课外辅导咨询处，减少了家长们对交通空间的侵占。

规划师还考虑到了两孩家庭的需求，低年级放学早而高年级较晚，为让兄弟姐妹一起回家，刘丹在小学附近设计了“老二”等“老大”的暂时性场所，该场所还可以在儿童遭遇意外暴力风险时充当避难所。

同时，规划师优化了廖家湾社区的公共活动空间，实现了“儿童与老年人相互照看”。

在规划师的设计下，糖糖的放学之路有趣了起来，“8分钟的路，孩子能高兴地玩上一小时才回家！”长沙理工大学土木与建筑学院讲师刘丹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对城市细微空间进行有人情味的优化，正是城市规划师的职责之一。

规划师将专业性的规划信息转化成日常话语传递给居民，又对居民反馈的信息进行专业性提炼，融入到规划方案中。

邀请居民参与规划 

上世纪60年代，城市规划师这一职业伴随欧美社区规划的兴起而产生，在中国，规划师的角色主要是在近10年的城市改造、社区微更新的实践基础上逐渐清晰起来的。

2006年实施的新版《城市规划编制办法》规定：城市规划是政府调控城市空间资源、指导城乡发展与建设、维护社会公平、保障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的重要公共政策之一。2008年实施的城乡规划法又确立了公众参与制度，明确了对于城乡规划公众有知情权和参与权等。

“根据相关法规精神，城市规划师的工作应体现为两个方面：我们是统筹空间布局、改善人居环境的建筑师和设计师，也是协调各方利益、推动公众参与、促进城市规划成果转化的沟通者和协调者。”刘丹说。

此前很长一个时期，在城市规划方案形成的前期和后期反馈阶段，公众参与规划的主要方式是接受问卷及走访调查，由于调查样本覆盖不全、代表性不强，公众对于城市规划的前期参与效果并不理想，后期又容易因信息了解不全而引发矛盾。

“此前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多是居民发现新的规划会给自己带来问题，有了表达诉求的强烈欲望，自发组织与政府部门沟通协调。”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规划院副院长黄杉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规划师要做的工作就是引导公众事先积极参与，比如老旧庭院改造、“旧包新”修缮工程，规划师们主动邀请居民参与规划，让居民决定外墙颜色、了解雨棚材质、对“平改坡”工程的空间利用提出建议。

这个过程中，规划师将专业性的规划信息转化成日常话语传递给居民，又对居民反馈的信息进行专业性提炼，融入到规划方案中。

寻求最大公约数

“老社区加装电梯和物业开发带来日照利益分配等问题，常常是我们与居民沟通的难点。”黄杉说。

旧楼加装电梯除要满足物权法所规定的原则外，还要协调高层与低层住户之间的关系。感到利益受损的低层住户有时提出数万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的补偿要求，而受益的高層住户则坚决不同意。

“装完电梯一楼二楼贬值了，你把我房子买下来我就同意装”“门前的树挡住了阳光，你把树移走，我就同意装电梯”……诸如此类的“无理”要求，常导致老楼加装电梯寸步难行。

“这就需要规划师拿出专业素养和谈判技巧，让居民了解到，从总体上看，社区更新改造会让所有人都不同程度地受益。”黄杉说。

“规划师代表公共利益，就是要争取大多数人利益的共同点。只要抓住这个共同点，它就会变成撬动项目的关键所在，直接影响规划结果。”

细节修复替代大拆大建

过去，大面积拆除与重建是旧城改造的常见手段。虽然旧城硬件条件已不适应当前生活需求，但是许多旧城、旧街承载着城市的风格以及老居民的记忆。近几年，城市设计改造更强调从微观、细节入手，在改造中突出规划师的作用，为居民设计出改善居住环境、提升社区服务、优化产业配置的最佳方案。

杭州市上城区馒头山社区是个典型的老城区，这里有老杭州人对于正宗杭州的记忆，但居住条件已十分落后。因受南宋皇城遗址保护及西湖风景名胜区保护等政策的限制，馒头山社区在过去半个世纪内都未能进行大规模整治与更新。

区域内道路狭窄拥堵、违建遍地、破败危旧房众多、群租乱象丛生、污水横溢、蛛网式电线密布乱搭、楼道昏暗不堪，居民长期生活在脏、乱、差的环境之中。

2015年，馒头山启动改造工程。改造前，杭州市规划局的规划师们深入到居民中采集意见：增加独立厨卫、增加自行车租赁点、增设ATM机、恢复公交车线路、修建大型超市、建设街道级别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规划师把居民的切实需要纳入规划进行了通盘考虑。

在设计图中，大拆大建被细节修复所取代，尽可能保留老城味道。“如果按照常规的规划思路，古遗址保护区域一般是从发展旅游业的角度进行改造，如改造成民宿能直接带来较快收益，但杭州市政府却将经营旅游业的收益让渡给了具体的公共服务设施，先满足本地居民的需要，这个做法值得点赞。”黄杉说。

