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作到剥离
——从法国外交档案看上海青帮与法租界当局的关系变迁*

朱晓明

有关上海青帮的学术研究曾经是上海史研究的热门领域，以澳大利亚学者布赖恩·马丁、美国学者魏斐德、中国学者苏智良、邵雍、周育民的研究为代表，他们利用不同的研究材料从不同的角度对上海青帮进行了高质量的研究[注]Frederic Wakeman, 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中译本见[美]魏斐德《上海警察，1927-1937》，章红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Brian G. Martin, The Shanghai Green Gang: Politics and Organized crime, 1919-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中译本见[澳]布赖恩·马丁：《上海青帮》，周育民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苏智良：《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有关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的个人传记，此处不一一列出。。但本文与之前所有研究不同的是，主要利用法国外交部的档案以及法租界巡捕房的一手档案，试图从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法国驻沪领事的角度以及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去重新解读青帮和法租界的关系，解释为什么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法租界巡捕房要建立和青帮的合作关系，为什么法租界会冒着违背国际禁烟公约的风险和三鑫公司签订协议允许后者进行鸦片交易，为什么这种合作关系在20世纪30年代戛然而止。

一、合作关系的建立

法租界巡捕房和青帮建立合作关系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法租界在20世纪20年代面临着严峻的治安压力，法租界一战后警力紧缺和费沃利的个人因素都促成了法租界巡捕房和青帮关系的形成。

1、上海治安环境的压力

1849年4月6日，法国驻上海领事敏体尼(Charles de Montigny)和上海道台麟桂签字换文，建立了上海法租界。法租界建立之初，人少地也少，所以巡捕房迟迟没有建立，1853年上海法租界只有6名法国人[注][法]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倪静兰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74页。，界内最早的警察组织——法租界巡捕房于1856年建立，当时也只有3名欧洲籍巡捕[注]《上海法租界史》，第211页。。之后，法租界经历了三次扩张，面积从986亩(约合66公顷)扩张到15150亩(1010公顷)，人口也从1865年第一次人口统计时的五万多人(55925)增加到1920年的十七万人(170229)，1930年的四十三万人(434807)[注]史梅定主编：《上海租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118页。。人口的迅速增长不仅仅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和经济发展动力，也给城市治安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随着大量外来人口的到来，上海法租界整体的犯罪数量也一直在上升。图一是1911年至1937年间法租界巡捕房对抢劫罪、杀人罪、拐卖妇女罪数量的统计，抢劫罪和杀人罪是恶性暴力犯罪，而拐卖妇女的犯罪也是对社会危害比较大的犯罪，通过对这三种犯罪的统计，能看出法租界大体治安情况的变化。可以明显的看出20世纪20年代是这三种犯罪的高峰期，拐卖妇女罪从1921年之后猛然上升，并在1923年达到最高峰，之后慢慢下降；抢劫罪从1925年开始进入高发期，并保持持续上升的态势；杀人罪在1923年至1925年期间进入了小高峰，之后慢慢下降，并保持平稳，除了1929年的一个小波动。

20世纪20年代正值中国国内军阀混战，在华租界成为下野政客以及华人富商的避风港。大量人口涌入租界，良莠不齐，散兵游勇和私自流通的枪支使得租界警察面对的是有武装有组织的犯罪团伙[注]Compte rendu de la gestion, 1927.。1920年到1927年法租界巡捕房处理了多起有组织的犯罪团伙：1920年，法租界巡捕房破获了一个有严密组织的扒手团伙，他们在上海的三条有轨电车线路以及火车和船上作案[注]Compte rendu de la gestion, 1920.；1921年, 逮捕了三十名犯罪分子，他们来自于六个不同的帮会[注]Compte rendu de la gestion, 1921.。1922年, 上海和附近的城市逮捕了隐匿其间的134名犯罪分子，他们来自于十三个不同的帮会[注]Compte rendu de la gestion, 1922.。1923年, 逮捕了101名犯罪分子并将其送交法租界会审公廨，他们来自十个不同的帮会[注]Compte rendu de la gestion, 1923.。1924年, 逮捕了109名犯罪分子，他们来自于24个帮会[注]Compte rendu de la gestion, 1924.。1925年, 逮捕了242名犯罪分子，他们来自于27个帮会[注]Compte rendu de la gestion, 1925.。1926年, 逮捕了131名犯罪分子，他们来自于26个帮会[注]Compte rendu de la gestion, 1926.。1927年, 逮捕了187名犯罪分子，他们来自于21个帮会[注]Compte rendu de la gestion, 1927.。

2、法租界警察一战后人力紧缺导致华人巡捕人数和地位的上升

法租界巡捕房在1857年建立之初一直想要招募一支纯粹法国人的巡捕队伍，但是这在远离法国的远东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上海的法国人数量极少。法租界巡捕房只能退而求其次，用欧洲籍在商船上开小差的海员[注]《上海法租界史》，第221页。，但其素质也参差不齐，他们敲诈勒索当地商铺给巡捕房的名声带来很不好的影响[注]《上海法租界史》，第330页。。于是，1863年法租界公董局决定直接从法国招聘巡捕，但本土的法国人并不愿意长途跋涉来到未知的远东充当殖民先锋，只有因土地贫瘠而素以当兵为业的科西嘉岛人前来应聘，这些新招聘来的法国巡捕并没有做出令警务改观的举动，反而积习依旧。不得已之下，1869年经过公董局的批准，首批12名华人巡捕被正式招募进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

起初，华人巡捕在法租界巡捕房的工作人员中只占很少的比例。1871年，巡捕成员中只有28%是华人。但由于无论在上海还是在法国都很难找到合适的外籍巡捕，因此招募当地人成为巡捕更加便利，加之上海法租界在领土上扩张需要更多的巡捕来维持秩序和保持统治的实际有效性，而且法租界界内华人居民一直占绝大多数[注]1865年，公董局进行第一次人口调查，统计界内有55925人，其中只有460个外国人；1900年界内有92268人，外侨仅为622人；1915年界内有149000人，外侨为2405人。1920年界内有170229人，1936年法租界界内人口达到477629人，外侨为23398人。法租界人口历来都是华人占绝大多数，因此只有雇佣华人巡捕才能更好的治理界内治安。以上人口数据参见《上海租界志》，第117-118页。，所以，华人巡捕成为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主要构成力量势所必然。到了20世纪初这种状况更加明显，1903年和1905年，72%的巡捕都是华人。1911年之后，华人巡捕所占法捕房工作人员总数的比例一直维持在百分之六十左右，呈现比较稳定的局面[注]朱晓明：《上海法租界华人巡捕研究》，《史林》2012年第1期。。

