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者抑或无名英雄

马兵 孙蕴芷 韩玥 李斐然 滕丹

2019年早春的故事

马  兵

对于今天的小说家而言，一个足够好的故事通常不再意味着跌宕起伏的情节和有饱满性格的人物，而是为开放性的阐释提供了足够的发展空间与无限可能。因此，即便小说家擅长操纵故事，吸引读者，他也不会再去展示一种无缝隙的闭环的叙述，因为这种叙事仅仅是对“听故事的人已经知道的东西进行了强化”，今天的好故事要提供一种生长性。在2019年早春，我们读到的小说中越来越多发现这种生长性：它有时体现为小说家有意制造的一种道德含混感，逼迫读者做出自己的道德判断和选择，比如艾玛的《镜像》、二湘的《心的形状》、张玲玲的《另一个破碎故事之心》、孙频的《天体之诗》;有时它体现为故事的底面和反转，在人们觉得故事的走向可期的时刻，却告诉读者一切都无法预料，比如王秀梅的《番外篇》、仲文娜的《哑巴的爱情》;又有时它体现为儿童叙事带来的遥远的天真，以及被这天真反衬的世事的反讽，比如张柠的罗镇序列……

失败者抑或无名英雄

孙蕴芷

赵雨：《蛇行入草》，《十月》2019年第1期

一个看似生活中的失败者、失语者如何近乎偏执地去对抗现实，去寻找精神上的慰藉，这或许是小说《蛇行入草》最深度的呈现。作者用“我大伯”这个视角讲述了一个从“乡村捕蛇人”到“垃圾场上的捕蛇人”——赵大鹏的故事。赵大鹏的一生都处于不被认可与寻求认可的尴尬处境，他是别人眼中的异类，孤僻成性，而于他而言生活中仅有的热爱就是寻找一条剧毒的蛇，捕蛇—寻蛇成了他全部的生命寄托。小说中描写到“我”仅有的一次与赵大鹏去“蛇林”捕蛇，那片“蛇林”始终充满着神秘与梦幻的色彩，赵大鹏一个“蛇行入草”的动作与蛇进行对话，仿佛这是完全不同于现实世界的另一个所在，而在成功捕获五步蛇的瞬间赵大鹏仿佛从一个“无名者”变身成“蛇林英雄”。

作者在对赵大鹏这个乡村捕蛇人形象深化的同时，小说的另一端延伸到了乡村的集体拆迁，村子消失了，蛇林消失了，蛇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城市和无所不在的人。此时无业颓废的赵大鹏在一片钢筋混凝土中间竟发现了一个垃圾堆以及旁边的荒草，他固执地相信能够在垃圾堆中寻找到五步蛇，因为除了捕蛇在这座城市他什么都不会。他在人潮涌动的街头会感到茫然无措，他知道在现实生活中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他不知道自己该走向何方，而只有捕蛇，捕到一条梦寐以求的五步蛇他才能重新寻找到生活的意义，找到自己的定位。赵大鹏终究没有在城市的垃圾堆中捕到蛇，而在人的世界中被淘汰了，饶有意味的是赵大鹏的儿子在整理他酒醉时喝过的无数酒瓶中隐约发现了一条五步蛇，这或许是赵大鹏与现实生活近乎偏执对抗的唯一胜利。

艾玛：《镜像》，《上海文学》2019年第1期

艾玛的新作《镜像》，正如题目所展现的，一切或许只是我们心中的镜像而已，小说提出了“诗人”与“现实”这两大命题，诗人如何与现实共处，或是对抗、或是消解、或是妥协，而小说中的两位诗人“他”和“拐子”很大程度上并算不上是诗人，只是对现实无力的一些“失败者”，他们内心渴望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拥有一个自由的灵魂，却发现这一切不过是自我营造的一场虚幻的镜像。

