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史记》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王秋蓉

摘 要：生死问题始终是人类思考的终极问题，围绕着这一问题形成了不同的生死观念，影响着人类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在厚重深沉的人生砥砺中孕育了自己独特的生死信念，即“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而判定的标准就是人生价值的实现程度，这一切在其代表作《史记》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本论文从赴死与珍生两个方面对司马迁的生死观加以具体分析，并试图探究此种生死观形成的原因及影响。

关键词：《史记》 司马迁 生死观

《史记》[1]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倾注其毕生心血于此书，成就了一部“史家之绝唱”，对后世影响深远。而“史记中最激动人心的思想在今天看来首要的有四点，”其中之一便是“贯彻全书的那种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2]在史记中，司马迁以人为中心，通过不同思想支配下的不同身份地位人物的不同结局，深刻地诠释了自己对于生死的独特感悟，谱写了一曲生命的赞歌。

一、司马迁的生死观在《史记》中的体现及思想内涵

司马迁的生死观集中表现在其写给友人的书信《报任安书》中，正所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3]在司马迁看来，评判生命“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的标准是看其人生价值的实现程度。在《史记》以写人为主的本纪、世家、列传中，人物对待生死的态度大抵有两种：赴死与珍生，而其中情状动因又各不相同。司马迁正是通过对人物生死抉择的描写表达自己对于人生价值的感悟，从而完成了自身对于传统儒道生死观念的超越。

（一）赴死

司马迁笔下的人物多为悲剧性结局，但其对于人物死亡的结局却蕴含褒贬，大体可分为两类：

1、重于泰山之死

司马迁在《史记·范睢蔡泽列传》中言：“君子以义死难，视死如归;生而辱不如死而荣。”他赞成君子为正义而殉难，这与儒家舍生取义的思想一脉相承。这里“义”的内涵是多样化的，包含了忠义、孝义、信义、侠义等多种道德伦理范畴。由于《史记》人物众多，在此僅选取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分析，以体现某一人物身上最重要的精神特质，从中映射出司马迁“舍生取义”的生死观。

（1）愛國

为国而死，是春秋战国时期士大夫的精神旨归，而荆轲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在《史记·刺客列传》中，司马迁通过易水告别时的慷慨悲歌、秦廷行刺时的临危不惧以及引颈受戮时的大义凛然等场景的描写，生动形象地塑造了荆轲这一为了国家大义而奋不顾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英雄形象。“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用高渐离的击筑与荆轲的和歌来渲染刺秦的悲壮，更富感染意味。这使得荆轲这一形象突破了历史的层面，超越了时空的界限，从而获得了精神的永生。

（2）孝義

孝义美德在中国由来已久，在《史记》中，司马迁同样塑造了一批为尽孝而就死的人物形象，申生便是其中的代表。《史记·晋世家》记载，晋献公宠爱骊姬，欲立其子奚齐为太子而废申生，骊姬设计陷害申生，诬陷其有弑君之意，献公大怒，申生为尽孝而不愿使父伤心，又不甘背负弑父恶名，最终选择自杀，以全忠孝之道。旁人劝其为己辩解，申生却说：“‘吾君老矣，非郦姬，寝不安，食不甘。即辞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谓太子日：‘可奔他国。太子日：‘被此恶名以出，人谁内我？我自杀耳。”短短数言，勾勒出申生的忠孝形象。

（3）誠信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亦是古代君子遵循的基本道德规范。司马迁在《史记·郑世家》中塑造的解扬形象具有代表意义。襄公十一年，楚庄王伐宋，宋求救于晋，晋派解扬使宋，劝其不要投降，但出使途中为楚所获，解扬信守承诺，宁死也不愿按照楚王所求劝降宋国，楚王大怒，而解扬曰：“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无陨。”在危急关头，解扬坚守道德，为信义甘愿舍生赴死，这表现了其一诺千金、置生死于度外的义士风范。

（4）士为知己者死

在《史记·魏公子列传》中，司马迁记叙了魏公子窃符救赵的事件，其中的侯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公子听闻其贤德，往请之，亲自执辔御车，迎为上客。侯生感其心诚，于是在秦围攻赵国，魏国唇亡齿寒之时为信陵君设计窃符救赵，以解魏国忧患。侯赢认为正是由于魏公子的赏识才使自己有了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同时有感于知己难寻，于是自刭以报恩。

