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关系研究

杨 萍,李陇堂，夏四友，高秀云

（1.兰州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兰州 730000；2.宁夏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银川 750021；3.南京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南京 210023）

0 引言

旅游业是一项关联度高、综合性强的产业，对区域经济、环境、文化等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经济新常态下，旅游业逆势增长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我国绝大多数省份已把旅游业定位为战略性支柱产业。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各省份对旅游业的规模、技术投入参差不齐，部分地区产生了资源浪费现象。实现旅游业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成为各地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旅游业的经营过程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到旅游效率问题。国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旅游效率展开了研究，包括酒店效率、旅行社效率、旅游交通效率和景区效率。我国学者多从不同空间尺度对旅游效率进行时空分析，而对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两者间的协调关系研究却鲜有涉及。从省域尺度上看，梁流涛和杨建涛（2012）[1]运用DEA模型分析我国1999—2008年旅游效率，认为旅游效率先降后升、技术效率对总效率的制约作用较大；从市域尺度上看，张华勇（2014）[2]运用DEA模型，对江西省各地市的旅游效率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从城市尺度及微观尺度上看，一些学者[3-5]以城市和风景名胜区为研究对象，进行旅游效率评价。因此，在对旅游效率进行测度的基础上，研究其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关系，成为本文的出发点。本文运用DEA模型、熵权TOPSIS法和协调发展评价模型，以我国31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对2005年、2010年、2015年旅游效率、经济发展水平及两者间的协调关系进行时空分析，以期为各地区旅游业政策制定与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依据。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方法

1.1.1 熵权TOPSIS法

熵权TOPSIS法是一种多指标决策方法[6]，其原理是利用逼近理想解的技术确定各指标的最优解和最劣解，再计算出各评价对象到最优解和最劣解的距离，最后对评价对象与最优方案的贴近度进行测度，从而对评价对象进行排序选出最佳方案[7]。

1.1.2 协调发展评价模型

协调度通常用来衡量两个变量之间的协调程度[8]。高度协调表明经济和旅游业和谐发展，低度协调则不利于其健康发展。协调度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C代表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协调度；f(x)代表旅游效率、g(y)代表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值。协调度C的取值在0和1之间，当C=1时，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度最佳；C越趋近于0，两者间的协调度就越差。

1.2 指标选取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9]及DEA方法的特殊性，本文选取旅行社数量、旅游业从业人数、星级饭店数量作为旅游效率的投入指标，产出指标则用旅游总收入表示。参考李琴芳等（2010）[10]在区域经济指标评价体系的基础上，从3个要素层11个因子层构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1.3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2006年、2011年、2016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旅游年鉴》以及各省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为了便于分析，本文按照我国统计年鉴的分类标准，将31个省份划分为四个区域。

2 结果与分析

2.1 旅游效率分析

运用DEA模型，借助DEAP-Version 2.1计量经济学软件，得出我国31个省份2005年、2010年、2015年的旅游效率值（表2）。

2.1.1 旅游效率时间演变分析

从综合效率上看，2005—2015年，我国综合效率平均值呈先快后慢的增长变化趋势，总体水平的年际变化幅度较小。在三个时间点上综合效率平均值分别为0.426、0.480、0.513，旅游业实际产出达到理想产出的43%～51%，提升空间较大。DEA有效的地区共有9个，绝大部分地区的旅游效率处于无效状态。综合效率有效地区的名称和空间位置变化较大，只有北京、上海在三个时间点上一直保持DEA有效，这与当地的经济水平、国家政策、地理位置、旅游吸引力等有很大关系。天津由2005年的规模报酬递增演变为2010年、2015年的DEA有效，广东由2010年的规模报酬递增演变为2015年的DEA有效，说明这两个地区的旅游投入能够产出最优的结果，没有产生资源浪费。

从技术效率上看，技术效率平均值的变化规律与综合效率极为相似，呈现出先快后慢的增长变化趋势，总体水平的年际变化幅度同样较小，由2005年的0.570演变为2015年的0.669。技术效率有效地区范围较广，在三个时间点上的个数分别为7、7、9，呈现出先不变后增加的态势，其中北京、天津、上海、广东、西藏、宁夏保持技术效率有效不变，技术效率无效的地区仍占大部分比重，表明部分地区对技术的掌握和推广力度不够。