随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华人巡捕在捕房中的比例，由于大批法租界法籍巡捕被要求回国参战，但法租界又需要大量的警力，导致华人巡捕在法租界捕房中人数大增，其影响力也越来越强。1914年到1918年，华人巡捕的人数增加了161人，而欧洲籍巡捕的人数仅增加了7人。

1916年法国驻沪领事就写信给外交部请求把在法国军队待命的原法租界巡捕房人员和公董局雇员调回上海。他哀叹道，在法租界竟然没有一个法国医生，法租界巡捕房的主要法国领导也都基本回国参战了。法租界巡捕房的三个主要职务：总巡、副总巡、侦探处的处长都由副官石维也(M. Xavier)一个人兼任[注]Document 134-8, 12/4/1916. NS 280, 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et commerciale (Nouvelle Série), 1897-1918, C. F. de Shanghai (7/1915-7/1917), Archives du Ministre Français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法国外交部档案馆，以下简称 AMAE).。

表1 1913年—1919年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华人巡捕和欧洲籍巡捕的人数[注]Compte rendu de la gestion, 1913-1919.

当法国籍巡捕人数和势力锐减的时候，中国巡捕趁机脱颖而出，成功拓展了势力，成为法租界巡捕房的左膀右臂。一战之前，法国巡捕房的总巡麦兰(Mallet)对中国巡捕在法租界的势力扩张进行了有效的钳制，他仿效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招收印度巡捕，1907年在法租界巡捕房成功地引入了安南巡捕，这既是对中国巡捕人数的平衡，也是出于对中国巡捕的不信任[注]朱晓明：《上海法租界越南巡捕研究》，《史林》2015年第6期。。

1909年初，麦兰就建议法国领事取消“华人巡捕督察长” (inspecteur indigène)这一职位，因为麦兰发现这个职位是“直接掌控所有华人巡捕和法租界华人的最高职位”，但也存在着重大缺陷：所有的事情在汇报给法租界巡捕房最高层的法籍领导之前都要经过华人巡捕督察长之手才能上传，而这使得华人巡捕督察长变成了法租界华人居民的真正总巡。为了改变这种情况，麦兰建议取消这一过分集中权力的职位，多出来的巡捕经费用于增加三个岗位：一个刑事科(Crime Branch)的翻译职位、两个华人巡捕探员职位[注]Letter, Mallet, Director of the Municipal Guards to L. Ratard, Consul General, 15 March 1909. Shanghai Série B 68, Archives Diplomatiques Nantes(法国外交部档案馆南特分馆，以下简称 ADN).。

但在麦兰之后，法租界巡捕房频繁更换总巡，这也使得后来即任的总巡都没有像麦兰一样真正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马丁认为，虽然黄金荣早在1892年就加入了法租界巡捕房，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成为法租界巡捕房华人巡捕的领导力量和最重要的帮会头子[注]Brian G. Martin, The Shanghai Green Gang: politics and organized crime, 1919-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p.66.。 然而，根据上海档案馆所藏的法租界巡捕房个人档案：黄金荣1870年出生于上海，在1901年2月1日被招募进捕房做三等探员，两年后1903年2月1日他升为二等探员，四年之后即1907年1月1日新年之际升为一等探员。1909年7月1日，法国国庆日之前他成为二等探长。两年后1911年7月1日，他升为一等探长。最终在1921年12月15日，他进捕房服务二十年之后，由于工作成绩突出，侦破多起刑事案件，被提升为华捕督察长即华捕捕头，而且工资提高到每月70银两，成为法租界巡捕房里最高等级的华人巡捕。1922年4月15日工资提高到每月100银两[注]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警务处有关捕房的个人材料：钱乘龙，许福卿，方福林，黄金荣，上海档案馆，U38-2-1799。。黄金荣进入人生高峰期是在1921年被晋升为华捕督察长，虽然不像马丁所说1918年就被任命到这个职位，也不是在一战期间成为法租界巡捕房的领导力量，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黄金荣的个人势力是在一战期间得到了迅猛的增长，从而为1921年的职位任命打下了坚实基础。

黄金荣虽然名列黄杜张三人之首，但他在法租界做巡捕之前和做巡捕之后都没有真正拜帖加入青帮，迟至退休之时，才托杜月笙硬要青帮“大”字辈张镜湖接受他的名帖和两万银元的孝敬，成了青帮“通”字辈的人[注]乡波：《黄金荣事略》，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旧上海的帮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4页。。但他为了扩张势力和收敛钱财，却采用青帮的手段拜兄弟和收徒弟[注]程锡文：《我当黄金荣管家的见闻》，载《旧上海的帮会》，第148页。，与丁顺华和程子卿结为兄弟，将后两者介绍入法捕房当巡捕成为他的左膀右臂[注]薛耕莘：《我接触过的上海帮会人物》，载《旧上海的帮会》，第89页。，并在在20世纪20年代利用青帮中人如杜月笙、张啸林等为他打理鸦片专卖业务，同时也安插青帮子弟在巡捕房任职。黄金荣及其身后的帮会势力可以帮助巡捕房解决法租界有关华人的本地事务，而这些恰恰是法国人和其他外国人所无法做到的。

3、法租界巡捕房总巡费沃利的个人因素

自从1919年被任命为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副总巡(Chef-Adjoint de la Garde)，费沃利(Fiori)仅用了一年时间就爬上了法租界巡捕房的最高职位，在次年被晋升为巡捕房的总巡。他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干了十二年(1919年至1931年)，在此期间换了四位法国驻沪领事[注]以下是费沃利在担任法租界巡捕房总巡期间的法国驻沪领事及任期：韦礼德Auguste Wilden (1917年4月-1924年)，梅理霭Jacques Meyrier (1924年11月-1926年4月，1928年1月-1928年12月，1932年3月-1935年1月)，那齐雅Paul Emile Naggiar (1926年4月-1928年1月)，柯格霖Edgar Koechlin (1928年12月-1932年3月)。韦礼德从1929年到1933年以及1934年到1935年担任了法国驻华大使， 那齐雅在1936年到1939年间担任中国驻华大使。参见“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各国驻华使节表(按国别区分)》. http://archwebs.mh.sinica.edu.tw/digital/data/PDF/8-1-1-7.pdf, 2011年2月访问。，但费沃利一直稳坐如山。正是在他任职期间，法租界巡捕房和以杜月笙为首的上海青帮建立了合作共生关系，然而这种共生关系的背后不仅仅是金钱利益交换，还有更深层次的政治背景。以往谈到法租界巡捕房的文章都把费沃利描绘成贪婪腐败的法租界警察头子，但实际上法租界巡捕房能够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一只现代化的力量，其组织机构制度的完善以及情报搜集功能的建立都离不开他。

