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叙事学视角下《天下》月刊中的小说翻译：以凌叔华译本为例

杜家怡

摘要：《天下》月刊是民国期间由中国人创办的一份面向世界发行的英文杂志。本文以杂志中凌叔华的小说译本为例，通过运用Mona Baker的翻译叙事学理论来阐述这一时期的译者在翻译中国小说时如何在英语文本中建构译文叙事以及如何协调作者和译者不同文化立场之间的矛盾。

关键词：《天下》;小说翻译;凌叔华;叙事学理论

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Mona Baker的专著《翻译与冲突：叙事性阐述》（Translation and Conflict：A Narrative Account，2006）是翻译文化派又一力作。作者借用社会学和交际学的叙事理论展开对翻译与冲突种种关系的论述，认为叙事不仅仅描述现实，而是起着建构现实的作用。通过详细介绍叙事的分类、叙事的运作和叙事的建构，结合当今国际政治活动中具体的翻译案例，深入地考察了翻译如何在跨时间、跨文化的文本叙事中发挥作用，彰显了译者在当今国际政治和文化冲突中的建构性地位和作用。译者从什么角度解读原作，又用什么方法来翻译原作，跟译者的叙事立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如果把译作作为一种结果来看的话，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语言的转换，也是译者对原作进行叙事建构的结果。“学问从来就不是‘毫无视角的，叙事的角色在于建构现实，而不仅仅是描述现实”（Baker，2006：17）。

翻译叙事学理论中一个重要部分是对叙事特征的论述，即时间性、关联性、因果情节设置和选择性采用。面对一个原文，译者往往会有这样的有意识或无意识选择：是与原文隐含的思想立场为伍，还是对原文作者的思想内容进行改写？是拒绝翻译任务，还是接受翻译任务？如果接受，译者是否会采取某些方式或手段，在传达原文主要信息的同时加入自己的微妙处理，以使译文读者不自觉中接受的是作者和译者结合后的文本。翻译叙事学对翻译过程的指导意义便是译者如何通过协调上述的叙事特征，在目的语语境中建构叙事，并重视引起译文读者共鸣，以达到建构的目的。

《天下》向西方译介中国文学方面，重心更多放在了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确实有着优秀而厚重的沉淀，也是西方汉学的研究重点;此外《天下》的编辑们大都拥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学识，比如主编吴经熊对古典诗歌的研究，林语堂对古典文学的精通等等。但是，《天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西传也是功不可没，它是中国文学外译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目的、比较系统地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小说、戏剧、诗歌三大文体译介到西方”（严慧，2011：143）。《天下》创刊前，中国现代文学在西方处于零星译介的状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虽然汉学在西方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注相当匮乏。因此，《天下》通过刊物的“文章”、“纪事”、“翻译”三个专栏向西方译介中国现代文学，使西方世界及时了解中国文坛发展的最新状况，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西传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对于促进中西方现代文学的双向交流起到了关键的启后作用。

《天下》译介的中国现代文学中，从体裁上讲，小说的比重最大，有23篇之多;从年代上讲，则侧重30年代，显示出译者在选材上的“即时性”;由于刊物篇幅所限，所译小说以短篇小说为主，中篇小说只有沈从文的《翠翠》（即《边城》）和巴金的《星》;从所选作家和作品来讲，《天下》兼顾了现代文学各类流派，因此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状况。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天下》在文学与政治立场上倾左;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于编辑们的爱国之心以及文坛受到元叙事（抗战、救亡）的影响，《天下》在译介现代小说时明显侧重了战争题材，来向西方世界展现中国人民的“抗战”事实，彰显中华民族临危不惧、抵御外侵、保卫家园的民族精神。这也恰好印证了叙事理论中的时空建构，即选择一个文本，将其置于另一个时空语境中，尽管新语境可能与这个文本原来所处的时空语境迥异，但译者希望以此来引导读者将它和现实生活中的叙事联系起来。在这一建构策略中，译者特别强调原文叙事在译文语境中发挥其主题思想的影响力，以达到其译介的目的。