如今，本刊记者在该社区凤凰新村看到，更新后的房子白墙灰瓦，错落有致，颇具江南风情;社区活动室内容丰富，几个阿姨正在练习瑜伽——这样的场景是过去的老居民们想象不出的。

有温度的改造

城市规划师关注的并非只是图纸，更是人。

一个好的社区规划应该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模式紧密结合，共同推动社区规划可持续发展。

“我心里有一个小孩，每当她觉得与世界格格不入，她就躲进角落。”几米绘本里的这个小孩专属“角落”，正在长沙市开福区进行建设，这也是长沙建设儿童友好型公共空间的一个项目。

设计“角落”儿童主题公园的规划师们，从孩子的角度出发，通过环与方块编织起儿童的无限世界。公园分成文化广场区、休闲区、蹦床区、攀爬区四大区域，里面设置了彩绘墙、滑道、音乐装置、沙坑、观影广场、环形座椅等12种儿童游乐设施及家长休憩空间，同一空间还可以通过不同的变换组合来满足不同游乐活动需求，可让小朋友在场地中最大程度上发挥自己的想象与创造。

公园周边300米范围内分布着1所小学、1处商务办公区、3处大型居住楼盘，这个区域内的孩子、爸妈和爷爷奶奶，都能在公园里享受丰富的科普育儿资源、享受便利安全的儿童监护、学习、游玩等功能。

“有温度的城市规划应确保满足全体市民的基本需要，将增加市民获得感作为最核心的工作。我们的出发点就是人性、人情味，要让市民感到我们的社区、城市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有人情味。”刘丹告诉本刊记者。

刘丹长期关注和研究弹性城市建设。“建设海绵城市多从基础设施改造着手，但规划师要帮助政府部门看到更细微的东西”。她在对长沙典型内涝点做空间改造设计时，除了尝试解决内涝问题，设计中也关注居民对空间的需求。

例如，长沙步步高红星店的前广场是一个内涝点，同时也是市民日常休闲和夜生活的聚集点，是非常有市井生活气息的公共空间。刘丹结合广场绿色设施的改造，尝试在有限空间内探索灵活可变的活动设施以满足市民日常休闲需求和夜晚小摊贩摆摊的需求。

“可变设施白天可以作为休息设施，晚上折叠后又变成小摊贩摆摊空间。”刘丹介绍说。

这个设计后来被收录到长沙市政府的决策参考中。

“一个城市将微小空间的改造做到足够细致，一个个微小空间加起来，就能从根本上提升整个城市公共设施的服务质量。”刘丹说，“这样城市也就更温暖宜居了。”

焕发社区的活力

这两年，社区规划成为城市规划师最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社区规划师”渐渐成为一种专职分类。

在上海探索如何“像绣花一样精细”地提升城市管理能级过程中，社区规划师的介入让老旧社区重新焕发了活力。

上海市杨浦区于2018年建立了“社区规划师制度”，12名来自同济大学规划、建筑、景观专业的专家正式被聘任为杨浦区的社区规划师。三年内，他们将扎根各自负责的社区，全程指导公共空间微更新、“里子工程”“睦邻家园”等社区更新项目，参与问题调研、方案建议、政策理念宣传、群众动员和协调、监督实施、活动组织以及项目长期运维等各个阶段的工作。

杭州饅头山社区居民在整治一新的社区内散步（黄宗治/ 摄）

如今，杨浦区翔殷路491弄小区一片闲置多年的绿地变身为一个色彩斑斓的“大象亲子乐园”。六个功能区内，不同年龄层的孩子们嬉戏打闹，笑语不断，这样久违的热闹让这座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老小区在冬日里焕发了生机。

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徐磊青说，在经济和社会主体日益多元的今天，公众参与城市决策与规划的热情愈发高涨。一个好的社区规划应该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模式紧密结合，共同推动社区规划可持续发展。

“在中国，社区规划师制度能否持续，关键在于居民自治能力。”黄杉说，“在规划师做项目的过程中，需要走访群众、调动群众，谁能助他一臂之力？一定是社区大妈。”

所以，未来中国的社区规划师需要提升的能力之一是推动社区培育。

在徐磊青看来，社区规划师要以自身的工作方式，带动社区自治、共治能力的培育和社区决策权力的赋予，对“空间正义”和“社区赋权”起到价值表达的作用。

杨浦12个街镇，每个社区环境不同，居民诉求也不一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王红军主要研究历史建筑的保护和再生，他被分配到了定海路街道担任社区规划师。“定海路街道有很多历史建筑和有历史感的社区环境，城市更新不但要保护好这些历史建筑，同时要活化利用，丰富社区未来的发展。”王红军说。

“建筑学专业的出发点就是研究人与空间的关系。让城市规划师回到社区当中，通过专业的介入，让社区生活重新焕发活力，这是一个挑战，也是规划师们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