费沃利1888年4月18日出生于法属北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是非洲和欧洲混血儿。他能够流利地讲阿拉伯语和英语[注]Etienne Felix Fiori个人档案，法国国防部档案Service historique de la Défense(Vincennes), 档案号: 84e 18957.。1908年他跟随第一批法国军队在摩洛哥登陆，在那里开始了军事生涯。1909年被调任摩洛哥南部的法军情报部门工作。1912年摩洛哥当地发生叛乱，他在马拉喀什被俘，很多人以为他会死在监狱中，但他成功越狱并重新加入法国军队，并因此后在攻占摩洛哥南部首府过程中的出色表现而获得了特别荣誉骑士十字勋章(laCroixdechevalierdelalegiond’Honneuràtitreexceptionnel)，之后被派到摩洛哥首都拉巴特(Rabat)警察局工作。1916年费沃利回到法国并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被派到西伯利亚执行任务。1919年11月，他被任命为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副总巡[注]Journal de Shanghai, 10 March 1932. “Personnel pour la Municipalité, 1931-1933”, 809 Concession française de Shanghai, AMAE.。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政治风云激荡的中心舞台，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民族主义高涨，外国在华势力受到了威胁和挑战，上海租界发生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与日俱增，收回外国租界的呼声也越来越高。1925年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费沃利的任期恰恰是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政治情报部门——政治部建立和发展的黄金时期，在此期间费沃利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军事情报和政治情报收集特长，与当地显赫的华人势力青帮结盟，一方面得到了有关中国政局的最确切情报，另一方面为动荡不安的法租界提供了保护。

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建立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上海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政治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接连出现，1921年上海法租界内已经有三十多家政治团体[注]Compte rendu de la gestion, 1921, U38-1-2789,上海档案馆藏。。1922年，这个数字上升到42个。这些政治团体都由法租界巡捕房的特别行动队(Brigade Spéciale)负责监控。法租界内的政治团体必须要严格遵守领事法令(Ordonnances Consulaires) ，每次开会的时候必须要有一名巡捕到场[注]Compte rendu de la gestion, 1922, U38-1-2790,上海档案馆藏。。特别行动队就是之后的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的前身。

据前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薛耕莘回忆，四一二事变发生时，程子卿向萨尔礼(Sarly)进行了全面的报告。蒋介石的人要求法国人漠然置之，让中国人自己处理。法国人装作视而不见，萨尔礼也得到了晋升。由于这份情报的重要性，法国领事决定在法租界巡捕房建立政治部，负责监视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其他政治势力的相关情况。萨尔礼被任命为政治部督察长，程子卿被任命为华人督察长。从此，政治部成为“法租界真正的权力机构”[注]Joseph Shieh and M. Holzman, Dans le jardin des aventuriers, Paris: Seuil, 1995, p.70.。但从《申报》来看，有关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的新闻报道最早出现于1926年，因此其实际的建立时间应该在1926年前后。

1930年1月1日费沃利领导下的上海法租界巡捕房进行了机构调整，以更好地应对新形势下日益增加的任务。最高一级设置领导机关——总监处，巡捕房总监由费沃利担任，总监处协调下属三个部门：警务部(Garde Municipale)，侦探部(Service de la Sreté)，政治部(Section Politique)[注]《法捕房改組辦法》，《申报》，1930年01月07日第14版。。政治部由萨尔礼主管，之前政治部从属于侦探部，由于其业务越来越重要，故而独立出来直接接受法租界巡捕房总监领导。政治部的工作范围是收集所有带有政治性质的情报，并处理一切有关政治的事务，包括监视党派活动、重要政治人物。

二、法租界鸦片政策的转变

上海是长江流域乃至中国进出口货物的重要枢纽，自然而然也成了来自于波斯、印度和云南鸦片的进出口中转中心。法租界毗邻黄浦江，有着海运货船停泊的码头，方便装卸货物，还因为介于上海公共租界和华界之间的优越地理位置，成为所有货物的中转中心，当然也包括鸦片[注]Note, Légation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n Chine, 24 July 1930. 818 Concession française de Shanghai, Affaire Rémond Collet; enquête sur la police, 1930, AMAE.。

辛亥革命前，在上海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公开贩卖鸦片，均由租界当局征收各种名目的捐税，并发给牌照，不问中外商人，都可以公开营业[注]平襟亚：《旧上海的烟毒》，载上海文史馆编《旧上海的烟赌娼》，百家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1909年万国禁烟会在上海召开，决定从禁闭租界内的烟馆着手，上海公共租界于两年内用抽签方式分批禁闭，法租界也限期八个月内抽签四次，禁闭烟馆。但是，私设的“燕子窠”(低级烟馆)却应运而起，挑膏店和土行依然如故[注]平襟亚：《旧上海的烟毒》，第7页。。

自从上海公共租界实行了严格的鸦片禁绝政策，很多上海的土行和挑膏店从公共租界搬到了法租界，由是法租界成为贩毒、运毒、卖毒和吸毒的集中地[注]平襟亚：《旧上海的烟毒》，第10页。。 1925年之前，法租界实行禁止鸦片贸易的政策。但从1922年起法租界巡捕房总巡费沃利就提出要实施新的鸦片政策，允许发放许可证来进行鸦片的自由买卖(vente libre de l’opium sous licence)。他认为禁绝鸦片反而增强了走私鸦片的活动，而由政府许可公卖鸦片，既能有效打击走私鸦片，也可以增加法租界的财政收入。虽然法租界巡捕房的巡捕和探员们费尽力气查禁鸦片，但由于中国内地的鸦片种植活动依然继续存在，源源不断地有鸦片偷偷输送到租界销售[注]Compte rendu de la gestion, 1922.。