小说开头写了每年只工作三个月的“他”和每年只钓三个月鱼的拐子，“他”和拐子都是岛城的诗人，他们聚会时最大的兴趣是谈论“老马”，而“老马要回来了”这个消息成了小说的中心，无数琐碎的人和事都串联起来，关于“老马是谁”，“他要回来了吗”牵引着小说的走向，而作者的意图并不在于“老马”这个有些神秘的人物，而是紧紧抓住“他”和“拐子”两位诗人内心微妙的变化。对于“他”和“拐子”来说老马是一位出走的诗人，更是他们遥远的精神导师，是他们对一个诗人的想象，对一种生活的憧憬和向往;而在另一个层面来说对老马的执念似乎是一份对自己的慰藉，老马成为了他们想做却做不成的一个真正的诗人。“老马要回来了”使“他”和“拐子”期待又焦虑，而随着时间的拉长，消息的可靠性似乎变得无关紧要了，心态在微妙地变化。在“他”与一名博士的交谈中意外发现“老马的诗中并没有诗人自己”，倒是诗歌只是一种影影绰绰的镜像，所有的一切从未真实，只是他们用力将自我放置进去营造出的希冀的愿景。而“他”和“拐子”所期盼的“老马会回来，我们会见到他”也成了虚幻的镜像，“见到老马又能怎样？”若老马真的能如他们多年所向往的一个诗人的模样还能满怀欣喜，但最后发现多年的诗人之梦不过是一场镜像又该如何自处？

小说中的诗人更像是一个可以逃离现实的符号，从纷杂繁乱的生活中得到解脱，却发现越是想出落于尘世越是与现实贴得更紧，詩人倒成了白日里的一个梦。两位诗人受困于工作、金钱、感情之中，因而与其说是诗人不如说是被生活驱逐的失败者。而诗歌于他们而言也是一片影影绰绰，无法看清的镜像所在。

范小青：《现在几点了》，《雨花》2019年第1期

现代人对于时间的焦虑，害怕等待却一直处于等待的怪圈之中，所有的失误与懊悔都推究给时间，时间成了最好的借口也是能够自我安慰的理由，但是时间却又从来没有掌控在人们的手中。小说讲述了一个叫“月亮湾”的社区医院，来看病的老年人居多，特别的是到社区医院看病的人们并不是因为病情的严重而是“看病”成了一种习惯，而且他们不约而同地患上了时间恐慌症，“时间来不及了”成了所有人最常说的一句话，无论是患了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还是候诊的病人甚至是社区医院的医生，对时间的掌控欲强烈而又疯狂。小说中那个口中反复重复着“现在几点了”的老人，时间的概念于他而言完全混淆甚至丧失了，而其他身体正常的人似乎也在混淆着时间，时间成了欺骗自己的手段，有因为失眠而等待睡眠的老师，有后悔年轻时错过时间丢失的爱情，有因为赶时间没处理好病情而自责忏悔的抑郁症医生，有对时间急切渴望抓住的老人，甚至新来的医生梅新也是因为自以为正确的时间而间接造成了医疗事故。

真的有那么急吗？这或许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小说结尾医生梅新梦境中反复出现的钟表与现在—过去时间的不断分离、重合，暗示了时间从来不是人的附庸，它永远在向前进行着。月亮湾社区医院中的一群人恰似现代人生存状态的缩影，人对时间的焦虑其实是一种掌控生活的欲望在作怪，时间总归是存在而且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二湘：《心的形状》，《北京文学》2019年第2期

小说《心的形状》在一种忧伤、苍凉的基调中缓缓展开，一个中年男子在经历着生存的危机和情感的荒芜，即便是如此仍然抱有对生活最大的善意和希望。小说表面沿用了类似于“洛丽塔”的主题，实质则是从更深处袒露一个人的精神从激情到冷却再到重燃的过程。作者在小说中将“洛丽塔”赋予了重生的意义，主人公施一白是一个与生活格格不入的人，一个多余的人，他总是处在一种无所适从的状态，他一直尝试着去改变，去寻找自己适合的领域。大学时从枯燥的计算机专业转到中文系却发现自己并非真的能融入这个专业，毕业分配到杂志社只能每天看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稿子，在感情上与初恋女友结婚后陷入了被支配的地位，无论是工作抑或是家庭，他总是没有自己的位置，孤独颓废，一个中年男子灰色的生存状态在我们面前展开。而这种生活伴随着一个叫劳拉的小女孩的出现发生了改变，一首《心的形状》让他重新燃起了某种强烈的感情，对生活的新的期待，仿佛这个小女孩是神灵带给他的一束光，照亮他的灰色生活。施一白与小女孩劳拉之间的交集像是跨越年龄的互相慰藉，互相鼓励，人生中的苦没有尽头，而如何负重前行冲出生活的雾霾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作者无意于在小说中讨论“洛丽塔”情感的禁忌，而是深度呈现和探讨了现代人软弱、无力、失去热情的生存现象，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我更想写的是一个失败者的故事，如何有勇气去追逐那穿透庸俗生活的光亮。”失败者的定义是什么？是否用现实衡量来作为标准呢？或许从某一个侧面看去，人们眼中所谓的失败者更有打破生活的勇气。

