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屋子”：鲁迅五四话语的建构与悖反

张春燕

《〈呐喊〉自序》中，鲁迅书写了一个阐释不尽的意象：“铁屋子”。它首先作为社会结构的寓言，被阐释得相当充分。但“铁屋子”却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意象或隐喻，它凝缩着鲁迅话语的多个维度。可以说，“铁屋子”既反映着五四话语场域中“鲁迅”发生的“前缘性”存在———价值的会聚和重构、生命体验的具象性凝练，精神哲学在幽深之域的“淬火”，也通过不断复写、变形，不断地复杂着它内部的结构层次和悖论关系，由之衍生出鲁迅五四话语的多维层面。着眼于鲁迅的文学世界和精神世界，这一意象处于非常微妙的位置，像是某种磁场，我们对于鲁迅的阐释总会不断地溯源至此。

一、“铁屋子”关系体建构与五四话语构成

“铁屋子”首先是鲁迅对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造像”：“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1]这是一个禁锢意象。在鲁迅的五四叙事中，“铁屋子”作为中国社会结构的具象，不断得到复写和重构：“故乡”“高墙上四角的天空”“地狱”“雷峰塔”“长城”“人肉筵宴的厨房”，甚至“非人间”“独头茧”“无物之阵”“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等等。“铁屋子”的提出是在《呐喊》结集时，其对《呐喊》的说明性不言而喻。综观《呐喊》，从《狂人日记》关押狂人的祖屋，到《孔乙己》的咸亨酒店，《药》里夏瑜被囚禁的监牢，《明天》单四嫂子感受到的压迫感的屋子，甚至宝儿的棺材，到《风波》中闭塞的乡村，《阿Q正传》的土谷祠……《呐喊》就是由《狂人日记》开启的“吃人”与“禁锢”共同作用的“铁屋子”，焦虑感和噩梦感充斥其中。可以说，“铁屋子”及其变形是《呐喊》里蕴藏的社会信息和文化密码，已经成为鲁迅五四叙事的重要层面。

“铁屋子”也是鲁迅话语中频繁出现的精神结构具象。而“棺材”“独头茧”类型的“铁屋子”就与精神困境紧密相连。其典型的表现就是《孤独者》。魏连殳的出场、谢幕“以送殓始，以送殓终”，小说本身的结构就活脱一个“铁屋子”。“独头茧”的意象更触目惊心：“你实在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了。”[2]裹在黑暗里的活着的魏连殳，在棺材里的“不妥帖的衣冠中”的魏连殳始终都在紧缚和抵抗中生存。最后在棺材里陪伴他的“纸糊的指挥刀”照应“连殳”的名字，是“铁屋子”里无法刺穿黑暗的剑戟。整篇小说的布置，正是一场失败了的精神逃亡。个体生命的奔突与无法挣脱正是为了回答鲁迅“铁屋子”建构的核心命题：个人能否逃脱社会历史结构，甚至命运营造的牢笼？

“铁屋子”之所以能够在鲁迅的话语世界中占据重要的中心地位，还因为它在一个有限的空间设置中，呈现出了复杂的关系结构。它不仅仅是一个意象，也是一个“关系体”。其内部可以勾画出一个鲁迅话语系统的图谱：自我与世界的对立；自我与世界的同源；“铁屋子”的价值构成与“铁屋外”价值构成的对峙和抵抗；清醒者与“铁屋外”世界的关系；自我与“吃人的我”的关系……这个关系谱系其实是对于自我与世界的关系的确认和建构。

“铁屋子”关系体系中最显著的层面就是“个”与“群”的对立。从“幻灯片事件”的描述，到“铁屋子”的提出，到《狂人日记》的出现，显在的话语层面是自我与世界的对立关系，它在“铁屋子”结构中有两种表现形态：首先是清醒者与“铁屋子”的对立，这是关乎个人能否改变历史结构，甚至是个人能否挣脱命运的追问和存疑；其次，清醒者与昏睡者构成了尖锐的对立。这是两种不同的关系结构，但因为昏睡者与“铁屋子”所具有的共同性，所以清醒者与“铁屋子”的关系往往被忽略。之所以要将之区分出来，是因为在这一结构中，存在着话语的转化，即当清醒者面对强大的历史结构的无力感无法建构一个主体性的个人，清醒者依靠着与昏睡者的对立关系，实现了自身的主体化。这是五四国民性话语运作的非常重要的层面。