1924年法国驻上海领事韦礼德接受了总巡费沃利的建议，并向法国外交部建议取消禁绝鸦片的政策，代之以政府公卖(a monopoly on opium by the authority)。他认为虽然法租界严格的执行了禁绝鸦片的政策，但中国人依然风雨无阻地进行着鸦片的买卖和消费。法租界的会审公廨每天都给触犯禁烟法规的当事人处以数目不小的罚款，但没有用。为了让禁烟工作更加有成效，需要建立一支特别的巡捕队伍，现有巡捕人数得翻番甚至需要三倍的人员。但是，即使增加了警力也没用，因为鸦片走私能让人获得巨额利润，所以走私犯会用尽所有渠道来贿赂巡捕放行鸦片。1922年韦礼德解雇了某个巡捕房派出所的所有巡捕(一名巡官，四名巡捕)，因为他们定期从所管辖区的鸦片经销商那里收取好处(每个月能拿到500到1000银两)。这名巡官也向法国领事承认他在上海已经积累了六十万法郎的巨额财富，会带着这笔钱回到法国投资实业[注]“A. S. de la Concession Française de Changhai”, Letter from M. A. Wilden, French Consul in Shanghai to Poincare, Président du Conseil,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18 February 1924, 336 Concession Française de Shanghai, 1922-1926, AMAE.。法租界巡捕房侦探处处长戴萨克(M. Traissac)也从法租界的鸦片商人和赌场经理那里收取贿赂，使得法租界的禁烟禁赌政策无法执行。法国驻沪领事韦礼德多次收到匿名举报戴萨克的信件，在调查后发现，这位月薪只有200银两，仅仅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了两年的戴萨克，存款竟然高达五万银两[注]“A.S. de M. Traissac”, Letter from M. A. Wilden, French Consul in Shanghai, to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1 July 1924, 336 Concession Française de Shanghai, 1922-1926, AMAE.。法国驻沪领事只能把戴萨克辞退，但继任的代理处长薛代纳(Sidaine)也同样被发现有严重的腐败问题，有些非法的地下赌场竟然以侦探处巡捕俱乐部的名义在法租界经营[注](Very confidential) Telegram from Shanghai to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11 January 1926, 336 Concession Française de Shanghai, 1922-1926, AMAE.。

法租界巡捕房总巡和法国驻上海领事的态度转变实际上呼应了法租界鸦片帮的需求。1925年从4月底到7月初经过几个月的谈判之后，一个有关鸦片专卖的协定出台，由代表三鑫公司的杜月笙和法租界巡捕房总巡费沃利签订，上海法租界领事馆的相关官员也出席了签字仪式[注]Alain Roux, Grèves et politique à Shanghai, les désillusions (1927-1932), Paris: Editions de l’EHESS, 1995, p.25 ; Brian Martin, The Shanghai Green Gang, p.72.。 按照协定，三鑫公司在法租界将会开张五家鸦片零售店和一家鸦片仓库，试营业期为一个月，之后鸦片零售店会增加到20家。Galvin代表法租界巡捕房和法国领事接受三鑫公司的好处费，作为交换，法租界当局对三鑫公司的行为“视而不见”。法租界巡捕房只会逮捕和控诉那些不属于三鑫公司的鸦片走私犯，三鑫公司会把公司的一切业务告知法捕房，并将公司的所有保安在法捕房登记。最重要的是三鑫公司会保证其鸦片运输业务“谨慎小心地”开展，没有人会因此而受到“牵连”。三鑫公司给法巡捕房的代表一次性支付十四万银元，另外每个月支付八万银元(一年总共九十六万银元)。除此之外，每一箱进入三鑫公司法租界库房的鸦片都要另外支付250银元，法租界营业的每一家鸦片零售店每个月也要缴纳500银元[注]Brian Martin, The Shanghai Green Gang, pp.72-73.。就这样，三鑫公司利用从法租界巡捕房购买的鸦片专卖护身符，向其他的鸦片经销商勒索保护费。三鑫公司对外宣传自己是鸦片保险公司，但是却造成了这样一种既成事实，使得法租界的鸦片买卖由秘密转向公开，法租界鸦片烟馆林立，为中外人士所诟病。当时三鑫公司收取保险费不仅仅盖公司的条戳，而且有法捕房开出的收条，并加盖戳记；除了收鸦片保险费，还收取烟枪捐[注]程锡文：《我当黄金荣管家的见闻》，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旧上海的帮会》1986年版，第153页。。三鑫公司实际上成为了法租界巡捕房代理治理法租界鸦片业务的承包商，巡捕房把公权力让渡给了私人公司。

从整个过程来看，当时的法国驻沪领事韦礼德和法租界巡捕房总巡费沃利是法租界鸦片专卖政策的官方推动者，但是法国政府和法国外交部对此并不知情。因为在给外交部的通信中，韦礼德一直报告说上海法租界巡捕房一直在严格执行禁绝鸦片的政策，法捕房每年的年度报告也都列有关闭的烟馆和收缴的烟枪数量统计。

然而法国驻沪领事和法租界捕房总巡之所以这样做，除了经济利益的考虑，其实也还有其他的打算。法租界巡捕房希望利用中国当地势力来以华制华，应对动荡不安的中国政局。在20世纪20年代，青帮对于法租界巡捕房维持秩序出力不少。例如，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大罢工曾经使公共租界的工厂和公共设施彻底瘫痪，但法租界却没有受到任何大的影响。虽然罢工的领导人想尽一切办法在法租界组织罢工，但也只进行了一天就结束了，那些不请自来的“麻烦制造者”被青帮分子赶出了法租界[注]“A secret society of Shanghai, Power of ‘Blue and Red Party’ in French Concession: a Japanese disclosur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24 December 1928. Alain Roux, Le Shanghai ouvrier des années trente. Coolies, gansters et syndicalistes, Paris : L’Harmattan, 1993. Alain Roux, Grève et politique à Shanghai, les désillusions (1927-1932), Paris : Editions de l’EHESS, 1995.。

1927年，青帮分子也曾帮助法租界打击共产党。2月26日，法国驻上海领事那齐雅(Naggiar)给法国外交部长写信要求调拨300支步枪和配套的弹药，给“某些地方势力”使用[注]Letter from Naggiar to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26 February 1927. Vol. 340, AMAE.。三天以后，那齐雅写信要求调拨600支步枪，更多的弹药军火，以及1000顶钢盔[注]Letter from Naggiar to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1 March 1927.Vol. 340, AMAE. Nicholas Rowland Clifford, Spoilt children of empire: Westerners in Shanghai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the 1920s, Hanover: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1,p.251; Brian Martin, The Shanghai Green Gang, p.114.。据《密勒氏评论报》的记者鲍威尔回忆，公共租界公董局总董费信敦(Fessenden)向他透露说，杜月笙之所以镇压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完全是由于上海法租界从中教唆煽动。法租界总巡费沃利曾邀请费信敦来杜宅与杜月笙见面，商谈如何加强租界的防备来抵抗共产党的威胁，杜月笙也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对着干，但有两个前提条件：其一是要求法租界提供5000支步枪和充足的弹药，另一条是希望公共租界允许他的军队自由通过，而这两条最后都得到了满足。在费信敦的默许下，杜月笙部下从法租界通过公共租界进攻闸北共产党领导的工人武装[注]John Benjamin Powell, 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5, p.158-160.。