雷默：《苍蝇馆子》，《当代》2019年第1期

有人评价：“雷默的小说始终关心小人物与时间和时代之间的错位。不时向后看的姿态，试图从凡人世界寻找通向恒久的路径。”的确，在新作《苍蝇馆子》中雷默用他独特的叙事风格把一个叫做“苍蝇馆子”的面馆的故事向我们娓娓道来，小说中有着作者对新一代人与老一代人之间对立、置换、和解的思索，对反叛—回归的思索，同时小说文字背后又充满着朴素的温情。

“苍蝇馆子”是一个祖传的“打面”馆，小镇上人对“打面”特殊的味觉情感记忆，从老板银灿到儿子刀锋，苍蝇馆子传承下来。而刀锋最初对继承父亲衣钵百般抵触，于是到修车行拜师傅学修车，后来又回到苍蝇馆子打面。在刀锋打面的名气大了起来后，也逐渐成为一家之主，父子角色逐渐颠倒，刀锋不再惧怕严厉的父亲，而银灿也收敛了火爆的脾气退居幕后。而对刀锋而言，反叛的情绪始终都在，在尝到了赚快钱和赌博的甜头后，刀锋不再按时营业，苍蝇馆子也附带成了棋牌室，打面的味道却大不如从前，发展到后来刀锋把苍蝇馆子关了，远走他乡躲避赌债。小说结局逃债许多年的刀锋被打断腿后又选择重新开张苍蝇馆子，小镇的人们仿佛又回到那个记忆中的“打面馆”。生活就像个圆圈，兜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小说主人公刀锋与苍蝇馆子“出走”—“重返”更像是一条与自我和解的人生之路，而同样的我们每个人心中或许都有这样一个所在。或许是一份遗落的感情，或许是一份美好的回忆，或许是一个痛点，兜兜转转，人生百味。

跨界创作与现实关切

韩  玥

李云雷：《杏花与篮球》，《红豆》2019年第1期

李云雷在一篇创作谈中提到的，“那些逝去的人和事件，依然活在我心中，我想我有义务让他们重生，让他们获得存在的形式”。为了追忆与表达，李云雷不再囿于评论家的一方天地，而是换种身份勇敢地与记忆中的童年和故乡对话。短篇小说《杏花与篮球》即是李云雷基于童年记忆及乡村经验的书写。题目中的“杏花”与“篮球”，实际上隐喻着主人公六哥“去与留”的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其中“杏花”指代的是留守故乡，放弃梦想;而“篮球”则意指要离开故乡，到城市寻梦。在经历短暂的彷徨和纠结过后，六哥最终选择放弃进入省篮球队的机会，与爱人代莲相守于乡村，这种结局的安排看似简单，实际上隐含了叙述者关于“为什么那么多人的奋斗理想只是弃国离乡”这个具有时代症候的精神病象的反思。此外，在故事的讲述中，叙述者忠实于农村生活记忆，并不追求宏大意义的建构，也不热衷于对传统乡村社会在转型时期创痛之感的表达，而是用平和冲淡的语言浅浅地诉说叔叔嫂嫂、大姑娘小媳妇们的家常故事，别有一番亲切感和人间滋味。这种滋味，是六哥和代莲在杏花雨下牵手相依，是嫂子大娘、小伙子间你一言我一语的相互调侃，是篮球比赛中众人齐心协力夺得桂冠……叙述者在不经意间，便为读者绘制了一幅安然而美好的乡村生活画卷，这或许是关于初心与来路的最恰如其分的回答。而对于李云雷而言，在评论时保持冷静克制与在创作中回归精神原乡两者之间并非背离冲突，这仅仅是他审美活动的不同形态和介入历史的不同方式而已。

