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实录和审美想象的交融

孙绍振

《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经典。从世界史的角度看，它的规模体制无疑是最为宏大的。其跨度从黄帝、夏商周三代，至春秋战国，到西汉武帝太初年问，长达三千年左右。司马迁不但涉猎现成经籍，囊括诸战国秦汉之书面史实，而且还搜罗名山坏宅中的文献，“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兼取旧俗风谣，“略考其事，终其始终”（《报任安书》），建构成空前宏伟之结构。继承《春秋》《左传》系年之体，并创年表，将多邦纷争系之以年月，如《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際月表》《汉兴以来诸侯年表》等，将其问错综的政治、军事、人事之变动，构成纵向顺时、横向共时之交叉系统，实为世界首创。

《史记》以纪传体式，创造了多系列、多层次的人物传记。司马迁把最大的篇幅给予了个人命运，其中有帝王十二本纪，有诸侯等三十世家，有将相等七十列传。他笔下的历史不但是邦国的兴衰史，同时也是个人命运（包括帝王）的成败荣辱史。他显然意识到，仅凭宏观历史事件难以表现无限丰富、深邃的社会和人心。故在他的笔下，历史不是抽象的邦国兴衰，而是人的历史，是人为自己的理念而奉献生命的比拼史。《春秋》《左传》目光只限于帝王、贵族、精英，在司马迁的笔下，只要是在当时、后世有影响者，就是历史人物。后世有批评其“首序游侠则退处士，述货殖则崇势利”，实是不理解司马迁心胸的博大。

作为史官，司马迁在基本精神上坚持《春秋》传统。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日：“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不虚美，不隐恶”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某种意义上的“价值中立”。

在司马迁笔下，英雄豪杰成就了辉煌业绩，其内心也交织着人性的高贵、睿智、豪迈，愚昧、卑微、卑鄙、无耻，甚至野蛮、血腥、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传记远远超越了实录的史学价值。同时，《史记》又是人学，以“不虚美，不隐恶”的精神，从外部行为显示了人物内心美与恶的矛盾和转化。历史的理性就这样与情感的审美在错位中部分重合。正是因为这样，《史记》既具有历史实录的真实性，又具有文学想象的审美性，不但是一部通史，而且是一部带着强烈个人情志色彩的叙事文学。司马迁所开创的传记体奠定了中国史学和叙事文学的基础。

这在《项羽本纪》中表现得相当明显。

从历史角度看，司马迁坚持史家的实录精神，“不虚美，不隐恶”的原则是十分坚定的。在项羽和刘邦搏斗的过程中，他不以成王而虚美、隐恶，亦不以败寇而隐美、扬恶。对于作为胜者、王者的开国君主刘邦的恶行，亦秉笔直书。如在楚汉相争之际，刘邦打了败仗，狼狈逃窜：

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于是遂得脱。

又如：

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日：“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项王怒，欲杀之。项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只益祸耳。”项王从之。

居然对于当今皇帝的老爷子的恶行也毫无顾忌，正面写他为了打江山，置自己的儿女、父母的生死于不顾。直书这种违背人伦的行径，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表现了他的勇敢。

不但对于前代君王如此，就是对当代君王汉武帝也一样。司马迁曾在封禅书中，讽喻其求长生不老之虚妄。三国时，魏之大臣王肃对魏明帝说：“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故《史记》“孝武本纪”有题无文，今本《孝武本纪》，系诸少孙所加。

对于项羽这个失败者，司马迁相当客观地写他的英雄气概和作为军事家的魄力。当他与骁勇的秦兵对阵，面临险境时：“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这就是“破釜沉舟”典故的由来。与韩信的背水一战是同样的大气魄。当时起义的诸侯联军畏秦，“莫敢纵兵”，在项羽与秦军血拼时，隔岸观火（“诸将皆从壁上观”）。这时，项羽率领的楚军，“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膝行而前，莫敢仰视”的细节，无疑渗透着对项羽英雄盖世的神往和景仰。但是，司马迁也不回避项羽的残忍、血腥和野蛮：动不动就“屠城”。最突出的是，秦军在章邯的率领下投降了，但是项羽觉察到“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于是“楚军夜击院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

这种实录仅以客观记言、记事为务，没有主观的议论，不作判断，价值中立，甚至价值开放。正是这种开放，为《史记》的阐释留下了多元的空间。从政治家、军事家的角度，可以看出刘邦战略眼光的远大和项羽囿于战术视野的狭隘。从道德角度来看，刘邦漠视骨肉是其人格污点。从文学角度观之，则生动地显示了具有雄才大略的刘邦对亲情和人伦的罔顾。

