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市旅游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空间计量分析※

何学海 黄冬梅

(遵义师范学院， 贵州 遵义 563000)

城乡差距作为事关经济持续健康、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问题，一直是我国政府高度关注的重点。尽管近年来我国经济依旧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的良好趋势，但长期存在的城乡差距问题却日益凸显。遵义市作为中国西部的城市之一，其同期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不到全国平均水平4/5的条件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05倍，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十分突出，对于身处乌蒙山区和武陵山区两大连片特困区的遵义实行扶贫攻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均造成极大困扰。因此，能否有效缩小遵义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缓和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关乎遵义经济发展的稳定健康、关系国家全面脱贫的贯彻落实。

旅游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城乡经济的发展存在着必然联系。一方面，作为发展潜力巨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旅游业在促进居民就业、增加居民收入等方面作用显著[1]；并且，由于其在产业聚集、带动消费等方面的功能，旅游业还直接提高了城市化水平、促进了乡村地区发展、带动了区域脱贫攻坚[2]，在推动城乡整体进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许多学者通过研究认为，旅游只是一种新的殖民主义方式[3]，尽管其在推动经济方面存在一定积极作用，但旅游发展产生的收入绝大多数流向了富裕地区和富裕人群：如McCulloch等通过研究认为旅游消费中55%～75%的收入流向了发达国家和地区[4]。从这一层面来说，旅游的发展加剧了整个社会的不平等，扩大了贫富差距[5]。因此，系统关注旅游在城乡经济发展中的公平性、把握旅游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变化意义重大。

现有旅游与城乡收入差距相关研究多围绕中国或其中部分省份进行，主要开展于近10年内。总体而言，相关研究主题主要集中于旅游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具体作用[6]、旅游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变化[7-8]两个方面，部分学者还从城乡一体化的宏观背景下对旅游与城乡一体化的互动机制[9]、城乡旅游一体化的发展模式[10]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在研究方法上，相关研究开始从定性向定量研究逐步转变。为进一步深入探讨旅游对城乡一体化的实质作用，学者们以面板数据为支撑，尝试将经济学、统计学等关联学科的模型方法引入该领域研究：如赵磊(2011)所采用的系统广义矩阵估计方法[11]、夏赞才等(2016)构建的E-G两部协整模型及格兰杰关系检验模型等[7]。

但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上述研究成果在推动旅游产业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相关研究进步方面提供了有力支撑，却依旧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一方面，就研究方法而言，当前绝大多数研究成果以常规计量经济学相关方法进行，而这些方法均建立在旅游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仅存在于本地的前提下，忽视了旅游业具备的空间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从研究区域看，现有绝大多数成果重点关注全国或省级等宏观层面，缺乏对市/县等微观层面旅游产业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探讨。因此，本文在正视旅游空间效应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尝试系统探讨遵义市这一西部典型城市中旅游产业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以期得出客观有效的结论。

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 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来源

文章以2015—2017年间遵义市14个县级行政单位的横截面数据为基础进行实证研究，其指标及数据的获取主要秉承合理性和可获取性的原则在参考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其中，具体指标的操作化定义及其主要来源见表1；各统计数据则主要来源于各县级行政单位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政府公报”以及《遵义市统计年鉴》，旅游相关统计数据主要来自于遵义市旅发委。需要说明的是，为剔除不同年份统计数据中价格因素的影响，首先采用平减指数的方法对经济发展水平等指标进行折算；同时，为避免量纲和异方差的影响，对各统计数据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表1 各主要指标的概念界定及来源依据

1.2 研究方法

如前文所述，当前绝大多数相关研究成果以常规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而这些方法成立的前提条件是“样本之间相互独立”。但事实上，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旅游产业的发展，由于受到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等各方面因素影响，地区之间的“马太效应”十分常见；因此，地区之间各方面发展均存在空间相互影响的可能。在此背景下，为对遵义市旅游产业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进行更为全面和客观的分析，文章引入空间计量模型对其进行实证研究。

1.2.1 空间自相关分析

由于“旅游产业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空间相互影响关系的可能”这一结论主要来源于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观察及前人已有研究结论，在未得到有效证实之前仅相当于一个相对合理的猜想。因此，本文在正式进行空间计量分析之前，首先进行以全局Moran’s I值为主要依据的空间自相关分析，以判断各相邻县域单元属性值的相似程度：当Moran’s I值不等于0时，则表示不同县域之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其具体计算公式为：

(1)