从规模效率上看，2015年规模效率平均值比2005年提高了0.004，总体上规模效率平均值呈“倒U”型变化趋势。三个时间点上，旅游规模有效的地区个数分别为3、4、6，其中北京、上海保持规模有效不变，表明这两个地区旅游要素投入能够满足旅游需求。规模效率最小值出现在宁夏和青海，严重低于规模效率平均值，表明不同地区之间旅游业投资环境与旅游需求存在较大差异。此外，规模效率平均值在三个时间点上均大于技术效率平均值，说明规模效率对综合效率起支撑作用，技术效率则起影响和制约作用，因此提高旅游效率最重要的是提高技术效率。

表2 2005年、2010年、2015年我国旅游效率

从规模报酬上看，在三个时间点上出现过规模报酬递减的地区包括广东、云南、福建、贵州、四川、浙江、湖北，这些地区旅游资源投入出现冗余现象，可在一定范围内降低投入规模；北京、上海一直保持规模报酬不变，这两个地区的旅游要素投入和产出处于最优状态；规模报酬递增的地区明显多于规模报酬递减的地区，可通过继续扩大旅游要素投入获得更大的收益。

2.1.2 旅游效率空间特征分析

采用自然断点法将2015年我国旅游综合效率、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分别划分成4个等级（见下页表3）。

旅游综合效率整体上呈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DEA有效地区为北京、天津、上海、广东4省份，表现出沿江、沿海、沿旅游资源丰富分布的特点。综合效率最低值出现在宁夏，仅为0.161，严重低于综合效率平均值。由表3可知，综合效率值在0.161～0.513之间的省份占全部省份的58%，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旅游效率整体上处于中低层次。为了进一步反应区域之间旅游效率差异，对我国四大区域2015年综合效率平均值进行计算，结果表明东部（0.762）＞中部（0.517）＞东北部（0.480）＞西部（0.359），且东部、中部地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技术效率有效地区在空间分布上更广、更分散，呈东中西三核心分布结构，表明我国旅游业在发展过程中对技术的应用和推广程度普遍较高。东部以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江苏、山东6个技术有效省份为核心；中部以技术有效的河南为核心，技术效率向南北两侧递减；西部以贵州、西藏、宁夏为核心，技术效率向四周递减。

规模效率表现出与综合效率相同的空间分布特征，即东高西低。规模效率位于0.956～1.000之间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其中规模有效地区为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湖南、广东6省份。最低值出现在宁夏，仅为0.161，严重低于全国平均值。这是因为经济实力较强的地区旅游投入更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在资本、旅游需求等方面较弱。

表3 2015年我国旅游综合效率、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区域分布

2.2 经济发展水平分析

2.2.1 经济发展水平时间演变分析

2005年、2010年、2015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如图1所示。

图12005 年、2010年、2015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

由图1可知，2005—2015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整体上呈稳步上升趋势，地区之间差异较大。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平均值由2005年的0.180增加到2015年的0.238，但2005—2010年的增长幅度（0.048）大于2010—2015年的增长幅度（0.010），这也印证了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更趋平稳。通过对三个时间点上的综合指数进行大小排序，发现北京、上海、天津稳居前三名，甘肃、贵州、云南则处于排名最后，其他地区在近10年中综合指数排名变化不大。这是由于北京、上海是我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开放程度高，科技发达，天津则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下经济发展迅速；甘肃、贵州、云南位于我国西部，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发展客观条件差，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在近十年的发展中，上海和西藏经济综合指数先下降后上升，呈“U”型变化趋势；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6省份经济综合指数先上升后下降，呈“倒U”型变化趋势。其中辽宁、吉林、黑龙江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开发历史较早，第二产业比重高、新兴产业比重低，与山西省一样面临资源枯竭经济转型等问题，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其余地区则呈稳步上升态势，中西部地区表现出更强大的经济增长潜力。

2.2.2 经济发展水平空间特征分析

运用ArcGIS空间分析方法将2005年、2010年、2015年我国31个省份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进行等级划分（见表4）。