1929年，杜月笙、黄金荣和张啸林由于其在1927年为法租界所作出的贡献而被法国驻上海领事授予奖章[注]Extrait ‘Journal de Shanghai’, 29 March 1929, 819 Concession française de Shanghai, Affaire Rémond Collet; enquête sur la police, 1930-1932, AMAE.。 1930年法国驻北京公使也公开表示感谢杜月笙在1927年“拯救了法租界”[注]Note, Légation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n Chine, 24 July 1930, 818 Concession française de Shanghai, Affaire Rémond Collet; enquête sur la police, 1930, AMAE.。

三、东窗事发——Rémond & Collet案和法国军方的介入

Rémond & Collet是一家建筑承包公司，来自法国巴黎，公司名称以两位合伙人的姓命名，20世纪20年代上海法租界房地产市场和建筑市场都很活跃，他们在法租界承包了不少项目，引起了一些歹徒的注意。1929年12月30日，一群持枪歹徒闯入了这家公司的办公室，切断电话线路并抢走了价值四万法郎的现金。法租界巡捕房调查了此案，但却一直没有抓到罪犯。因此Rémond & Collet公司把上海法租界公董局作为被告告上了法国领事法庭，要求对方赔偿因为法租界巡捕的不作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但是，领事法庭认为按照法国公法，上海法租界公董局并不是一个行政实体，而仅仅是法律实体，应受到私法的约束。上海法租界的巡捕房属于法国驻上海领事管辖，因此法租界公董局并不能为法租界巡捕的过失承担责任，所以Rémond & Collet公司的赔偿要求被驳回[注]“Tribunal consulaire de France”, 27 February 1930, 818 Concession française de Shanghai, Affaire Rémond Collet; enquête sur la police, 1930, AMAE.。

然而Rémond & Collet并不接受判决的结果，他们将案件闹到了法国外交部。这一案件持续了多年，最终导致了1932年法租界巡捕房总巡费沃利的下台和法国驻沪领事柯格霖(Koechlin)的离开。法国巴黎外交部档案馆有四大卷材料，详细记载了他们告状和上访的过程。正是他们的坚持不懈使得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和青帮的勾结以及上海法租界的鸦片丑闻得以公开。

1、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和青帮的勾结

Rémond & Collet举报，法租界巡捕房利用犯罪帮会(上千名持枪歹徒)来维护法租界的治安。这些帮会的头子在法租界巡捕房占据着重要职位，操纵了法租界内的各种阴谋、犯罪和非法生意，而且这些帮会拥有经营鸦片和赌博生意的官方特许权。Rémond & Collet的律师称，很多居住在法租界的富人都有过被绑架和索要赎金的经历。这导致很多中国有钱人纷纷逃往大连或者香港，来躲避成为肉票的命运。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上海法租界所独有的，上海公共租界也面临类似的问题。但是，对Rémond & Collet来说，他们认为这些青帮分子并没有尊重法国居民，也没有维护好法租界的治安[注]Letter, Rémond and Collet to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16 January 1930, 818 Concession française de Shanghai, Affaire Rémond Collet; enquête sur la police, 1930, AMAE.。

然而法国驻华使馆对此事件的回复是耐人寻味的，在给法国外交部的回信中，法国驻华大使一再强调杜月笙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名人，对于法租界很重要，尽管他出身卑微，也有过不光彩的历史，但现在他已经华丽转身成为一名成功的银行家和政治人物。杜月笙的地位举足轻重，在法租界拥有显赫的权力和影响力，即使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现在也不是和他公开翻脸的时候[注]Note, Légation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n Chine, 24 July 1930, 818 Concession française de Shanghai, Affaire Rémond Collet; enquête sur la police, 1930, AMAE.。一位在上海生活多年的法国律师d’Auxion de Ruffé也认为，中国的无政府状态已经持续了超过十年，上海的外国租界面临着被成群匪徒围攻的命运，如果不和这些危险的匪徒建立良好关系是不可能维持秩序的，而杜月笙就是维持这种关系的重要纽带和中间人[注]Letter, M. d’Auxion de Ruffé to J. Hennesy, 10 July 1930, 819 concession francaise de shanghai Affaire Rémond Collet; enquete sur la police, 1930-1932, AMAE.。

而且，绑架勒索并不仅仅是青帮帮会和流氓发财的手段，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蒋介石的军队也曾经以反共的名义用绑架富商的方式来筹集军费。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曾经报道：“借口搜捕共产党，使用了各种形式的迫害。人们被绑架了去以索取沉重的赎金充作军费，近来没有什么比这种所谓反对共产党的恐怖，使上海和江苏的人民更为害怕了。”[注][美]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杨希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6页。1928年的前五个月是北伐战争的紧急时期，蒋介石急需军费，于是蒋和宋子文又继续使用高压手段，强迫上海资本家承担几百万元的贷款并购买公债[注][美]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第51页。。1928年1月份又兴起了绑架的风浪。在逼迫万国体育场和远东公共运动场这两个赛马场承担五十万元贷款的企图失败之后，1月29日远东运动董事长的兄弟在法租界被绑架，以此勒索赎金。在此期间许多上海富翁纷纷离开上海以逃避绑架。正如美国驻上海领事所指出的：“迹象表明，蒋介石在上海的部属硬要再次恢复使用类似1927年夏季流行的那种官方的敲诈勒索的办法了。”[注][美]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第52页。

但是，法租界巡捕房侦探处的探员一直有办法查找到被绑架人质的下落，并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注]Note, Légation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n Chine, 24 July 1930, 818 Concession française de Shanghai, Affaire Rémond Collet; enquête sur la police, 1930, AMAE.。因为黄金荣深知打入华人犯罪分子内部的重要性，也善于和各种犯罪势力和流氓分子打交道，所以成功地解决了临城劫案以及其他对法租界外国人人身和财产造成伤害的重大案件，因此被称为法租界的治安长城。黄金荣从法租界巡捕房退休之后，杜月笙作为青帮头子以及在法租界巡捕房有特殊关系的闻人，上升成为上海法租界各方关系的协调人。很多有钱人被绑票之后，都会寻求杜月笙的帮助，在人质被释放后，杜月笙也会得到一笔数目不小的调解费。而这种情况会被很多人认为，杜与绑票的犯罪分子有合作关系，甚至是沆瀣一气的。正是这种原因，Rémond & Collet坚持认为那些来公司抢劫的歹徒就是杜月笙手下的青帮分子，所以杜和青帮必须要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付出代价，而法租界巡捕房对此事的处理让他们非常失望。

