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犹如吃饭

止庵，本名王进文，北京人，传记随笔作家，周作人、张爱玲研究者，自由撰稿人。著作20余种，代表作有《惜别》《周作人传》《神拳考》《樗下读庄》《老子演义》《插花地册子》等，另编订《周作人译文全集》《周作人自编集》《张爱玲全集》等。

如果没有记日记，记书账，记生活账的好习惯，猛然地问起我是何年何月认识止庵的，那就只能说个大概齐，好在这三样好习惯我一样不缺。知道止庵这个名字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随笔”很热，我也热衷买书。1998年2月4日，我在北礼士路的新华书店总店长长的书架前逡巡，买了九本书，九本书都是随笔，其中有止庵的《樗下随笔》。念不出“樗”来，查过字典才知道。止庵在自序里说道：“我家房后有一株樗树，即俗称臭椿者。”臭椿，我小时候在别人家的院子里见过，很萎顿的样子。

后来的日子里，断断续续读《樗下随笔》，却不大能够读懂，直到五年后见到了止庵。那是2003年的2月，北京电视台要找一些人谈谈读书，不知道什么原因，主持人先找到了我，竟然还问我有什么人可以推荐，我说止庵呀。其实那时候我并不认识止庵，只是知道他读书很厉害。录播节目的那天是3月12日晚上，一进大厅就看见止庵和一位我也认识的朋友在闲聊，自我介绍之后，止庵对我说：“我想象你的样子应该高高瘦瘦呀！”我平时很爱开玩笑的，本想说，让你失望了！终于没说出口。我带去《苦雨斋识小》请他签名，他欣然写了“二〇〇三年三月十二日与谢其章先生幸会于北京电视台”。当然也带去了《樗下随笔》，他写的是“其章兄：旧作殊不足观，请宽容视之。止庵”。止庵有备而来，那天还送了我一本《六丑笔记》。节目播出后，收视率极高，其原因并非观众忽然热爱起读书来了，真正的原因说来有点儿“因祸得福”的意味。那年春天北京有疫，老百姓足不出户，电视台无新节目可播，隔三差五就重播一遍止庵和我参加的那期读书节目。我兴奋地打电话告诉止庵，他却淡淡地说从来不看电视，就算有自己参加的节目也不看。

活到现在，差不多只做过读书这一件事，如果这能算件事的话

谢其章：你的时间，是不是大部分是在书房度过的？

止庵：也不是，在住处呆着的时间也不少。我的书房和住处是分开的，上午七点半我从住处步行十几分钟到书房，读书或写作到十二点半，回住所吃中饭。我没有午睡的习惯，也不熬夜。午饭后一点半回到书房继续读书和写作，直至晚七点回住所。晚上的时间不写作了（因为只有书房有电脑），但是还要读读书。天天如此，年年如此。我这个人活到现在，差不多只做过读书这一件事，如果这能算件事的话。

谢其章：读书怎么不算件事呢，如果把人分成圈子，你肯定是属于读书圈的。

止庵：我曾经说，藏书是个事儿，读书不是事儿。读书乃人之常情，犹如吃饭睡觉一般。所以我对“读书圈”的说法不甚认同，假如读书真的成了某个圈里的事儿，那可真是书与人的悲哀了。

谢其章：你的爱读书，我认为是与生俱来的。你常说非常后悔少年时期读了许多“烂书”，白搭功夫。我倒不同意，读书的习惯和阅读能力正是由此锻炼出来的。你在拥挤的公交车里，把书托在车顶上读;你在服侍亲人的医院里读完几本厚书;你为了写一篇短评而读了法国作家莫迪亚诺二百万字的作品，不以为苦而大呼过瘾。你现在能够快速分辨出一本书的“好赖”，我觉得是“阅书无数”的素养。

止庵：可以说读了很多，但不敢说“无数”。我小的时候，能够自由取阅的书籍实在有限。九岁开始读《三国演义》，但始终觉得《水浒传》比《三国演义》好。《水浒传》我看了二十几遍，远超《三国演义》的四五遍。我和二哥经常玩一个游戏：提起《水浒传》某人，须得答得上来他在哪回出现，谁引出他，他又引出谁，他的绰号是什么，星宿又是什么。这五个关卡，其他四关较容易，但说全了“一百单八将”绰号，就不容易了。

谢其章：你讲这个游戏的时候，仿佛回到了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我也不禁随之惆怅。

止庵：这大概是我们这一代人共有的情绪。“读书无用”猖獗时期正是我的“小初学”时期，随波逐流就此荒废学业是多数人的选择。将读书作为一种自我教育，对于我这一代人来说，实在是无奈之举。当年假如不进行这种自我教育，恐怕就谈不上真正受到教育了。

谢其章：你的父亲沙鸥先生是诗人，你酷爱读书有他的影响吧？

止庵：有一些，但他给我更多的是写作上的启蒙。父亲对我有着很高的期望，手把手地教习我写作，甚至代笔我的作文，上中学以后，拢共只有一两篇作文出自我之手。

谢其章：我觉得这么做很好玩，很见诗人的性情。我想到自己的父亲，对于我的写作总是横竖看不惯，不鼓励也罢，就别挖苦我啦，偶尔蹦出一句还是外行话：“你应该学某某写大散文！”这哪跟哪呀。