这种价值开放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其褒贬寓于字里行间。如“本纪”，大凡“其人系天下之本”（清人张照语），纪实其事。项羽在破秦及楚汉相争期问，虽未称帝，但军事力量占绝对优势，为破秦之主力，成为实际上的全局领导者，正如司马迁在传后所说：“封王侯，政由羽出。”诸侯听其分封，刘邦接受其封于汉水的王号。如今我们自称汉族即源于此。然而，他毕竟没有正式称帝，故立《项羽本纪》，却不纪西楚之年，而用“汉之元年”“汉之二年”，承认历史事实，又不失汉为正统。“寓褒贬”的春秋笔法是很严谨的。要在艺术上读懂《项羽本纪》，不能忽略这种隐含在价值中立中的倾向性。

课文《鸿门宴》节选自《项羽本纪》。后人所加的这个题目太出色了，至今仍为书面甚至是口头交际的典故。“宴”的本义是“安乐”。《说文解字·部》：“宴，安也。”《诗经-卫风·氓》：“总角之宴，言笑晏晏。”《左传·成公二年》：“衡父不忍数年之不宴。”（杜预注：“宴，乐也。”）宴是亲朋好友的欢会，或者官家置酒高会，具有庆典以及仪式隆重的意味。但是，用“宴”这个词来概括这一段历史转折的关键，表面的欢会中隐含一触即发的杀机。近年国人引入俄国形式主义者的“陌生化”理念，往往连举例都不得要领，其实“鸿门宴”的“宴”就是深刻的陌生化。

项羽大胜秦军主力，而刘邦先占秦都咸阳，派兵据守函谷关。两支同盟军本来是胜利会师，但秦朝灭亡以后外部矛盾解决了，同盟军之间的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项羽率四十万大军兵临函谷关城下，形势极其紧张，司马迁用笔极尽史家之简练：“（项羽）不得入。又闻沛公已破咸阳，项羽大怒，使当阳君等击关。项羽遂入，至于戏西。沛公军霸上。”仅用了三十五个字。乃破关，进驻鸿门，准备解决刘邦。只有十万军队、处于弱势的刘邦，冒险亲至鸿门会见项羽。项羽留刘邦宴饮。对这暗藏着凶险、充满了杀机的欢宴，司马迁一改简洁之叙述，代以不厌其烦的细致：

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

坐位的方向本可省略，最多一笔带过，但是罗列得如此详尽，充满了深长的意味。东向者项羽为主，高于南、北和西向。项羽的军师范增南向，仅次于东向，高于北向的刘邦和西向的张良。坐次提示着主次和强弱。这里称项羽为“项王”，而刘邦为“沛公”。其实项羽此时只是兵临咸阳，尚未称王。司马迁行文不着痕迹地显示他的倾向性：对于历史实际的尊重，而不斤斤计较于名分。

课文虽为节选，作者没有对成败作任何直接评论，但在记言和记事的情节中，突出地表现了弱者如何，为何得以脱险;而强者如何，为何痛失胜机。

刘邦先入咸阳，坚守函谷关，称王的野心已经暴露。而从军事实力和个人的武功来看，刘邦根本不是项羽的对手。这对刘邦来说，危机迫在眉睫，对项羽来说，驻军霸上，扼守咸阳门户，灭刘良机在握。但最终错失了良机，为其最后失败身亡埋下了种子。转化的关键是什么？

首先，在危急时刻，本来志得意满的刘邦很快认清自己的弱势，听从了谋士张良的分析：

良日：“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为之奈何？”张良曰：“请往谓项伯，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

刘邦迅速采取了甘拜下风、韬光养晦的策略。作为军事集团的领导者，刘邦取胜的关键是善于用人，也就是后来韩信所说，虽不甚善于“将兵”，领兵上战场，最多不过十万，但是善于“将将”，也就是善于用将领和谋士。这样做的难度在于：一方面，不但要承认自己不敌项羽，而且要承认自己不如下级张良;另一方面，在实力面前，不但委屈自己的情绪，而且不能据理力争。本来先入咸阳为王是早已经约定好的，但是好汉不吃眼前亏，把自尊心放下，卑躬屈膝，见了项羽，低声下气地自称“臣”。还将自己先攻下秦都咸阳说成是偶然的（“不自意”），又辩解说所谓称王的雄心是“小人”的传言。更重要的是，司马迁特别强调，刘邦所用的人在危急关头不计荣辱生死，忠于他的事业。张良的朋友项伯从项羽军中潜来劝张良逃命，他没有逃：“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在最危急的关头，刘邦的亲信卫士樊哙挺身而出，以拼命三郎的姿态（“死且不避”），带着武器，勇冲项羽的卫队，理直气壮，陈刘邦之功，斥项羽之过。后来刘邦被围困，他帐下的纪信英勇献身，冒充他转移了项羽的目标，让他得以逃脱。