张柠：《刘玉珍，叫你那位罗长生来一趟》，《人民文学》2019年第1期

评论家跨界創作小说无疑是近几年来一个有趣的现象，首刊于《当代》杂志2018年第6期的长篇小说《三城记》即是评论家张柠在岁末小说舞台上的一次惊艳亮相，他将文学批评的理智尖刻和生活的感性经验聚合为一股文学创作的力量，直面现实困境。而作为“罗镇轶事”之一的《刘玉珍，叫你那位罗长生来一趟》，则是张柠文学创作理想的另一种实践。小说以戏谑的笔法和调侃的姿态俯瞰芸芸众生，这其中当然包括以刘玉珍为代表的寻医看病的农民，他们中有些人喜欢自作聪明，完全没有依据地描述自己的病情;有些人把医生当成救世主，喋喋不休地诉说着生活的鸡毛蒜皮;有些愚昧又可笑，竟将早死作为来世投个好胎的凭借，置医生的善意于不顾。被叙述者如此揶揄嘲讽的并非只有农民，医生也不过是“发放地狱通行证的人”，从医多年且有名望的“父亲”，竟得意于将治病救人视为可以随意侵犯别人身体的特权，从而以此认定“医生是最好的职业”，并希望子承父业，此等觉悟实在令人忧虑;而赵学安之类悟性不够又粗心大意的人混入医生行列，更是证明这个队伍水平的参差不齐。张柠似乎把批评家的毒辣和辩证带入了小说，在他笔下，医生与病人、知识分子与农民并没有高低贵贱的阶级分别，也无法用“好人”和“坏人”来简单定义。他们虽有荒唐又可悲的一面，却也都有着能够镀亮灵魂的善良：一向傲视万物的“父亲”却能够在听完刘玉珍的倾诉之后规劝制止罗长生对她的打骂，他有着作为医者的仁爱正义之心;而“家暴男”罗长生也能在得知妻子罹患重病后变卖家产倾力相救，表面的愚昧麻木并未使他心底的良知泯灭。对小说人物多面性的阐释不仅是张柠对回归“讲故事”和“写人物”的文学理想的成功实践，能够将此纷繁的人物摹写凝结于几千字的短篇之中，也足以见得评论家张柠写小说的功力。

张玲玲：《另一个破碎故事之心》，《作家》2019年第2期

小说的题目“另一个破碎故事之心”，取自美国作家大卫·塞林格的短篇小说《破碎故事之心》。张玲玲试图延续塞林格有关“美则美，也脆弱易碎”的现代都市爱情的探讨，而塞林格的名句“爱是想触碰又缩回手”实际上成为了这三个故事片段共同要表达的题旨。小说由“短讯”、“重逢”、“真实”三个看似无关实则联系紧密的片段构成，在故事一中，“短讯”虽然能使男女主人公心意互通，然而没有温度的几个字却能成为两人关系紧张的催化剂，短暂的甜蜜很快会被对彼此一无所知的疏离感和越軌的恐慌感取代，最后往往是如雪莉和豪根斯拉格一般迎接无尾的结局;在故事二中，“重逢”并不是久别之后的邂逅，也不是与故人约定的再会，只不过是都市女性在两个糟糕对象之间排除更差的一个之后的结果罢了，故事的最终，遗憾的并不是都市女性曾经的青涩与青春不再、抑或身体与精神面临双重萎靡的烦扰，而是虚掷了大半生光阴过后却发现身后空无一人;故事三命名为“真实”，实际上具有一种反讽的意味，尽管男女之间能够达成某种共识，但两性之间固有的边界并不能使彼此之间实现真正的不隔，他们依然将处于“有时差的两个世界”，尽管虚构显得无礼，可“他们从来都不曾拥有真正意义上的真实”。