就清醒者与“铁屋子”的对立而言，《狂人日记》是“铁屋子”的第一次文本造型，完成了“铁屋子”中“清醒者”形象的塑造。也可以说，《狂人日记》是“铁屋子”最集中和最本质的阐释。狂人的形象即“铁屋子”里的“清醒者”和孤独者；看到了危险将至的忧世者；围观者/庸众眼中的“疯子”。

就昏睡者与“铁屋子”的关系而言，昏睡者与“铁屋子”之间的关系则呈现为：“铁屋子”规约着昏睡者（规训），昏睡者也同时强化了“铁屋子”的坚固性（自我规训，从而达到共谋），二者是合一的。其中触目惊心的不仅在于“铁屋子”的禁锢，更在于“昏睡者”对于禁锢的不知，由此呈现出一种无知与共谋的话语特点。

就清醒者与昏睡者之间的对立而言，清醒者与“铁屋子”的对立、昏睡者对“铁屋子”的不知情构成了“铁屋子”内部的基本关系。而鲁迅话语建构中最重要的话语转化就在这里：清醒者与“鐵屋子”的对立结构在启蒙话语实践中被建构成清醒者与昏睡者的对立结构。其建构契机在于：“昏睡者”的不知情导致的普遍麻木，造成了“清醒者”的被放逐。清醒者身份和认知的超前使他成为这个群体中的异数，而这也成为他困境的根由。这正是“铁屋子”中的“个”与“群”的对立。

事实上，在鲁迅那里，“个”与“群”的关系远不止对立这一方面。对立得以实现的内在机制，恰恰在于自我与对象世界的一体性和同源性。伴随着“个”“群”对立关系的，是更加强烈的“我在群中”的意识。幻灯片事件中，我与麻木的庸众（看客）之间有着共同的民族性，“铁屋子”叙事的实现前提是，清醒者与昏睡者同在铁屋中，他们被同一种文化结构禁锢；《狂人日记》也最终发现了“吃人的人是我的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这一经由血缘建立起的同源关系。自我在“群”中，是先在的话语，甚至是一种自主的“进入”行为。“在群中”，才会有从自身内部发生的耻辱感、恐惧感和自省意识。

鲁迅的“铁屋子”建构的心理动因正是源于“群体意识”，首先就是民族生存的危机中体现出来的根与种的灭绝忧虑。对于这场危机的最早拯救行动应该推至洋务运动的“开通民智”的启蒙教育。而五四的启蒙，虽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其实质仍然是近代启蒙的赓续。启蒙运动首先就是针对“群”的唤醒行动，虽然以“个人主义”为价值标杆以开启民智，但其推动力却是启蒙者的族群意识。鲁迅的“铁屋子”关系体系中，自我的群属特征也被放大，所以清醒者被设定为先天地背负着打破“铁屋子”和唤醒沉睡者的责任。而这种身份的限定，使得通过与庸众对立的方式确立的自我主体性再次遭遇到危机。自我再次成为被历史限定的个人。

二、“铁屋子”的“时空体”结构与五四价值表呈

巴赫金在《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中提出了“时空体”概念：“在文学中的艺术时空体里，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的整体中。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趋于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时间的标志是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这种不同系列的交叉和不同标志的融合，正是艺术时空体的特征所在。”[3]鲁迅的“铁屋子”正是这样的时空体。内在封闭的空间体式中蕴藏着时间的错位和空间的并置。时空形式的錯动以及人在这一错位的时空体式中的存在绝境，成为“铁屋子”的首要特征。“今且置古事不道，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的这一表述模式可以看作“铁屋子”时空体错动的典型表述，它集中了国内/异邦，古/新的时空认知形式。