2、上海法租界的鸦片丑闻

Rémond & Collet的律师Mr. Nouveau揭露“上海驻沪领事是贩卖云南烟土的外交保护伞，法属印度支那的总督也经常为转运毒品提供便利”[注]Letter, Nouveau répondre à M. Violette, 27 March 1930, 818, Concession française de Shanghai, Affaire Rémond Collet; enquête sur la police, 1930, AMAE.。法国外交部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揭开了法国驻沪领事的小金库及其和鸦片的关系。

法国驻沪领事有一笔经费叫做“特别经费O”(鸦片法语单词opium的首字母)。这个经费来自于售卖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执法所没收的鸦片，而购买方是印度支那政府。这笔经费存在了很多年，1918年时任法国驻沪领事的韦礼德就曾经用这笔经费来填补临时的紧急支出，例如用于遣返穷困潦倒的法国侨民，给成千上万名俄国难民提供救济食品。之后的法国驻沪领事也用这笔经费来维修法租界市政厅并为其添置家具。柯格霖担任法国驻沪领事的时候，还有一笔特别情报经费来自于这里[注]“A. S. Critique dirigées contre le Consulat Général de Shanghai. (Fonctionnement de la police en affaires d’opium)”, Letter, Wilden, Ministre Plénipotentiaire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n Chine to A. Briand,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30 July 1930. 818 Concession française de Shanghai, Affaire Rémond Collet; enquête sur la police, 1930, AMAE.。 从1929年直至1930年的前三个月，上海法租界卖到印度支那的鸦片金额达到18946银两[注]Note relative à la letter adressée au département par M. Violette, Senateur d’Eure et Loir, 11 June 1930, 819 Concession française de Shanghai, Affaire Rémond Collet; enquête sur la police, 1930-1932, AMAE.。

法国外交部无法允许这样一种特别经费的存在，因为这不符合政府收支的相关规定。所以外交部要求法国驻沪领事立刻把这笔经费列入法租界年度财政预算[注]“Fond spéciaux du Consulat Général de France à Shanghai prélevés sur les recettes de la Concession française”, Letter,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to Wilden, Ministre plénipotentiaire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à Pékin, 7 November 1930, 819 Concession française de Shanghai, Affaire Rémond Collet; enquête sur la police,1930-1932, AMAE.。 把收缴的鸦片卖到印度支那也违反了国际法，如果这种从中国出口鸦片的行为事先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允许是可以操作的，但如果被拒绝了，无论是法国驻沪领事还是法国驻天津领事都不可以把鸦片转卖出去。被收缴的鸦片应该通过官方的、正当的方式，在当地中国政府的允许下，卖给有资质的医院使用，要么就宁可销毁掉。如果法租界遇到了紧急情况，有了预算之外的开销，可以用巡捕房的名义来增设特别经费。法国领事负责这笔经费的使用，但要秘密地将经费的使用情况汇报给法国驻华外交使团的领导[注]“Fond spéciaux du Consulat Général de France à Shanghai prélevés sur les recettes de la Concession française”, Letter,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to Wilden, Ministre plénipotentiaire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à Pékin, 7 November 1930, 819 Concession française de Shanghai, Affaire Rémond Collet; enquête sur la police,1930-1932, AMAE.。

3、法国海军介入上海局势以及费沃利的下台

1932年1月28日，日本挑起事端，中日军队在上海闸北发生战斗。为了保护上海法租界，1932年2月10日法国远东海军司令海尔(Herr)带着从越南海防起航的一千余名越南步兵和大批军火弹药到达上海[注]“法国亦调驻防越南步兵一大队，由海防乘巡洋舰华特克罗梭号Waldeck Rouseau装运，开来上海，业于昨日下午三时二十分驶进浦江。该轮抵埠时，当在法租界外滩江面法军河筒、抛锚停泊，共载步兵一千余人及大批军火”，《法美兵舰到沪》，《申报》1932年02月11日第1版。。同时杜月笙手下的青帮分子也被法租界巡捕房总巡费沃利动员用来维持秩序，身着长衫、携带三色臂章和武器的中国帮会分子夜晚在法租界的大街小巷巡逻。但是，曾经服役于法国海军的雷蒙(Rémond)在1932年2月19日直接登上了海军旗舰卢骚号(Waldeck Rousseau)面见海尔并汇报说，杜月笙正在法租界密谋组织敌对法国的骚乱[注]Scandales de Shanghai, Note remise par MM. Rémond et Collet, Décembre 1932, 820 concession francaise de shanghai Affaire Rémond Collet; enquete sur la police,1930-1933, AMAE.，杜到处散步谣言说法租界的越南士兵会和日本人站在一起，而且有很多日本士兵乔装打扮穿着越南士兵的制服，现在正守在徐家汇河(Zikawei creek)[注]La Lumière, 1932, 819 Concession française de Shanghai, Affaire Rémond Collet; enquête sur la police, 1930-1932, AMAE; Note remise à l’Amiral Herr, 19 February 1932, 819 Concession française de Shanghai, Affaire Rémond Collet; enquête sur la police, 1930-1932, AMAE.。雷蒙认为三鑫公司的政治立场很有问题，杜月笙不仅把三鑫公司的钱用来支持中国的十九路军，杜还怀疑法租界当局站在日本人的一边，杜所散布的谣言很容易煽动起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仇恨，引发中国人对法租界的围攻[注]Scandales de Shanghai, Note remise par MM. Rémond et Collet, Décembre 1932, 820 concession francaise de shanghai Affaire Rémond Collet; enquete sur la police,1930-1933, AMAE.。海军上将海尔对雷蒙所反映的情况感到十分震惊，但随后海军上将从自己的渠道得到的情报也证实雷蒙所言不虚。因此海尔立刻面见法国驻华公使韦礼德(当时韦礼德因为中日关系紧张也来到了上海)，要求杜月笙立刻辞职，并且解散其手下的武装人员。由于当时上海进入了戒严状态，法租界的巡捕房和所有武装力量都要听命于海军上将海尔，所以无论是法国驻沪领事还是法国驻华公使都不得不按照海军上将的要求来办。

从《申报》的相关报道来看，一二八事变之后，法租界确实一直有谣言说法租界内有日本的便衣队，法国纵容日本士兵通过法租界，因此2月18日法国当局通过报纸辟谣，解释种种谣言起因于日军司令植田拜访法国领事时随带武装日军多名，乘汽车经过法租界被人发现，所以才引起误会，但是，法租界当局却也承认之前曾表示严守中立，凡中日武装军队经过法租界者，均须解除武装，植田虽然是拜访的性质，但事实上也让居民大为不安[注]《法租界之谣言》，《申报》1932年02月18日第2版。。