通过三个故事片段，共同传达出的是叙事者关于爱、关于两性关系问题的反思与追问，契约精神的丧失与道德感的匮乏带来的并非是自由，而是精神的麻木与空虚，如此周而复始，使都市男女不断陷入感情的混沌。然而，叙事者并非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完成对天长地久、海誓山盟式的爱情的质疑与消解，故事掺杂和映射的，其实还有当代人与过去有所不同的对爱的定义和理解，以及恋爱的方式，等等。这实际上隐含了当代人精神世界的崩塌与重建。作为女性作家，张玲玲能够关注到在时代变化背景下的人心畸变，并不把都市爱情题材处理得十分个人化且落入俗套，其敏锐细腻的洞察力与对都市生活时时处处的关切历历可见。

曹明霞：《锦瑟》，《当代》2019年第1期

在短篇小说《锦瑟》中，曹明霞依然延续对当代女性生存困境的关注，故事讲述的是已近中年的刘洋不满于所住之地居民素质的低下以及由此导致的生活环境的脏乱，因此萌生出贷款买房入住高级小区的想法，而丈夫苏云峰不仅不支持妻子，竟还鼓励她另起炉灶去过好日子，干脆一走了之弃之于不顾，这使刘洋多了一分落寞和恓惶。一年后，刘洋经人介绍辗转认识了在省府某部门工作的大川。起初，大川的干净利落、细致妥帖让她满心暖暖，可在进一步接触后刘洋却发现此人不仅骄傲自矜并且毫无知识修养，只追求雁过留声却毫无责任担当，最终两人不欢而散。在对生活经过一番控诉并挣扎过后，刘洋忽然间发现，幸福并非是华而不实的锦瑟般的幻想，心怀悲悯比大富大贵更加难能可贵，她摒弃了内心的浮躁，重新爱上现在拥有的一切并与生活和解，当她再回首，却欣喜地发现丈夫苏云峰一直在原地。

相比于一些女性作家借助女性主义的理论作桥梁，曹明霞更擅长在作品中直面女性的生存困境并直抵女性内心底端，并通过女性自省来完成自我的升华和蜕变，绝非依附男性或者其他，这在《锦瑟》中刘洋的身上得到印证。同时，在并不冗长的篇幅中，也隐含了叙述者有关“城市文明”、“中年危机”、“社会责任”等问题的关注，这是对“文学来源于生活”的恰切的回应。

迷茫的灵魂歌手

李斐然

许春樵：《遍地槐花》，《安徽文学》2018年第12期

小说讲述了一个苦涩的爱情故事，男孩为了寻找他梦中的女生花了整整40年。故事发生在1978年，结束于2018年，而男孩也从青春少年变成了花甲老人。这40年，人们都在忙于挣钱赚钞票，而小说主人公赵槐树打工一年换一个地方，不是为了买房买车，也不是为了锤炼自己单枪匹马的能力，他是为了寻找许诺等他一辈子的女同学李槐花。直到30年后，李槐花在一档电视节目中才说出当年许诺的真相，所谓的许诺和“槐花牌”手表事件，完全是一场误会。而赵槐树被这场误会燃烧了全部的青春，耗尽了几乎一生的心血。

像贝克特笔下等待一个永远不会来的戈多，在遥遥无期的等待中，戈多来不来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等待本身，因为赵槐树自己也明白，“都四十年了，大街上见到也认不出来了”，“而且那种蓝色发卡已经好几年没见到了，女人的头发全都变黄了”。赵槐树大海捞针的寻找与等待最终已演变成一种仪式，或者说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这个情感也可以市场化并可以公开交易的现实世界，赵槐树的愚蠢而固执的寻找与等待，显然是对现实情感世界的一个颠覆，一次挑衅，一种修正。赵槐树这个人物在现实中似乎已经绝迹，好在小说总是妄想着在现实废墟上重建一个失去的世界、一个有人性温度的世界、一个梦想中的世界。