（一）“铁屋子”的空间体式和价值表呈

在鲁迅的文本中，空间不论如何变换，都带有“铁屋子”的囚禁模式，以其触目惊心的规训作用成为权力话语的施展空间。但鲁迅在这个“铁屋子”里设置的清醒者对于这种规训的认知，却显示着封闭的“铁屋子”中的“异质性”存在，这一封闭的空间就不再是单一空间，清醒者与昏睡者的对峙中内置着相互冲突、相互对峙的价值结构。“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先在的情境设定，明显有“铁屋之外”的空间参照点存在。也就是说，“身在其中”的清醒者有着“身在其外”的认知结构，并以此对身在的世界进行描述和界定，而“身在其中”的昏睡者对于自我和自己所在世界的牢笼性完全没有自知，需要清醒者的解释。空间参照点及其价值参照体系的存在，使“铁屋子”的被描述和被建构性在这种视野下得到凸显。鲁迅将这一“模型”一次次在文本中复制的时候，不得不采用的形式就是，设置了一个由“外”而“内”的叙事者。“铁屋子”的外延中突出了两种文化空间的并置以及由这种并置带来的价值理念的彼此对峙和颠覆，并在对峙中开启了全新的以“异质性”为焦点的话语空间，从中生成了价值观念的现代表呈。《故乡》即暗示了这一套话语操作：“相隔两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从一出场就已经被赋予了距离遥远（不文明的）与时间久远的（旧的）文化意义。而这些意义的获致依赖于一个“清醒者”从外部进入。这便是五四启蒙开启的隐喻。

（二）“铁屋子”的时间构成

在鲁迅的“铁屋子”话语中，空间关系的紧张中隐藏着时间形式的混乱。即，“内”与“外”的紧张和“新”与“旧”的对峙是一体的。正是清醒者与昏睡者相冲突的认知结构构成了“铁屋子”的时间维度。处于“清醒”与“昏睡”两种状态中的人俨然分属于不同的历史时间。“现在”时间空间化为黑暗的“铁屋子”，“昏睡”状态则喻示着“过去”时间与“现在”时间没有分别，并将“将来”时间的形式安置在清醒者的行为指向上：叫醒昏睡者或拒绝叫醒，或无法叫醒，决定着将来时间的形式。

这里面有鲁迅在“造像”中的自我经验的内化：鲁迅从“铁屋子”冲出来，出国留学，接受新的知识和价值观念，意味着从一个时间凝固的空间中突进到“现代”社会。而再次回国，对于当时的鲁迅来说，意味着他从“未来”倒退回“过去”。时间上超越了历史的清醒者，其实是走出“铁屋子”的空间的突围者，错位的时空体在这样的语境中生成。

而这种时间断裂成立的内在机制是进化论话语的存在，以及五四知识界在对中国进行描述时对于这套话语的依赖。在线性的进化链条上，中国处于停滞状态，这是当时的启蒙者对于中国的认知和表述。鲁迅的“铁屋子”正是停滞时间的空间化，是古老中国的具象。清醒者是超越了历史的、进化之后的新的人，而昏睡者与在进化中停滞了的中国是一体的。鲁迅也正是以空间上的文化规训、囚禁，以及时间上循环不变的“昏睡”揭示出触目惊心的窒息感和毁灭感。内部时间凝固不变，外部时间却在飞奔，这正是鲁迅及五四一代启蒙者的焦虑所在。自主承担着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被这种“被抛弃”和“自寻毁灭”的“未来”逼进了焦虑的旋涡。所以我们能够发现，“从昏睡入死灭”的进化论式预言里面包含着明显的民族主义视角和观念。这里面不仅有对于民族国家的边缘性地位的认知，还有对国民昏睡状态与民族消亡的必然联系的认知和焦虑。在《〈呐喊〉自序》“铁屋子”提出之前的“幻灯片事件”的言说中，即暗示了国民性话语发生的民族主义触发。可以说，“铁屋子”被言说的实质，包含着进化论话语与民族主义话语的相互促发。

（三）“个人”的精神“铁屋子”

“铁屋子”是封闭的，但又是一个开放性的“现在”结构。清醒者以“未来”（现代）的知识对“铁屋子”/“现在”进行审视，结果发现了这一空间的“过去”“现在”甚至“未来”的同质，并直接暴露了清醒者的“现在”时间中包含着“过去”。这就使他自身时空体的错位成为伴随性的话语事件。自我被放置在进化论的发展式叙事中进行审视，清醒者的觉醒状态是对于历史时间的超越，而其身在“铁屋子”中的存在状态又是“过去”时间在自我身上的印痕，在这种视野下，“铁屋子”的空间错综和对峙完整地搬迁到“清醒者”的身上。“清醒者”成为“铁屋子”的变体。中西、新旧错位的时空体式以“清醒者”的身体时空形式获得象征性、浓缩性、迁移性的再现。“清醒者”与“铁屋子”之间以此建构起了空间相似性。这是一种自我精神的囚禁模式。