表4 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区域分布

从空间布局上看，经济综合指数介于0.324～1.00之间的高水平区主要分布在我国东部沿海且由点状向线状扩展。除2005年的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外，2010年新增辽宁、江苏、广东，2015年辽宁经济综合指数降低退出高水平区；经济综合指数介于0.216～0.323之间的较高水平区在名称和空间位置上变化都较大，由2005年的辽宁、江苏、广东演变为2010年的山东、福建、内蒙古，2015年又新增辽宁、重庆；经济综合指数介于0.108～0.215之间的中度水平区个数逐年增加，由2005年的8个扩展到2015年的13个，在空间上由集中向分散发展；经济综合指数介于0.001～0.107的低水平区数量明显减少，在三个时间点上的个数分别为16、11、7，在空间分布上由面状向点状缩减，主要出现在中西部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高水平及较高水平省份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说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稳步上升。通过对2015年四大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平均值进行计算，表现为东部（0.446）＞东北部（0.189）＞中部（0.131）＞西部（0.129），因此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经济的扶持力度，缩小区域发展差异。

2.3 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度分析

2.3.1 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度时间演变分析

根据2005年、2010年、2015年我国31个省份的旅游效率和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利用协调度模型计算出我国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度指数（见图2）。

图22005 年、2010年、2015年我国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度评价结果

由图2可知，2005—2015年，我国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度整体上呈上升态势，且三个时间点的协调度曲线大致成相同变化趋势，地区之间协调度差异较大。协调度平均值在三个时间点上分别为0.388、0.456、0.470，与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平均值的变化趋势相似，表现为2005—2010年的增长幅度（0.068）大于2010—2015年的增长幅度（0.014）。在三个时间点上，北京、上海、天津协调度得分居全国前三，最低分出现在贵州、云南、甘肃，这与经济综合指数排序的结果相吻合，可以看出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度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两者间的协调性就越强，反之则越差。2005—2015年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度增幅较小，其中西部地区的增加值最高（0.213），紧跟其后的是中部地区（0.144），东部地区增加值位于中部地区之后（0.142），东北三省最低仅为0.032，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表现出较高的协调度增加值。

2.3.2 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度空间演变分析

以2005年、2010年、2015年我国31个省份协调度平均值的均值的50%、100%、150%作为分界值，将各省份的协调度划分为四类：低度协调[0.001～0.219]、中度协调[0.220～0.438]、较高度协调[0.439～0.657]以及高度协调[0.658～1.000]，其值越高，说明二者的协调性越强（见表5）。

低度协调地区主要分布在我国西部，在空间位置上由面状向点状演变，代表地区个数由2005年的6个逐年减少为2015年的1个，云南保持低度协调不变；中度协调地区在空间上由分散向集中演变，由2005年的15个增加到2015年的17个；较高度协调地区在空间上由只分布在东部沿海、内蒙古，扩展到包括陕西、重庆、湖北在内的中西部地区，代表地区个数变化也不大，由2005年的7个增加到2015年的8个；2005年以来高度协调地区表现出沿海、沿旅游资源丰富分布的特点，主要分布在我国东部沿海，在空间上表现出由点状向线状扩展的趋势，除北京、上海、天津外，2010年、2015年的江苏、浙江也演变为高度协调。此5省份地理位置优越，旅游资源丰富、投入产出合理、经济发达，因此协调度水平居全国最高。通过对2015年四大区域协调度均值进行比较，发现东部（0.675）＞东北部（0.450）＞中部（0.360）＞西部（0.356），与经济综合指数排序相同。总体而言，低度协调地区主要分布在经济欠发达、资源优势不突出、旅游效率较低的西部内陆地区，高度协调地区主要分布在旅游资源丰富且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除低度协调省份的个数呈缩减趋势外，其余三种协调类型省份的数量则呈上升趋势，说明我国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性不断提高。

表5 我国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度区域分布

3 结论

（1）2005—2015年，我国旅游综合效率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但仍处于较低水平，2015年综合效率在空间上呈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技术效率平均值也呈先快后慢的增长趋势，且技术有效地区范围较广，在空间上呈三核心分布结构；规模效率平均值呈“倒U”型变化趋势，与综合效率具有相同的空间分布特征。

（2）2005—2015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稳步上升，地区间差异较大，中西部地区表现出更强大的经济增长潜力。在空间上经济综合指数高水平区主要分布在我国东部沿海并由点状向线状扩展；经济综合指数低水平区数量明显减少，大部分为中西部地区。

（3）2005—2015年，我国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度整体上呈上升态势；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度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两者间的协调性就越强，反之则越差；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表现出较高的协调度增加值；低度协调地区主要分布在西部内陆地区，高度协调地区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