孙频：《天体之诗》，《北京文学》2019年第1期

小说以“我”拍摄独立电影的经历为主线，从一桩陈旧命案入手，以上世纪大批国营工厂倒闭、工人下岗潮为背景，为我们讲述了一代工人曾经的奋斗、情感与命运，李小雁、老主任、自杀的厂长、棺材街……小说中每个人都有他们的难局：老厂长渴望全社会关注国企问题，不惜以自杀来博取社会舆论，但他失败了;老主任希望留下自己作为国企职工的声音，甚至向摄影机吐露了他珍藏的红毛衣的秘密;作为指证李小雁犯罪的证人，老主任希望李小雁能反抗他的指认，这样这个女人的冤屈和厂长的死才会引起社会轰动和公众关注。但是，李小雁没有。她认下杀人的罪名。入狱后多次寻死不成，李小雁最终脑海里分泌出属于自己的爱情故事、分泌出“爱人”，分泌出“可爱的孩子”，靠幻想抵挡无情人生的摧毁。当所有的一切都像电影蒙太奇一样消失在时间和历史的深处，一代人的命运与情感是否也从此尘埃般飘逝？

无所不在的摄影机记录了李小雁颓败的生命真相，也保留了她瞬间的微笑。李小雁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写诗了，尽管那些诗写得很幼稚也从未发表过。“写诗”让李小雁成为了工厂里最可笑的人，但读完整篇小说会发现，也许这个女人是要将整个生命写成诗的人。某种意义上，这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多么想美好的人”的挽歌，关于一个女人在最不美好的境遇之下如何渴望美好。这恐怕是小说之所以命名为“天体之诗”的原因，——《天体之诗》是作家向作为天体的人的致意，她向那些生命荒芜但又不断向上的人、向那些身陷泥沼但又渴望清洁的人、向那些拔着头发渴望脱离凡尘的人致意。这些人，他们的生命固然是卑微的，但又是一种倔强的存在。

姚鄂梅：《基因的秘密》，《上海文学》2019年第1期

《基因的秘密》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令人心情沉重的故事。小说主人公“我”家中的男人似乎遭到了诅咒，全都没有好下场。故事以倒叙的方式展开，先是姐姐的儿子子辰出了事，他把自己的女朋友抱起来扔到了江里，导致了女朋友的死亡。为救子辰焦头烂额之时，我想起自己的父亲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入狱，而抓走父亲的人正是姐姐的相好邓世责。后来，“我”的弟弟又出了事，向来优秀的弟弟先是不知道在北京干了什么事，毕业分配竟分回了小城，后来在抗洪中离奇殉职。而“我”在十六岁的时候爱上了自己已有家室的语文老师，三个月中打了两次胎，最终语文老师因过于自责而跳江自杀。最后我和姐姐费尽心思把子辰救出来时，子辰竟然真的成了一个“精神病”。至此，家中的男人只剩了“我”的儿子小博。

小说高潮时“我”的父亲为我们揭开了这“基因的秘密”：父亲在一次外出收粮票时害死了与自己一起倒卖粮票的女人并私吞了女人的粮票，受到了女人的诅咒。父亲将家中发生的一切都归结为报应。结尾处“我”和姐姐为摆脱噩运去江边给父亲和父亲害死的女人烧纸，姐姐竟然希望“我”给小博改一个女生的名字以此躲过家族噩运。

小说语言质朴自然，为应和故事处处透露着诡异和离奇的口气，活脱脱描写了现实生活中小人物无法掌控的命运人生。但这真的是基因的秘密吗？子辰从小就在姐姐的打骂中度过，而姐姐更是信奉“说的风吹过，打的铁膏药”这样的教育准则，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如何能拥有健全的心理？从小时候起子辰就暴露出一定的暴力倾向，一怒之下将自己的女朋友扔入江中又怎是怪事？而弟弟平治，众人眼中的好学生，有谁了解过他的精神世界？他真的是断送在不会随波逐流，不会说漂亮话，不懂得偷奸耍滑上吗？而我过早的恋爱，坚信语文老师与自己就是命中注定的真爱，不惜酿成苦果。这一切的一切，都与家庭教育密不可分，与人物所处的年代也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邝立新：《无人值守》，《青年文学》2019年第1期