于是“清醒者”成为双重的被弃者：“外部”空间里的被疏离者与“内部”空间里的被疏离者，他丧失了自身在空间和时间坐标中的位置。“铁屋子”正是鲁迅重新认识自我与世界的关系的困惑表述。是将“清醒者”放置在空间、时间的错动中面对各种断裂、移位的震惊体验。超越历史的清醒的自我，身在历史中的依旧吃人的自我，以及参与历史建构的、投入变革历史中的自我，他们之间的矛盾在《写在〈坟〉后面》得到更加明确的表述：“然而我至今终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比方做土工的罢，做着做着，而不明白是在筑台呢还是在掘坑。所知道的是即使是筑台，也无非要将自己从那上面跌下来或者显示老死；倘是掘坑，那就当然不过是埋掉自己。”[4]

“中间物”的自我定位就是在这种时空中确立的。何浩的《价值的中间物》中对此有深刻的阐释：“鲁迅说，万事万物，只是在‘转变的时候，才会出现中间物。……中间物是指价值等级变革过程中的中间状态，是在好与坏、高与低之间的出离与奋争。”[5]事实上，鲁迅的“铁屋子”正是因为有了“清醒者”的进入，这个空间本身也进入“价值等级的动态变革”之中。或者是“铁屋子”与“昏睡”状态的紧密联系在鲁迅的话语中太过强势，从而遮蔽了“铁屋子”的动态结构———这是“铁屋子”话语系统中的重要层面。它的出现依赖于“唤醒”行为的启动和发生。当清醒者对于昏睡者的“叫醒”付诸实践，文化/话语的遭遇才成为可能，“铁屋子”的黑暗才开始行使权力，“铁屋子”才真正成型。清醒者权力实施的启动时刻，“铁屋子”开启了。也就是说，“铁屋子”的成型与“清醒者”意识到自身所处的精神的时空错动是同源、同在的。———它更是关于个人的精神寓言。《影的告别》中的“影”即再现了这种时空错动的存在形式。“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的悖论和错乱正是五四一代知识者的精神具象，他们在自身的“过渡性”中经历的精神的巨大的撕扯、重塑，以此抵达混茫深邃的精神内部———较之后一个十年的作家们，他们的精神色调要驳杂幽邃得多。

三、超越五四语境的“铁屋子”

“铁屋子”寓言作为文本叙事的“模型”，体现着鲁迅话语世界的两个中心。它向着两个方向指引着鲁迅的话语意向。一则为以国民性批判为主要方式的启蒙话语，其表现路径为呐喊；一则为以怀疑论为思维本能的“反启蒙”，其表现路径为质问。从《狂人日记》到《祝福》《伤逝》，无不是两个中心话语的象征性文本。狂人的呐喊与发现自己吃人，《伤逝》中涓生对子君的启蒙导致了子君的觉醒而至死亡，《祝福》中的“我”也恰恰是启蒙者扮演了反启蒙的角色。“铁屋子”引导着两个不同的话语意向的结构中，包含着更加复杂的多层次的关系。

“铁屋子”阐述中包含着双重行为指向：“打破铁屋子”和“唤醒昏睡者”。而双重的目标有着双重的行为主体，“打破铁屋子”的行为主体是全体国民，其行为对象是“铁屋子”，其行为是“打破”；“唤醒昏睡者”的行为主体是清醒者，其施力的对象是昏睡者，其行为是“唤醒”。主体与对象之间既是一种权力关系，又在鲁迅的话语中转换为对立关系：“铁屋子”代表的文化禁锢与“屋中人”之间的对立，以及清醒者与昏睡者之间的对立。

首先我们要进入第一重对立关系中，也就是文化禁锢与全体国民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本质是“囚禁”，是空间对于身处其间的人的规训权力实施的过程，鲁迅形象地将其命名为“吃人”。其发现者是“铁屋子”中的清醒者，在《狂人日记》里造型为狂人。昏睡者对于这一囚禁是混沌无知的。鲁迅（五四一代启蒙者）在将这一重对立关系引入国民叙事的过程中，首先预设了“打破铁屋子禁锢”的行为意愿，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先唤醒昏睡者（这种设定即含有个人对于历史的无力感，以及对于这种无力感的转移）。但在鲁迅关于“铁屋子”的阐述中，出现了微妙的错位。依照鲁迅的观点，“打破”的前提必须是“唤醒”，但他“唤醒”的目标却偏离了“打破”。这其间微妙的错位正是鲁迅纠结矛盾的地方。