然而法国的说法自相矛盾，一方面说不允许任何武装军队进入法租界，另一方面又承认允许日本军官带武装日军多名进入了法租界。2月19日《申报》报道，“近日华人纳税会迭接各方来函，询问法租界当局有无纵任日兵通过，致令居民不安情事”，故而杜月笙和张啸林作为法租界华人纳税会的代表专门去拜访法国驻沪领事柯格霖，柯格霖表示法国的态度是严守中立，外界并不了解真相，希望杜和张转告法租界居民，坚持镇静。除此之外，针对外界有关法租界的谣言，法捕房顾问黄金荣也专门拜会了法租界巡捕房总巡费沃利，费沃利说：“法国当局业已表明中立态度，外间所言毫无影响，不值一笑，并请黄君转告界内居民安心，勿庸自扰。”[注]《法租界当局表明态度》，《申报》1932年02月19日第1版。

在一二八事变中，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实际上站在了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一边。杜月笙为援助十九路军捐助了1000元[注]《慰劳愈见踊跃》，《申报》1932年02月26日第5版。，还为十九路军的伤兵建立了两所医院，“一切疗治均聘海上名医担任，所有医药饮食、被褥家具各费，均由杜月笙等负责维持”[注]《救护工作》，《申报》1932年02月28日第2版。。黄杜张依附于新的政治势力和政府权力并不是单纯的爱国行为，而是为扩张青帮势力。对于青帮来说，法租界和其他外国在华租界一样，在20世纪30年代面对着国民政府收回主权的种种要求时疲态尽显，认为只有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才是更加长久的靠山。

对于法租界来说，杜月笙为了自身利益也从原先愿意充当驯服工具逐渐变得桀骜不驯，企图接管法租界的行政，想通过协议或者凭借实力取代法租界的法国当局。1928年1月张啸林经过时任法国驻沪领事那齐雅的批准成为法租界公董局华董，1929年5月杜月笙在法国驻沪领事柯格霖的帮助和批准之下出任华董，张和杜取代了天主教和绅董派的两名华董陆崧侯和吴宗濂。1929年10月31日，杜月笙要求法租界的华董要经过法租界的华人纳税会选举产生，而杜本身就是华人纳税会的主席，这无疑是要架空法国领事选择华董的权力。杜月笙的帮会控制了法租界的工会，无论挑起工人罢工还是调解工人罢工都是杜月笙向法租界当局要价的砝码[注]Nicole Bensacq-Tixier, La France en Chine, de Sun Yat-sen à Mao Zedong, 1918-1953,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14, p.156 ; Wakeman, Policing Shanghai, page 201-202.。

然而法国当局无法容忍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对法租界是否暗中联络日本的质疑和试探，更不接受他们两面效忠甚至在关键时刻被中国民族主义所唤醒，随时有可能会站在中国政府和民众一面去对抗法租界，更何况法租界为了青帮的鸦片生意担负了那么大的舆论和道德风险，所以法租界和杜月笙及青帮翻脸毁约的时候到了。

法国海军的介入让法国外交部很丢脸，为了找回面子法国驻沪领事柯格霖被“召回法国度假”，费沃利也被要求回国休假。在柯格霖离任之前，外交部也让柯格霖要求杜月笙从法租界公董局辞职，1932年3月4日，柯格霖给外交部写信报告，“杜月笙在2月13日表达了辞去法租界华董的意愿”[注]Nicole Bensacq-Tixier, La France en Chine, de Sun Yat-sen à Mao Zedong, 1918-1953,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14, p.158.。

1932年3月7日，新任法国驻华领事梅理霭(Meyrier)抵沪正式上任，3月8日法租界公董局在法商球场总会设宴欢迎新领事，饯别旧领事柯格霖和总巡费沃利。3月10日柯格霖乘船离沪[注]《法新总领梅礼霭抵沪甘格霖明日回国》，《申报》1932年03月09日第1版。，3月26日费沃利搭乘轮船离沪返法，并声明以后不再回来。1932年4月6日，杜月笙辞去了法租界纳税会主席的职位[注]《杜月笙坚辞法租界纳税会主席委员》，《申报》1932年04月07日第1版。。

四、清算黑暗势力和相关人物的后续命运

费沃利离职后，来自天津法租界的法伯尔(Charles Fabre)被任命为新的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总监。法布尔执行了严格的鸦片禁绝政策，1932年10月，杜月笙在法租界库房的最后一批鸦片被拉出法租界，三鑫公司在法租界的鸦片生意宣告完结[注]“A. S. du Groupe de l’Opium sur la Concession Française”, Letter, M. J. Meyrier to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28 April 1933, 820 Concession française de Shanghai, Affaire Rémond Collet; enquête sur la police, 1930-1933, AMAE.。

法伯尔还对巡捕房的贪污腐败行为进行了整治，对巡捕进行了清洗，很多贪赃枉法的探员被逐出捕房，而且新招募探员的标准也提高了。新招探员一方面从巡捕里面补充，另一方面直接从社会上招募那些能读写中文并且会讲一些法语或者英语的层次较高的人。但是，由于工资收入未能及时随着上海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调整，而且面对金钱诱惑与盛行成风的行业潜规则，即使在改革之后，收受贿赂和各种好处费的恶习仍难以改变[注]薛耕莘在新任总巡法布尔上台之后，曾经调节过杜月笙和法布尔的矛盾，虽然后者严辞拒绝了前者的重金收买，但是，杜月笙为了拉拢薛耕莘和获取有关法捕房的消息，每月给薛耕莘津贴500元，这笔津贴一直领到1943年法租界被收回后，而此间薛耕莘也与杜月笙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薛耕莘也认为在旧上海的警察行业，必须要与各种人打好交道，才不会有人找麻烦，这种打交道当然也包括给对方面子收受好处费。Joseph Shieh & Holzman, M., Dans le jardin des aventuriers, Paris : Seuil, 1995, p.83.。