邝立新一如既往地用他自然精妙的语言为我们讲述了一个让人动容而沉重的故事。在鹭城变电站，老沈是最为卑微的一个存在，这一个因拆迁而获得丰厚收入却失去了土地的农人，试图借变电站的工作而获得继续种植些庄稼的权利。正如邝立新所说：“我只是这里的过客，站长和老师傅们也是，他才是真正的主人。”老沈并不在意工厂人员的变动，技术的发展，他在意的只有土地，为此他甚至有些低三下四，甚至不顾及自己的尊严。

不同于以往的底层文学的是，在这篇小说中老沈面对的不是生活困境和物质的匮乏，他面对的是一个农人精神层面的“被消除”，是他执着的泥土之爱无处安置。为了精神上的这份获取，老沈一点点地被挤压着，一步步地后退着，直到被他寄予太多希望的“大火生”用一种更为科学也更为冷酷的方式将他挤走，移出我们的视线。小说结尾处写道：“（变电站）围墙四周的土地，硬化成灰白水泥地面，寸草不生。”老沈只是逆来顺受地接受着一切，他的反抗是何等无效而悲凉，他对土地的深情在水泥化的地面上根本扎不下根。

真正的高潮是小说最后，站长告诉“我”老沈离开前还特意为“我”留下了一袋个头大的土豆，这是小说中仅有的波澜。借此小说也为我们刻画了一个颇为鲜明的形象：“我”一方面对吃拿卡要的“白工”心怀不满和鄙视，一方面又暗暗期许自己能像他那样，成为“沈工”。小说中的“我”还不能算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我”这样的人却是更为普遍的多数：看重自我和自我的价值，所有的努力都在朝向自我的价值实现，对他人和他人的生活多少有些漠然。“我”和“我们”不为此负疚，哪怕，最后真正给老沈重重一击的正是“我”和“我们”的建议。

但小说又不仅仅在于为我们展示像老沈这样的农人的困境，结尾处说道：“就像刚到K县时，宿舍旁边曾有一条小河，城市改造时深埋地底，不见天日。后来的人，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钢铁林立的现代化城市，技术先进却冷酷无情，不仅仅肆意消除了城市中的生机，更是逼走了像老沈这样对土地有着深沉之爱的人，这究竟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

命运之于生活

滕  丹

陈涛《山上来客》，《福建文学》2019年第1期

小说从西北山区小镇的基层角度讲述了小镇群众在贫穷中挣扎的无奈。先是饱受西北风霜摧残的老人，因为自己的低保卡被儿子拿走无法生活，只能走二十多里的山路来到小镇寻找干部的帮助;后是多拿六百块补助不愿意归还的女人，在听说有监控时不情不愿地归还部分，后来却又来镇上大吵大闹。两件事的起因都是贫穷，作者描述了高山村的艰困，但是，女人因为补助金的事情来到镇上大吵大闹时，并不仅仅是因为钱，更是为了向邻居自证清白，穷和面子两者之间的微妙冲突真实地刻画出了在贫穷中挣扎的状态，作者没有刻意书写贫穷，而是在故事进程中一次次呈现贫穷与面子对人心的撕扯。直到小说结尾，她依旧为了钱在讨价还价，这无果的扯皮正是小说最好的收尾。

王秀梅《番外篇》，《湖南文学》2019年第1期

“番外篇”的本意是“在主线故事中没有被写出来，而作者又想让大家知道的故事”。小说从夏商被人威胁开始一路走向不可控，先是夏商，再是郭靖，两人被威胁只能绑架了富商“猴孙”以求尽快脱身，可是不但没有成功，就连绑架过程中被偷快递的快递员也深陷其中，是谁在威胁他们？为什么要绑架“猴孙”？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在故事中得不到解答，在故事结束前依旧让人一头雾水，但是，最后一段“番外”的寥寥几句让人得到了答案，不管是绑架者还是人质，没有一个是无辜的：夏商出轨，他的妻子在网络上诉苦;郭靖逼女朋友堕胎，他的女朋友在網络上倾诉……就连作案用的车也是之前肇事逃逸过的车。小说题材与最近比较流行的网络复仇类故事有很高的重合度，不过《番外篇》更有意思的一点是，小说没有出现进行网络报复的幕后指使者，而是四个人之间的相互报复，夏商的不雅视频还是被发给了同事，郭靖的偷窃受到了法律的制裁，“猴孙”则是失去了一截手指，他们的结局也成为了他们各自人生的番外篇。

