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看国有企业的优势与贡献

文＝于国辉

中国国有企业的制度优势不仅体现在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层面，还体现在国有企业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促进作用，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价值。认识国有企业的制度优势，有利于切实增强国有企业的制度自信。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接收、赎买等政策建设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国有企业，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考察、调研时多次指出：“对国有企业要有制度自信”。本文试图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国有企业的制度优势，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层面，还体现在国有企业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促进作用，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价值。认识国有企业的制度优势，有利于切实增强国有企业的制度自信。

国有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

中国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一直以来是个引人争议的问题。事实上，除了少数地方国有企业直接服务于当地的社会民生，以相对低廉甚至低于成本的价格提供公共服务以外，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都已经实现了盈利。并且，中国国有企业的盈利绝不是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依靠市场的垄断地位，而是凭借自身的制度创新，提升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制度自信。在21世纪的今天，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已经成为世界一流企业的代表，其高效率甚至赢得世界同行以及经济学家的广泛赞誉。曾与中国国有企业打过多年交道的拉扎德银行董事让·路易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指出，中国国资委领导下的电力、核电公司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企业之一，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卡斯滕·A．霍尔兹通过对财务统计数据的解读得出中国国有企业业绩良好的结论，并喊出“中国国有企业万岁”的口号。主要归因于：

党和国家能够对国有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管。西方的公共企业在私有化后，同样面临“委托—代理人”的监管困境，普通的中小股东很难对企业的大股东和高级管理者的行为进行监督。中国的绝大部分中央企业，已经通过改革完善了企业的治理结构，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党对国有企业的组织领导，以及对国有企业领导人的任命权力，确保了国有企业始终坚持党的政策和纲领。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全面负责国有资产的管理和监督工作，通过下达任务指标，督促企业领导人完成其工作，并依据合同对其进行政绩考核。不仅如此，国资委还通过与审计署、纪检监察部门的协作加强了监管的合力，充分履行了出资人的职责。通过将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结合起来，中国已经初步建成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

国有企业内部建立了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私人企业经理的主要激励来源于根据企业短期利润计算得到的季度或年度薪酬，这种短期激励可能使企业经理放弃一些有助于长远发展的业务。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激励则来自多个方面，既包括他们的薪酬，又包括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未来的仕途—根据统计，国有企业是仅次于政府机关和高等院校的第三大省部级领导的来源地，包括李小鹏、竺延风等都是从国有企业中锻炼和选拔出来的。因此，中国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已经形成足够有效的内部激励机制，能够有效地确保国有资产的安全，能够最大程度上发挥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能够真正实现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从内部制度的激励作用来看，中国国有企业并不亚于西方的私人股份公司。

国有企业面临更为激烈的外部市场竞争。一般认为，国有企业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占据强有力的市场地位，但这并不是说国有企业就能免于激烈的竞争。第一，政府会通过拆分、重组的方式将有可能形成恶性垄断的国有企业分为两到三家新的企业，以促成它们之间的有效竞争格局，比如通信领域的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油气领域的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等。第二，中国正在为非公有制经济开放越来越多的准入空间，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竞争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第三，中国国有企业还要面临着来自外部的跨国公司的竞争，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企业在中国投资设厂，它们在中国的市场行为为国有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国有企业对于国民经济的贡献

根据世界银行等权威机构的判断，中国有可能在未来的15年内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的第一大经济体。国有企业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不仅体现在它本身的高效率上，还体现在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凭借其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掌握和控制，以及它们所提供的“正外部性”，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国有企业作为政府领导下的独立市场经济主体，既要关注企业的短期盈利，从而实现企业本身的生存与发展，又要关注社会的总体利益，从而有助于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与繁荣。国有企业所投资和支持的领域包括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实体经济领域的投入，尖端科技的研发工作，推动绿色产业的发展，正是这些工作为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方面提供了保证。