五四国民性话语的启动处是由边缘的政治地位这一民族国家问题而进入对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审视。“铁屋子”正是在这一层面对传统社会的造像，这一触动点其实是政治性的，“破毁铁屋子”的所指———启蒙国民，打破原有的文化禁锢，实现理性文明秩序的建立———正是在政治和社会历史层面的诉求。“这种为‘立国而‘立人和‘醒民的启蒙思想和主张，是鲁迅早年留学日本写《文化偏至论》到‘五四时期写作的大量的随感录和杂文中一以贯之、始终坚持和反复倡导的，同时也是‘五四新文化阵营共同的启蒙思路”。“启蒙和新文化运动实质上是为国民性改造和现代民族国家在创造一种新的、也是现代民族国家应当具有的‘公共文化。”[6]鲁迅的启蒙工作同样是在社会历史层面上着力于一种秩序的建立，理性的开悟。启蒙者“破毁铁屋子”的目标实现，需要有着一致思想和行动的群体。这个群体被赋予“国民”的身份，并以“公共文化”进行塑形，其理想的形象正是一个拥有理性文明结构的“共同体”。

而鲁迅“铁屋子”叙事的逻辑为：人的自由、独立意识的获得是前提，其后才有对于历史的反叛，即打破铁屋子，建立理性的文明秩序。也就是说，在鲁迅关于“铁屋子”的表述中，理性秩序的建立有赖于自由、独立的个人性的获得。而鲁迅的国民性话语对于五四话语场的偏离正是在这个地方出现的。鲁迅对于昏睡者的苏醒有着自己的期待，那就是对于“泯然于群”的拒绝。在鲁迅的叙事中，推翻“铁屋子”的前提是人的苏醒，只有将愚顽的民众重新塑形成为“内曜”“我执”“灵明”“个性”的自我和主体，“其声出而天下昭苏，力或伟于天物，震人间世，使之瞿然。瞿然者，向上之权舆已。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7]这种对于个体性的生命力量的强调贯穿鲁迅文本的始终。他所塑造的个人，从摩罗战士，到狂人、疯子、魏连殳、过客、宴之敖者，都是脱离于群的具有主体性的个人。对于“昏睡者”的唤醒，他的精神和诉求的根底，是生命意志的释放。在这一层面上，鲁迅的话语进入生命存在层面，与其社会历史层面的诉求形成了彼此对峙的局面：“破毁铁屋子”要求国民具有群体性，甚至要求建立新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价值范式，而鲁迅的启蒙目的却是国民的个人性，是以抵抗“共同体”约束为目的的自由诉求。二者之间的偏差不可谓不大。

社会历史层面和生命存在层面的双重目标和相互背离进入鲁迅的“铁屋子”话语中，成为无法避开的悖论性命题。“铁屋子”的双重层次也造成了鲁迅的矛盾和绝望，其表现为鲁迅对于社会历史话语的个人性抵抗。对于个人的生命自由、独立价值的追求的话语意志，必然会对秩序、理性产生怀疑。即便是他信仰的社会文化秩序，包括他的文本世界中成型的话语构图，也一并被置于怀疑和反抗的那一面，此所谓“影”的悲剧。鲁迅的启蒙工作的目标，从社会历史角度看，正是進化论所指引的未来的“黄金世界”，鲁迅在对此的践行中同时进行着生命意志的抵抗。他明确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8]但他的基于进化论话语基础上的叙事却一再背离这一线性时间性的逻辑，转而进入“绕了一圈又飞回来”的轮回体验之中：即使打破了这一个“铁屋子”，还将进入新一轮的囚禁之中。

正是在这种矛盾和疑惑的缝隙，生成了新的话语，即新的思想，理念，话语，是否将成为另外一个铁屋子？“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这句话正是对于话语权力的认知，就是钱理群所说的，“当许多人把西方的现代道路理想化，绝对化，以之作为中国彻底摆脱封建奴役的‘必由之路时，鲁迅却从中发现了新的奴役的再生产，再建构，人依然不能摆脱‘奴隶的命运”[9]。