止庵：哈哈，这确实不太搭界。一九七七年高考，我父亲拟了几个作文题目写成文章，让我背熟，相当于“押题”。那年的语文只考一篇作文，题目“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正好与父亲拟的一题意思相近，我开了个头后，三拐两拐就引到父亲的意思上了，接下来就成默写了，半小时即交卷。全学校只有两人考入大学，我是其中之一。但我自己最了解自己，我在文史哲方面的一点知识，从学校教育中获益甚少，更多的还是自己东一本书西一本书读来的。当然，我的文学初旅，包括写新诗，自然是父親的言传身教。

理想的文章是：好话好说，合情合理，非正统，不规矩

谢其章：我与你打过几千通电话了吧，但有几项是无法交流的，其一就是新诗，原因是我一点儿不懂。倒是古诗，你乐意教我一点儿，虽然我基础甚差。比如我俩都喜欢的《长恨歌》，你认为“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这两句写出了温度，视觉，甚至触觉。“春寒”对应“温泉”，让人感觉杨贵妃入浴前的瑟瑟和入浴后的舒坦;“水滑”与“凝脂”相连，给人感觉是水滴流过肌肤变得缓慢，反而是“不滑”。这么细腻的艺术领悟，我自叹不及。

止庵：过奖了。不过你对我的观点也不是百依百顺，关于“僧推月下门”还是“僧敲月下门”哪个好些，你就坚持前者好，说这哥们儿夜不归宿，还当当敲门扰人清梦，无理之至。

谢其章：哈哈。你的诗作上千首不止，公开出版的却只有薄薄一小册《如逝如歌》，署名“方睛”。其余的诗作，也许像你曾经写过的长篇和短篇小说一样，命运未卜。

止庵：但我欣慰的是，去年，我的小说集《喜剧作家》在写出来30余年后出版了。

谢其章：读小说我是菜鸟，所以我总结出一个简捷粗暴的方法，这个方法亦来自于看电影的经验，一旦出现我不喜欢的字眼和句式（如同不喜欢的演员和台词），立即罢读，这次读《喜剧作家》也不例外。但你这几篇写于八十年代的小说，居然没有一字一句让我觉得讨厌，只有“百万富翁”这词有点碍眼，也是属于绕不开的人物身份。

止庵：也许正是我这种语言风格，这几部小说在三十年前毫无反响，使得我的小说创作戛然而止。小说受挫，转投随笔，也算因“祸”得福。

这次从友人的地下室里翻出30年前发黄的小说手稿，按我现在的眼光来看，觉得写得还可以，不坏，所以将它们有所选择地结集出版。其实我找到的小说比现在出版的多一倍，其余的都不要了。

谢其章：为什么以《喜剧作家》这篇为整本集子命名呢？

止庵：《喜剧作家》这个题目是我对人生的看法，“喜剧”这个词的原意在古希腊时期是“可笑”的意思，而现在是快乐的意思。我写的故事都是一些悲剧，实际上从更深的含义来看，人生的悲剧或不幸，其实也是可笑的。这个意思可以概括整个小说集的观点。30年前写的东西还能跟现在沟通，也是在这一点。

谢其章：王蒙说过，“长篇靠生活，短篇靠技巧。”《喜剧作家》称得上“深通文艺，弓马娴熟”。不过，《喜剧作家》也留了一个遗憾，就是咱俩讨论了很久的封面被弃用，难受良久。

止庵：世事难求完美。

谢其章：光读书确实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但是读书而后写书，写书而能为读者所接受，这样的读书就成事了。你几十年的读书心得，如今已转化为三十多部书，且品类齐全，羡煞旁人。我也出过二十几本书，但体裁单一，惟知“一书之出，其难若此”。

止庵：我能够往来于多样文体的写作，还是得益于读书能力。我曾经花费一年多的功夫，苦读庄子。发现只要读懂了庄子，古文就不在话下了。我在写作《神拳考》时，看了七百多万字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资料，从中独立思考出一条写作路径。

谢其章：这是怎样一条写作路径呢？

止庵：那就是更关心历史形成的“动机”而非“结果”。义和团民曾经是什么想法，朝廷和广大民众曾经是什么想法，怀抱这些想法的人们曾经如何行事，最终他们又怎样面对与自己想法大相径庭的现实……如果说义和团是一段“神奇的现实”，我关心的是何以至于如此，也就是说首先看重“因”，其次才是“果”。所以这本书里很少评价，也很少结论。我的努力可以说是在相反的方向上，比如由心态追溯到思维方式和文化本质上去，诸如此类。

谢其章：与《神拳考》相似的例子是你的《周作人传》。我觉得，如果非得从你的作品中推举“代表作”的话，我投票给这两部，外加《樗下读庄》和《惜别》。你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是哪几部？