1932年2月中旬，杜月笙在他位于华格臬路上的豪宅为来华的重走丝绸之路雪铁龙公司汽车远征队领队哈尔特(George-Marie Haardt)举行宴会，赴宴的还有前任法国领事柯格霖和巡捕房总监费沃利。宴会后，参加宴会的几个人很快死去：柯格霖领事、法国驻沪陆军司令玛卡迪耶上校(Colonel A. Marcaire)、杜月笙在法租界的律师和合伙人马尔索利斯(M. du Pac de Marsoulies)和宴会主角哈尔特。费沃利虽然病得很厉害，但还是从那次“鸿门宴”中幸存下来，并且回到法国。魏斐德认为这些突然而来的死亡是由于那些人吃了宴会上的一道有毒蘑菇做成的菜，是“无意的食物中毒”[注]Wakeman, Policing Shanghai, p.203.。法国学者认为这是杜月笙派人故意下毒进行的报复，这四个人都死于突发的传染性很强的疾病，柯格霖的病状类似于天花，马尔索利斯死于流感，上海法租界在这两人得病死后也爆发了一场时疫，玛卡迪耶上校和哈尔特也因为不幸被时疫感染而死亡[注]Nicole Bensacq-Tixier, La France en Chine, de Sun Yat-sen à Mao Zedong, 1918-1953,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14, p.158-159.。

新任法国驻沪领事梅理霭在1932年4月16日给法国外交部写了一份报告，揭露了上海法租界警察和专门从事鸦片走私生意的中国帮会之间的勾结。但诡异的事情又发生了，运输这份外交文件的法国邮轮因为突然在红海上发生火灾而沉没了，五十名乘客不幸遇难，相关的货物和信件都沉入海底。梅理霭预料到各种未知因素，所以同时发了同样的一份报告，经由陆路西伯利亚传递回了法国。在这份报告中，梅理霭谴责了鸦片帮(青帮)：“这个帮会掌握着巨大的神秘力量，它已经不再是我们的盟友。它总是和我们对着干，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帮会在不同的场合(特别是在法租界公董局工人罢工的时候)雄心勃勃的想要控制所有法租界市政机构，准备在某一天时机成熟的时候取代法国官方机构”。但尽管问题很严重，法国领事还是强调说，并没有立刻解决问题的办法，“强行摧毁鸦片帮并结束其所有活动是非常困难的。杜月笙会毫不犹豫地保卫自己的地位，在任何政治借口的幌子下挑起中国人的严重骚乱，其手下暴徒也会诉诸于暴力。他的权力、他对中国居民和中国政治人物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使得我们在采取行动的时候必须要谨慎。我建议采取渐进的方式慢慢来，有可能花费比较长的时间。避免冲突，见机行事，寻找机会”[注]Nicole Bensacq-Tixier, La France en Chine, de Sun Yat-sen à Mao Zedong, 1918-1953,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14, p.160.。

杜月笙早已洗白了自己的财富并进入了新的行业，通过三鑫公司赚得的巨额财富和积累的人脉关系被投入到新的合法商业活动中，银行业、航运业、证券公司成为他进军的新领域。他在1929年创设中汇银行，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他同时也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好几个物品证券交易所及十几家上海重要银行的董事，后来又担任了上海银行同业公会、上海市商会和中国银行等机构的理事或董事[注][美]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杨希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页。。即使离开了法租界,杜月笙也依然风生水起，身兼上百个职衔，势力渗透了中国政界、军界、经济界、新闻界等各方面。

结 语

上海法租界之所以在20世纪20年代能够允许上海青帮在其治下生长并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势力，是因为当时中国政局动荡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伴随着大量人口进入法租界，各种各样的犯罪也在增多，租界秩序受到了严重挑战，在此之前由于法国动员大量在华预备役军人参加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籍巡捕大量减少，这导致中国巡捕的人数和影响力大大增加。黄金荣脱颖而出，他善于利用青帮的组织和规矩来招收徒弟和眼线，帮助破案和维持秩序。费沃利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十二年，是促成法租界和青帮合作的始作俑者，他以各种理由认为禁绝鸦片不可行，主张对鸦片进行官方的垄断经营，授权三鑫公司在法租界垄断鸦片经营，而法租界巡捕房的大小头目以及法国驻沪领事乃至法国驻华大使都从中分到了不少好处。在和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总监贾尔德(Major Gerrard)的谈话中，费沃利并不掩饰法租界的鸦片生意集中在“三鑫”(big three)，相反他承认他们控制着上海的黑社会，法租界当局通过容许其付费经营鸦片和赌博生意来利用他们维持法租界的秩序。他认为这是维持秩序的唯一方式，公共租界的巡捕房不这样做就是傻瓜[注]Dispatch from Mr. Consul-General Brenan to Sir Miles Lampson, 21st February 1931,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15485, p.208.。

和费沃利同时做了这个决定的还有时任法国驻沪领事韦礼德。韦礼德在东窗事发时恰好是法国驻华大使，他不得不应对和回应这个事情。1932年5月他在和英国驻华公使应哥兰(Ingram)的私密谈话中大倒苦水、假装可怜，把所有的责任推卸到已经暴病死亡的法国驻沪领事柯格霖以及离职回国的法租界巡捕房总监费沃利身上[注]Smuggling, etc., in the French Concession in Shanghai, Letter from Ingram to Sir Victor Wellesley, May 28th, 1932.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16236。。但是，英国外交部发回了解此事的蒲纳德爵士[注]蒲纳德爵士1924年9月1日至1925年5月19日担任上海驻沪领事https://zh.wikipedia.org/wiki/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列表。所写的会议记录，揭穿了韦礼德的惺惺作态和假面具，“韦礼德先生很没有必要深深的沉浸在法租界丑闻所造成的痛苦之中。他至少从1924年开始就知道了所有这一切。当时他是法国驻上海的领事，与我是同事关系，当时他就和我说过一模一样的内容，与他今天向应哥兰先生所说的知心话相差无几。1924年他说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一名负责人(笔者注：应为法租界巡捕房侦探处处长戴萨克)造成了所有一切麻烦，但是韦礼德无法证实其罪行，所以只是让他带着一笔数目不小的财富离开上海立刻回国。八年以后，柯格霖先生恰到好处的突然死亡使得韦礼德将其描绘成大反派。梅理霭先生也都知道这些丑闻，因为他在韦礼德担任法国驻沪领事期间(1924-1925)就是副领事，并且此后在代理总领事的岗位上也干了不少年”[注]Minute by Sir John Pratt of 12th August, 1932.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16236。。

然而法租界总有一天会尝到养虎贻患的严重后果。青帮通过垄断鸦片贸易聚集了大量财富，通过和法租界巡捕房的合作关系成为事实上的代理统治机构。帮会势力渗透到巡捕房和法租界公董局的各个机构。杜月笙和青帮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的表现，使得法国当局突然发现，这个势力已经变得非常强大也非常危险，很有可能有一天为了中国政府和华人的利益而站到法租界甚至法国利益的对立面。Rémond & Collet持续多年坚持不懈的举报以及法国海军在一二八事变中对法租界事务的介入，是法国当局转变态度的关键推动者。