启蒙者按照自己的意愿对民众进行人格的塑形，设定民众的发展方向，其实是再一次的蒙昧。鲁迅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拒绝做导师，拒绝做启蒙者，正是在拒绝做蒙蔽者。这正是“铁屋子”结构的第二重对立关系，即清醒者与昏睡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在这一重关系之中，主体与对象有着先在的分裂，昏睡者的“被昏睡”成为典型性的叙事症候。鲁迅在阐释这一理论的时候，更为重要的是提出疑惑：“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对于“铁屋子”的阐释离不开这一重话语，即对于话语权力的质疑：启蒙民众是否具备合理性？

当鲁迅对于自己的启蒙者行为主体的权力发出质疑的时候，他立刻自罪为“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唤醒铁屋中的人，是将他们从被吃的境遇中拔出来，但“唤醒”这一行动本身，即“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10]是否同样是吃人行为？

考虑到鲁迅一生践行的启蒙活动，我们可以知道，鲁迅产生疑问的地方在于，强行的启蒙行为（尤其是带有目的性的）是否应该考虑到被启蒙者的意愿？启蒙者以自己的信仰去启蒙民众，反而给其带来精神苦痛，甚至生存的风险，责任该由谁来负？而启蒙者自身的认知体系，是否会成为另外一个“铁屋子”？这样的启蒙最终是否会成为一次知识和权力的重新分配？鲁迅先于任何人意识到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话语权力问题。鲁迅所要推翻和打破的，正是传统话语的禁锢；在这种启蒙行动中，他所使用的是现代性话语。鲁迅既看到了传统话语权力对人的扼杀，也同时意识到，自身所使用的现代话语本身也是一种权力。《伤逝》可以算是对此的隐喻。“我是我自己的”作为现代话语突破了传统在子君身上的禁锢，但启蒙者涓生与被启蒙者子君之间的关系的最终指向却是：“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她）么？”涓生是典型的处于错位的时空体中的“中间物”，他为子君提供的不是真正的“我可以做我自己”的空间，却对启蒙对象要求超越物质的精神结构，启蒙者的“唤醒”行动是成功的，但是“唤醒”行为导致了必然的死亡。涓生的忏悔虽然呈现在“不该说出真实”层面，但文本中有另外一个冷冷注视着这场忏悔的叙事者，这一视角直接逼向涓生将子君带到一个不能保存她的新的时空中的道德、伦理缺陷。

鲁迅对于打破传统话语的启蒙行为是持肯定态度的，但是对于现代话语权力的行使及其结果提出了质问。而这一质问的发出，才是鲁迅的真正价值所在。在五四时期，中国不乏宏大叙事的文学者和思想者，而从启蒙的宏大叙事目的出发，却进入个体存在的价值意义，关注具体个人的生存意义，正是鲁迅的价值意义。“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11]所以被谓之启蒙者的鲁迅拒绝做导师，拒绝青年们的牺牲，除了自己，他反对任何生命的牺牲。他与政治家不同的地方，甚至是他与其他启蒙者不同的地方，在于，他重视任何生命存在的质量和意义。鲁迅不仅反抗着传统话语形成的桎梏，也同时反抗着新的“权威”。这也才是鲁迅所说的“中间物”的真实内涵。即作为现在阶段的理性个人，自我所能够努力的方向，也只是打破目前的这个“铁屋子”，鲁迅敏锐地意识到，这将是一个无限的轮回与循环。“中间物”的提出，并非完全出自进化论观念，而是一种悲观的自知。

“铁屋子”内部的关系结构和话语运作，它与五四话语场域的契合与悖反，都表现着鲁迅精神世界的复杂和多维。错综的言说指向和多维命题的重重盘绕，不断进入话语的衍生，并由此形构了鲁迅的整体话语体系。

[基金项目：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业务科研费专项资金”项目：“鲁迅自序研究”。项目编号：16LZUJBWZY025。]

注释

[1]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41.

[2]鲁迅.孤独者[M].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98.

[3]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3卷）[M].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275.

[4]鲁迅.写在《坟》后面[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99.

[5]何浩.价值的中间物———论鲁迅生存叙事的政治修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7.

[6]逄增玉.启蒙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诉求及其悖论———以鲁迅的《故乡》为中心[J].文艺研究.2009（8）：35—41.

[7]鲁迅.破恶声论[M].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6.

[8]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26.

[9]钱理群.鲁迅與二十世纪中国[J].北京文学.1998（9）：95—100.

[10]鲁迅.答有恒先生[M].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74.

[11]鲁迅.头发的故事[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