2、轻于鸿毛之死

在赞颂诸多为了大义奋不顾身，在生死抉择中舍生就死的英雄人物形象的同时，司马迁也塑造了一批“反面人物”形象，他们或骄奢淫逸，或暴虐嗜杀，他们的结局同样是死亡，但司马迁却将他们的死写的大快人心，其中蕴含着作者辛辣的嘲讽与大胆的控诉，充溢着鲜明的批判意识与反抗精神，这使得《史记》真正成为一部“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

对夏桀、商纣等暴君，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纣“好酒淫乐”、“重刑辟，有炮格之法”等。桀最终“走鸣条，遂放而死”;纣“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对于他们的荒淫残暴，司马迁持批判态度，对于其悲惨的结局，司马迁也是持“因果报应”观点的，这就是“轻于鸿毛之死”，他们死的毫无价值，反而遭人唾弃与憎恶。

（二）珍生

与“赴死”式人物相反，《史记》也刻画了一批珍惜生命的人物形象。

1、忍辱负重

在《史记》中，司马迁倾注自己的心血塑造了一批忍辱求生的人物形象。他们有的隐忍以求功名利禄，有的蛰伏以报国恨家仇，有的苟活以立言，有的坚守以报恩。在完成目标之后，他们或从容赴死，或苟且偷生，但不管怎样，司马迁用饱蘸汗水的如椽大笔歌颂了面对困厄仍心怀天下，身处险境尤独善其身的人物形象，在作者眼中，他们才是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的真正勇士，理应受到更多的讴歌与赞扬。

（1）含辱忍垢，报恩复仇

勾践会稽军败，卧薪尝胆，“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5]最终大败吴师，一雪前耻;伍子胥之父兄因受昏君奸臣迫害而死，他逃至吴国，静待时机，日后终于带兵攻入楚都，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以报家仇;韩信早年落魄，寄人篱下，甘受胯下之辱，数载蛰伏，终得成就大业。他们有超越常人的毅力与勇气，并不为传统礼教所束缚，而能在小节与大义之间做出正确的取舍，这样的选择较之“舍生取义”更为艰难，亦需要更顽强的品格，这也是司马迁想要传递给后世的独特的生死信念。

（2）身处逆境，发愤著书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到：“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6]

这段话可视为他对忍辱求生生死观的集中论述。司马迁认为，人不可遇到困难就放弃生命，而应当于逆境中奋起，发愤著书，使得“其身既没，其言尚存”。

2、追求长生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秉笔直书，记载了秦始皇和汉武帝等帝王为求长生，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的事情。司马迁本人认为“人固有一死”，并且崇尚死有所值，因此对帝王求仙问药的举动充满了讽刺与批判，矛头直指汉王朝的最高统治者，通过武帝厌倦方士怪异之言而仍旧不肯罢休的描写中，暗含了对皇帝这种做法的不满，表现出一位史学家不畏强权、坚守信仰的可贵品质。

二、司马迁生死观的成因

由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司马迁崇尚舍生取义、忍辱求生的生死观，而究其成因，大致可分为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

（一）主观

1、丰富的人生体验

司马迁二十而壮游，后入仕郎中，奉使西征，承父业继任太史令之后，又多次扈从武帝出行。这些丰富的人生体验，对于其生死观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任太史令之后，他跟随武帝出行，足迹更是遍布大江南北。在漫游的过程中，司马迁感受到了不同地域、不同派别文化的激烈碰撞，并对流传的诸多历史人物的事迹进行了实地考察，这使其不盲从盲信先人的观点，这种实践经验亦大大激发了司马迁的怀疑意识与探索精神，促使其更加深入的思考生的意义与死的价值，并把自己的独特感悟融入创作之中。

2、悲惨的个人遭遇

司马迁个人的悲惨遭遇是其在写作《史记》过程中生死观形成的最主要的原因。汉武帝天汉二年，在对匈奴的战役中，李陵因以少战多，箭矢用尽而无援兵，自感“无面目报陛下”而投降匈奴。次年，司马迁为李陵辩解而触怒汉武帝，判为死刑，但他忍辱偷生，自请宫刑。这件事情对司马迁触动很大，他的肉体和精神都受到了巨大的创伤，他“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8]