止庵：我自己最看重的是《惜别》和《周作人传》，原因是这是我非写不可的书。需要补充的是，后一种正在写“增订版”，内容较原著增加了二分之一。如果允许再增加一种，就是即将出版的《画见》，这本书我写了二十年，其前身是《画廊故事》，但新著已经完全替代旧作了。

谢其章：你常年浸淫在书籍里，过眼的好文字无数，你自己也是个对文字要求严格到近乎苛刻的人。在这样的前提下，你追求什么样的表达方式和文字风格？

止庵：从前我写过，自己理想的文章是“好话好说，合情合理，非正统，不规矩”，对此虽力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我写《周作人传》等如此追求，写《惜别》也如此追求——虽然说“追求”有点言重了，说到底用的多是减法，而不是加法。

谢其章：我注意到你的书评极少评论国内作品，倒是议论外国文学的居多。你不给活人写书评，外国作家却不在此列，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吗？

止庵：我读中国当代文学，只到王朔为止;之后的作家的作品，之前与同时的作家后来的作品，几乎没有看过，所以不能评论。我读书不喜欢东翻一本，西翻一本，现在一下子又没有工夫集中精力读这类书。相对来说，看翻译过来的外国作品较多，偶有感想，发点议论。

读书不是事儿，藏书却是个事儿，能够做一辈子不厌烦

谢其章：你的书房，很值得一去再去。有一个细节，所有的书柜只放单排书，这不是很浪费空间么？

止庵：放双排的话，后排书就相当于“死书”了。放单排，随时查阅很方便，比如我和朋友在电话里聊起某书或争论书里的一句话，我能马上把书拿来验证，就是因为所有的书均伸手可及。

谢其章：还有一个细节，所有的书均是分类安置。

止庵：对，哪怕是外国文学书籍，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意大利的，日本的，西班牙的，我都给它们设置了自己的“专属领地”。

谢其章：你真是个细心人。我发现你对待书的品相也极端挑剔。

止庵：我确实是有点儿“洁癖”，就算是别人送的书也是，如果品相不好，我也会要求“退货”，绝不通融。因为有洁癖，上世纪八十年代买的书也像新书一样。

谢其章：我发现在你的书房，只可以隔着玻璃门观书，你介意别人冒冒失失擅自取书拿在手里。而且，你对待来客也有洁的要求，最不能容忍脚臭，像我这样的老朋友，去之前也会给我规定一条“请着新袜”！

止庵：哈哈，我这些“洁癖”大概也不好改了！

谢其章：朋友之间的爱好或可互相影响，我从你那里学读书之道，谁知道你也从我这里喜欢上了“藏书”。你对藏书界的印象怎样？为什么加入到这一队伍中来？

止庵：我曾说，藏书是个事儿，读书不是事儿。我原来不藏书，但与藏书圈稍有接触，印象是高者近儒，低者近丐，借此成大学问者有之，只图蝇头小利者亦有之。我自己谈不上藏书，就是买着玩儿而已，没有拿这当回事儿。

谢其章：你的藏书之路，属于另辟蹊径。

止庵：古书、旧平装、旧期刊的高峰都有人占了，即使买着玩儿，也得另走一条道儿。我第一步瞄准了签名本，大多是外国作家的签名本。凡有与外国大作家（其中有几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对谈或者听人家讲演的机会，我都会带去中译本请人家签名，带去的中译本多一版一印，这算是个纪念吧。几年来搜求的签名本已装满两个书柜了。另外一个蹊径是去日本买书，算是旅行的一项内容，也有纪念的意思。在日本淘买什么书大有讲究，是“沙里淘金”还是“沙里淘沙”，自己要有准星，切忌见猎心喜，“揽进篮子就是菜”。

谢其章：你把读书的认真劲儿用到买书上面，所以沒交学费没走弯路。

止庵：也可以这么说吧。这几年我自己在日本、欧美买了些签名本，都是自己喜欢的作家的书。我本不事藏书，老来添此兴趣，亦属“暮年上娱”，将来有机缘，或许可以写本小书，当然也许不写。对于自己素所心仪的学者、作家和艺术家，一向有兴趣去看看他们的故居、纪念馆。再就是力所能及地收藏一件他们的手迹，如签名本之类。觉得颇有“如对故人”之感。但此事亦如契诃夫所说，“宁肯让我的盘子空着，也不装不相干的东西。”对那些兴趣不大，或根本不感兴趣，甚至反感的人，相关之处不如绕行。

（谢其章，自由作家，研究民国电影和民国漫画，收藏民国画报和民国文艺杂志。出版有《搜书记》《北京往日抄》《封面秀》《玲珑文抄》《风雨谈》《佳本爱好者》《蠹鱼篇》《梦影集》《漫画漫话》《出书记》《书蠹艳异录》《都门读书忆往》《我的老虎尾巴书房》等二十余部文化随笔，编撰有《电影杂志》《朴园日记》《北河沿日记》《东西两场访书记》等。）

编辑：安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