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照片留下“战争记忆”

毛亚楠

2月22日，在山东省济南市的大明湖畔，《方圆》记者见到了追访二战中国劳工数年的摄影师吕廷川。5年里，吕廷川追踪战争遗留的痕迹，记入一段又一段痛苦黑暗的个人史，这让他收获，同时这些故事也缠绕着他，其中的焦虑崩溃不言而喻。

那是张枯黑干瘦的脸，那张脸上布满刀割似的皱纹。凸出的眉弓与深陷的眼球呼应，嘴巴紧抿着，却又像风干已久的大门微张。摄影师吕廷川按下快门，留住了那张脸的瞬间，这瞬间里有凄楚迷茫，又透露出一股恳切，像在缅怀过去，又似期待着未来。

那张脸来自一个91岁名叫张同升的劳工受害者。2010年9月15日，吕廷川在山东高密凤城宾馆一间40平方米的会议室里见到了他。陪同老人一起的，还有几十位山东劳工受害者及近200名受害劳工遗属，他们在那里举行了“山东受害劳工起诉日本三菱公司山东企业授权委托书”的签字仪式，打算在国内向日本三菱公司提起诉讼，索赔1亿元人民币。

吕廷川说，之所以能在黑压压的人群中发现张同升，是因为老人的脊背几乎弯成了一枚逗号，眼神里带着怯意，动作也比较迟缓，跟他打招呼后，不会立刻得到答复，要等他完全明白后才行。驼背是曾经高强度劳动导致的脊柱畸形，老人1944年至1945年在日本明治矿业昭和矿业所做劳工，曾与著名的“穴居野人”刘连仁一同劳作，并结为“同盟兄弟”。

第一次接触受害劳工

那是吕廷川第一次接触劳工受害者，那种“冲击力”让他一下有了“不顾一切也要为这些劳工做点事”的打算。而在这之前，中国受害劳工的故事是沂蒙山区爷爷嘴里的回忆，1938年，日军入侵吕廷川的老家临朐县，设据点，抓劳工，形成骇人听闻的“临朐无人区”。他的爷爷吕传新，就曾是当年日本兵枪下侥幸逃生的“壮丁”。

2006年，日本僧人岩田隆造来到了中国，为了一场他没有参与的战争而谢罪。岩田隆造走到了济南，在“五三”惨案的纪念碑前叩首谢罪，当时还是《济南时报》摄影记者的吕廷川全程跟拍了这个过程，一些学者在对此事进行学术研讨时，反复提及掳日劳工之事，再次加深了吕廷川对这些受害劳工的印象。

所以一定是天意使然，为了进一步了解受害劳工的生活，他跟着张同升回了家。在那片棉花地里的家中，老人紧拉着他的手不放，谈及曾经所遭苦楚哽咽难言。

和刘连仁一样，他们整天干着繁重的活，吃的却是掺着木粉、橡子面的“杂粮”，这种粮食不能多吃，吃多了会屙血。为了挨过饥饿，能吃的他们全都吃过，连吃草根都要被打。一个劳工捡了日本人吃剩的苹果核，竟被活活打死。如果有劳工不幸身染疾病，日本看守便断绝伙食供给，有太多的人活活病死在了那里。比刘连仁幸运的是，张同升熬到了日本战败，被遣送回国。然而回到家后，却发现母亲因整日太过悲痛哭到双目失明……

吕廷川记得他们那次聊到很晚，临到要走的时候，老人坚持送他到镇上的车站。“那天他就驼着背走在我的前面，过了田野沟沿，像家人一样为我送行，我心里难过极了，想着也无法为他做什么，只能再次举起相机，却发现泪水模糊了取景框。”吕廷川向《方圆》记者回忆。

这是那次会面的结束，也是吕廷川将目光投向二战掳日劳工的开始。

艰难寻找

自那之后，吕廷川展开了对这些劳工受害者们的寻访拍摄，他通过山东受害劳工维权律师团团长傅强的推荐以及劳工传劳工的方式，足迹遍布山东、河北、河南、山西等多个省份，用5年的时间，为近60位劳工幸存者存影留像。不仅如此，其间还贯穿了他对南京大屠杀见证者、细菌战受害者、慰安妇、日本遗孤等一系列“战争受害者”的拍摄。

那几乎是一段黑白不分的5年，每个节假日，吕廷川都会背上40余斤重的摄影器材，奔波于城市乡野。这对年过不惑却要翻山越岭的他是种巨大的考验。在浙江衢州无法通行的山道上，他曾捡拾过掉在地上的橘子解渴;在通往洞庭湖畔一处叫瓦屋垱的偏僻山路上，他曾脚陷进泥地里拔不出来。

由于年代久远，加之幸存者的信息模糊，找寻这些老人成了最大的难题。他记得曾为找寻一人，他向社区居委会、公安派出所及山村小学校等多方打听求证，反复核实。终于找到村庄了，却被告知“早已被子女接进了县城”，可当他费尽周折再找到城里的地址，却又被曾经的邻居告知“小区拆迁，人已经搬走”。最后终于找到了家门口了，家人一句“老人一年前就已经去世了”，便将他所有的努力化为泡沫。