而项羽方面则反之。他对于富有远见的范增的谋略始终不能接受。在鸿门宴前，范增就告诫项羽：“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急击勿失！”“急击勿失”，也就是劝项羽快刀斩乱麻，把刘邦解决掉。项羽却没有放在心上。他太相信自己绝对优势的实力，所以项伯一说刘邦没有野心，“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本来“大怒”的项羽，就因为这个“义”，非常轻率地“许诺”了。居然连项伯未经请示潜入刘邦军营的违纪行径都没有追究。

到了宴会现场，项羽还沉浸在轻率地“许诺”自恋的情绪之中，以致“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块以示之者三”，而一向在关键时刻能够果断出手，根本不在乎什么“义”“不义”，出其不意地斩杀上司卿子冠军宋义的项羽，这时却“默然不应”。范增当机立断，越权让项庄以舞剑助兴为名，即席杀死刘邦。而项羽的亲信项伯公然舞剑保护刘邦。在双方对立到剑拔弩张的程度时，项羽居然还没有看出项伯吃里爬外的行径。项羽对这个内鬼、奸细浑然没有任何警觉。更荒唐的是，对刘邦说出他的“左司马曹无伤”说他有野心，他才有动武的动机。这是在面子上开脱自己，却把自己在刘邦阵营里的“内线”无条件地出卖了。刘邦脱险回到军中，“立诛杀曹无伤”。而项羽对项伯仍然重用，对忠于自己的范增则不但不听其忠言，后来还中了对方的反问计，怀疑他，让他自行辞职，等于是罢了他的官，最终还加上浓重的一笔，让他在半道上发病而死。按史家笔法，司马迁不能直接说出项羽失败的原因，只能借范增之口说出了他的战略预言：“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

司马迁用这样的对比表明，作为军事领导，智谋可能有限，甚至品德有污，但是，成败在于能否充分发挥谋士之智、将领之勇，特别是在关键时刻，明察忠奸，能屈能伸，当机立断。仅匹夫之勇，任情自恋，刚愎自用，临变不能制机，失去取胜良机，乃失败之源。

项羽这边完全没有统一的策略和程序，而刘邦这边在张良部署下，却是张弛有度。

一方面，有樊哙硬的一手：视死如归的冒犯，引起了项羽的欣赏，转移了他的注意力。不可忽略的是，这是情节走向高潮的关头，作者展示了最强烈的细节：

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

带剑、拥盾，两个细节;交戟，一个细节;侧其盾，以撞，两个细节;仆地，一个细节。一共六个细节。对樊哙莽撞的冲动，不要命的气势，司马迁难得地使叙述带上了描写的性质。

另一方面，则完全是软的一手。张良策划刘邦借故离席，不辞而别，待刘邦秘密溜回自己军中，他才到项羽面前表示事出无奈。不辞而别，很不合礼仪，不无冒犯，但是张良编出来的理由为：不胜酒力，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怕你责怪，既是说自己胆怯，又是捧对方威风;人已经回到自己军中了，阁下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了。这就够软的了，张良还加上赠礼，以示谦恭。

“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项王日：“沛公安在？”良日：“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

这几句真是太精彩了。史家笔法重在记言、记事。故《史记》只有对话和动作，没有相貌、衣着、心理和背景描写，所凭的仅仅是叙述。叙述是概括的，是没有细节的。然而在这里，司马迁让叙述带上两种细节，一种是同类的道具（礼器），一种是相反的动作，于是就有了比之一般描写更为深邃的心理功能。白璧一双给项羽为礼，称项羽为“大王”，用刘邦的名义，“再拜”（表示特别隆重）;玉斗一双，献给范增，不说范增，而说“大将军”。同样贵重的礼物（细节），其精彩就在叙述中，两个人的反应是截然相反的。项羽“受璧，置之坐上”，从动作上看是安然的。而亚父则是“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几个连续性的动作足以表现其内心的愤怒了。司马迁又借他的口发出强烈的抒情：“唉！竖子不足与谋。”有情感性质很强的语气词“唉”还不够，又用了口语词“竖子”，再加上对于未来前途的忧愤：“吾属今为之虏矣！”这就是司马迁的叙述，以不描写为描写，以不抒情为抒情。

其所以如此，一是以外在动作提示内在情绪的可感效果，二是以人物的愤激之语抒情。这种抒情不是作者的，而是人物的，是间接的。在写樊哙决心冒险冲击项羽卫队时也用过同样的手法，樊哙说：“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司马迁的叙述很少用排比句，这时让一介武夫说出大行、大礼，细谨、小让的对比句，已经很有激情了，而且让他说出对比性比喻“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还加上一个反问句“何辞为”，在这生死、成败关头，表现义无反顾的激情，可谓力透纸背。而这一切外部可见、可闻者，皆是内心不可见的情绪激动的效果，皆在记言与记事规范之中。