1.2.2 空间回归模型及选择

根据空间要素对各变量影响形式的不同，空间计量的基础模型总体可划分为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两种类型。

1.2.2.1 空间滞后模型(SLM)

空间滞后模型重点探讨各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内生交互效应，在本文中体现为地区A的城乡收入差距是否对全市其他地区城乡旅游收入差距存在影响。其具体表达公式为：

(2)

其中， Wij代表各变量对应的标准化权重系数；Yij代表被解释变量；Xij代表核心解释变量；Zij代表其他控制变量；ρ代表空间滞后系数，体现空间溢出效应的大小；δ、φ为待估系数；εij代表随机误差项，且服从独立同分布。

1.2.2.2 空间误差模型(SEM)

空间误差模型以探讨误差项之间的交互效应为主要内容，在本文中体现为地区A的城乡收入差距由其他解释变量和被忽略的相关误差项决定。其具体表达公式为：

Yit=δXij+βZij+φij

(3)

(4)

其中，Wij代表各变量对应的标准化权重系数；Yij代表被解释变量；Xij代表核心解释变量；Zij代表其他控制变量；δ、β为待估系数；φij代表空间自相关的残差项；τ代表残差项的空间自相关系数；εij代表随机误差项，且服从独立同分布。

对于模型的具体选择，文章以拉格朗日乘数形式LM-lag、LM-error和其对应的稳健Robust LM-lag、Robust LM-error作为主要参考：当LM-lag在统计上更为显著时，选取空间滞后模型；当LM-error更为显著，则选择空间误差模型；而若两者皆不显著的条件下，则采用最普通的回归分析模型。此外，对于估计方法的选择，目前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可采用的估计方法主要包括最大似然法(ML)、工具变量法(IV)以及广义矩阵法(GMM)三种，但考虑后两者皆存在一个显著缺陷在于“其最终系数估计值可能落在其参数空间之外”[12]，因此，本文主要采用极大似然法(ML)对模型参数及系数进行估计。

2 实证分析与结果

2.1 空间相关性检验

遵义市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相关性检验主要通过全局自相关分析进行。运用GeoDa分析软件进行全局自相关分析的结果显示，2015—2017年三年间遵义市城乡收入差距的Moran’s I 指数所对应的正态统计量Z(I)值分别为2.297 0、2.297 0和2.358 0，均远超过其在0.05水平下的临界值1.96，说明遵义市各县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明显的空间相关性，也进一步证实了将空间计量模型引入城乡收入差距相关研究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三年间遵义市城乡收入差距的Moran’s I 指数分别为0.445 986、0.445 864和0.441 278，稳定在0.44～0.45的水平之间，说明遵义市各县市城乡收入差距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图1的散点图也进一步证实了上述观点：2015—2017年三年间，14个县级行政单位中有13个县级行政单位城乡收入差距均集中分布于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即高值聚集和低值聚集两大区域，说明遵义市城乡收入差距大的各县市均被收入差距大的县市所包围，而与城乡收入差距较小县市相邻的县市收入差距也相应较小，呈现出明显的“俱乐部趋同”。

图1 2015—2017年遵义市城乡收入差距Moran散点图

2.2 空间计量模型选择

上文中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已经证实了遵义各县市城乡收入差距发展过程中空间效应的存在，但该空间效应以何种形式存在、如何发生作用等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本小节以拉格朗日乘数检验及其稳健性估计结果作为主要参考，对各年度旅游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适配的空间计量模型进行选择，并据此判断其发展过程中空间效应的作用机制。

从表2所示拉格朗日乘数检验及其稳健性估计结果可以看出，2015—2017年三个不同年份对应的空间模型均呈现LM-lag和Robust LM-lag 在不同显著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而LM-error、Robust LM-error均不显著，根据前文所述模型选取规则可知，遵义市旅游产业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空间分析应以空间滞后模型(SLM)为基础进行。这也进一步说明，遵义市下属各县城乡收入的差距在进行分析的过程中，除考虑旅游发展水平、城镇化率等原有解释变量对其产生的影响外，同时还应考虑相邻地区各相关因素对其产生的潜在影响。