2015 年8 月， 吕廷川在山东省肥城市孙家小庄村寻访幸存劳工。

“这一切就像是跟死神赛跑。”2011年，吕廷川在河南省伊川县鸣皋镇中溪村寻访到了88岁的王绍增老人。老人是国民革命军第15軍炮兵营士兵，1944年5月，王绍增在洛阳保卫战中负伤被俘，被强掳到北海道煤矿挖煤。吕廷川找到他的时候，他已住进县医院重症监护室，这位老人，熬过了煤窑中的鞭打，熬过了每天都要干10多个小时的重体力活，熬过了辘辘饥肠，就这样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油尽灯枯了。在他小儿子陪同下，吕廷川来到老人床前，当听到介绍说是山东的记者来看他时，老人的眼神亮了一下，并使劲儿冲吕廷川点了下头，吕廷川在老人病床前按下快门，这张照片成了老人一生最后的影像。

91岁的山东章丘市人鲁俊合，一辈子也未走出那段岁月，他是25岁的时候被抓到日本的，在那里受尽了折磨，回国后无法开始正常的生活，一生未娶，孤独一人。吕廷川来到他家里的时候，发现他家中空空，只有房内的炉子、凳子陪伴着他，他就坐在炉火旁，用铁钩照顾着炉子，度过一个上午，中午饿了，再随意弄点吃的，一天也就那样过去了。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劳工受害者生活都很差。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幸存的劳工受害者拖着病残的身体回了国，他们大都又做回了农民，也有曾经当过兵的，回国后继续当兵。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的朱文斌就是当兵转业后到了地方，做起了农机局的局长，生活较他人要好些，育有子女5人。但半个多世纪前他在日本兵手下的日日夜夜，历历在目，让他不堪回首。“我忘不了我被抓去抬尸装车，看到人死后剥光衣服在停尸房，停尸房内老鼠成灾，有的人眼睛被老鼠挖空，有的耳朵、生殖器、脚趾被咬掉，惨不忍睹。”“忘不了我们在熊谷组过着非人道的生活，每天24小时不停工修建日本水电站。住的是木板房，干的是挖运沙子、石头，推的是轱辘马，他们既不发衣服也不发手套，既不给治伤也不设安全措施，每天只吃七八两橡子面、豆饼，人人面黄肌瘦，皮包骨头。”见到吕廷川时，他说他已将自己在日本受害的证据保留得很好，“我把打包好的这段历史，全给儿孙留下”。

吕廷川不确定这些老人的儿孙们是否真正能看懂这些沉重的历史。印象深刻的一次，是他到一个老人家中拍摄，在外跑出租、脖间挂个大金链子的老人孙子从外面回来，见吕廷川问道，“你拍我爷爷干吗？”吕廷川告知他老人的故事后，对方露出了惊奇的表情。“老人的故事连自己的孙子都不知，何况外人。”吕廷川叹息道。

这越发让吕廷川感觉到了急迫，很多故事还要不停地讲，否则只能在老人的沉默中湮没。在拍摄老人们的过程中，吕廷川选择了肖像类摄影方式，在老人们家里最容易找到的灰白墙前面，快速抓拍下他们苦难的脸以及复杂的眼神。在吕廷川看来，这是劳工受害者的符号性所在，那些神态里都有一种长久的等待——他们在广阔而沉寂的村庄里孤坐，看到吕廷川来了，黯淡的双眼发了亮，问他是否带来了好的消息，一听不是，眼里的火渐黯淡下去。

虽然等不到日本的赔偿和道歉，但吕廷川的到来，还是让他们感觉到了陪伴。吕廷川记得，他曾在河北郭文进老人的家中度过了一夜，他们在炕上聊了很多事情，老人向他打听外面劳工受害者的动向，他则倾听了老人的经历。第二天早上七点，老人准时起床，做早饭，吕廷川帮着他抱柴火，二人在锅旁吃饱了肚子。即便老人是一个人过，也讲究干净整洁，他天天习字，屋里的每个东西都摆放得规规矩矩。虽然老人的房子快塌了，但吕廷川却觉得他充满了智慧。

没有痕迹的人生

5年里，吕廷川追踪战争遗留的痕迹，记入了一段又一段痛苦黑暗的个人史，这让他有所收获，同时这些故事也缠绕着他，其中的焦虑和崩溃不言而喻，更多的，还是深深的无力感。“我唯一能做的，是用这些照片告诉更多的人，战争对人的伤害。”吕廷川说。

前些日子里，吕廷川的朋友去东北玩，发现有人盗用吕廷川拍二战劳工的这些照片，洗出来放在一家展馆里。吕廷川不打算在意，“毕竟他们是在宣传这件事，希望看到的人能有所感触”。

《二战劳工幸存者》成了吕廷川的成名作，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他成了最忙的人，到各处去参加展览，接受采访，登上央视的系列节目。但他发现成就感并未随之而来，他依约将这些照片仔仔细细装封，寄给每一位当事人，却接连不断收到退信。吕廷川知道这些退信意味着什么，那是一段段被時光带走的历史。吕廷川感到难过极了，甚至想流泪，以至于坐在办公桌前望着封封退信发起呆来。

这还不算他最悲伤的时刻。他记得之前在河北省泊头市一带寻找一位老人，花了两天时间，好不容易打听了下来，到了那个村庄里。可一位同村人却指着一堆倒塌的瓦片告诉他，这就是他要找的人的家，老人早就去世，也没后代，房子也塌了。村人走后，吕廷川就愣在了那里，彼时夕阳那淡淡的光线也跟着洒了下来，场面悲切，吕廷川就在那里呆呆地站了很久。后来天黑了下来，疲惫至极的吕廷川背着包从那个村子里抹着泪出来。“人已逝，他的一切都跟着消失了，人的一生可以如此没有痕迹，淡得让人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