在《天下》译介的中国现代文学各个派别中，京派文学是其中最具“即时性”的代表。《天下》译介的三位京派作家有杨振声、沈从文、凌叔华，其中凌叔华是京派文学最重要的女性作家，善于用中国传统的意象手法表达女性人物的内心世界，描写民国时期不同年龄和阶层的女性生活状态和心理需求。《天下》刊发了凌叔华三部小说的英译本：《无聊》（第3卷第l期，1936年8月），《疯了的诗人》（第4卷第4期，1937年4月），《写信》（第5卷第5期，1937年12月）。这三部由凌叔华创作的短篇小说，其译者前两部为凌叔华与Julian Bell（朱利安·贝尔）合译，而第三部则为凌叔华。从描写对象上看，《疯了的诗人》塑造了女性的“疯癫”（封建礼教人士眼中所谓的“疯癫”实为少女秉性自然流露），《无聊》表现了新旧交替中女性的“烦闷”，《写信》体现了新式知识女性对这个时代的思考。凌叔华这三部英译小说在内容上都是把女性作为个体叙事来展开，通过对个体叙事的描述来反映民国时期女性群体的精神世界这一公共叙事。同时，《天下》对包括凌叔华在内的诸如冰心、丁玲、卞之琳、萧红等其她女性作家的译介，也试图向西方文坛展示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女性作家的创作成就。1934年《中国评论周报》第7卷26期费鉴照的文论“Lin Shu-Hwa：Woman Novelist”（《女小说家：凌叔华》）这样评论：“或许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哪个时期像现在这样，女性作家在文坛占据重要地位。1919年新文化运动后，女作家为中国当今文学做出了贡献。”（黄芳，2010：117）

翻译叙事学强调，译者从什么角度解读原作，又用什么方法来翻译原作，跟译者的叙事立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如果把译作作为一种结果来看的话，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语言的转换，也是译者对原作进行叙事建构的结果。作为译者朱利安的叙事立场对其翻译结果有着直接的影响。朱利安·贝尔是来自一位英国的年轻人，受其家庭文化背景的影响，文学创作上倾向于现实主义。“文学家帕特里夏·劳伦斯指出，朱利安对于凌叔华简洁语言的理解，尤其是她谚语的隐喻，抹去了她在中国文学中的浪漫色彩。为了使叔华的作品更易接受，朱利安帮助叔华建立起一道与西方文学沟通的令人羡慕的桥梁”（魏淑凌：2012）。这里所说的桥梁就是朱利安运用多种手法减少英语读者的阅读障碍，同时使其译文更符合英语文学界的文学取向——现实主义，因此朱利安建构的译文叙事已不同于原文叙事。这一点可以体现在凌叔华译文中出现的误译和漏译中，尤其是对一些中国元素的翻译比较粗糙和随意。比如《疯了的诗人》中引用陆游的诗句，对“放翁”只进行了音译（Fan Ong），并无脚注;但对下文中出现的“王摩诘”、“米氏”不仅音译（WangWei， the Mis），而且加了脚注（Wang Wei， a famous Tang poet;the Mis， Mi Fei and Mi Yu-jen， father and son， Sung painters famous for their landscapes）。从翻译叙事立场来看，朱利安作为一名在华任教的英国诗人，在促进中国文化西传的立场上与凌叔华是基本一致的，因此在翻译中国文化特色词汇时尽量保留，但由于其未能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根本立场，在对中国特色词语的翻译有其衡量和选择。因此，对比凌叔华创作的小说原文和凌、朱合译的小说译本后可以发现，由于译本中加入了西方视角和叙事立场，译文中所构建出来的叙事映射着一部分西方文学价值观，构建出来的中国女性形象，虽基本轮廓与原文叙事相符，但对其描写也加入一些西方读者的文化期待，是一个英国人眼中的中国女性。作为作者的凌叔华，既然能够接受自己和友人朱利安合译出来的译本，一方面反映出为了让译本能更好地为译语读者所接受，作者所要做出的妥协与让步;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译者在翻译译语文化时往往会加入自己的叙事立场，并据此而选择某些翻译策略（如漏译、改译、增译等）来达到这一目的。

翻译叙事学理论为我们进行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通过运用叙事分类和叙事特征有助于译者更深入洞察翻译行为及产生这种翻译行为背后的原因。《天下》月刊中刊载的中国文学作品英译是其重要一部分，体裁不仅包含小说，还有戏剧、散文、诗歌等。作为民国时期一份珍贵的英文期刊史料，《天下》月刊内容丰富、质量精湛，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挖掘，以便更好地践行“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参考文献：

[1]Mona Baker，Translation and Conflict：A Narrative Account[M].New York：Routledge，2006.

[2]Mona Baker，赵文静译，翻译与冲突：叙事性阐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7.

[3]严慧，超越与建构：《天下》与中西文学交流（1935-1941）[M].北京：光明出版社，2011，6.

[4]黄芳，跨语际文学实践中的多元文化认同：以《中国评论周报》《天下月刊》为中心的考察[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10.

[5]魏淑凌，邱燕楠譯，凌叔华与朱利安：补译《家园梦影》[J].名作欣赏，2012（1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