可以看到，司马迁不畏流言、含辱忍垢，只为完成自己“草创未就”的《史记》，但也正是通过这次生死抉择，使司马迁更能领悟到人生的真谛与生命的价值，他认为，人不应当轻易放弃生命，而要死有所值，这种超越死亡的生命意识，体现了司马迁坚忍积极的人生态度与卓然独立的崇高人格。

（二）客观

1、先秦诸子思想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儒墨道等各个流派百家争鸣，他们都提出了各自的哲学思想，在文坛上形成了蔚为大观的文学思潮，而其中对汉初的司马迁生死观影响最大的是儒道思想。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尊重生命而又不惧死亡，这深深地影响着司马迁，体现在其创作的《史记》中。如司马迁在总结历代功臣被杀的原因时，为他们眷恋功名不能及早抽身而惋惜，而对范蠡、鲁仲连等人功成身退，相忘于江湖的做法充满着肯定。儒家积极入世、奋发进取的人生观也对司马迁生死观形成起着尤其重要的作用，在《史记》中，屈原、荆轲、项羽等人便以其壮烈的死亡实践了儒家的生死观念。然而司马迁的生死观借鉴了儒道思想却不为其所缚，他吸纳了儒家的经世致用与道家的超然物外，摒弃了儒家的迂腐守礼和道家的消极无为，由此实现了对传统儒道观的超越。

2、盛世王朝的时代背景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正是西汉最强盛的时期，汉武帝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内修法度，外攘夷狄，在他刚毅的外表下有着一颗包揽四海、总括宇宙的万丈雄心，在他治下，政治稳定，经济繁荣，造就了一个空前的汉武盛世。身处这样的时代之中，整个中华民族的自信心也空前膨胀，人们渴望建功立业、精忠报国，整个社会流露出的是积极进取的昂扬斗志与无畏精神，这使司马迁的《史记》创作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于是在《史记》中，司马迁着力刻画了那些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他们胸怀大志、积极进取，或舍生取义，或忍辱求生，为实现自己心中的大义与崇高的理想而不懈奋斗。

三、司马迁生死观对后世的影响

司马迁崇尚舍生取义和忍辱求生的生死观，认为在死有所值时不应吝惜生命，而在身处困厄时也不应放弃生命，一切以人生价值的实现程度为衡量准则。于是我们在《史记》中看到了一个个鲜活的英雄人物形象，他们构成了中華民族的一面镜子，折射出历代中华儿女锐意进取、顽强拼搏的壮美景象，深深影响了后世的生死信念。

（一）坚守人格，义不偷生

抗金英雄岳飞，一生与金人交战无数，为国浴血奋斗，虽遭奸人陷害却宁死不屈，至今“还我河山”的豪情壮志言犹在耳;民族英雄文天祥，以一己之力抗击蒙元，被俘劝降，不堕己志，以死报国，浩气长存;变法英雄谭嗣同，深感晚清积弊，力主变法，愿为改革流血以换政治清明，展现一代英雄不畏死、不偷生的铮铮铁骨……

为了理想，赴汤蹈火，面对死亡，没有恐惧，他们前仆后继，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舍生取义”的生死观。

（二）直面苦难，发愤图强

司马迁深受苦刑，完成《史记》，由其开创的“发愤著书”说对后世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影响深远：韩愈的“不平则鸣”、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都与其一脉相承。政治失意，理想幻灭，他们直面惨淡人生，用手中一杆秃笔向命运抗争……

这些面对困厄坚定信念，身处险境斗志昂扬的勇士们以其不屈的意志反抗着现实的冷酷，在与命运不断抗争的过程中凸显了人性的光辉，这种不囿于大环境下的个人意志的挣扎体现的是永不屈服的人生信念，在激励着他们自己的同时，也将继续激励着今天的人们，这是司马迁留给后世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1] 本文引用《史记》原文，均以岳麓书社1988年10月版为据。

[2] 韩兆琦，史记笺证[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3]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司马迁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5

[4]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

[5]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司马迁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5

[6]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司马迁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5

[7]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