国有企业是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承担者。经济发展需要良好的公共基础设施，西方的私人企业却不愿意在这些领域进行投资，这导致了西方公共基础设施的迅速退化，机场、铁路、公路、港口等曾经为西方的繁荣提供保障的产业部门已经开始衰落。相比之下，中国国有企业从建国以来始终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承担者，毛泽东时代就进行了公路、水库等的建设，这是中国能够吸引外资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中国拥有世界一流的机场，通畅的高速公路网，覆盖全国范围的铁路，真正实现互联互通的信息网络，对于防洪和灌溉具有重要作用的三峡大坝等。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展开，中国国有企业还积极参与到全球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通过联通中国与世界，为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增长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国有企业是推动中国产业升级的重要主体。私有企业在科技创新和进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这种角色并不是永恒的，由于大股东的分红和高级管理者的薪酬取决于企业的短期利润，使得企业缺乏在科技创新领域进行长期投资的意愿。在美国，所谓的“金融创新”已经压过了实体经济领域的科技创新，引发一大批知识精英的担忧。相比之下，中国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正在增长，这一方面是因为政府在企业的创新中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中国的“五年规划”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企业科技创新的日程表，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更有利于创新，企业在上缴国家财政后还保有足够的盈余用于长期投资和科技研发，并且还会得到国有银行的贷款支持。目前中国国有企业已经在载人航天、绕月探测、载人深潜等前沿课题中，拥有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

国有企业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引领者。西方的私人企业要么将污染严重的生产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要么通过政治游说来阻止国家在环境领域的规制性立法—这种“逃避性”的方式显然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之道。中国国有企业在生态环保领域正在承担更多的责任。从逻辑上讲，国有企业缺少急功近利的动机，由于企业的生存周期很长且被赋予重要的政治责任，企业不愿意也不需要以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短期的利润。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国有企业在洁净技术方面做出更为积极主动的投资，这是一种着眼未来和子孙后代的长远战略。由于采用先进技术，严格执行有关节能降耗规定，我国几乎所有行业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单位产品成本和消耗都低于小型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国有企业在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带动作用得到英国学者斯图尔特·L.哈特的高度肯定，在他看来，中国国有企业正在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企业的典范。

国有企业是建设小康社会的主体

实现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九十七年孜孜以求的根本目标。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因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的收入差距，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中国的收入差距正在缩小，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将共享发展作为新时期的重要发展理念，根据有关数据统计，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连续多年下降，这意味着中国政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努力已经获得成效。有人认为国有企业的垄断是贫富分化的重要根源，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事实上，正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存在，中国才避免了收入差距的极端化扩大，并拥有了有效的制度手段来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国有企业在缓解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方面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国有企业成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制度保障。

国有企业拥有更为合理的薪酬体系。私有企业内部的薪酬分配体系有很大的自主性，大股东、董事、CEO等少数精英群体决定着企业的利润分配，他们从中攫取了大量的剩余价值，而普通职工的收入极其有限。美国GAMCO投资公司创建人兼CEO马里奥·加贝利在2013年的收入超过8500万美元，中国腾讯公司4名高管在2015年的薪酬总和超7个亿。中国国有企业从性质上属于全体人民共同所有的资产，党和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有着严格的规定，既要约束和限制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收入，又要保障和改善普通职工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决不允许腐败和过高收入差距的存在。这种薪酬安排确保了企业内部的相对公平，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国有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追逐利润是私有企业最主要的行为动机，其惯用的手段是提高产品定价和大规模裁员，英国钢铁业在私有化的初期就裁员将近10万。不仅如此，私有企业还将其生产部门无限制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导致了本国工业的空心化，带来了严重的失业问题。中国国有企业的贡献在于，它能够更好地平衡企业营利和社会责任的关系，通过在制造业和实体经济领域进行更多的投资，国有企业不仅提供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改善了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而且为社会就业提供了更多的工作岗位。遇到经济危机时，中国的国有企业更愿意通过降低工资水准来渡过难关，而不是像西方私有企业那样大规模裁员。换言之，企业尽量通过内部努力来解决问题，而非将困难推向国家和社会。至于少数国有企业提供的福利，这主要是因为所属行业（比如地质勘探业）一般处于远离城市的边远地域，企业为员工提供基本的医疗、教育和社区保障是维系企业凝聚力的要求。