陈楫宝《城南姑娘》，《满族文学》2019年第1期

《城南姑娘》从借手机的小事展开，讲述了一段记忆中的爱情故事。故事中的颖是一个地道却不普通的北京姑娘，虽是父母的乖乖女，但也可以为了爱情不顾一切，可最终男朋友汪春水却让她失望。颖最后成为了安妮，和城南村一样只存在于汪春水的记忆中，成为了一段让人叹息的回忆。小说写得波澜不兴，一切看起来自然而然，只是到了汪春水和前女友和好的时候才出现了一个转折，而结局又出现了另一个转折，这两个转折在平淡的叙述中成为点睛之笔，留下人生的遗憾却也提升了故事的格局。

张柠《罗镇逸事四题》，《青年文学》2019年第1期

张柠用四件并不轻松的逸事描画了上个世纪70年代的鲜活罗镇：女人们不愿意找男大夫杨红看病，孩子们对右派分子女儿程瑛的恶作剧，父亲挨打时代的开始，只有改编民歌才能拿奖。作者全借孩子的眼睛来观察和体会繁难的世事，诙谐中又凝结着对时代的反思：“我”不再挨打的原因是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我”敢对程瑛恶作剧是因为她的父亲被划分成“坏人”。这些不大不小的逸事却正是时代的印记，也记录着时代对人心的塑造。作者的四段故事层层递进，从人们只是思想上不接受男大夫看病开始，到最后民歌比赛带上了政治意味，孩子对善恶的懵懂，放大了政治挂帅岁月的荒诞。

张抗抗《云缝》，《青年作家》2019年第1期

与张柠用四件逸事来刻画罗镇不同，张抗抗则是用音乐来传递时代的变化。故事从苏亦湄家中开始，主人公沈汐來到这里是为了自己期盼了多年的肖斯塔科维奇唱片，苏亦湄带领沈汐深入了音乐的世界，成为了沈汐生命中的云缝。从合唱时代到唱片时代再到立体声时代，音乐成为了时代变化的指南，在小说最后，沈汐在崔健的《一无所有》中寻找着自己的自由，心中易碎的冰块也在慢慢融化。故事始终在记忆与现实中穿插进行，记忆中的沈汐因为父母的去世沉默寡言，只有在冼然夫妇的家中听起古典音乐时才能真正与外面的世界隔绝。结局的沈汐已经不再害怕孤单，更加向往自由，在崔健的摇滚音乐中寻找自我，成为多样时代中的一分子，从音乐写向现实，又将现实折射到音乐中。与《罗镇逸事四题》类似，小说重心处理的也是时代与现实的关系，《罗镇逸事四题》的时代是固定的，空间也是固定的，而《云缝》是流动的，从冰城到北京，从封闭时代到立体时代，音乐将流动的时间和空间很好地串联起来。

仲文娜《哑巴的爱情》，《山东文学》2019年第1期

小说看似平铺直叙，但是对人物的塑造却十分细致，无论喜欢哑巴小林却也希望他能和叶子得到幸福的“我”，还是在父母与小林之间无法选择的叶子，抑或深爱叶子但也无法承受压力的哑巴小林，包括想要帮助小林但也理解叶子父母的妈妈等等，每个人物三言两语，但都较为立体和丰满，而且在这个故事中，每个人的做法都出于某种可理解的善意，叶子父母的反对是可以理解的，妈妈去劝说叶子父母前的犹豫是可以理解的，小林因为压力和叶子分手也是希望叶子得到幸福，只是善良的出发点换取的却是叶子的投河自尽。急转直下的故事略带局促，但也同时带来一种反思和诘问。

本栏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