对一个突然出现的配角樊哙用了这么多细节和话语，可谓是大笔浓墨了，但司马迁意犹未尽。接着是“嗔目视项王”，表现这个草莽英雄的大无畏精神。写樊哙“头发上指，目眦尽裂”。“目眦尽裂”可能是夸张，但“头发上指”则完全是不可能的，这只能是司马迁感情的流露。写到这里，司马迁可能已经忘记自己是在写历史，而是放任自己的情感冲击感知了。鸿门宴发生在公元前206年，司马迁写作大约是在公元前100年，这么遥远的时间距离，当时纸还没有发明，书写传播相当困难，详尽的书面资源随时间距离而减少，口头传说的想象成分随时间距离而增加。再加上司马迁怀着忍辱偷生的悲愤和对英雄的神往，客观条件和主观情绪都使司马迁情不自禁地展开想象，因而在行文中往往不由自主地进入虚拟境界。

四

以上表明，在司马迁的气质中有两根弦：一是历史家的现实精神，另一是文学家的浪漫想象。一般情况下，历史家之弦是抑制着文学家之弦的，在到了情感不可抑制的时候，文学浪漫这根弦就发出强音淹没了历史现实之弦。在这点上，钱锺书先生早有洞察。他对于六经皆史的说法，提出了“六经皆诗”的命题：“与其曰：古诗即史，毋宁曰：古史即诗。”钱先生以《左传》为例还指出“史蕴诗心、文心”，特别指出：

史家追述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人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

钱先生强调的是古代史家虽然标榜记事、记言的实录精神，但是事实上，记言并非亲历，且大多并无文献根据，其为“代言”“拟言”者比比皆是。就是在这种“代言”“拟言”中，情志渗入史笔中，造成历史现实与文学想象互渗，实用理性与审美情感交融。项羽最后的败逃，可以说既是历史又是叙事文学。当时只剩下八百余人，为汉兵追击，最后只余二十八骑：

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向。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日：“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嗔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这里的项羽面临死亡时表现出了英雄气概。司马迁笔下的这种英雄主义很有特点。第一，本来他可以乘乌江亭长的船到江东去，也许如刘邦那样屡败屡战，不难东山再起。但是，他说：“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这就是说，生命的荣誉是至上的，即使异日能够称王，而没有荣誉感，也对不起自己。第二，仗打败了也绝不认输，绝不能输了荣誉感，不是败在自己没有能耐，败在“天亡我”。第三，即使死也要向部下证明自己勇力超群，在敌军包围之中，要杀敌多少就能杀多少（斩一将，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如探囊取物。很自豪地问：何如？让自己的荣誉感获得承认，就是死也无所谓了。他知道自己是不能脱身了，就干脆自杀把脑袋送给故人（老乡）去请功。司马迁笔下的英雄重自尊、重荣誉，就是死也不能死得窝囊，要死得尽可能英气、义气。

司马迁把项羽最后一战的行为、对话陈述得这样清楚，好像是亲临现场似的。可当时血肉横飞，有谁能在竹简上把项羽和只剩下二十八人的对话如此精确地记录下来呢？如果不是文学性的想象占了优势，完全按史家实录的严谨，司马迁怎么会相信项羽独自一人，以疲惫之身，如入无人之境，杀了围困他的汉军两个将领之后，又一下子杀了“数十百人”？其实，百年的时间口耳相传，给司马迁对这个失败英雄的神往提供了自由的想象空间。这是司马迁第二次用这种手法来表现他心目中的英雄了。这种英雄的特殊性，司马迁没有直接概括出来，直到数百年后的宋朝，才為李清照用诗的语言概括出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英雄不但生为英雄，死也要死得英雄。

这气概可能触动了司马迁，让他深感苟活的屈辱，情不自禁发出一种仰慕吧。

司马迁在潜意识里，实际上把项羽诗化了。当然，司马迁毕竟是史家，故文学的想象之弦即使有助于寓褒贬，但终究是有限的，而且想象的放纵可能有悖于史家的客观（价值中立），司马迁可能深感完全记事、记言，不能直接发言之不足，乃继承了《左传》“君子日”“书日”的传统，在史传后创“太史公日”之体例，作直接理性的分析。在《项羽本纪》之后，就有对项羽功过的严肃分析：

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这里的分析既肯定了项羽灭秦的功劳，又批评了他“奋其私智”，一味逞个人英雄之能，失败了不自责，死到临头还不知死，却说什么老天不帮忙。“岂不谬哉！”太荒唐了。这样盖棺论定的断语是很严厉的。班固《汉书》写项羽，几乎全抄司马迁，却又把项羽放到列传中去，最后把贾谊批判秦始皇的《过秦论》全搬过来，加在司马迁的断语之前，完全是画蛇添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