表2 拉格朗日乘数检验及其稳健性估计

注：**和*分别代表在5%和10%水平上显著。

2.3 旅游产业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分析

表3(见下页)显示了2015—2017年旅游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空间计量检验结果，为更加直观地辨别传统非空间计量分析与空间计量分析存在的具体差异，本文同时列举了传统线性回归的分析结果。通过对比2015—2017年三年分别对应的OLS以及SLM两个不同模型分析结果可以看出，OLS传统估计由于未考虑空间效应，其所估计的旅游影响均高于纳入空间地理因素的空间滞后模型估计的影响值，三年的作用系数分别高出0.062 2、0.015 5和0.055 0，有偏向的对旅游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间的关系进行了估计，换而言之，传统非空间计量分析(OLS)与空间计量分析结果相比，高估了旅游在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从三个不同的空间滞后模型可以看出，2015—2017年间，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对应的相关系数都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均为负数，说明旅游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呈显著负相关，旅游产业发展水平越高、遵义市城乡收入差距越小，即旅游发展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能起到显著作用。另一方面，三年间旅游产业发展对应的作用系数分别为-0.132 2、-0.145 4和-0.342 1，可以看出，三年来旅游产业发展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呈现不断增强的趋势，但其作用方向仍保持一致。因此，旅游发展对缩小遵义市各县级行政单位城乡收入差距的确存在显著作用，并且这种作用还在不断增强。上述现象与遵义市近年来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和实施旅游精准扶贫的举措高度一致：自2014年以来，遵义市从实施乡村旅游扶贫点建设，到百个景区带动扶贫工作，再到旅游扶贫基础设施的建设、精准旅游扶贫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其旅游扶贫的强度、精准度以及科学合理程度逐年上涨，客观上促进了旅游产业带动和旅游扶贫效果的进一步提升。

从旅游与其他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对比看：作用强度方面，三年间对遵义市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分别是城乡就业结构以及金融发展水平，其对应的作用系数分别为0.706 1/0.594 4、0.632 8/0.221 1以及0.422 5/0.399 5；其次为旅游产业发展水平，作用系数分别为-0.132 2、-0.145 4和-0.342 1；再次是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但相关影响系数较小。可以说，与经济发展水平等其他对遵义市各县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影响的因素相比，旅游产业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强度处于中等水平。但从作用方向来看，五个存在显著影响的因素当中，除旅游外的其他四者对应的相关系数均为正，说明四者对遵义各县市城乡收入差距的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城镇化率越高、农业就业人口比重越高、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城乡收入之间的差距越大，也就是说各县市城乡收入差距随着上述四个方面发展而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而旅游产业的发展则相反。即仅旅游产业发展有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表3 旅游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空间计量检验结果

注：***、**和*分别代表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3 结论和建议

通过对2015—2017年遵义市各县级行政单位旅游产业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进行空间计量分析，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遵义市县域城乡收入差距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具体表现为各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大小会受到与之相邻的周边县域的同向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大的各县市均被收入差距大的县市所包围，而与城乡收入差距较小县市相邻的县市收入差距也相应较小，呈现出明显的“俱乐部趋同”。(2)无论是传统非空间计量分析还是空间计量分析，旅游发展对缩小遵义市各县级行政单位城乡收入差距均存在显著作用，并且这种作用还在不断增强，但非空间计量分析由于未考虑空间效应的存在，高估了旅游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3)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率、城乡就业结构、金融发展水平均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影响，与上述因素相比，旅游产业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强度虽处于中等水平，但作用方向却是独一无二的，即仅旅游产业发展有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而其他四个因素的作用体现为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相关对策如下：第一，加强县域合作，统筹区域协调发展。考虑县域城乡收入差距在空间分布上存在的正相关性，遵义市在统筹城乡发展过程当中，一方面应从全市的高度进行战略部署，通过优化配置全市城乡资源要素，增强县域之间的合作与互助，实现联动发展。与此同时，在相邻县域的城乡发展过程中，可采用“先典型，后推广”的发展模式，即首先在较具代表性的县域进行小范围试点和探索，建立城乡一体化改革试点示范区，在取得经验、达成共识之后再在与之相邻的县域进行辐射推广，达到共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的。第二，加快旅游产业发展，将旅游业作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带动地区脱贫的利器。一方面，遵义市要执行加快发展旅游的产业政策，通过拓展旅游市场、放宽项目审批、给予财政补贴等方式为全市旅游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促进整体旅游产业的提升，以此推动全市城乡收入差距的逐步缩小。另一方面，要加大旅游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力度。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农村居民，特别是贫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过低，因此，提升该类群体的收入水平是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关键。全市应继续贯彻落实旅游精准扶贫相关方针政策，加快乌江流域、务正道三县等资源禀赋优良但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旅游扶贫工作，通过构建多样化的乡村旅游经营模式，扩大贫困地区居民的旅游发展受惠面，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的全面健康发展和贫困居民的精准减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