国有企业在社会保障上做出了更大的贡献。私有化导致垄断资本集团的出现，这些集团享受着奢侈淫靡的生活，却拒绝国家提高纳税比例的要求。西方国家失去再分配的有力手段，不得不依靠外债来维持既有的社会保障水平，这种“寅吃卯粮”的做法显然难以为继—普通民众虽然可以通过选举机制强迫政客提供他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某些好处（比如社会保障金），但在大众教育、再就业培训、健康医疗等方面的福利正在日益减少。在中国，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随着它们的生产效率和利润水平的提升，企业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经由国家财政转移为社会保障支出，为普通民众提供了更好的教育、卫生和公共环境。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2020年国有企业将税后利润上缴政府公共财政的比例将从目前的15%左右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一改革的推进意味着国有企业在社会保障方面将承担更大的责任，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也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国有企业增强了国家的治理能力

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正在经历现代化的过程。中国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主权统一，增强了对改革全局的掌控能力，化解了改革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和挑战，而且成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推动者。中国国家能力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与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联系在一起。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强和改善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使国有企业成为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成为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主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政治优势，成为我们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保障。

国有企业对于国家的统一至关重要。在极端民族主义盛行的今天，国家的政治统一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苏格兰“脱英”独立运动曾以“这是我们的石油”作为群体动员的口号，部分非洲国家的私有化导致不同种族的内战乃至国家分裂。相比之下，中国政府通过国有企业管理或开发重要的经济资源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矿产、森林、草原等全部属于“资源性国有资产”，其中，国有矿产资源包括呈固体、气体、液体的各种金属、非金属、燃料、地下水资源等，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具有绝对性和排他性，地方政府无权单独处置矿产资源。一般情况下，国有企业在经过政府相关部门的审批之后，成为这些矿产资源的主要开采者。考虑到中国重要的油气矿产资源多分布在西北部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代表国家对这些资源进行开采和使用，对于维护中国的政治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有企业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西方的私有化通过出售国有企业临时性地解除了政府负担，但当国有企业被出售完毕后，政府的财政问题会再度出现。多数欧元区国家赤字占GDP比重和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均超出3%和60%的欧盟法定上限，其中英国公共债务总额约为1.73万亿英镑，相当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9.3%。在当代中国，国家正在经历改革与增长的双重过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中国实现统一、稳定与发展的前提条件。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运作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财政基础。在我国，占GDP30%的国有企业上缴国家的利税占国家财政收入的60%以上，国有大中型企业又占国有企业上缴利税的85%以上，成为保障国家财政能力的重要基础。正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存在，中国政府才能获得稳定的财政支持，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才能得到发展。

国有企业成为应对风险挑战的重要抓手。随着科技进步与全球化的发展，人类社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自然灾害、气候变暖、科技伦理、金融动荡、种族冲突等问题此起彼伏，以至于乌尔里希·贝克认为21世纪意味着风险社会的来临。私有化导致西方政府对电力、能源和交通等重要行业的调拨和支配权力严重弱化，面对暴雨、洪灾等突发性危机失去了快速反应的能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及其员工的领导形成了有效的动员与反应能力，国有企业在应对危机、险情、灾害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2008年南方雨雪冰冻以及“5·12”汶川地震等突发性灾害的应对中，中国政府能够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紧急调拨大量的人力和资源，并确保这种调拨的效率。电力机构、通信公司、铁路运输等国有性质的行业在第一时间内响应党和人民的号召，奔赴抢险救灾的第一线，在抢险救灾中扮演了中流砥柱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